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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6000元捐助一名西部贫困学生,两年后返还7200元,这个以“工学扶贫”为旗号的助学模式,更像是集资的变形。
天上掉馅饼,让董岩捡到了吗?
在天津河西区友谊路一家银行,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向前来存钱的天津白领董岩,提供了一条发财之路:6000元资助一名贫困生,两年后拿回7200元。
120%的回报率,让董岩心存疑虑,要知道,在银行存上1万元,一年的利息也不过225元。老人见董岩犹豫,反复强调说这是“工学扶贫”,并宣传起这所名为“西部学院”的背景,诸如民政部、财政部等字眼不时出现。她希望董岩认真考虑下,并给了一个网址。
董岩担心这可能是利用“助学”为名而编造的骗局。但是,他还是打开了那个网址,上面留有学校一个北京办事处电话。
电话里,一名女工作人员一听是询问“工学扶贫”,就热情地说,你赶紧吧,这样的机会真是不多,等过了(虎年)春节,这个计划说不定就结束了,早投入才能早回报啊!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解释,这所“西部学院”扶贫学校,是通过这样途径还本付息的:资助一名西部山区贫困孩子上学,捐款人先行拿出6000元,在捐款协议签署后的第70天,学生完成培训并就业,工资陆续到位,学校开始返利。返利周期为24个月,每月300元。学校将这些钱按月打到捐款人在银行事先开设的账户里。也就是说,返利两年后,每捐助6000元最后返现7200元,依此类推,捐助人数不限。
这个诱人助学方案并没有打消董岩的疑虑。他问说,万一学校还不起怎么办?
对方在电话里,笑了,说, 我们自己也投了很多钱,我们还不怕呢,你怕什么?要不你还是来北京吧,顺便带你去学校看看,见见孩子们。
致富的捷径
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一中正门右侧,挂着一尺见方的铜牌标识——“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上面字体有点模糊,很难被注意到。董岩遇到的就是这所学校,简称为“西部学院”。
寄居在此的学院,正处放假期间,记者并没有见到一个学生。在学院走廊里,张贴着多张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学校培训中介公司已经扩展到100多家。
40多岁的尹淑英,是“西部学院”工学扶贫行动项目发展部职员,她和同事闫瑞纯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引“资”助学。见到化身为投资者的记者,尹淑英立刻拿出学校的宣传资料,连问记者,“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准备投入多少”?
当得知记者手头有20万元资金时,她说:“你不用再找别人了,捐钱的事,你找我就行了。”
面门而坐的闫瑞纯,听到记者这句话后,也连忙来插话:“就说我吧,我投了15万了,还要往里投。我们在京郊房山和河北涿州都有培训基地,通过华夏中青(全称为北京华夏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全国设立的100多家分公司,保障孩子能招来、能就业。别说你的10多万块钱了,就是上百万也能还得起。”
包裹在淡黄色羽绒服里的尹淑英,也不断用成功案例劝记者早下决定。“我其实不想说,我有个朋友,给我们投了600万。”
那么,6000元到底是如何变成7200元的呢?尹淑英和闫瑞纯做了详尽解释,并拿出学校相关办学文件,以便让记者安心。
从文件中,记者看到:西部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甘肃、陕西、四川、内蒙古等西部山区、年满16周岁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因为家庭困难,无法继续上学,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就业。西部学院通过与当地民政部门合作,先行垫付一切费用,将这些孩子接到北京进行培训,并安排就业。
在长至一两个月、短至七八天的培训后,学生通过学校创办的“华夏中青”家政中介等定点公司,去当保姆、保安、足疗师,或者高尔夫球童、餐厅服务员。不过,在培训期间产生的费用(低为750元,高至5000元),学生要在就业后还清。
尹淑英说,西部学院不但不赔钱,而且还赚钱,这里除了自我运作外,国家政策也有倾斜。
2009年4月,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台文件,对家政服务培训学校给予补贴: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400元;2009年9月,北京市商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开展家政服务工程,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学校1500元。
这个补贴,对于西部学院来说,不啻为一笔大收入。学校给予学生每月勤工补贴为1200元左右,而培训费用,则都要学生来支付。而这笔收入,在同为扶贫的北京富平家政学校校长陈祖培处得到证实。
8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集资了40万元创办了富平学校,对安徽、甘肃等女性农民工进行家政培训。扶贫模式与西部学院基本相似,也是通过当地扶贫机构以及妇联招生,富平学校预先垫付路费,学生到北京通州进行为期一个来月培训后上岗,学校在学生工作后回收之前垫付的所有支出。
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
在与记者交谈后,尹淑英在接下来几天时间,不时打来电话,催促记者赶快下定决心。“这是件好事。”她说,投资西部学院,回报是可观的,对学校校长庞大春如此,对捐助人更是如此。
当记者提出,拿出120%的回报来集资,对于学校有没有风险?
