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化初年，两广总督韩雍在平定广西桂平县大藤峡“瑶乱”后，将俘获的一批幼男阉割后作为战利品送往京师，充当宫廷小内使。其中的一名小内使被分派到昭德宫，专供成化皇帝的至爱——万贵妃使唤。他因伶俐乖巧，善于逢迎，深得万贵妃喜爱。成化皇帝也因他“年少黠谲”，对其宠爱有加。于是，几年后他就升任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三年（1477）春，皇帝为侦刺臣民奸情隐事，自东厂外另设西厂，他又被钦命为提督西厂的总管。从此，他与西厂这个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他本人的声名形象也和西厂一样臭名昭著。
　　 他就是汪直，活跃于明代成化年间的一名太监。汪直在成化年间，乃至在整个明代历史上都是一位排得上号的知名太监。当然，这个“知名”的“名”并非什么好名，而是十足的恶名。他与正统朝的王振、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等，被视为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典型，其历史形象自然也是典型的负面形象。
　　 成化十九年（1483）八月汪直失势后，科道官劾其八罪：一负恩欺罔，二冒功滥杀，三侵盗帑金，四诬善奖奸，五擅作威福，六招纳无籍，七朋邪乱正，八妄开边衅(《明通鉴》卷34)。这八大罪状即是汪直负面形象的具体化，而集中记载汪直事迹的主要史籍，如《明史》卷四○三《宦官传·汪直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等，正是基本围绕这八大罪状展开叙述的。
　　 后人在研究明代宦官时，根据这些史籍的记载，理所当然地认定汪直是个十足的“奸宦”。如1940年代丁易先生在《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中对汪直就着墨甚多，抨击他专横霸道，屡兴大狱，残害忠良，诬陷异己朝臣，大搞特务统治等；当今的学者亦无不将汪直视为“假权作恶”一类的宦官。如果说史籍的记载树立了汪直的负面形象的话，那么后人的研究则强化、固化了他的负面形象。所以，从古至今，汪直一直背着骂名。
　　 然而，汪直的真实面目果真如史籍所载、后人所言的那样吗？“假汪直事件”似乎透露出异样的信息。成化十四年（1478）七月，正当汪直在朝中炙手可热之时，外间却冒出了一个“山寨版”的汪直，演绎了一出极富戏剧性的“假汪直事件”。
　　 一个名叫杨福的江西人，时常给崇王府的一名内使办事，两人混得很熟。成化十四年（1478）秋，该内使因事北上京师，就叫上杨福跟随伺候。杨福到了京城，大开眼界，接触了不少内外官员，听闻了不少官场内幕。随后，他背着该内使一路溜回，途经南京，遇见了一个熟人。这熟人一见到杨福便叹道：“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杨福一脸茫然，便问：“什么巧事？”这熟人就告诉他说：“不久前我亲眼见到过汪直，发现他长得和你是一模一样呢。你说这事巧不巧？要不是看到你这打扮，我还以为汪直跑到南京来了呢。”杨福到底是个游棍，他一听这话，心中大喜。于是和这个熟人密议道：“汪直现在正受皇帝宠幸，掌管西厂，专门为皇帝打探隐情，好不威风！既然我和汪直长得一般模样，不如我们就来个以假乱真。官场规矩我也懂得不少，一般的场面我都能应付。我就扮作汪直，你就扮作校尉做我的先导。这样我们岂不可风光一番！”于是，他们二人依计而行，从南京附近的芜湖县搭乘驿传南下，经常州、苏州、杭州，到浙江的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处州，再到福建建宁、延平，一路上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都信以为真，迎奉争先恐后，就连宁波市舶司的提举宦官都没能看出破绽。因为，这位假汪直每到一个地方，“官民多持词讼往诉，或为之理”，还“假廉以取信”，其言行举止和处事风格与人们印象中的真汪直毫无差异。这杨福若见好就收倒也没事，可他偏不知饱足，一路骗倒了府县官员还觉得不过瘾，要玩更刺激一些的。于是，他到福州后，想在福建省的省级官员面前也抖抖威风，就公然宣称自己持有成化皇帝的敕旨。一听说“汪直”奉有皇帝敕旨，福建省的三司官员还真给唬住了，对他迎候惟谨，百般讨好。个别官员稍有怠慢，即被“汪直”施以杖刑。杨福着实威风了一把。可是乐极生悲，正当杨福自我陶醉之时，因没有符验，被福建的镇守太监卢胜等人识破，结果被逮处斩。
