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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年前曾写过一篇小文，记述赵毓英和麦赐球两位先生的一些事迹，因篇幅有限，无法将所有往事一一尽述。2015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70周年。而麦赐球曾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各项职务，为民进省市委的成立和发展作出过很多贡献。因此，10年后我又提起笔，展开记忆的卷轴，让麦老师这位我敬爱的老师的音容笑貌从我心中跃然纸上。活在更多没有接触过麦老师的人的心中。
麦赐球，1927年3月出生在广西梧州，汉族。1951年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理化系。1951年至1953年，任昆明师范学院理化系助教。1953年至1954年，麦赐球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研究班学习，研究生毕业。1954年后，任昆明师范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人造地球卫星光学观测站站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云南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按照习惯，原昆明师院师生称呼西南联大时期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时期的老师为先生，解放后我们才习惯称呼教师为老师。麦赐球给我们上科普讲座时，我们称他麦老师。因此我对他的称呼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麦赐球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80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昆明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起任民进云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2002年光荣离任后继续担任民进云南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1993年当选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当选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八、九、十届中央常务委员。
麦老师是民进昆明市委第一届主委。又是民进云南省委主委、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员会名誉主席，在会内，他资格老、职务高；在社会，他是副省级干部。但是多年相识以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麦老师因地位变了而变得讲话的声调高了，高谈阔论，一脸傲气，旁若无人，更没有见过他盛气凌人，欺上压下，不可一世，拒人于千里之外。麦老师的一言一行不像个当大官的，倒还是那个温文尔雅。说话和气，通情达理的普通老师。1954年我国解放初期，在当时全国还有许多文盲、半文盲的国情下，本科生都是“天之骄子”，更何况是研究生，那更是本科生中百里挑一的优秀知识分子。但麦老师从不自恃有才而“翘尾巴”，他一如既往地从事本职工作，对职员、工友都彬彬有礼，从容恬淡、秀爽飘逸。沉静的面容、慈祥的目光，放射着智慧的光彩，有一种当代物理学家心系宇宙奥秘，遨游八荒，学养深厚，从容睿智的气度。而当他提上菜篮子上大西门菜市场买菜时，又俨然只是一位邻家老爷子。
麦老师还有个“我太太”的外号。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10年前的小文里曾写过我上初中时，和一群一起上学赶路的同学几乎天天都会在半路上遇到麦老师和董老师夫妇结伴步行到师院上班。其实在我还是小学生时，我们就经常以麦老师夫妇上班的身影作为我们的时间表。当我们走到原位于现在三家巷口过街天桥下的师院校医室大门口时，如还没有遇到麦老师夫妇，我们就会走进校医室大院呼朋引伴，再叫上几位同学一齐走。如时间还早。我们就会在校医室院子里玩一会儿，或者摘院子里的槡子吃。或者边玩边吃。如果玩耍时，有同学喊：“‘我太太’过掉了！”我们就不能玩了，得赶快上学了。因为麦老师夫妇一般是两点一刻左右走过校医室大门，我们出校医室到附小上学10分钟足够了。校医室阮医生的大儿子傅天纵是我的同班同学，还有其弟和另外两个住院子里的附小同学，我们很玩得来，据说阮医生的父亲还是越南胡志明主席当年革命时的得力助手。上初中时，他们一家回了越南。傅天纵说：“麦老师是广西梧州人，梧州靠近广东，广州方言的‘我看看’，大舌头模仿就说成‘我太太’。”事情起因是：当时师院里曾有两张乒乓球桌，麦老师经常路过，有时也加入进去打几局。有时也会和孩子们打上几个回合。麦老师的“我看看”大概就是打球时高兴地吼了几声，讲昆明话的人误听为“我太太”。或故意调侃为“我太太”，从而玩性大起的孩子们就用来借代麦老师。戏谑“我太太”为麦老师的外号。