尹淑英笑着对记者说,这个不用担心,法学硕士出身的校长庞大春,早就设计好了一个方案。她还拿出捐款协议和聘请协议等合同文本,上面均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在与捐助人签订捐款协议后,附加一个“校外辅导员聘请协议书”,绕过“利息”说法,将每月50元红利转而以“辅导员活动费”面目出现。
“你只管交钱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你来做辅导,钱自动打到你的卡上。”说完,尹淑英还附加了一句,“辅导员那只是对外说说的一个幌子,免得惹麻烦。”
在尹淑英劝解后,闫瑞纯也过来劝说:“这叫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你既做了好事,又获得了收益,利国利民,一举多得。”
闫瑞纯口中的这个“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其幕后人也就是庞大春。身为西部学院和华夏中青家政公司两家企业法人的庞大春,对学校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规划。然而,面对记者关于工学扶贫捐资采访的要求时,这个被下属称为“幕后策划者”的校长却接连否认,“我在网上确实看到有企业采用类似做法,我也给下属打印出来了,让他们注意防范,我们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46岁的庞大春,一直在共青团系统任职,是中国家庭服务行业“十佳企业经营者”。当记者打算将其员工交予的材料拿出以辨真伪时,庞大春立刻解释说:嗯,计划倒是有,但还没有真正实施。
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说:我估计是有些人误读了我们的方案,哪能有那么高的回报,那是给辅导员的活动经费,肯定是理解上出现偏差了。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庞大春只字不谈捐资事项,而是向记者大吐这所民营学院在发展道路上如何举步维艰,尤其在融资渠道上的捉襟见肘。而捐资,成为时下融资一个重要手段。
扶贫学校困局
对于融资,早在西部学院创立之初,创办者、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赵延年就定下了基调。
“如果政府出钱,谁都能干,要我们干什么?”如今,81岁的赵延年,退休在家回想十多年前那句话,依旧清晰在耳。
1995年10月,在赵延年等老领导积极奔走下,由退居二线的40多位省部级老干部组成的“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简称西促会)成立。这是一个挂靠在国家民委下的非政府组织。当时,赵延年就说,要自筹资金,自力更生,不能向国家要一分钱。
赵延年认为,西部地区的落后在于教育和人才的落后。1999年,他请来了河南南阳同乡王耀山,而王刚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党委书记位置上退下来。随即,一个附属于“西促会”的西部人才培训中心成立,王耀山做主任,而颇受赵延年赏识的广西研究生庞大春,来到北京,做了副主任。
培训并不顺利。赵延年发现,由于条块分割,培训谁的干部,就要和谁的上级打招呼,沟通成本太高,培训很难,他决定将培训对象转移到西部普通年轻人身上,准备办一所大学。赵延年找来了一个老板,对方同意出资5个亿,但后来老板变卦了。
正因为这个变卦,学校在构成要件上没能达到教育部的批准要求,赵延年干脆退而求其次,决定成立一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1999年,西部学院正式获批,校址落定河北涿州,定名为“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王耀山成为第一任院长。2001年,庞大春接任。
从2005年开始,庞大春推出了“工学扶贫”计划,组织西部地区贫困生到北京参加勤工俭学。就在庞大春大力推广“工学扶贫”之时,同走此路的富平学校,却遭遇到发展中的瓶颈。
在富平学校股份中,茅于轼和另一出资人汤敏共占51%,来自于两个人的个人积蓄。政府拨款和来自民间的筹款只占少数。而自学校开办以来,茅于轼说,学校已经亏了100万。所幸的是,因为茅于轼和汤敏等创办人的影响力,富平学校至今仍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赞助。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茅于轼袒露,这样没有自身造血机能的情况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危险的,他说:“全靠外界资金的注入才能维持,这样是不能持久的。”
