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期，关于中日关系回暖、转圜的文章较多，其中一些从世界格局、亚太形势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判，本文我想就中日关系本身做一点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我们知道从2012年日本方面所谓将钓鱼岛“国有化”以后，中日关系一直在低谷徘徊。从2017年5月第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2018年中日两国实现总理互访，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用了七个年头。那么，中日关系为何能够触底反弹，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轨的主要驱动力究竟何在呢？中日关系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危机或者说起伏，2006年我们就曾用过“转圜”这个词，这次应该说是“再度转圜”。
我认为从2010年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开始，经过2012年的“国有化”钓鱼岛事件，2013年可以说中日关系跌到了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这一年4月，安倍晋三首相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称，“侵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国际上都没有统一的定义，12月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入最黑暗的时刻，但也走到了黎明的前夕。2014年11月，在北京郊区怀柔召开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日领导人实现了简短会晤。此前几天，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应该說从这时开始，中日关系就朝着摸索转圜、改善、恢复正常的方向在努力，至今已经有将近五年的时间。那么，这一轮转圜改善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驱动，政策导向”。其中，最带有根本性的动力就是中日两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源源不断的相互合作需要。
但是，也经常会被各界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即在这一轮的中日关系改善过程中，外部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比如美国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更有一些分析把“特朗普冲击”作为此轮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推动力，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商榷。确实，美国共和党特朗普政府诞生后，中美之间出现了贸易摩擦，继而不断激化。同时美国也与盟国日本之间出现了矛盾上升的趋势，首先是围绕着贸易以及贸易体制问题，其次是以朝核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甚至还包括美日之间军售、军购这样的合作问题。特朗普总统对与盟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不像之前的总统那么强调和重视，在外交风格上更是特立独行，“交易型”特点明显。但无论如何，美国因素或者说外部因素构不成中日关系此轮改善的首要驱动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至少两年前，中日关系就已经开始了重返正轨的尝试。换言之，即使2016年选举后不是特朗普上台，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势在必然。
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中日两国的战略和政策背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当中，中国及日本的作用在增大，呈上升趋势。冷战结束后，从克林顿时期到奥巴马时期，亚太地区形势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牵引的，但这一逻辑目前正在发生变化。2013年以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改变力量对比、重塑地区格局与大国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战略和政策正成为牵引地区形势的一大自变量。与此同时，日本尽管经济增速不再像过去那么快，进入了成熟增长期，但是它的“综合战略活跃度”也在明显提升，努力从一个因变量变成自变量，努力从“棋子”变成“棋手”。特别是2012年以后，日本从安全领域入手推动国家战略转型，优化国力结构，全面强化国际行为能力。日本推动CPTP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签署了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欧EPA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
前面我们解读了过去，下面一起来看看前方的路。应该说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双边合作对于两国来说都是重要和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和有巨大潜力的，但是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无条件、自然生成的，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
以下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首先是要认识到，发展中日关系的巨大潜力来自于两国经济产业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互补性。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高坂正尧就说过，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当代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日本应该采取的国家战略是把中国作为主顾，也就是把中国作为客户，言下之意是，一个中国“够日本吃一辈子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外国包括日本的先进经验，如日本的节能技术、环保技术、社会管理、区域合作以及应对贸易战的经验，等等。
本文作者在研讨会演讲中。
其次要使中日关系改善得顺利、持久，还要善于处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感问题。虽然当前中日关系在改善和发展，但是彼此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要直面现实，不能当鸵鸟。很明显，在一些问题上，短期内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问题妥善管理起来，防止局部矛盾激化而冲击大局。管理好问题是为将来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而管理好问题的前置性条件是承认问题的存在，包括承认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存在。承认问题是管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三是加强战略对话，扩大沟通协调范围。在自由贸易、地区合作等方面，中日之间存在着共同点，但并不是没有差异甚至分歧。在更宏观的层面，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在上升，但并不是说它和中国就走在了一个方向上。我们必须头脑冷静、全面把握。在具体问题上，譬如今年日本是G20峰会的东道国，由于去年的东道国阿根廷、明年的沙特被认为难以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就变得很重要，它要“干三年的活”。围绕WTO改革、围绕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日本的想法与欧美不尽相同，但是与中国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更有距离。在电子商务、网络信息等特定问题上，日方的立场恐怕更接近欧美而不是中国，对这些我们要心中有数，精准把握。
我认为基本的思路应该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所谓改善存量，就是要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理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而所谓优化增量，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要从时代潮流、文明的高度来定位和把握中日关系。我们此次研讨会的定位是“国际变局下的中日关系”，意思就是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和时代幕布与中日双边关系衔接、对接起来，丰富其观察角度，强调“变动世界中的中日关系”、“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二是中日需要相互学习，深入研究彼此。比如日本体现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很值得研究。日本刚刚结束了平成时代，社会思潮、政治思潮的流变，主流价值观是怎样的，我们对平成时代乃至战后昭和时代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化。三是推动务实合作。再好的定位和愿景也需要由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这一实际内涵来支撑，中日关系更是如此。中日关系丰富而复杂，惟其如此不进则退，加强务实合作要有紧迫感。在推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带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上，如何克服两国企业文化中的差异、扎实推进每个项目的进展非常重要。
包括中国在内，如何在变局中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核心课题。日本也在努力探索“令和时代”新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如何正确理解、精准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和平稳定，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我们不能做时代的弃儿，不能做时代的失败者，而是要集中智慧，共同面对时代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全球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务实合作与前景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修订）
