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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先生对语言艺术的使用精炼而生动，构建了一个嬉笑怒骂、意味丛生的文本世界。通俗易懂的京味白话使作品有声有色，典雅精致的技巧构思使作品蕴藉隽永，语言的大众化与文学化形成了对称和谐的表达形式，呈现着雅俗互生之“美”。
关键词：老舍；文学语言；俗白；精致；对称美
清代姚鼐曾言：“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1]可见，为文者对于写作语言的重视程度从古有之，近代白话文运动发起后，由于语言日益多样化，语言承载的功能和意义愈加凸显，写作者们都在遣词造句上颇费心力。被称为“语言大师”的老舍更是剖白：“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2]
身为满族人，老舍深受满族审美取向的影响，以对称性为美，体现在语言艺术上，便是“俗白”与“精致”的形成的对称与和谐。“俗白”与“精致”在语言范畴中本是矛盾的，字面理解，“俗白”即指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精致”则指语言经人雕琢修饰，旨义耐嚼含蓄。可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精致”的美感正是来源于“俗白”的材料，二者的矛盾被充分调和，形成了对称性的语言逻辑，带来了丰富的审美感受。
一
由于成长年代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老北京的胡同和大杂院中的语言被种在老舍心里，从《老张的哲学》、《二马》到《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以及50年代后的《茶馆》、《正红旗下》形成了京味语言风格。老舍对语言的第一要求是通俗易懂，不管是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还是抒情表言都坚持以老百姓口中的“北京话”入文。
“北京话”又称“京片子”，表达干脆利落、直截了當。北京话中的儿化音非常多，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广泛运用。例如“门脸儿”、“叫座儿”、“招儿”、“劲儿”等；介绍刘四时这样描述：“涂混混出身，他晓得怎么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写人生三件事时并未直接说成“做官、挣钱、娶亲”，而是“当官儿、挣俩钱儿、娶媳妇儿”；人物对话中的儿化音俯拾皆是，车夫在刘四的牌局上试探着问：“来铜子儿的？”这些儿化音亲切有趣，在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喜恶感情、突出人物身份方面大有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是老舍作品区别于他人的“京味”风格的标志之一。
老舍主张写小说要重视朴实口语的表现力，“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3]通过对北京口语的恰当使用，他将老北京的世俗人情直接铺陈开来。《茶馆》里刘麻子向庞太监“表白”说：“我要是敢骗您，您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骆驼祥子》中的“妞子”、“老爷子”、“横打了鼻梁”等词汇都是常见的北京话，在形容某类车夫时说“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拉晚儿”、“嚼骨”、“杀进腰”等词在阅读之初毫无头绪，可它们都是地道的北京口语，结合小说语境理解后便深感其艺术效果之妙，若用规矩书面语表达，叙述与人物都会大为失色。
二
作家写作通常会使用很多技巧以求表达更为精准动人，修辞手法必不可少。鲁迅曾说过：“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4]虽然老舍坚持语言的“自然”，可他并不排斥修辞，用比喻、夸张、同语等手法，从结构到意象创造性融入了鲜明的“京味儿”，搭建了一个声色、动静、虚实相生的活的老北京。
老舍在《言语与风格》中说：“比喻能把印象扩大增深，两样东西的力量来揭发一件东西的形态或性质，使读者心中多了一些图像。”[5]《骆驼祥子》中比喻祥子辛劳受累时说：“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柳家大院》中老王的儿子被描述成：“脑袋还没石头顺溜呢，没见过这么死巴的人”。人物的表情、性格及状态都在喻体的生动展示下得到了加倍的凸显。夸张的表面呈现是“言过其实”，可老舍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朴实的情感白描赋予“虚假”某种“肯定”，在夸张中呈现出“别样的真实”。《正红旗下》描写大姐婆婆“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人，生气时“鸣炮一百零八响”，写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柳家大院》里讽刺自诩“文明”的老王：“洋人要是跟他说过一句半句的话，他能把尾巴摆动三天三夜”。同语的标志是判断词“是”，形式为A是A，在故事中插入特定场合或者结合人物语气时却有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骆驼祥子》里孙侦探抢走祥子卖骆驼和拉车攒的钱时说：“算了吧！我不赶尽杀绝，朋友是朋友。”两个“朋友”将孙侦探贪婪可笑的嘴脸展露无遗。老舍还常常在同语前后添加修饰词或转换“是”的形式，以加强语气、表达言外之意。《四世同堂》中描述当时的北京：“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表达了老舍对此的哀戚。