运行了4年的西部学院,培训了3000多名学生。但与富平学校一样,由于得不到政府资金支持,西部学院只能通过自我运作来维系,十几年来行进得很不容易。
已经去职西部学院的王耀山,这几年很少与庞大春交流,但回忆起10年前创办这所“有名无产”学校时的艰难,他依旧唏嘘不已。
王耀山记得,虽然学校成立了,其实最初连启动资金都难以凑齐,后来发展过程中又多次遭遇经济压力,一度走到无法维系的边缘。当时,有人提议发行彩券来募集资金。但赵延年坚决不同意。唯一例外的是,有一年,学校在资金上出现了极大困难,最终无处腾挪。无奈之下,赵延年向国家民委申请了30万元,将这笔钱暂时补贴给了学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学校停办的命运。
民营学校尴尬求生已属不易,王耀山认为,庞大春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与赵延年一直对庞大春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如果为了赚钱,他大可不必来办扶贫学校”。
对于时下庞大春的集资计划,赵延年却并不知情。但是他对学校的融资,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即便到现在,西部学院还是“西促会”所有,并非庞大春个人财产,如若今后学院引入投资人,产权也一定要明晰,要搞股份制,同时送请主管机关批准。
“我只是有一个为西部娃娃们办学的思路,但怎么搞,还希望他们去尝试去探索”,赵延年一字一顿,字斟句酌,“但有一条,探索要谨慎。”
天上掉馅饼,让董岩捡到了吗?
在天津河西区友谊路一家银行,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向前来存钱的天津白领董岩,提供了一条发财之路:6000元资助一名贫困生,两年后拿回7200元。
120%的回报率,让董岩心存疑虑,要知道,在银行存上1万元,一年的利息也不过225元。老人见董岩犹豫,反复强调说这是“工学扶贫”,并宣传起这所名为“西部学院”的背景,诸如民政部、财政部等字眼不时出现。她希望董岩认真考虑下,并给了一个网址。
董岩担心这可能是利用“助学”为名而编造的骗局。但是,他还是打开了那个网址,上面留有学校一个北京办事处电话。
电话里,一名女工作人员一听是询问“工学扶贫”,就热情地说,你赶紧吧,这样的机会真是不多,等过了(虎年)春节,这个计划说不定就结束了,早投入才能早回报啊!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解释,这所“西部学院”扶贫学校,是通过这样途径还本付息的:资助一名西部山区贫困孩子上学,捐款人先行拿出6000元,在捐款协议签署后的第70天,学生完成培训并就业,工资陆续到位,学校开始返利。返利周期为24个月,每月300元。学校将这些钱按月打到捐款人在银行事先开设的账户里。也就是说,返利两年后,每捐助6000元最后返现7200元,依此类推,捐助人数不限。
这个诱人助学方案并没有打消董岩的疑虑。他问说,万一学校还不起怎么办?
对方在电话里,笑了,说, 我们自己也投了很多钱,我们还不怕呢,你怕什么?要不你还是来北京吧,顺便带你去学校看看,见见孩子们。
致富的捷径
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一中正门右侧,挂着一尺见方的铜牌标识——“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上面字体有点模糊,很难被注意到。董岩遇到的就是这所学校,简称为“西部学院”。
寄居在此的学院,正处放假期间,记者并没有见到一个学生。在学院走廊里,张贴着多张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学校培训中介公司已经扩展到100多家。
40多岁的尹淑英,是“西部学院”工学扶贫行动项目发展部职员,她和同事闫瑞纯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引“资”助学。见到化身为投资者的记者,尹淑英立刻拿出学校的宣传资料,连问记者,“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准备投入多少”?
