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阐述唐现之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创办，并探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实践教学的理念、举措、制度等。
【关键词】抗战时期 广西省立桂林
师范学校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6C-
0172-03
一、唐现之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创办
唐现之（1897-1975），出生于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田村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春考入桂林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就读期间深受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教育救国思想影响，立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1919年9月至1923年，就读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这个时期，恰逢卓越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执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特别是他的“锄头锄头要奋斗”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论，对唐现之产生重要影响。
1923年，唐现之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母校二师任教员，之后辗转受聘于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中华书局、广西教育厅、中山大学等处，1932年应招回桂，筹办广西省立师专。之后又先后担任广西省教育厅设计委员会委员、督导室主任，广西省政府教育顾问、武汉省教育学院教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室导师、柳州乡村建设实验室农训班主任。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育管理，唐现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
广西是新桂系的根据地，1934年新桂系根据“自卫”、“自治”、“自给”所谓“三自”原则制定和颁布《广西建设纲领》，提出“建设广西，复兴国家”口号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等“三寓政策”，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四大建设，其实质就是要壮大实力，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抗战爆发后，新桂系积极抗战，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做官，新桂系与蒋介石矛盾有所缓和，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并没有放弃“建设广西，复兴国家”口号，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是在新桂系统治者“建设广西”、培植基层教育骨干的指导思想下诞生的，他们对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寄予厚望，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喻为“全省师范的楷模”。由于唐现之在教育界的声誉，广西当局把创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任务交给了他。新桂系把校址选在临桂两江，也有其政治寓意，因为两江是李宗仁故里，标志着“全省师范的楷模”必须为广西统治当局服务。然而，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并没有顺着广西统治当局的意愿发展，唐现之按照自己的思路，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办成注重实践教学的学校，办成陶行知“晓庄师范”那样的学校。
1937年唐现之奉命筹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学校的创办体现了他的办学思想。“我是学教育的，很早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民国以来虽然没有科举，但一般人仍以进学校为升官发财的目的阶梯，读书就是为的做官，做官就是想发财，抢人家现成饭吃。这样中国焉能不乱？虽然挂了民国招牌，跟清王朝并无二致。其次便是毕业即失业，所学无所用。再其次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读书，贫穷人家的子弟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陶行知是很反对这种教育的。他说这种教育是‘教人吃饭不种田，教人穿衣不种棉，教人住屋不造林’。他希望锄头革命。锄头如何革命？培养1万个师范生，改造1万个小学，改造1万个农村。我办桂林师范的思想就在这里”。
唐现之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他主张教育救国，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想实现他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的宏愿。唐现之之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深影响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他礼贤下士、广纳贤才，积极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包括丰子恺、杨晦、傅彬然、王河天、朱荫龙、陈啸天、陈润泉、张白山、葛琳、戴自俺等名师云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他主张民主办校民主教学，爱护学生，倡导学生自觉学习，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使得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当时声名鹊起，被誉为同晓庄师范、保定师专齐名三所著名师范学校。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按照唐现之的教学思想创办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教学活动体现了“生活教育”的思想，表现出了很强的实践教学理念。
二、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实践教学的内容
