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马长寿的“中国西南的民族分类”
彭文斌老师称道马长寿的论文道，“旁征博引，夹叙夹议，为马长寿先生《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比较突出的特点，这当然也体现了马长寿先生作为民族史专家在中西文献方面深厚的功底。对体质和语言研究文献的大量借用固然表现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学科范式的认同，大量的比附也使马的文本结构出现相应的跨界阐释特征，但是，从文本细读中可以看出，马长寿先生在借用西方知识进行跨界民族分析时，又有相应的差别。尤其是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境外中南半岛的族群的“源”与“流”的问题上，华夏主体意识始终贯穿了他的话语过程。这一点是他后来的批评者们在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之下，未曾加以肯定的。”
马长寿先生先是对传统中国古籍对西南民族分类的著作进行了
论述。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西南民族首先做出分类，马长寿先生对司马迁的分类做出精彩的论述，夜郎、滇、邛都诸族为“耕田”民族；巂xi、昆明为“随畜”民族；筰都、冉駹 为半耕半猎民族。耕田之民有邑聚，有君长，其俗魋结。随畜之民无常处，无君长，其俗编发。其分类以经济、政治、与习俗为标准，简言之，以文化为标准。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分为三类。明末有谢肇淛 ，著有《滇略》，说道：西南夷种类至多，不可记名，然大端不过二种：黑水之外曰僰（bo），黑水之外曰 ，有百余种 。 清代李宗昉以《黔苗图说》分82种，比如，黑罗罗、白罗罗、花苗、白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研究》分中国为六大系，西南曰南蛮，分南蛮族为三系，曰苗、曰摆夷、曰倮罗，并为现代之安南、暹罗、缅甸三国可带彼族之三派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来自马来群岛。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将西南分为六族，苗族、粤族、濮族、藏族、白种。
在西方相关研究中。
1897年，英国人浩熙《华西三年驻节记》有云，苗人、掸族、与倮罗为贵州、云南、四川三种显然不同的民族，其言随简，观察实为精到。 1906年法国人《白河流域之人种》，以语言为基准分安南北部民族为三系，一曰安南语系，仲家、摆夷属之，二曰中国语系，苗瑶属之，三曰缅藏语系，倮罗属之。 1911年教师克拉克著《中国的西南民族》，也将化为三类，一曰苗族，二曰仲家，三曰倮罗，各民族语言不同，传说也不同。 1925年，巴斯顿著《亚洲民族》谓中国南疆民族至少包括贵州、四川、广西北部诸族，可分为三族，曰苗族、曰倮罗luo，曰仲家，其它部族属于其中一种，或者介于二者中间。 1909年法国军官戴维斯的《云南：印度洋和扬子江的连锁》，主要以语言为标准，讲云南和川南民族分为四系统，分别是蒙克语系＼掸语系、汉语系、藏缅语系。
马长寿在《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中，将分类范围从云南扩展到整个西南，分类的依据主要是语言、服饰、历史等维度，分为：一、苗瑶族系；二、掸台族系；三、藏缅族系，各系下分若干支。
二、彭文斌关于西南民族志的分类图示
彭文斌老师《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以西南族群空间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方在西南民族分类中的二种视野，即“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本文也兼论中国人类学界在建构西南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西学”中国化的困境以及相关的地方能动性的问题。
彭文斌老师首先对历史西南民族分类的研究进行梳理，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他认为，在夷夏之别中，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分类性描述始终是贯穿中国古代边地汉文献的主轴，这方面的文献虽说不上汗牛充栋，也称得上是种类浩繁。夷夏的分别多以“感性知识” （experiential knowledge）的文化习俗为主，因此在文献表述中有生业方式、服饰、发型、“秉性”、物产、婚姻、政治制度、信仰等等。 闭门造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古代西南民族文献更容易滋生对边民的成见。诸多的古代的民族志文献，无论从叙事风格、资料来源，还是意识形态上，就这样被否定了。彭文斌认为，需要摒弃的是这些“过时的”、“闭门造车”和“捕风捉影”的、带“歧视性”的传统帝国民族志图示，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科学的、有“假定的结论” 和实地考察精神的西方科学法则，然后以之对西南民族进行“种族”方面的量化研究，开展分类与归纳结合的语言学调查和实地的文化习俗记录。