有一段时间，麦老师夫妇将走到校医室，孩子当中就人喊：“‘我太太’来了！”等麦老师夫妇过了校医室大门，他们又喊：“‘我太太’过掉了！”那时候，手表是青年人结婚时的“三大件”，我们小毛孩子当然没有，只有用自己的方法来判断时间了。他们夸张地模仿两广人说话的语音、语调，久而久之，麦董两位老师也听出了名堂。董老师最初有点不高兴，停下脚步瞪着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麦老师则大度地向我们笑笑，凑近董老师说句悄悄话，董老师也笑了。两人一齐向我们招招手，重新肩并肩，有说有笑不紧不慢地向师院大门走去。这种上班和上学相遇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一群孩子上初三。当时我们就奇怪，难道两位大学老师天天下午都有课，或者说要坐班？可我们附中的老师是不坐班的，有时下午到教研室还不一定找得到无课的老师，尤其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时候我们连班主任都找不到，很少有老师像麦老师夫妇那样敬业。
还有一次，我们昆明师院附中的学生到师院物理系阶梯教室听科普讲座，主讲的正是麦老师。他早早地就等在教室里，可直到讲座开始，我们初二年级约160人稀稀拉拉才来了20多个学生，座位百分之八十以上空着。我们以为讲座会因此取消，没想到麦老师全然不因为到场学生太少而影响讲课的情绪和质量。他面带和悦亲切的笑容，精神饱满、条理清晰地为我们讲解了恒星、行星、卫星、太阳系、银河系、星座、光年……他又是打比方，又是画图，又是出示图片资料，又是操作幻灯机，足足忙了两个小时。有同学不理解“光年”这个概念，在下面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麦老师于是停下来重新解释“光年”的意思：“请同学们再复习一遍，光年是指光走一年的距离，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光一秒钟走……即一光年就是……”他详细地、不厌其烦地边讲边演算出一系列数字来。我们这些刚上初二的学生，平时只看过《三国》《水浒》《七侠五义》《说唐》《西游记》等小人书，或者是《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小说，还是头一次听说光一秒钟能走多少距离这种新奇的知识。我们都不知不觉地被麦老师引入了深邃浩渺的宇宙世界，讲座结束了都舍不得离开。大家热情地围着麦老师问这问那，麦老师虽然很累却耐心地回答每一个提问。尤其是那个“我太太来了”叫得最响：“麦老师，宇宙到底有多大？”麦老师笑眯眯地看着他说：“这个问题。有一个不断认识和扩大的过程。人类是从地球起步，认识了太阳系其他行星，再到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人类目前的认识。实际上是把宇宙作为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上有限度的想象模型来对待的。宇宙到底有多大？只要我们找不到宇宙有边的迹象，我们就应该继续探索，小同学，欢迎你加入探索的队伍！”提问的小李听得目瞪口呆，突然又受宠若惊，嗫嚅半晌，眨眨眼睛说：“谢谢老师，今天我认得天高地厚了，我一定努力学习！” 麦老师肯定认得出当天听讲座的我们昆民师范附中学生里，有三四个是经常和他半路相遇，喊“我太太来了”的孩子，他也知道我们都是本院教职工的子弟，但他不知道我们分别叫什么名字。他心胸开阔，不褊狭，但小李他一定认得出，小李的一句“认得天高地厚了”语义双关，算是对麦老师的赔礼和感激。大家心照不宣，其乐融融。
其实后来我多次听过麦老师和同事们聊天，讲课，直至我加人民进组织后听麦老师的公开讲话，我发现麦老师说“我看看”其语音、语调并不如我们当年喊的那样。梧州在广西东部，东邻广东省，是广西的东部门户，是粤语的起源地，粤语由此地向两广东出西进，流行开来。梧州虽然位于北回归线上，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太阳转身的地方，但夏长日照强，春夏雨量充沛，冬短无严寒。梧州城中有山、环城皆水，自然风光把城市亲切地搂在自己的怀抱里，城区北桂江上游，有一座为纪念“龙母”而兴建的龙母庙，始建于北宋初年，年长昆明大观楼几百岁，明万历年间和清康熙、雍正年间曾重修，兼有宋、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龙母庙枕山面水，与地通灵，延伸至桂江边，前门壮丽，后殿雕龙画凤，也是“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的气象。麦老师徜徉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近华浦南面，二层三重檐琉璃戗角木结构建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时，几次联想到家乡的龙母庙，身在昆明，愿将他乡作故乡。梧州。也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中央置苍梧郡，至唐武德四年（621年）称梧州，明成化六年（1470年）立两广总督府、总兵府、总镇府于梧州，梧州其时成为广西政治、军事中心。自古以来，梧州都称得上是一块山川壮美、地灵人杰的宝地。著名爱国民主革命家李济深就是梧州人，曾担任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和民革中央主席。两汉时期，陈钦、陈元分别为西、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我听麦老师聊起过“二陈”，聊起过《孟子·尽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受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不仅是《孟子》，麦老对《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也颇为熟悉。他到北京开会时拜访了担任过联大师院8年院长的黄钰生，聊起过儒家教育经典，也聊起过当年的“大一国文”及他的读书心得。另有出自梧州的吴廷举为明朝著名廉吏、邓延光为抗法名将、关冕均为著名铁路实业家等。梧州先贤们的优良传统，在麦老师身上均有迹可考，麦老有他们的风标情采、精神气质。麦老是梧州的儿子，也是昆明的儿子。