（一）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具有重要地位。抗战时创办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作为中等师范，除开设语、数、理化、生物、工贸、图、音、体等课程，教育课程设有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材教法、测验与统计、教育实习和参观等一共16科，学制为3年，课程安排有几项原则：一是每周教学时数（包括军训）不超过32节（每学期21周）；二是每天不少于2～3节课外活动；三是每晚有两小时自学，一般用于完成当天作业；四是保证足够的教育实习、参观时间，原则上放在第三年。课外活动内容比较灵活，除了学校统一安排外，由各班自己决定活动内容，可以开小组会或者研究会，可以组织抗日宣传活动，也可以自学。每节课时间为40分钟。
（二）开展“反书呆子”讨论，统一思想。由于教学内容侧重实践教学同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相违背，因此在实生中间存在争论，焦点集中在“课外活动是不是太多了”，“书是不是读的太少”。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开展了“反书呆子”讨论，在校刊上转载了陶行知先生抨击书呆子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好些师范学校只是在那儿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书呆子分配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倘使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布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都变成书呆子，中华民国可以变成书呆子国。愿凡是已经成为书呆子的，从今以后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的熔炉里从新锻炼出一新的生命来。”经过这一问题的讨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师生改变了读死书的传统，对加强实践教学有了广泛共识，加上当时的实践活动内容包含抗日宣传教育内容，具有救亡性质，实践活动建立在“做上学”、“边学边做”的思想指导之上，也能够得到师生共鸣。 （三）注重“手脑合一”，加强生活实践教育。创办之初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招生简章上就注明“要吃苦耐劳，积极参加各项劳动。”入学通知书上，“规定要带一把锄头”。学校对每一位入学新生发两套衣服，一套学生装，一套工作服，后者劳动时穿。学校的劳动内容很广泛，一类是公共和社会服务，比如：1939年简师班学生发起穿草鞋运动，全校响应；每年3月全校每日派出学生30人赴邮局服务，帮助清理积压多年的邮件；每年11月5日学生自治会发动全体同学创建校运动场，提出“不完工不吃饭”口号；同年12月，实行生产劳动，学生分地种树；1940年春，学生自治会发动造林运动，沿校旁公路和周围种植树千株以上；1940年学生三次节约伙食，将膳食余额捐献给苏桥伤病医院。另一类是自我服务，比如：到四五里的两江永德乡背粮食；物价高涨时，烧的柴草要到离校30余里左右的山口砍割，每天饭堂开膳，由采购到烹调到搬运都由学生轮值负责。学校校址原来一片荒山，荆棘遍地，建校以后，所有人行道、操场、球场、农场、河边码头等都是历届学生创建。
（四）课程建设方面，体现教学与劳动实践的结合。在教学计划内，把生产劳动实践和生物课教学联系起来作为一个课程来安排。实现课堂内教学同农场内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由生物老师吴幼之、王亚农、陈学人等主持，学生参与，建设了一个“教学实验区”，作为生物教学实习、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教学实验区”对全校师生开放，对生物科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自己地上搞农作物高产实验。学生对这种集劳动生产实践和课堂教学于一身的教学模式反映很好，热情很高，在“教学实验区”大量种植蔬菜，平价卖给学校，还开展劳动竞赛，举行“丰收庆祝大会”，并把部分成果送给附近苏桥伤病医院。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生产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学生既掌握了专业知识，又学到了实践本领，还锻炼了体魄，寓教于乐、生动形象，达到了很好教学效果。
（五）建立良好的教学实习制度。唐现之是十分赞同陶行知的主张的，根据陶行知的理论和办法，师范学校必须设有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应该成为师范学校培养学生实际教学能力、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改进教育各科教学的基础。她是师范的母亲，不是师范的儿子，所以定名为“中心小学”，而不是附属小学。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学校附近的大岭心村办了一所中心小学，作为实习场所之一。另外，还把学校附近两江圩的两所小学作为“特约中心小学”，这样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有了三所实习基地。
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非常重视的教学实习，为了搞好教学实习，成立了实习指导委员会，由校长、辅导主任、实习指导教师和教育科（相当于教育系）的教师组成。在开展实习之前，要先到桂林、广东曲江等地参观考察和到实习学校调查研究，经过吸收先进经验和实地调查研究，拟定出实习计划，才去实习。根据需要不断完善实习教学计划，刚开始一年教学实习是安排在毕业考试前一个月，实习结束学生就要离校了。后来发现这样不利于学生提高，就把实习时间改在最后一年，在上一学期还要进行“小实习”，进行试教，时间不长，下学期期中开始全面实习。这样一来，学生通过实习可以发现问题，取得经验，回到学校总结提高。还可以利用学校的师资、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与老师、同学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教学实习是全面的实习，包括作实习学生要身兼多种角色包括实习校长、主任、班主任工作，实习小学各年级的各科教学，另一方面，在教学实习期间还要实习学校校长、教师共同学习有关教育资料和教学法，共同研究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共同研究讨论上课的教案以致记分考核、学生出勤登记等。所有这些，实习后认为好的，都留存下来。这样的制度，被取名为“两好制度”，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比较多，实习学校也获得教育和帮助。