接着，彭老师论述了戴维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分类。主要是谈到了“知识权利”，戴维斯作为一个殖民国家，他的知识全然服务于殖民国家，然而中国老一辈民族学家，如马长寿、杨志成等人纷纷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西南民族分类，打破了这一西方学术霸权的地位，从而我们自己掌握了话语权。彭老师认为，比附是必要的，强势的西方现代科学符号是推倒中国旧学问的基础，而修正则是必须的，兴中国人自己的西南之学，谋求国家主权与知识主权，才是中国学人借鉴西方话语背后最深切的关怀。
接着彭老师以“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为题展开论述，主要是关于对中国学者与戴氏的框架对话时的学术性和意识形态层面作一些思考。归结起来，这二个层面涉及的是族属的归类与当时的政治语境的关系，体现的是二种视野在中国西南空间里的展开，即“帝國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与“中国化的西南视野”在西南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
在对戴维斯的一些分类提出质疑后，他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在与戴维斯源出中南半岛对云南民族的系属分类进行对话时，对其带殖民性的“联结性知识”（associated knowledge）可能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分裂”（split） 危险自然是倍加关注，对民族志“知识产权”的国家主权归属问题自然也是高度重视。
在论及西方的“殖民化的西南视野”后，彭老师开始论及“中国化的西南视野”，这实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转变过程。归结起来，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对戴维斯分类法的校正可分为这几个方面：（1）语言分类术语本土化；（2）文化习俗讨论华夏化；（3）人体测量力主中国化。 分别论述了杨志成和岑家梧的观点，论及他们对戴维斯西南民族分类的一些超越。最后，彭老师从学术分类谈到民族国家政治。他认为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是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民国时期有关西南的人类学、民族学著述中，一个重大取向就是强调民族的边际与国家的边界重叠，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与中国的疆域相吻合。在这一思考模式下，西南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实质上演变成了中国境内和本土的民族研究。 在结论中，彭老师谈到，在中西的西南视野之间，在肯定与否定的叙述逻辑之中，比附（mimesis）与抵触（resistance） 共存，既折射出特定的政治与学术场景中，西南知识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也反映出知识地方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人的国家主体意识及其相关的创意与能动性。
三、王明珂关于西南民族的族群特质的论述
在这一篇论文中，王明珂将借着他自己对羌族的研究所得，来思考云、贵、川等地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普遍特质，特别是有关族群性与族群边界的一些特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藉此一方面面探讨一些流行的人类学族群理论，以及人类学者基于这些理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论辩，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西南复杂的族群现象及其历史变迁提出一些研究方向上的想法他强调，这样的研究方向必须结合历史学、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以及对现实的关怀。