曾任过云南财贸学院（今云南财经大学）院长的唐家祥先生，去年对我说。他在昆明师院数学系读书时，也上过物理系的课，他认为数学系讲课讲得最好的是朱德祥先生，物理系讲得最好的要数麦赐球老师，不仅讲得生动有趣，条理性、逻辑性强，严谨深刻，而且板书漂亮清爽，教态、教风好。麦老师1959年还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建昆明人造地球卫星光学观测站并兼该站负责人，于1960年被评为先进站长。1970年借调到昆明冶金研究所，从事固体发光研究，设计制成荧光光度计，被评为该所先进工作者。主要著作有《基础物理教学论稿》，在国内物理专业刊物发表过《力学参照系》《谐振动的能量方法》等20多篇论文。担任过云南省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云南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获得“云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师”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津贴。除教学科研业务工作外，麦老师在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还在人民大会堂作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稳定教师队伍》的大会发言。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作题为《加强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的大会发言，文章被收录在《国是建言》第三辑。麦老是一位教学、科研具精，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并重，德才兼备，作风正派谦恭，胸怀博大宁静，目光深邃平和的学者型领导。他是那种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掌握，进而掌握了自然辩证法原理，进而通晓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走向马列主义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唐家祥院长去年和我谈到麦老，他的第一感觉是，麦老无论是一名普通物理教师，还是走上省一级领导岗位，对人处事始终如一，都是谦虚谨慎，大度对人，严于律已，实事求是的，很值得学习。
麦赐球，1927年3月出生在广西梧州，汉族。1951年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理化系。1951年至1953年，任昆明师范学院理化系助教。1953年至1954年，麦赐球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研究班学习，研究生毕业。1954年后，任昆明师范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人造地球卫星光学观测站站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云南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按照习惯，原昆明师院师生称呼西南联大时期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时期的老师为先生，解放后我们才习惯称呼教师为老师。麦赐球给我们上科普讲座时，我们称他麦老师。因此我对他的称呼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麦赐球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80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昆明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起任民进云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2002年光荣离任后继续担任民进云南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1993年当选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当选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八、九、十届中央常务委员。
