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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要想欢,闯戏班。上世纪七十年代“闯戏班”的欢乐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文革”期间,我因家庭成分问题被辞退了民办教师的工作。此后,我在劳动之余搞起了文艺创作。白天边劳动边构思,晚上加班写作,遇到下雨天无法劳动,就徒步到十几里外的县文化馆拜师求艺。在刻苦创作了两年后,我的作品终于得以陆续发表。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县委要求各公社准备节目到县里汇演。当时,我们拒城河公社马上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但无人编写节目,公社书记听说了我搞文艺创作的情况后,立即派宣传委员通知我去编写节目。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编写,茂腔小戏《齐上阵》和几段曲艺节目终于出炉了。由于时间紧迫,节目编写得很不成熟,我就陪着演员们边排练、边修改。经过宣传队员不分昼夜地刻苦排练,最终汇演圆满成功。这张照片就是我(前二排右二)和全體宣传队员在县里汇演结束后到照相馆照的合影。
宣传队成立时,公社书记亲自给我们开会。他强调说:“现在农村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我们成立这个宣传队,不单是为了去县上汇演,更是为了给全公社人民送去一些精彩节目,趁春节前后农闲时间送戏下乡,也让社员们过过戏瘾!”于是,我们除了排练好汇演节目外,又排练了一些适应当时形势的节目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现代戏选段。白天排练,晚上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各大队演出,也应邀到邻近公社演出。
由于领导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特意到县茂腔剧团请来专业导演做指导,所以我们这支宣传队已初具规模,不论乐器演奏、服装道具还是演员们的演出都有一定的水平,已初具专业剧团的气势,受到广大社员的一致好评。我们总共二十几人,都身兼多职,我除了编写节目外,还负责曲艺节目表演、布置舞台、敲锣打鼓。每个人虽忙得不可开交,但只要锣鼓一响,琴弦一拉,什么疲劳和烦恼就都抛到九霄云外了,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宣传队的队员大多数是从各大队调上来的社员,待遇是大队给记工分,公社每人每月补助12元的生活费,住的是闲置的学生宿舍,吃的是学校食堂,演出往返也多是徒步而行,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就是这样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始终自带服装、道具和乐器,虽然整天累得疲惫不堪,但每天都是快乐的,因为我们给广大社员送去了精彩节目和欢乐。
我们这支宣传队活跃了五个冬春,后来由于队员们陆续入伍、高考或远嫁,这个“小戏班”只好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文革”期间,我因家庭成分问题被辞退了民办教师的工作。此后,我在劳动之余搞起了文艺创作。白天边劳动边构思,晚上加班写作,遇到下雨天无法劳动,就徒步到十几里外的县文化馆拜师求艺。在刻苦创作了两年后,我的作品终于得以陆续发表。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县委要求各公社准备节目到县里汇演。当时,我们拒城河公社马上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但无人编写节目,公社书记听说了我搞文艺创作的情况后,立即派宣传委员通知我去编写节目。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编写,茂腔小戏《齐上阵》和几段曲艺节目终于出炉了。由于时间紧迫,节目编写得很不成熟,我就陪着演员们边排练、边修改。经过宣传队员不分昼夜地刻苦排练,最终汇演圆满成功。这张照片就是我(前二排右二)和全體宣传队员在县里汇演结束后到照相馆照的合影。
宣传队成立时,公社书记亲自给我们开会。他强调说:“现在农村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我们成立这个宣传队,不单是为了去县上汇演,更是为了给全公社人民送去一些精彩节目,趁春节前后农闲时间送戏下乡,也让社员们过过戏瘾!”于是,我们除了排练好汇演节目外,又排练了一些适应当时形势的节目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现代戏选段。白天排练,晚上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各大队演出,也应邀到邻近公社演出。
由于领导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特意到县茂腔剧团请来专业导演做指导,所以我们这支宣传队已初具规模,不论乐器演奏、服装道具还是演员们的演出都有一定的水平,已初具专业剧团的气势,受到广大社员的一致好评。我们总共二十几人,都身兼多职,我除了编写节目外,还负责曲艺节目表演、布置舞台、敲锣打鼓。每个人虽忙得不可开交,但只要锣鼓一响,琴弦一拉,什么疲劳和烦恼就都抛到九霄云外了,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宣传队的队员大多数是从各大队调上来的社员,待遇是大队给记工分,公社每人每月补助12元的生活费,住的是闲置的学生宿舍,吃的是学校食堂,演出往返也多是徒步而行,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就是这样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始终自带服装、道具和乐器,虽然整天累得疲惫不堪,但每天都是快乐的,因为我们给广大社员送去了精彩节目和欢乐。
我们这支宣传队活跃了五个冬春,后来由于队员们陆续入伍、高考或远嫁,这个“小戏班”只好渐渐地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