首先，王明珂论述了“华夏边缘与多重边缘”。从云贵地区相关历史文献与文化表征来看，本地同样有如此的华夏边缘、汉藏边缘现象；或更正确的说，它呈现了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核心与边缘图像。通过分析，他指出，无论是云南的滇国、南诏、大理或是湘黔，“苗蛮”，在华夏文献记忆里皆被被华夏视为亲缘远近不同的我族边缘人群。在今日尚能见到的西南人群（实为其统治阶层）的本土文献记忆中，他们一方面接受来自华夏的“英雄祖”忆（如庄矫、盘瓠）而承认自身处于华夏边缘，或提及其他“英雄祖先”记忆（阿育王之子、吐蕃将军、蒙古异人）将自身置于其他文化或政治核心的边缘；另一方面强调本土的“沙壹与九隆”祖源以将自身置于本土核心位置，或将“盘钏”神圣化，或在叙事中将“盘瓠”杀死，或将之转化为“盘古”（盘王），以抗拒被边边缘化并强调本身古老的族群本质。
然后，他论述了本土族群与族群边界。他仍由羌族田野研究所得为例，探讨华夏、汉人、苗、西南夷等词汇所指涉人群的内在族群本质、边界，以及族群认同变迁。他认为，在华夏的西部与西南边缘，“汉”与“非汉”之间界线模糊，歧视“蛮子”者自身也被他人视为“蛮子”；人们所猜疑、憎厌与畏惧的异族并非只是远方的异族，而是由人们身边亲近的“他者”开始向外延伸的异己。此也与本地人类生态情境密切相关——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资源环境中，亲近人群彼此分享、分配与竞争有限资源。
接着，他谈到了历史心性的问題，“历史”起始于英雄最先祖先或者是兄弟祖先，有着兄弟祖先历史的族群，一般都有三个因素：血缘、地缘，以及两者在时间中的延续与变迁，此种历史中最重要的符号——兄弟，隐喻着人群间对等的共享、分配与竞争。 “英雄圣王历史”是我们所熟悉臣常深信不疑的历史——此处的“我们”指大多数当代中国人，以及绝大多数世界文字文明中的人。“兄弟祖先历史”产生于对等分享、分配、竞争的简单人群社会之间，而“英雄祖先历史”则多见于阶序化的复杂社会中。无论人们宣称一个弟兄祖先历史，或英雄祖先历史，我所强调的是，一个具社会意义的宣告形成-个文本（text，或论述山scourse），它在情境（context，或译为“语境”）中产生，也在流传中强化或改变情境。这情境，也就构成了西南各族的族群性的一部分。
最后，王明珂把西南民族的族群特征归纳为：第一，华夏边缘性；我说明中国西南处于华夏边缘，或处于多重政治文化核心的边缘，这不仅体现在中原华夏观点的书写中，也表现在西南本土文献中。第二，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的多元分歧与易变性； 第三，汉与非汉界线的模糊性； 最后，我认为西南地区最值得注意的是，透过各种“弟兄祖先历史”表述的族群特质——强调各族群间的合作、区分与竞争，看到这些“历史”是“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产物。
彭文斌老师称道马长寿的论文道，“旁征博引，夹叙夹议，为马长寿先生《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比较突出的特点，这当然也体现了马长寿先生作为民族史专家在中西文献方面深厚的功底。对体质和语言研究文献的大量借用固然表现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学科范式的认同，大量的比附也使马的文本结构出现相应的跨界阐释特征，但是，从文本细读中可以看出，马长寿先生在借用西方知识进行跨界民族分析时，又有相应的差别。尤其是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境外中南半岛的族群的“源”与“流”的问题上，华夏主体意识始终贯穿了他的话语过程。这一点是他后来的批评者们在高度政治化的学术环境之下，未曾加以肯定的。”
马长寿先生先是对传统中国古籍对西南民族分类的著作进行了
论述。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西南民族首先做出分类，马长寿先生对司马迁的分类做出精彩的论述，夜郎、滇、邛都诸族为“耕田”民族；巂xi、昆明为“随畜”民族；筰都、冉駹 为半耕半猎民族。耕田之民有邑聚，有君长，其俗魋结。随畜之民无常处，无君长，其俗编发。其分类以经济、政治、与习俗为标准，简言之，以文化为标准。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分为三类。明末有谢肇淛 ，著有《滇略》，说道：西南夷种类至多，不可记名，然大端不过二种：黑水之外曰僰（bo），黑水之外曰 ，有百余种 。 清代李宗昉以《黔苗图说》分82种，比如，黑罗罗、白罗罗、花苗、白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研究》分中国为六大系，西南曰南蛮，分南蛮族为三系，曰苗、曰摆夷、曰倮罗，并为现代之安南、暹罗、缅甸三国可带彼族之三派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来自马来群岛。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将西南分为六族，苗族、粤族、濮族、藏族、白种。
在西方相关研究中。