当得知记者手头有20万元资金时,她说:“你不用再找别人了,捐钱的事,你找我就行了。”
面门而坐的闫瑞纯,听到记者这句话后,也连忙来插话:“就说我吧,我投了15万了,还要往里投。我们在京郊房山和河北涿州都有培训基地,通过华夏中青(全称为北京华夏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全国设立的100多家分公司,保障孩子能招来、能就业。别说你的10多万块钱了,就是上百万也能还得起。”
包裹在淡黄色羽绒服里的尹淑英,也不断用成功案例劝记者早下决定。“我其实不想说,我有个朋友,给我们投了600万。”
那么,6000元到底是如何变成7200元的呢?尹淑英和闫瑞纯做了详尽解释,并拿出学校相关办学文件,以便让记者安心。
从文件中,记者看到:西部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甘肃、陕西、四川、内蒙古等西部山区、年满16周岁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因为家庭困难,无法继续上学,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就业。西部学院通过与当地民政部门合作,先行垫付一切费用,将这些孩子接到北京进行培训,并安排就业。
在长至一两个月、短至七八天的培训后,学生通过学校创办的“华夏中青”家政中介等定点公司,去当保姆、保安、足疗师,或者高尔夫球童、餐厅服务员。不过,在培训期间产生的费用(低为750元,高至5000元),学生要在就业后还清。
尹淑英说,西部学院不但不赔钱,而且还赚钱,这里除了自我运作外,国家政策也有倾斜。
2009年4月,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台文件,对家政服务培训学校给予补贴: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400元;2009年9月,北京市商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开展家政服务工程,每培训一名家政服务员,补贴学校1500元。
这个补贴,对于西部学院来说,不啻为一笔大收入。学校给予学生每月勤工补贴为1200元左右,而培训费用,则都要学生来支付。而这笔收入,在同为扶贫的北京富平家政学校校长陈祖培处得到证实。
8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集资了40万元创办了富平学校,对安徽、甘肃等女性农民工进行家政培训。扶贫模式与西部学院基本相似,也是通过当地扶贫机构以及妇联招生,富平学校预先垫付路费,学生到北京通州进行为期一个来月培训后上岗,学校在学生工作后回收之前垫付的所有支出。
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
在与记者交谈后,尹淑英在接下来几天时间,不时打来电话,催促记者赶快下定决心。“这是件好事。”她说,投资西部学院,回报是可观的,对学校校长庞大春如此,对捐助人更是如此。
当记者提出,拿出120%的回报来集资,对于学校有没有风险?
尹淑英笑着对记者说,这个不用担心,法学硕士出身的校长庞大春,早就设计好了一个方案。她还拿出捐款协议和聘请协议等合同文本,上面均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在与捐助人签订捐款协议后,附加一个“校外辅导员聘请协议书”,绕过“利息”说法,将每月50元红利转而以“辅导员活动费”面目出现。
“你只管交钱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你来做辅导,钱自动打到你的卡上。”说完,尹淑英还附加了一句,“辅导员那只是对外说说的一个幌子,免得惹麻烦。”
在尹淑英劝解后,闫瑞纯也过来劝说:“这叫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你既做了好事,又获得了收益,利国利民,一举多得。”
闫瑞纯口中的这个“慈善事业商业化运作”,其幕后人也就是庞大春。身为西部学院和华夏中青家政公司两家企业法人的庞大春,对学校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规划。然而,面对记者关于工学扶贫捐资采访的要求时,这个被下属称为“幕后策划者”的校长却接连否认,“我在网上确实看到有企业采用类似做法,我也给下属打印出来了,让他们注意防范,我们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46岁的庞大春,一直在共青团系统任职,是中国家庭服务行业“十佳企业经营者”。当记者打算将其员工交予的材料拿出以辨真伪时,庞大春立刻解释说:嗯,计划倒是有,但还没有真正实施。