麦老师是民进昆明市委第一届主委。又是民进云南省委主委、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员会名誉主席，在会内，他资格老、职务高；在社会，他是副省级干部。但是多年相识以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麦老师因地位变了而变得讲话的声调高了，高谈阔论，一脸傲气，旁若无人，更没有见过他盛气凌人，欺上压下，不可一世，拒人于千里之外。麦老师的一言一行不像个当大官的，倒还是那个温文尔雅。说话和气，通情达理的普通老师。1954年我国解放初期，在当时全国还有许多文盲、半文盲的国情下，本科生都是“天之骄子”，更何况是研究生，那更是本科生中百里挑一的优秀知识分子。但麦老师从不自恃有才而“翘尾巴”，他一如既往地从事本职工作，对职员、工友都彬彬有礼，从容恬淡、秀爽飘逸。沉静的面容、慈祥的目光，放射着智慧的光彩，有一种当代物理学家心系宇宙奥秘，遨游八荒，学养深厚，从容睿智的气度。而当他提上菜篮子上大西门菜市场买菜时，又俨然只是一位邻家老爷子。
麦老师还有个“我太太”的外号。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10年前的小文里曾写过我上初中时，和一群一起上学赶路的同学几乎天天都会在半路上遇到麦老师和董老师夫妇结伴步行到师院上班。其实在我还是小学生时，我们就经常以麦老师夫妇上班的身影作为我们的时间表。当我们走到原位于现在三家巷口过街天桥下的师院校医室大门口时，如还没有遇到麦老师夫妇，我们就会走进校医室大院呼朋引伴，再叫上几位同学一齐走。如时间还早。我们就会在校医室院子里玩一会儿，或者摘院子里的槡子吃。或者边玩边吃。如果玩耍时，有同学喊：“‘我太太’过掉了！”我们就不能玩了，得赶快上学了。因为麦老师夫妇一般是两点一刻左右走过校医室大门，我们出校医室到附小上学10分钟足够了。校医室阮医生的大儿子傅天纵是我的同班同学，还有其弟和另外两个住院子里的附小同学，我们很玩得来，据说阮医生的父亲还是越南胡志明主席当年革命时的得力助手。上初中时，他们一家回了越南。傅天纵说：“麦老师是广西梧州人，梧州靠近广东，广州方言的‘我看看’，大舌头模仿就说成‘我太太’。”事情起因是：当时师院里曾有两张乒乓球桌，麦老师经常路过，有时也加入进去打几局。有时也会和孩子们打上几个回合。麦老师的“我看看”大概就是打球时高兴地吼了几声，讲昆明话的人误听为“我太太”。或故意调侃为“我太太”，从而玩性大起的孩子们就用来借代麦老师。戏谑“我太太”为麦老师的外号。
有一段时间，麦老师夫妇将走到校医室，孩子当中就人喊：“‘我太太’来了！”等麦老师夫妇过了校医室大门，他们又喊：“‘我太太’过掉了！”那时候，手表是青年人结婚时的“三大件”，我们小毛孩子当然没有，只有用自己的方法来判断时间了。他们夸张地模仿两广人说话的语音、语调，久而久之，麦董两位老师也听出了名堂。董老师最初有点不高兴，停下脚步瞪着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麦老师则大度地向我们笑笑，凑近董老师说句悄悄话，董老师也笑了。两人一齐向我们招招手，重新肩并肩，有说有笑不紧不慢地向师院大门走去。这种上班和上学相遇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一群孩子上初三。当时我们就奇怪，难道两位大学老师天天下午都有课，或者说要坐班？可我们附中的老师是不坐班的，有时下午到教研室还不一定找得到无课的老师，尤其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时候我们连班主任都找不到，很少有老师像麦老师夫妇那样敬业。
还有一次，我们昆明师院附中的学生到师院物理系阶梯教室听科普讲座，主讲的正是麦老师。他早早地就等在教室里，可直到讲座开始，我们初二年级约160人稀稀拉拉才来了20多个学生，座位百分之八十以上空着。我们以为讲座会因此取消，没想到麦老师全然不因为到场学生太少而影响讲课的情绪和质量。他面带和悦亲切的笑容，精神饱满、条理清晰地为我们讲解了恒星、行星、卫星、太阳系、银河系、星座、光年……他又是打比方，又是画图，又是出示图片资料，又是操作幻灯机，足足忙了两个小时。有同学不理解“光年”这个概念，在下面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麦老师于是停下来重新解释“光年”的意思：“请同学们再复习一遍，光年是指光走一年的距离，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光一秒钟走……即一光年就是……”他详细地、不厌其烦地边讲边演算出一系列数字来。我们这些刚上初二的学生，平时只看过《三国》《水浒》《七侠五义》《说唐》《西游记》等小人书，或者是《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小说，还是头一次听说光一秒钟能走多少距离这种新奇的知识。我们都不知不觉地被麦老师引入了深邃浩渺的宇宙世界，讲座结束了都舍不得离开。大家热情地围着麦老师问这问那，麦老师虽然很累却耐心地回答每一个提问。尤其是那个“我太太来了”叫得最响：“麦老师，宇宙到底有多大？”麦老师笑眯眯地看着他说：“这个问题。有一个不断认识和扩大的过程。人类是从地球起步，认识了太阳系其他行星，再到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人类目前的认识。实际上是把宇宙作为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上有限度的想象模型来对待的。宇宙到底有多大？只要我们找不到宇宙有边的迹象，我们就应该继续探索，小同学，欢迎你加入探索的队伍！”提问的小李听得目瞪口呆，突然又受宠若惊，嗫嚅半晌，眨眨眼睛说：“谢谢老师，今天我认得天高地厚了，我一定努力学习！” 麦老师肯定认得出当天听讲座的我们昆民师范附中学生里，有三四个是经常和他半路相遇，喊“我太太来了”的孩子，他也知道我们都是本院教职工的子弟，但他不知道我们分别叫什么名字。他心胸开阔，不褊狭，但小李他一定认得出，小李的一句“认得天高地厚了”语义双关，算是对麦老师的赔礼和感激。大家心照不宣，其乐融融。