（六）开展抗日实践活动。唐现之一直试图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办成一所抗战的学校，学校当时40多位教师中，有30多位是外省逃难到广西来的，颠沛流离、备尝艰辛，都是不愿受日寇压迫，都具有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思想。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多是贫寒子弟，能够吃苦耐劳，勤奋好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他们一进入学校就很快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教育，学校具有很强的抗日救国氛围。这一主基调也深深影响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创办之初，学生就自发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当时正值武汉、广州陷落，他们组织工作队，沿着湘桂铁路做抗日宣传。南宁、宾阳陷落，他们在两江、苏桥（学校附近的圩镇）组织少年工作队，成百的青少年得到教育。在学校附近的福村、大岭头村办农民夜校，教他们读书识字和宣传抗日，识字课本是围绕抗日和农业生产自编并免费发放给农民的。学校成立之初，每周周日组织一班学生到距离学校10余里外的苏桥伤兵医院慰问伤兵，组织研究会，研究抗战形势。1939年10月、12月组织“少年工学团”和青年补习班，组织十二三岁失学儿童边学习边劳动，学生既可获得一定报酬，更重要的是接受抗日教育。青年补习班则是组织一些小学毕业生继续深造，开设有语文、数学、抗日等功课。同年12月在两江成立抗战救国室，在此基础上扩大为两江、永德“社会教育实验室”，“社会教育实验室”是学校辅导处开展社会教育的实验区，包括举办成人夜学班，研究速成识字法，推广小先生制，建立抗战阅览室，陈列通俗书刊供群众阅览，举办抗日时事座谈会和报告会等。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以开展各项活动为载体，以学校为基地，围绕抗战救国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和农村，并使之成为一个“全民教育区”，对周边文化、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1944年6月，日寇沿湘桂铁路南侵，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组织“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暑期抗日宣传队”50余人，到桂北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学校的地下党员还调查地形，为打游击做准备。“暑宣队”历时40余天，途经灵川、兴安、全州、灌阳四县，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日寇入侵桂北的危难时刻，“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暑期抗日宣传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组建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战时服务团”，于1945年3月至8月活动于敌后柳城。一支由学生组成的武装队伍，竟然奔驰于枪林弹雨之中，以各种方式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投入抗战洪流直到抗战结束。 三、对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实践教学的评价
（一）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实践教学具有一定创新性。抗战时期是广西中等师范蓬勃发展的时期，是适应当时全省师范严重缺乏，不能满足国民教育发展需要发展起来的，中等师范的办学宗旨主要是培养各级国民师范师资，师范教育一般不附设专门小学作为实习基地，而是为整个师范区为教育辅导、研究和实验对象；除了担负正规师资培训外，还负责所在区域内的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的动员和指导。为了配合广西当局提出的“三自”、“三寓”政策，广西中等师范的教学内容包含有大量民众动员等乡村行政方面的知识；在学生实习方面，根据省政府颁布的《广西省师范学校实习课程标准》，实习内容包括教学实习和行政实习，行政实习又包括教学行政实习、社会教育行政实习和地方行政实习三项。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作为当时广西第一所中级师范以及“全省师范的楷模”，在实践教学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其坚持进步思想引领，以“中心小学”为教学实习基地，辐射周边、服务周边社区、提高周边社区人民的文化素质的模式，值得肯定。其全面实习的做法和制度具有一定创新性。
（二）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实践教学具有进步性。唐现之作为一位深孚众望的教育家，坚持教育救国思想，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想实现他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的宏愿。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教育救国的主张自然是不切实际的，但他们对教育价值和人生价值的观念，是反传统的，他们对反对统治的愤懑和爱国主义思想却是有利于革命的。
唐现之创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初衷，就是要努力改变传统的读书做官的陈旧观念，努力改变传统儒家教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的落后观念，积极倡导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把学校生活与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1938年陶行知先生到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讲话，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重要性，要求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办成坚持抗日的学校，唐现之在陶行知讲话后说：“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是要办成陶先生所说的坚持抗日的学校。”
在唐现之先生的影响和感召下，到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的民主进步教师和共产党员，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团结全校师生和唐现之先生一道坚持民主办学民主教学，从而使学校形成了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学风，为党在这所学校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个抗战期间，唐现之先生以及后任的汤松年、汤有雁先生都全力培育和维护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学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始终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具有重大影响，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教师中的共产党员通过从引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入手，把青年朴素的爱国思想引向科学共产主义；从社会调查和阶级分析入手，帮助青年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现状，理解工农师革命动力的原理，培养青年学生的工农感情，树立依靠工农的思想，引导他们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励青年学生刻苦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引导他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教学实践、生活实践，在实践中提高能力和专业水平。