　　 “假汪直事件”最早见载于明代的权威史料《明宪宗实录》卷一八○，此外，在《弇山堂别集》、《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史籍中亦有记载。其中，《弇山堂别集》所载或本自《明宪宗实录》，两个文本几乎雷同；而《汪直用事》和《明通鉴》所载相似，均较《明宪宗实录》的文本简略。尽管不同文本的记载详略有别，但所载为同一件事，说明“假汪直事件”本身是真实的。
　　 史家在叙述完“假汪直事件”后，以一句“时直势振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扰害人如此云”收尾。显然，史家记载该事的初衷或落脚点，在于用以说明汪直的坏：汪直不仅自己害人，还被一些小人冒充着来害人。然而，史家却在无意识中透露出了史书中不曾记载的汪直的另一面相。官民们听说汪直来了，“多持词讼往诉，或为之理”，这说明当时汪直在各地官民心目中的形象是清明正直的，否则不会纷纷向他诉冤，要他主持公道。这就如同后来的海瑞，人们一听说海青天来了，就纷纷向他讨要公道一样。杨福冒充汪直，所过之处“假廉以取信”，这又反映出汪直在当时是廉名满天下的。若汪直真如史籍所载，是个贪赃枉法之徒，假冒汪直的杨福就大可不必“假廉以取信”了；相反，汪直为官廉洁，举国上下皆知，冒充者才须“假廉以取信”，否则就会露馅，引起人们的怀疑。由此可见，太监汪直在当时广大官民的心目中完全是一副公正廉明的正面形象。
　　 当然，人都是复杂的，其展现出来的形象也往往是多面的。因此，上述“假汪直事件”中折射出来的公正廉明的正面形象，正如以往史籍及研究论著中呈现出的负面形象一样，只是汪直多个面相中的一个，而非全部。但值得人们思考的是，汪直在当时所享有的公正廉明的光鲜形象后来何以无形消失、不为人知，而其专权乱政、劣迹斑斑的负面形象何以日益突显，以至于将整个汪直吞没，使其呈现出一张十足的黑脸？
　　 笔者以为，这与汪直身为权宦、提督西厂，又得罪士大夫官僚集团有关。汪直受宠于成化皇帝，奉命提督西厂，成为皇帝推行特务统治的工具，专刺臣民隐事，公然侵犯官民的隐私权，弄得“士大夫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触犯了众怒，故为人所恶。加之，汪直在提督西厂期间，恃宠专权，擅作威福，屡兴大狱，令缙绅士大夫威风扫地，从而得罪了官僚士大夫集团。
　　 大凡史家，几乎都是士人出身；大凡士人，少有不鄙夷宦官者，对于受宠弄权又与士大夫作对的宦官，更是深恶痛绝。汪直的身份、际遇与行为，足以让士人出身的史家深恶痛绝。因此，史家在记载汪直的史事时，未落笔之先已将汪直划入了“恶类”，此时要求其秉笔直书，已无可能。既然汪直已被归入“恶类”，其恶言恶行就可大书特书，而佳言善行则视而不见。甚至前人写史时无意间留下的间接反映其善行的语句，后人写史时一旦发现，也要将其删除。如上述“假汪直事件”，清人在修《明史纪事本末》和《明通鉴》时，就将“官民多持词讼往诉，或为之理”及“所过虽假廉以取信”等语句删去。于是，在史籍中，汪直身上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消失了，而消极负面的东西却越积越多，最终被绘成一张彻头彻尾的黑脸谱。
　　 我们要感谢《明宪宗实录》修撰者的无意识的疏忽，因为这一疏忽使得历史的部分真相免于被史家有意识的处理所淹没，从而让人们看到了太监汪直的另一面相。这也提醒我们，当史家戴上有色眼镜书写历史时，他有意书写的史事往往会偏离史实。在这种情况下，史家无意识的记叙就更加值得重视，因为这些记叙往往能折射出被史家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因而显得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