1897年，英国人浩熙《华西三年驻节记》有云，苗人、掸族、与倮罗为贵州、云南、四川三种显然不同的民族，其言随简，观察实为精到。 1906年法国人《白河流域之人种》，以语言为基准分安南北部民族为三系，一曰安南语系，仲家、摆夷属之，二曰中国语系，苗瑶属之，三曰缅藏语系，倮罗属之。 1911年教师克拉克著《中国的西南民族》，也将化为三类，一曰苗族，二曰仲家，三曰倮罗，各民族语言不同，传说也不同。 1925年，巴斯顿著《亚洲民族》谓中国南疆民族至少包括贵州、四川、广西北部诸族，可分为三族，曰苗族、曰倮罗luo，曰仲家，其它部族属于其中一种，或者介于二者中间。 1909年法国军官戴维斯的《云南：印度洋和扬子江的连锁》，主要以语言为标准，讲云南和川南民族分为四系统，分别是蒙克语系＼掸语系、汉语系、藏缅语系。
马长寿在《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中，将分类范围从云南扩展到整个西南，分类的依据主要是语言、服饰、历史等维度，分为：一、苗瑶族系；二、掸台族系；三、藏缅族系，各系下分若干支。
二、彭文斌关于西南民族志的分类图示
彭文斌老师《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以西南族群空间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方在西南民族分类中的二种视野，即“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本文也兼论中国人类学界在建构西南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西学”中国化的困境以及相关的地方能动性的问题。
彭文斌老师首先对历史西南民族分类的研究进行梳理，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他认为，在夷夏之别中，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分类性描述始终是贯穿中国古代边地汉文献的主轴，这方面的文献虽说不上汗牛充栋，也称得上是种类浩繁。夷夏的分别多以“感性知识” （experiential knowledge）的文化习俗为主，因此在文献表述中有生业方式、服饰、发型、“秉性”、物产、婚姻、政治制度、信仰等等。 闭门造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古代西南民族文献更容易滋生对边民的成见。诸多的古代的民族志文献，无论从叙事风格、资料来源，还是意识形态上，就这样被否定了。彭文斌认为，需要摒弃的是这些“过时的”、“闭门造车”和“捕风捉影”的、带“歧视性”的传统帝国民族志图示，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科学的、有“假定的结论” 和实地考察精神的西方科学法则，然后以之对西南民族进行“种族”方面的量化研究，开展分类与归纳结合的语言学调查和实地的文化习俗记录。
接着，彭老师论述了戴维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分类。主要是谈到了“知识权利”，戴维斯作为一个殖民国家，他的知识全然服务于殖民国家，然而中国老一辈民族学家，如马长寿、杨志成等人纷纷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西南民族分类，打破了这一西方学术霸权的地位，从而我们自己掌握了话语权。彭老师认为，比附是必要的，强势的西方现代科学符号是推倒中国旧学问的基础，而修正则是必须的，兴中国人自己的西南之学，谋求国家主权与知识主权，才是中国学人借鉴西方话语背后最深切的关怀。
接着彭老师以“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为题展开论述，主要是关于对中国学者与戴氏的框架对话时的学术性和意识形态层面作一些思考。归结起来，这二个层面涉及的是族属的归类与当时的政治语境的关系，体现的是二种视野在中国西南空间里的展开，即“帝國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与“中国化的西南视野”在西南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
在对戴维斯的一些分类提出质疑后，他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在与戴维斯源出中南半岛对云南民族的系属分类进行对话时，对其带殖民性的“联结性知识”（associated knowledge）可能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分裂”（split） 危险自然是倍加关注，对民族志“知识产权”的国家主权归属问题自然也是高度重视。