正是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提倡生活教育，注重实践教学的氛围熏陶下，在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学风影响下，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学生通过阅读进步书籍，通过开展与抗日有关的学生实践活动，通过教学实习实践活动，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阶级状况，通过反复比较鉴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从而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
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创办之初，根据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做上学”的理论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做“书呆子”。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党组织根据实践出真知，理论联系实际考察培养干部的原则，利用学生自治会、读书小组等组织，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办农民识字班、夜校、少年工学团、慰问伤兵等活动，而且通过建立校班两级核心小组，同三青团斗争，组织“暑宣队”、“战时服务团”进行抗日活动，使同学们学会了群众路线、合法斗争、统战工作，学会了对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提高了进步骨干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做具体工作能力。因此，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党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一定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和工作骨干。
【参考文献】
[1]唐现之.关于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片段回忆[G]//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
[2]汤松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G]//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
[3]汤松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G]//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5）
[4]蒙荫昭，梁全进.广西教育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5]韦纯束.党在桂林师范[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余海岗，山西阳泉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责编 卢 雯）
【关键词】抗战时期 广西省立桂林
师范学校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6C-
0172-03
一、唐现之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创办
唐现之（1897-1975），出生于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田村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春考入桂林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就读期间深受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教育救国思想影响，立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1919年9月至1923年，就读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这个时期，恰逢卓越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执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特别是他的“锄头锄头要奋斗”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论，对唐现之产生重要影响。
1923年，唐现之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母校二师任教员，之后辗转受聘于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中华书局、广西教育厅、中山大学等处，1932年应招回桂，筹办广西省立师专。之后又先后担任广西省教育厅设计委员会委员、督导室主任，广西省政府教育顾问、武汉省教育学院教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室导师、柳州乡村建设实验室农训班主任。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育管理，唐现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
广西是新桂系的根据地，1934年新桂系根据“自卫”、“自治”、“自给”所谓“三自”原则制定和颁布《广西建设纲领》，提出“建设广西，复兴国家”口号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等“三寓政策”，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四大建设，其实质就是要壮大实力，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抗战爆发后，新桂系积极抗战，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做官，新桂系与蒋介石矛盾有所缓和，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并没有放弃“建设广西，复兴国家”口号，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是在新桂系统治者“建设广西”、培植基层教育骨干的指导思想下诞生的，他们对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寄予厚望，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喻为“全省师范的楷模”。由于唐现之在教育界的声誉，广西当局把创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任务交给了他。新桂系把校址选在临桂两江，也有其政治寓意，因为两江是李宗仁故里，标志着“全省师范的楷模”必须为广西统治当局服务。然而，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并没有顺着广西统治当局的意愿发展，唐现之按照自己的思路，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办成注重实践教学的学校，办成陶行知“晓庄师范”那样的学校。