其实后来我多次听过麦老师和同事们聊天，讲课，直至我加人民进组织后听麦老师的公开讲话，我发现麦老师说“我看看”其语音、语调并不如我们当年喊的那样。梧州在广西东部，东邻广东省，是广西的东部门户，是粤语的起源地，粤语由此地向两广东出西进，流行开来。梧州虽然位于北回归线上，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太阳转身的地方，但夏长日照强，春夏雨量充沛，冬短无严寒。梧州城中有山、环城皆水，自然风光把城市亲切地搂在自己的怀抱里，城区北桂江上游，有一座为纪念“龙母”而兴建的龙母庙，始建于北宋初年，年长昆明大观楼几百岁，明万历年间和清康熙、雍正年间曾重修，兼有宋、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龙母庙枕山面水，与地通灵，延伸至桂江边，前门壮丽，后殿雕龙画凤，也是“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的气象。麦老师徜徉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近华浦南面，二层三重檐琉璃戗角木结构建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时，几次联想到家乡的龙母庙，身在昆明，愿将他乡作故乡。梧州。也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中央置苍梧郡，至唐武德四年（621年）称梧州，明成化六年（1470年）立两广总督府、总兵府、总镇府于梧州，梧州其时成为广西政治、军事中心。自古以来，梧州都称得上是一块山川壮美、地灵人杰的宝地。著名爱国民主革命家李济深就是梧州人，曾担任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和民革中央主席。两汉时期，陈钦、陈元分别为西、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我听麦老师聊起过“二陈”，聊起过《孟子·尽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受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不仅是《孟子》，麦老对《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也颇为熟悉。他到北京开会时拜访了担任过联大师院8年院长的黄钰生，聊起过儒家教育经典，也聊起过当年的“大一国文”及他的读书心得。另有出自梧州的吴廷举为明朝著名廉吏、邓延光为抗法名将、关冕均为著名铁路实业家等。梧州先贤们的优良传统，在麦老师身上均有迹可考，麦老有他们的风标情采、精神气质。麦老是梧州的儿子，也是昆明的儿子。
曾任过云南财贸学院（今云南财经大学）院长的唐家祥先生，去年对我说。他在昆明师院数学系读书时，也上过物理系的课，他认为数学系讲课讲得最好的是朱德祥先生，物理系讲得最好的要数麦赐球老师，不仅讲得生动有趣，条理性、逻辑性强，严谨深刻，而且板书漂亮清爽，教态、教风好。麦老师1959年还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建昆明人造地球卫星光学观测站并兼该站负责人，于1960年被评为先进站长。1970年借调到昆明冶金研究所，从事固体发光研究，设计制成荧光光度计，被评为该所先进工作者。主要著作有《基础物理教学论稿》，在国内物理专业刊物发表过《力学参照系》《谐振动的能量方法》等20多篇论文。担任过云南省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云南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获得“云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师”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津贴。除教学科研业务工作外，麦老师在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还在人民大会堂作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稳定教师队伍》的大会发言。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作题为《加强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的大会发言，文章被收录在《国是建言》第三辑。麦老是一位教学、科研具精，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并重，德才兼备，作风正派谦恭，胸怀博大宁静，目光深邃平和的学者型领导。他是那种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掌握，进而掌握了自然辩证法原理，进而通晓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走向马列主义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唐家祥院长去年和我谈到麦老，他的第一感觉是，麦老无论是一名普通物理教师，还是走上省一级领导岗位，对人处事始终如一，都是谦虚谨慎，大度对人，严于律已，实事求是的，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