除了以上论述的三例，拟人、排比、借代、用典、飞白等修辞格也在作品中大量出现。修辞中所用之物常为老舍的眼见手取，在作家的匠心选择和巧妙搭配下，它们与语境相适应，时而生动俏皮，时而沉郁顿挫，在传情达意、状物记人、调整语言节奏方面的作用言之不尽。
老舍的文学语言中有着“顶平凡的话”，带着白话的“原味儿”，初读或许觉得庸常，可细读后却发现，它们已被“调动得生动有力”，[6]因为在老舍的文学语言又充满大量矛盾悖论，能指和所指的语境、语义冲突频现，常借此技巧营造出“以笑代愤”的氛围，文章自然有声有色，这正是老舍所说“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7]老舍对“京白”的大量运用增加了了作品语言的通俗性，可它们并不是肆意罗列，而是在老舍提炼加工下，变得平易而不粗俗，鲜活而不油滑，幽默而不戏谑。从小说、戏剧到散文，老舍对写作语言的执着未曾变过：坚持语言的原味，同时錘词炼字挖掘出其与文学的重合面，互以凭靠打造出集平民视角和文艺风范和谐对称的语言艺术。
老舍是满人，虽然长期受北平文化的熏陶，可他从未脱离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归属。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民族。除了在作品中坚持满足文化精神的追寻，老舍在语言艺术上，深受满族以对称性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影响，创造了“俗白”与“精致”的语言对称之美，实现了大众化和文学性的审美诉求。
参考文献：
[1]钱仲联编.姚鼐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第6页.
[2]老舍.老舍文集·十五卷 [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257页.
[3]老舍.我怎样写小说[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69页.
[4]鲁迅.鲁迅书信集[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712页.
[5]老舍.我怎样写小说[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93页.
[6]老舍.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25页.
[7]老舍.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62页.
关键词：老舍；文学语言；俗白；精致；对称美
清代姚鼐曾言：“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1]可见，为文者对于写作语言的重视程度从古有之，近代白话文运动发起后，由于语言日益多样化，语言承载的功能和意义愈加凸显，写作者们都在遣词造句上颇费心力。被称为“语言大师”的老舍更是剖白：“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2]
身为满族人，老舍深受满族审美取向的影响，以对称性为美，体现在语言艺术上，便是“俗白”与“精致”的形成的对称与和谐。“俗白”与“精致”在语言范畴中本是矛盾的，字面理解，“俗白”即指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精致”则指语言经人雕琢修饰，旨义耐嚼含蓄。可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精致”的美感正是来源于“俗白”的材料，二者的矛盾被充分调和，形成了对称性的语言逻辑，带来了丰富的审美感受。
一
由于成长年代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老北京的胡同和大杂院中的语言被种在老舍心里，从《老张的哲学》、《二马》到《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以及50年代后的《茶馆》、《正红旗下》形成了京味语言风格。老舍对语言的第一要求是通俗易懂，不管是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还是抒情表言都坚持以老百姓口中的“北京话”入文。
“北京话”又称“京片子”，表达干脆利落、直截了當。北京话中的儿化音非常多，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广泛运用。例如“门脸儿”、“叫座儿”、“招儿”、“劲儿”等；介绍刘四时这样描述：“涂混混出身，他晓得怎么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写人生三件事时并未直接说成“做官、挣钱、娶亲”，而是“当官儿、挣俩钱儿、娶媳妇儿”；人物对话中的儿化音俯拾皆是，车夫在刘四的牌局上试探着问：“来铜子儿的？”这些儿化音亲切有趣，在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喜恶感情、突出人物身份方面大有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是老舍作品区别于他人的“京味”风格的标志之一。