在论及西方的“殖民化的西南视野”后，彭老师开始论及“中国化的西南视野”，这实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转变过程。归结起来，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对戴维斯分类法的校正可分为这几个方面：（1）语言分类术语本土化；（2）文化习俗讨论华夏化；（3）人体测量力主中国化。 分别论述了杨志成和岑家梧的观点，论及他们对戴维斯西南民族分类的一些超越。最后，彭老师从学术分类谈到民族国家政治。他认为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是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民国时期有关西南的人类学、民族学著述中，一个重大取向就是强调民族的边际与国家的边界重叠，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与中国的疆域相吻合。在这一思考模式下，西南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实质上演变成了中国境内和本土的民族研究。 在结论中，彭老师谈到，在中西的西南视野之间，在肯定与否定的叙述逻辑之中，比附（mimesis）与抵触（resistance） 共存，既折射出特定的政治与学术场景中，西南知识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也反映出知识地方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人的国家主体意识及其相关的创意与能动性。
三、王明珂关于西南民族的族群特质的论述
在这一篇论文中，王明珂将借着他自己对羌族的研究所得，来思考云、贵、川等地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普遍特质，特别是有关族群性与族群边界的一些特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藉此一方面面探讨一些流行的人类学族群理论，以及人类学者基于这些理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论辩，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西南复杂的族群现象及其历史变迁提出一些研究方向上的想法他强调，这样的研究方向必须结合历史学、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以及对现实的关怀。
首先，王明珂论述了“华夏边缘与多重边缘”。从云贵地区相关历史文献与文化表征来看，本地同样有如此的华夏边缘、汉藏边缘现象；或更正确的说，它呈现了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核心与边缘图像。通过分析，他指出，无论是云南的滇国、南诏、大理或是湘黔，“苗蛮”，在华夏文献记忆里皆被被华夏视为亲缘远近不同的我族边缘人群。在今日尚能见到的西南人群（实为其统治阶层）的本土文献记忆中，他们一方面接受来自华夏的“英雄祖”忆（如庄矫、盘瓠）而承认自身处于华夏边缘，或提及其他“英雄祖先”记忆（阿育王之子、吐蕃将军、蒙古异人）将自身置于其他文化或政治核心的边缘；另一方面强调本土的“沙壹与九隆”祖源以将自身置于本土核心位置，或将“盘钏”神圣化，或在叙事中将“盘瓠”杀死，或将之转化为“盘古”（盘王），以抗拒被边边缘化并强调本身古老的族群本质。
然后，他论述了本土族群与族群边界。他仍由羌族田野研究所得为例，探讨华夏、汉人、苗、西南夷等词汇所指涉人群的内在族群本质、边界，以及族群认同变迁。他认为，在华夏的西部与西南边缘，“汉”与“非汉”之间界线模糊，歧视“蛮子”者自身也被他人视为“蛮子”；人们所猜疑、憎厌与畏惧的异族并非只是远方的异族，而是由人们身边亲近的“他者”开始向外延伸的异己。此也与本地人类生态情境密切相关——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资源环境中，亲近人群彼此分享、分配与竞争有限资源。
接着，他谈到了历史心性的问題，“历史”起始于英雄最先祖先或者是兄弟祖先，有着兄弟祖先历史的族群，一般都有三个因素：血缘、地缘，以及两者在时间中的延续与变迁，此种历史中最重要的符号——兄弟，隐喻着人群间对等的共享、分配与竞争。 “英雄圣王历史”是我们所熟悉臣常深信不疑的历史——此处的“我们”指大多数当代中国人，以及绝大多数世界文字文明中的人。“兄弟祖先历史”产生于对等分享、分配、竞争的简单人群社会之间，而“英雄祖先历史”则多见于阶序化的复杂社会中。无论人们宣称一个弟兄祖先历史，或英雄祖先历史，我所强调的是，一个具社会意义的宣告形成-个文本（text，或论述山scourse），它在情境（context，或译为“语境”）中产生，也在流传中强化或改变情境。这情境，也就构成了西南各族的族群性的一部分。
最后，王明珂把西南民族的族群特征归纳为：第一，华夏边缘性；我说明中国西南处于华夏边缘，或处于多重政治文化核心的边缘，这不仅体现在中原华夏观点的书写中，也表现在西南本土文献中。第二，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的多元分歧与易变性； 第三，汉与非汉界线的模糊性； 最后，我认为西南地区最值得注意的是，透过各种“弟兄祖先历史”表述的族群特质——强调各族群间的合作、区分与竞争，看到这些“历史”是“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