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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曾在南京生活、工作过近10年,那块土地留下了大师许多动人的感情故事。女画家孙多慈毕生挚爱着业师徐悲鸿,谱写出一曲悲情恋歌。由于孙多慈长期远离祖国,她的经历与事迹一直较鲜为人知……
徐悲鸿借“无枫堂”抒发愤懑
徐悲鸿位于傅厚岗的公馆1932年12月建成,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还有宽敞庭院,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妻子蒋碧微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可舒雅的环境未能给徐氏带来快慰,反使徐氏郁郁寡欢,愁肠万结。
搬进新居不久,徐悲鸿和学生孙多慈发生恋情。悲鸿曾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暗含二人名字。事后蒋碧微知道此事,大肆吵闹,弄得满城风雨。孙父对女儿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悲鸿与其女来往。
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此事又为蒋碧微得知,怒不可遏,嘱佣人将树苗全部砍断,用来烧火做饭。悲鸿异常气恼,但也只好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他改画室的名字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心绪。那一时期他的画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以示隐痛。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这是悲鸿在隐痛中写的一首诗,名义上是为好友王少陵写的,其实是写给孙多慈的。
王少陵居纽约,一直将这首诗悬挂客厅中。当年王少陵从南京回美,临行前向悲鸿告别,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这首诗,得知王即回美,悲鸿要画幅画送他纪念,因赶飞机来不及了,王便要了这首墨迹没干的诗。徐说这是写给孙多慈的。
后来孙多慈每次去美国,去见王少陵,见到挂在墙上玻璃框中的这首诗,都心酸落泪,她知道这是悲鸿写给她的。
1928年2月,南京中央大学聘徐悲鸿为艺术系主任,他和妻子蒋碧微从上海搬到南京居住。徐悲鸿与蒋碧微性格不同,龃龉日增。1934年,他与中大艺术系女学生孙多慈产生了恋情。
孙多慈,又名韵君,1913年生,端庄而秀美,颇具艺术气质。她生于皖东寿县书香名门,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大臣,声名显赫;父亲孙传瑗饱读诗书,曾长住南京,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麾下任过秘书,官儿虽小,却因曾与这位大帅叙过族谱而留下麻烦。
1927年北伐胜利后,孙传瑗遭通辑,被当局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服刑,家中变故令孙多慈痛苦而忧郁,师长徐悲鸿的关怀令她感受到温暖。师生间恋情纯洁而热烈,超脱了世俗观念,受到周围人们不少非议,但他俩并未后退。
徐悲鸿曾在中大艺术楼画室里为恋人画了幅肖像,笔墨浓淡有致,画中人俏美传神。徐悲鸿还画了一幅油画《台城夜月》,画的是他与恋人双双待在一高岗上,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侍立一侧,素面朝天,她脖颈间一条白纱围巾似随风飘动……蒋碧微对丈夫的婚外情早有所闻,很是气恼,但为了脸面,她还不愿选择离异。
一日,蒋碧微趁丈夫去龙门大酒店为即将出任驻比利时大使的老友谢寿康送行,赶到中大画室取下那两幅画,请人把画送回傅厚岗家里,藏在女佣人同娣的一只旧木箱里。待丈夫回家后,蒋碧微郑重声明:“那两张画放在中大画室里太显眼,你顾惜点自己的名望和家庭,你的作品我都不会毁掉,可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天,这二幅画最好不要公开。”
徐悲鸿自知理屈,应以沉默。以后,只要妻子不在家,他都在家内外东翻西找,一直未找到这两幅画。
1937年抗战爆发,徐悲鸿一家随中大西撤重庆,女佣没有将画带走。南京城里东西都已搬空了,孙多慈肖像画不知落于何人之手。至于画在三夹板上的《台城夜月》也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保存于世,实乃一憾事。
王映霞为孙多慈做媒
1937年底,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携孩子逃难到浙南丽水。当时,从杭州迁来的省政府都在丽水办公。王映霞因丈夫郁达夫的关系而认识了教育厅长许绍棣。
许绍棣,1900年生,浙江临海人,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在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人很看重他,将女儿方志培嫁给他。1936年,方志培患结核病去世,留下三个女儿。
许绍棣在1928年后担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曾因行文通缉鲁迅而被世人指责,但在抗战初的丽水,王映霞似乎更注意许的儒雅谦和的一面,交往较多。
1938年3月,郁达夫来丽水接妻儿们去武汉。西行途中,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五个女儿同行,李家大女儿李家应毕业于南京中大艺术系,她告诉王映霞,她有个同学好友,名叫孙多慈。接着,李家应谈了她所知道的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恋情,断言他们决不可能结为夫妇,因为徐是有妇之夫。李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王映霞想起了许绍棣,遂不顾郁达夫的反对,张罗起来。