为什么会有这一轮的转圜、改善和深化合作
我们知道从2012年日本方面所谓将钓鱼岛“国有化”以后，中日关系一直在低谷徘徊。从2017年5月第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2018年中日两国实现总理互访，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用了七个年头。那么，中日关系为何能够触底反弹，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轨的主要驱动力究竟何在呢？中日关系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危机或者说起伏，2006年我们就曾用过“转圜”这个词，这次应该说是“再度转圜”。
我认为从2010年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开始，经过2012年的“国有化”钓鱼岛事件，2013年可以说中日关系跌到了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这一年4月，安倍晋三首相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称，“侵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国际上都没有统一的定义，12月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入最黑暗的时刻，但也走到了黎明的前夕。2014年11月，在北京郊区怀柔召开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日领导人实现了简短会晤。此前几天，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应该說从这时开始，中日关系就朝着摸索转圜、改善、恢复正常的方向在努力，至今已经有将近五年的时间。那么，这一轮转圜改善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驱动，政策导向”。其中，最带有根本性的动力就是中日两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源源不断的相互合作需要。
但是，也经常会被各界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即在这一轮的中日关系改善过程中，外部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比如美国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更有一些分析把“特朗普冲击”作为此轮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推动力，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商榷。确实，美国共和党特朗普政府诞生后，中美之间出现了贸易摩擦，继而不断激化。同时美国也与盟国日本之间出现了矛盾上升的趋势，首先是围绕着贸易以及贸易体制问题，其次是以朝核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甚至还包括美日之间军售、军购这样的合作问题。特朗普总统对与盟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不像之前的总统那么强调和重视，在外交风格上更是特立独行，“交易型”特点明显。但无论如何，美国因素或者说外部因素构不成中日关系此轮改善的首要驱动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至少两年前，中日关系就已经开始了重返正轨的尝试。换言之，即使2016年选举后不是特朗普上台，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势在必然。
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中日两国的战略和政策背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当中，中国及日本的作用在增大，呈上升趋势。冷战结束后，从克林顿时期到奥巴马时期，亚太地区形势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牵引的，但这一逻辑目前正在发生变化。2013年以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改变力量对比、重塑地区格局与大国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战略和政策正成为牵引地区形势的一大自变量。与此同时，日本尽管经济增速不再像过去那么快，进入了成熟增长期，但是它的“综合战略活跃度”也在明显提升，努力从一个因变量变成自变量，努力从“棋子”变成“棋手”。特别是2012年以后，日本从安全领域入手推动国家战略转型，优化国力结构，全面强化国际行为能力。日本推动CPTP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签署了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欧EPA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
此轮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能走多远
前面我们解读了过去，下面一起来看看前方的路。应该说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双边合作对于两国来说都是重要和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和有巨大潜力的，但是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无条件、自然生成的，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
以下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首先是要认识到，发展中日关系的巨大潜力来自于两国经济产业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互补性。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高坂正尧就说过，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当代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日本应该采取的国家战略是把中国作为主顾，也就是把中国作为客户，言下之意是，一个中国“够日本吃一辈子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外国包括日本的先进经验，如日本的节能技术、环保技术、社会管理、区域合作以及应对贸易战的经验，等等。
其次要使中日关系改善得顺利、持久，还要善于处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感问题。虽然当前中日关系在改善和发展，但是彼此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要直面现实，不能当鸵鸟。很明显，在一些问题上，短期内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问题妥善管理起来，防止局部矛盾激化而冲击大局。管理好问题是为将来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而管理好问题的前置性条件是承认问题的存在，包括承认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存在。承认问题是管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三是加强战略对话，扩大沟通协调范围。在自由贸易、地区合作等方面，中日之间存在着共同点，但并不是没有差异甚至分歧。在更宏观的层面，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在上升，但并不是说它和中国就走在了一个方向上。我们必须头脑冷静、全面把握。在具体问题上，譬如今年日本是G20峰会的东道国，由于去年的东道国阿根廷、明年的沙特被认为难以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就变得很重要，它要“干三年的活”。围绕WTO改革、围绕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日本的想法与欧美不尽相同，但是与中国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更有距离。在电子商务、网络信息等特定问题上，日方的立场恐怕更接近欧美而不是中国，对这些我们要心中有数，精准把握。
为了行稳致远，应该如何去做
我认为基本的思路应该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所谓改善存量，就是要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理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而所谓优化增量，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要从时代潮流、文明的高度来定位和把握中日关系。我们此次研讨会的定位是“国际变局下的中日关系”，意思就是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和时代幕布与中日双边关系衔接、对接起来，丰富其观察角度，强调“变动世界中的中日关系”、“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二是中日需要相互学习，深入研究彼此。比如日本体现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很值得研究。日本刚刚结束了平成时代，社会思潮、政治思潮的流变，主流价值观是怎样的，我们对平成时代乃至战后昭和时代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化。三是推动务实合作。再好的定位和愿景也需要由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这一实际内涵来支撑，中日关系更是如此。中日关系丰富而复杂，惟其如此不进则退，加强务实合作要有紧迫感。在推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带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上，如何克服两国企业文化中的差异、扎实推进每个项目的进展非常重要。
包括中国在内，如何在变局中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核心课题。日本也在努力探索“令和时代”新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如何正确理解、精准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和平稳定，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我们不能做时代的弃儿，不能做时代的失败者，而是要集中智慧，共同面对时代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全球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务实合作与前景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