1937年唐现之奉命筹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学校的创办体现了他的办学思想。“我是学教育的，很早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民国以来虽然没有科举，但一般人仍以进学校为升官发财的目的阶梯，读书就是为的做官，做官就是想发财，抢人家现成饭吃。这样中国焉能不乱？虽然挂了民国招牌，跟清王朝并无二致。其次便是毕业即失业，所学无所用。再其次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读书，贫穷人家的子弟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陶行知是很反对这种教育的。他说这种教育是‘教人吃饭不种田，教人穿衣不种棉，教人住屋不造林’。他希望锄头革命。锄头如何革命？培养1万个师范生，改造1万个小学，改造1万个农村。我办桂林师范的思想就在这里”。
唐现之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他主张教育救国，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想实现他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的宏愿。唐现之之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深影响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他礼贤下士、广纳贤才，积极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包括丰子恺、杨晦、傅彬然、王河天、朱荫龙、陈啸天、陈润泉、张白山、葛琳、戴自俺等名师云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他主张民主办校民主教学，爱护学生，倡导学生自觉学习，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使得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当时声名鹊起，被誉为同晓庄师范、保定师专齐名三所著名师范学校。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按照唐现之的教学思想创办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教学活动体现了“生活教育”的思想，表现出了很强的实践教学理念。
二、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实践教学的内容
（一）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具有重要地位。抗战时创办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作为中等师范，除开设语、数、理化、生物、工贸、图、音、体等课程，教育课程设有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材教法、测验与统计、教育实习和参观等一共16科，学制为3年，课程安排有几项原则：一是每周教学时数（包括军训）不超过32节（每学期21周）；二是每天不少于2～3节课外活动；三是每晚有两小时自学，一般用于完成当天作业；四是保证足够的教育实习、参观时间，原则上放在第三年。课外活动内容比较灵活，除了学校统一安排外，由各班自己决定活动内容，可以开小组会或者研究会，可以组织抗日宣传活动，也可以自学。每节课时间为40分钟。
（二）开展“反书呆子”讨论，统一思想。由于教学内容侧重实践教学同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相违背，因此在实生中间存在争论，焦点集中在“课外活动是不是太多了”，“书是不是读的太少”。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开展了“反书呆子”讨论，在校刊上转载了陶行知先生抨击书呆子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好些师范学校只是在那儿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书呆子分配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倘使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布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都变成书呆子，中华民国可以变成书呆子国。愿凡是已经成为书呆子的，从今以后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的熔炉里从新锻炼出一新的生命来。”经过这一问题的讨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师生改变了读死书的传统，对加强实践教学有了广泛共识，加上当时的实践活动内容包含抗日宣传教育内容，具有救亡性质，实践活动建立在“做上学”、“边学边做”的思想指导之上，也能够得到师生共鸣。 （三）注重“手脑合一”，加强生活实践教育。创办之初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招生简章上就注明“要吃苦耐劳，积极参加各项劳动。”入学通知书上，“规定要带一把锄头”。学校对每一位入学新生发两套衣服，一套学生装，一套工作服，后者劳动时穿。学校的劳动内容很广泛，一类是公共和社会服务，比如：1939年简师班学生发起穿草鞋运动，全校响应；每年3月全校每日派出学生30人赴邮局服务，帮助清理积压多年的邮件；每年11月5日学生自治会发动全体同学创建校运动场，提出“不完工不吃饭”口号；同年12月，实行生产劳动，学生分地种树；1940年春，学生自治会发动造林运动，沿校旁公路和周围种植树千株以上；1940年学生三次节约伙食，将膳食余额捐献给苏桥伤病医院。另一类是自我服务，比如：到四五里的两江永德乡背粮食；物价高涨时，烧的柴草要到离校30余里左右的山口砍割，每天饭堂开膳，由采购到烹调到搬运都由学生轮值负责。学校校址原来一片荒山，荆棘遍地，建校以后，所有人行道、操场、球场、农场、河边码头等都是历届学生创建。
（四）课程建设方面，体现教学与劳动实践的结合。在教学计划内，把生产劳动实践和生物课教学联系起来作为一个课程来安排。实现课堂内教学同农场内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由生物老师吴幼之、王亚农、陈学人等主持，学生参与，建设了一个“教学实验区”，作为生物教学实习、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教学实验区”对全校师生开放，对生物科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自己地上搞农作物高产实验。学生对这种集劳动生产实践和课堂教学于一身的教学模式反映很好，热情很高，在“教学实验区”大量种植蔬菜，平价卖给学校，还开展劳动竞赛，举行“丰收庆祝大会”，并把部分成果送给附近苏桥伤病医院。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生产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学生既掌握了专业知识，又学到了实践本领，还锻炼了体魄，寓教于乐、生动形象，达到了很好教学效果。