老舍主张写小说要重视朴实口语的表现力，“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3]通过对北京口语的恰当使用，他将老北京的世俗人情直接铺陈开来。《茶馆》里刘麻子向庞太监“表白”说：“我要是敢骗您，您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骆驼祥子》中的“妞子”、“老爷子”、“横打了鼻梁”等词汇都是常见的北京话，在形容某类车夫时说“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拉晚儿”、“嚼骨”、“杀进腰”等词在阅读之初毫无头绪，可它们都是地道的北京口语，结合小说语境理解后便深感其艺术效果之妙，若用规矩书面语表达，叙述与人物都会大为失色。
二
作家写作通常会使用很多技巧以求表达更为精准动人，修辞手法必不可少。鲁迅曾说过：“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4]虽然老舍坚持语言的“自然”，可他并不排斥修辞，用比喻、夸张、同语等手法，从结构到意象创造性融入了鲜明的“京味儿”，搭建了一个声色、动静、虚实相生的活的老北京。
老舍在《言语与风格》中说：“比喻能把印象扩大增深，两样东西的力量来揭发一件东西的形态或性质，使读者心中多了一些图像。”[5]《骆驼祥子》中比喻祥子辛劳受累时说：“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柳家大院》中老王的儿子被描述成：“脑袋还没石头顺溜呢，没见过这么死巴的人”。人物的表情、性格及状态都在喻体的生动展示下得到了加倍的凸显。夸张的表面呈现是“言过其实”，可老舍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朴实的情感白描赋予“虚假”某种“肯定”，在夸张中呈现出“别样的真实”。《正红旗下》描写大姐婆婆“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人，生气时“鸣炮一百零八响”，写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柳家大院》里讽刺自诩“文明”的老王：“洋人要是跟他说过一句半句的话，他能把尾巴摆动三天三夜”。同语的标志是判断词“是”，形式为A是A，在故事中插入特定场合或者结合人物语气时却有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骆驼祥子》里孙侦探抢走祥子卖骆驼和拉车攒的钱时说：“算了吧！我不赶尽杀绝，朋友是朋友。”两个“朋友”将孙侦探贪婪可笑的嘴脸展露无遗。老舍还常常在同语前后添加修饰词或转换“是”的形式，以加强语气、表达言外之意。《四世同堂》中描述当时的北京：“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表达了老舍对此的哀戚。
除了以上论述的三例，拟人、排比、借代、用典、飞白等修辞格也在作品中大量出现。修辞中所用之物常为老舍的眼见手取，在作家的匠心选择和巧妙搭配下，它们与语境相适应，时而生动俏皮，时而沉郁顿挫，在传情达意、状物记人、调整语言节奏方面的作用言之不尽。
老舍的文学语言中有着“顶平凡的话”，带着白话的“原味儿”，初读或许觉得庸常，可细读后却发现，它们已被“调动得生动有力”，[6]因为在老舍的文学语言又充满大量矛盾悖论，能指和所指的语境、语义冲突频现，常借此技巧营造出“以笑代愤”的氛围，文章自然有声有色，这正是老舍所说“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7]老舍对“京白”的大量运用增加了了作品语言的通俗性，可它们并不是肆意罗列，而是在老舍提炼加工下，变得平易而不粗俗，鲜活而不油滑，幽默而不戏谑。从小说、戏剧到散文，老舍对写作语言的执着未曾变过：坚持语言的原味，同时錘词炼字挖掘出其与文学的重合面，互以凭靠打造出集平民视角和文艺风范和谐对称的语言艺术。
老舍是满人，虽然长期受北平文化的熏陶，可他从未脱离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归属。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民族。除了在作品中坚持满足文化精神的追寻，老舍在语言艺术上，深受满族以对称性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影响，创造了“俗白”与“精致”的语言对称之美，实现了大众化和文学性的审美诉求。
参考文献：
[1]钱仲联编.姚鼐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第6页.
[2]老舍.老舍文集·十五卷 [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257页.
[3]老舍.我怎样写小说[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69页.
[4]鲁迅.鲁迅书信集[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712页.
[5]老舍.我怎样写小说[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93页.
[6]老舍.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25页.
[7]老舍.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