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说:我估计是有些人误读了我们的方案,哪能有那么高的回报,那是给辅导员的活动经费,肯定是理解上出现偏差了。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庞大春只字不谈捐资事项,而是向记者大吐这所民营学院在发展道路上如何举步维艰,尤其在融资渠道上的捉襟见肘。而捐资,成为时下融资一个重要手段。
扶贫学校困局
对于融资,早在西部学院创立之初,创办者、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赵延年就定下了基调。
“如果政府出钱,谁都能干,要我们干什么?”如今,81岁的赵延年,退休在家回想十多年前那句话,依旧清晰在耳。
1995年10月,在赵延年等老领导积极奔走下,由退居二线的40多位省部级老干部组成的“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简称西促会)成立。这是一个挂靠在国家民委下的非政府组织。当时,赵延年就说,要自筹资金,自力更生,不能向国家要一分钱。
赵延年认为,西部地区的落后在于教育和人才的落后。1999年,他请来了河南南阳同乡王耀山,而王刚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党委书记位置上退下来。随即,一个附属于“西促会”的西部人才培训中心成立,王耀山做主任,而颇受赵延年赏识的广西研究生庞大春,来到北京,做了副主任。
培训并不顺利。赵延年发现,由于条块分割,培训谁的干部,就要和谁的上级打招呼,沟通成本太高,培训很难,他决定将培训对象转移到西部普通年轻人身上,准备办一所大学。赵延年找来了一个老板,对方同意出资5个亿,但后来老板变卦了。
正因为这个变卦,学校在构成要件上没能达到教育部的批准要求,赵延年干脆退而求其次,决定成立一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1999年,西部学院正式获批,校址落定河北涿州,定名为“西部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学院”。王耀山成为第一任院长。2001年,庞大春接任。
从2005年开始,庞大春推出了“工学扶贫”计划,组织西部地区贫困生到北京参加勤工俭学。就在庞大春大力推广“工学扶贫”之时,同走此路的富平学校,却遭遇到发展中的瓶颈。
在富平学校股份中,茅于轼和另一出资人汤敏共占51%,来自于两个人的个人积蓄。政府拨款和来自民间的筹款只占少数。而自学校开办以来,茅于轼说,学校已经亏了100万。所幸的是,因为茅于轼和汤敏等创办人的影响力,富平学校至今仍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赞助。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茅于轼袒露,这样没有自身造血机能的情况对任何组织而言都是危险的,他说:“全靠外界资金的注入才能维持,这样是不能持久的。”
运行了4年的西部学院,培训了3000多名学生。但与富平学校一样,由于得不到政府资金支持,西部学院只能通过自我运作来维系,十几年来行进得很不容易。
已经去职西部学院的王耀山,这几年很少与庞大春交流,但回忆起10年前创办这所“有名无产”学校时的艰难,他依旧唏嘘不已。
王耀山记得,虽然学校成立了,其实最初连启动资金都难以凑齐,后来发展过程中又多次遭遇经济压力,一度走到无法维系的边缘。当时,有人提议发行彩券来募集资金。但赵延年坚决不同意。唯一例外的是,有一年,学校在资金上出现了极大困难,最终无处腾挪。无奈之下,赵延年向国家民委申请了30万元,将这笔钱暂时补贴给了学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学校停办的命运。
民营学校尴尬求生已属不易,王耀山认为,庞大春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与赵延年一直对庞大春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如果为了赚钱,他大可不必来办扶贫学校”。
对于时下庞大春的集资计划,赵延年却并不知情。但是他对学校的融资,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即便到现在,西部学院还是“西促会”所有,并非庞大春个人财产,如若今后学院引入投资人,产权也一定要明晰,要搞股份制,同时送请主管机关批准。
“我只是有一个为西部娃娃们办学的思路,但怎么搞,还希望他们去尝试去探索”,赵延年一字一顿,字斟句酌,“但有一条,探索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