（五）建立良好的教学实习制度。唐现之是十分赞同陶行知的主张的，根据陶行知的理论和办法，师范学校必须设有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应该成为师范学校培养学生实际教学能力、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改进教育各科教学的基础。她是师范的母亲，不是师范的儿子，所以定名为“中心小学”，而不是附属小学。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学校附近的大岭心村办了一所中心小学，作为实习场所之一。另外，还把学校附近两江圩的两所小学作为“特约中心小学”，这样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有了三所实习基地。
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非常重视的教学实习，为了搞好教学实习，成立了实习指导委员会，由校长、辅导主任、实习指导教师和教育科（相当于教育系）的教师组成。在开展实习之前，要先到桂林、广东曲江等地参观考察和到实习学校调查研究，经过吸收先进经验和实地调查研究，拟定出实习计划，才去实习。根据需要不断完善实习教学计划，刚开始一年教学实习是安排在毕业考试前一个月，实习结束学生就要离校了。后来发现这样不利于学生提高，就把实习时间改在最后一年，在上一学期还要进行“小实习”，进行试教，时间不长，下学期期中开始全面实习。这样一来，学生通过实习可以发现问题，取得经验，回到学校总结提高。还可以利用学校的师资、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与老师、同学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教学实习是全面的实习，包括作实习学生要身兼多种角色包括实习校长、主任、班主任工作，实习小学各年级的各科教学，另一方面，在教学实习期间还要实习学校校长、教师共同学习有关教育资料和教学法，共同研究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共同研究讨论上课的教案以致记分考核、学生出勤登记等。所有这些，实习后认为好的，都留存下来。这样的制度，被取名为“两好制度”，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比较多，实习学校也获得教育和帮助。
（六）开展抗日实践活动。唐现之一直试图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办成一所抗战的学校，学校当时40多位教师中，有30多位是外省逃难到广西来的，颠沛流离、备尝艰辛，都是不愿受日寇压迫，都具有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思想。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多是贫寒子弟，能够吃苦耐劳，勤奋好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他们一进入学校就很快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教育，学校具有很强的抗日救国氛围。这一主基调也深深影响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创办之初，学生就自发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当时正值武汉、广州陷落，他们组织工作队，沿着湘桂铁路做抗日宣传。南宁、宾阳陷落，他们在两江、苏桥（学校附近的圩镇）组织少年工作队，成百的青少年得到教育。在学校附近的福村、大岭头村办农民夜校，教他们读书识字和宣传抗日，识字课本是围绕抗日和农业生产自编并免费发放给农民的。学校成立之初，每周周日组织一班学生到距离学校10余里外的苏桥伤兵医院慰问伤兵，组织研究会，研究抗战形势。1939年10月、12月组织“少年工学团”和青年补习班，组织十二三岁失学儿童边学习边劳动，学生既可获得一定报酬，更重要的是接受抗日教育。青年补习班则是组织一些小学毕业生继续深造，开设有语文、数学、抗日等功课。同年12月在两江成立抗战救国室，在此基础上扩大为两江、永德“社会教育实验室”，“社会教育实验室”是学校辅导处开展社会教育的实验区，包括举办成人夜学班，研究速成识字法，推广小先生制，建立抗战阅览室，陈列通俗书刊供群众阅览，举办抗日时事座谈会和报告会等。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以开展各项活动为载体，以学校为基地，围绕抗战救国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和农村，并使之成为一个“全民教育区”，对周边文化、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1944年6月，日寇沿湘桂铁路南侵，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组织“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暑期抗日宣传队”50余人，到桂北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学校的地下党员还调查地形，为打游击做准备。“暑宣队”历时40余天，途经灵川、兴安、全州、灌阳四县，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日寇入侵桂北的危难时刻，“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暑期抗日宣传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组建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战时服务团”，于1945年3月至8月活动于敌后柳城。一支由学生组成的武装队伍，竟然奔驰于枪林弹雨之中，以各种方式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投入抗战洪流直到抗战结束。 三、对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实践教学的评价
（一）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实践教学具有一定创新性。抗战时期是广西中等师范蓬勃发展的时期，是适应当时全省师范严重缺乏，不能满足国民教育发展需要发展起来的，中等师范的办学宗旨主要是培养各级国民师范师资，师范教育一般不附设专门小学作为实习基地，而是为整个师范区为教育辅导、研究和实验对象；除了担负正规师资培训外，还负责所在区域内的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的动员和指导。为了配合广西当局提出的“三自”、“三寓”政策，广西中等师范的教学内容包含有大量民众动员等乡村行政方面的知识；在学生实习方面，根据省政府颁布的《广西省师范学校实习课程标准》，实习内容包括教学实习和行政实习，行政实习又包括教学行政实习、社会教育行政实习和地方行政实习三项。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作为当时广西第一所中级师范以及“全省师范的楷模”，在实践教学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其坚持进步思想引领，以“中心小学”为教学实习基地，辐射周边、服务周边社区、提高周边社区人民的文化素质的模式，值得肯定。其全面实习的做法和制度具有一定创新性。