通过王映霞的做媒,孙多慈同意与许绍棣通通信,增进了解,也认可了许有三个女儿的事实。尽管在她心灵深处仍思念着徐悲鸿,但她显然是务实的,又想摆脱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的无形压力。两年后,孙多慈与许绍棣结了婚,生了二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后都到美国留学,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就。
孙多慈在南京邂逅蒋碧微
1945年抗战胜利,南京光复。蒋碧微一年前在重庆与徐悲鸿协议离婚,她分得丈夫的几百件价值连城的画作,心满意足。两人在婚姻上的是非曲直,世人众说纷纭。但这无损于一代巨匠的形象,因为中统文化大头目张道藩介入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家庭,成了可耻的“第三者”,社会舆论更倾向于同情徐悲鸿。他在离异后已寻得解脱,不久,就与湘籍女学生廖静文结合,伉俪情深。
1946年春,南京春雨绵绵,新绿渐浓,孙多慈重回南京。她独自徘徊于傅厚岗的坡路上和中大校园内外,心情惆怅痛楚。据她遗留下的日记披露,她心中挚爱的人只有徐悲鸿一人。她从杭州来到南京这伤心动情之地,渴望能与心上人再见上一面,但她明白:这已不可能。报载:徐悲鸿来南京小住月余后即去北平接办国立美专,再说他已获得了幸福。
孙多慈打着雨伞,缓步而行,百感交集。当她行至湖南路中央党部附近时竟无意中看见了蒋碧微,不由后退几步隐身树后。只见蒋碧微着衣华贵,神态闲适,她是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的,车主显然正是张道藩。张未下车,驱车开进中央党部大院。他与蒋碧微早就半公开同居,倒也情投意合。
蒋碧微并没看见自己旧日情敌,但孙多慈的心一阵颤抖,有些畏怯。十余年前在南京,蒋碧微曾几次当众羞辱她,令她穷于招架,如今,一切都成为往事了……
孙多慈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台湾,成为知名画家。徐悲鸿1953年9月辞世于北京,远在海外的孙多慈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为挚爱之人戴孝三年。此事至今广为流传。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孙多慈常客居美国,住长子许尔羊家。她在心灵上与同床共枕多年的许绍棣更加疏离,但仍维持夫妇关系,而许绍棣也无奈地默认了妻子心灵的叛离,但仍真心地爱着她。
1975年孙多慈去世后,许将亡妻的作品一直珍藏着,有的如《玄武湖春晓》等一直挂在四壁墙上。1980年许绍棣去世后,他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据《金陵晚报》)
徐悲鸿借“无枫堂”抒发愤懑
徐悲鸿位于傅厚岗的公馆1932年12月建成,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还有宽敞庭院,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妻子蒋碧微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可舒雅的环境未能给徐氏带来快慰,反使徐氏郁郁寡欢,愁肠万结。
搬进新居不久,徐悲鸿和学生孙多慈发生恋情。悲鸿曾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暗含二人名字。事后蒋碧微知道此事,大肆吵闹,弄得满城风雨。孙父对女儿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悲鸿与其女来往。
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此事又为蒋碧微得知,怒不可遏,嘱佣人将树苗全部砍断,用来烧火做饭。悲鸿异常气恼,但也只好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他改画室的名字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心绪。那一时期他的画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以示隐痛。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这是悲鸿在隐痛中写的一首诗,名义上是为好友王少陵写的,其实是写给孙多慈的。
王少陵居纽约,一直将这首诗悬挂客厅中。当年王少陵从南京回美,临行前向悲鸿告别,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这首诗,得知王即回美,悲鸿要画幅画送他纪念,因赶飞机来不及了,王便要了这首墨迹没干的诗。徐说这是写给孙多慈的。
后来孙多慈每次去美国,去见王少陵,见到挂在墙上玻璃框中的这首诗,都心酸落泪,她知道这是悲鸿写给她的。
1928年2月,南京中央大学聘徐悲鸿为艺术系主任,他和妻子蒋碧微从上海搬到南京居住。徐悲鸿与蒋碧微性格不同,龃龉日增。1934年,他与中大艺术系女学生孙多慈产生了恋情。
孙多慈,又名韵君,1913年生,端庄而秀美,颇具艺术气质。她生于皖东寿县书香名门,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大臣,声名显赫;父亲孙传瑗饱读诗书,曾长住南京,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麾下任过秘书,官儿虽小,却因曾与这位大帅叙过族谱而留下麻烦。