（二）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实践教学具有进步性。唐现之作为一位深孚众望的教育家，坚持教育救国思想，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想实现他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的宏愿。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教育救国的主张自然是不切实际的，但他们对教育价值和人生价值的观念，是反传统的，他们对反对统治的愤懑和爱国主义思想却是有利于革命的。
唐现之创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初衷，就是要努力改变传统的读书做官的陈旧观念，努力改变传统儒家教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的落后观念，积极倡导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把学校生活与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1938年陶行知先生到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讲话，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重要性，要求把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办成坚持抗日的学校，唐现之在陶行知讲话后说：“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就是要办成陶先生所说的坚持抗日的学校。”
在唐现之先生的影响和感召下，到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的民主进步教师和共产党员，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团结全校师生和唐现之先生一道坚持民主办学民主教学，从而使学校形成了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学风，为党在这所学校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个抗战期间，唐现之先生以及后任的汤松年、汤有雁先生都全力培育和维护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学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始终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具有重大影响，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教师中的共产党员通过从引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入手，把青年朴素的爱国思想引向科学共产主义；从社会调查和阶级分析入手，帮助青年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现状，理解工农师革命动力的原理，培养青年学生的工农感情，树立依靠工农的思想，引导他们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励青年学生刻苦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引导他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教学实践、生活实践，在实践中提高能力和专业水平。正是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提倡生活教育，注重实践教学的氛围熏陶下，在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学风影响下，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学生通过阅读进步书籍，通过开展与抗日有关的学生实践活动，通过教学实习实践活动，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阶级状况，通过反复比较鉴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从而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
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创办之初，根据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做上学”的理论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做“书呆子”。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党组织根据实践出真知，理论联系实际考察培养干部的原则，利用学生自治会、读书小组等组织，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办农民识字班、夜校、少年工学团、慰问伤兵等活动，而且通过建立校班两级核心小组，同三青团斗争，组织“暑宣队”、“战时服务团”进行抗日活动，使同学们学会了群众路线、合法斗争、统战工作，学会了对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提高了进步骨干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做具体工作能力。因此，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党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一定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和工作骨干。
【参考文献】
[1]唐现之.关于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片段回忆[G]//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
[2]汤松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G]//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
[3]汤松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G]//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5）
[4]蒙荫昭，梁全进.广西教育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5]韦纯束.党在桂林师范[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余海岗，山西阳泉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责编 卢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