1927年北伐胜利后,孙传瑗遭通辑,被当局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服刑,家中变故令孙多慈痛苦而忧郁,师长徐悲鸿的关怀令她感受到温暖。师生间恋情纯洁而热烈,超脱了世俗观念,受到周围人们不少非议,但他俩并未后退。
徐悲鸿曾在中大艺术楼画室里为恋人画了幅肖像,笔墨浓淡有致,画中人俏美传神。徐悲鸿还画了一幅油画《台城夜月》,画的是他与恋人双双待在一高岗上,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侍立一侧,素面朝天,她脖颈间一条白纱围巾似随风飘动……蒋碧微对丈夫的婚外情早有所闻,很是气恼,但为了脸面,她还不愿选择离异。
一日,蒋碧微趁丈夫去龙门大酒店为即将出任驻比利时大使的老友谢寿康送行,赶到中大画室取下那两幅画,请人把画送回傅厚岗家里,藏在女佣人同娣的一只旧木箱里。待丈夫回家后,蒋碧微郑重声明:“那两张画放在中大画室里太显眼,你顾惜点自己的名望和家庭,你的作品我都不会毁掉,可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天,这二幅画最好不要公开。”
徐悲鸿自知理屈,应以沉默。以后,只要妻子不在家,他都在家内外东翻西找,一直未找到这两幅画。
1937年抗战爆发,徐悲鸿一家随中大西撤重庆,女佣没有将画带走。南京城里东西都已搬空了,孙多慈肖像画不知落于何人之手。至于画在三夹板上的《台城夜月》也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保存于世,实乃一憾事。
王映霞为孙多慈做媒
1937年底,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携孩子逃难到浙南丽水。当时,从杭州迁来的省政府都在丽水办公。王映霞因丈夫郁达夫的关系而认识了教育厅长许绍棣。
许绍棣,1900年生,浙江临海人,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在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人很看重他,将女儿方志培嫁给他。1936年,方志培患结核病去世,留下三个女儿。
许绍棣在1928年后担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曾因行文通缉鲁迅而被世人指责,但在抗战初的丽水,王映霞似乎更注意许的儒雅谦和的一面,交往较多。
1938年3月,郁达夫来丽水接妻儿们去武汉。西行途中,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五个女儿同行,李家大女儿李家应毕业于南京中大艺术系,她告诉王映霞,她有个同学好友,名叫孙多慈。接着,李家应谈了她所知道的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恋情,断言他们决不可能结为夫妇,因为徐是有妇之夫。李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王映霞想起了许绍棣,遂不顾郁达夫的反对,张罗起来。
通过王映霞的做媒,孙多慈同意与许绍棣通通信,增进了解,也认可了许有三个女儿的事实。尽管在她心灵深处仍思念着徐悲鸿,但她显然是务实的,又想摆脱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的无形压力。两年后,孙多慈与许绍棣结了婚,生了二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后都到美国留学,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就。
孙多慈在南京邂逅蒋碧微
1945年抗战胜利,南京光复。蒋碧微一年前在重庆与徐悲鸿协议离婚,她分得丈夫的几百件价值连城的画作,心满意足。两人在婚姻上的是非曲直,世人众说纷纭。但这无损于一代巨匠的形象,因为中统文化大头目张道藩介入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家庭,成了可耻的“第三者”,社会舆论更倾向于同情徐悲鸿。他在离异后已寻得解脱,不久,就与湘籍女学生廖静文结合,伉俪情深。
1946年春,南京春雨绵绵,新绿渐浓,孙多慈重回南京。她独自徘徊于傅厚岗的坡路上和中大校园内外,心情惆怅痛楚。据她遗留下的日记披露,她心中挚爱的人只有徐悲鸿一人。她从杭州来到南京这伤心动情之地,渴望能与心上人再见上一面,但她明白:这已不可能。报载:徐悲鸿来南京小住月余后即去北平接办国立美专,再说他已获得了幸福。
孙多慈打着雨伞,缓步而行,百感交集。当她行至湖南路中央党部附近时竟无意中看见了蒋碧微,不由后退几步隐身树后。只见蒋碧微着衣华贵,神态闲适,她是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的,车主显然正是张道藩。张未下车,驱车开进中央党部大院。他与蒋碧微早就半公开同居,倒也情投意合。
蒋碧微并没看见自己旧日情敌,但孙多慈的心一阵颤抖,有些畏怯。十余年前在南京,蒋碧微曾几次当众羞辱她,令她穷于招架,如今,一切都成为往事了……
孙多慈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台湾,成为知名画家。徐悲鸿1953年9月辞世于北京,远在海外的孙多慈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为挚爱之人戴孝三年。此事至今广为流传。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孙多慈常客居美国,住长子许尔羊家。她在心灵上与同床共枕多年的许绍棣更加疏离,但仍维持夫妇关系,而许绍棣也无奈地默认了妻子心灵的叛离,但仍真心地爱着她。
1975年孙多慈去世后,许将亡妻的作品一直珍藏着,有的如《玄武湖春晓》等一直挂在四壁墙上。1980年许绍棣去世后,他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据《金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