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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最重要方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上海具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2005年底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外省市在沪就业人数已达400万左右，其中农民工约占85％。在这样的形势下，关注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就成为建设和谐城市的一个重要话题。
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意指人们由于生活在比较狭小的一隅，对该环境中生活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正如李普曼所说：“一篇报道乃是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共同产物，其中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总是带有选择性倾向。通常还会带有创造性。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会在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产生阻碍作用。”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经常以社会类别知识为基础进行社会判断和推理。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当在进行社会认知的时候，往往会对这一性格各异的群体赋予某些共同特征，并由此形成对这一群体的一种固定的、笼统的看法。当人们用这种看法去对千差万别的个体进行理解、判断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形成刻板效应。
大众传媒为世界的再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媒体对现实环境进行加工之后以拟态环境展示给受众，其所塑造的农民工形象，是城市居民认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重要“镜像”。“春运”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由于春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这段时间“回家”成了很多农民工的主要目标，而由此导致的工资问题、交通问题、城市劳动力紧缺问题等就会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媒体的报道也就相对集中。本文选取了2007年春运期间《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中关于农民工的所有报道，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探讨。
一、样本选择及报道内容分析
本文关于“春运”的界定以“2007年全国铁路春运方案”为主要依据，时间段为2007年2月3日-2007年3月14日。选择《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两者都是沪上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报道更多体现政策的要求。而《新民晚报》作为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晚报，报道内容更通俗化，更多体现上海市民的观点。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上述两份报纸在春运期间关于“农民工”的所有报道，包括消息、通讯和新闻图片。其中《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19篇，《新民晚报》的相关报道27篇，共46篇。
1 农民工报道类目的分类统计
根据研究需要，对报道从版面位置、报道体裁、新闻来源、涉及领域、报道主题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统计，进而探讨其中所塑造的农民工形象。
a 版面位置分析。关于农民工的报道绝大多数集中在社会新闻版，占67.4％，要闻版占19.6％。专版仅占8.7％；这46篇报道中，头条仅占28.3％，要闻版的头条则更少，《新民晚报》只有1篇，《解放日报》有3篇，共占8.7％。可见媒体对农民工的关注度还不够高。而出现在经济新闻版和科教卫新闻版的报道各仅有一篇，各占2.2％，这谢明。媒体对农民工身边发生的经济和科学、教育、卫生方面的新闻缺乏关注。
b 报道体裁分析。《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中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以文字报道为主，消息所占比重最大，有41.3％，而摄影报道仅占19.6％。其中《解放日报》的消息占47％，通讯占37％，摄影报道占11％；《新民晚报》的消息占37％，通讯占400％，摄影报道占22％。从报道内容来看。即使通讯也多是对事件描述性的报道。缺乏解释性报道和深度报道，媒体对农民工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某一事件的表面层次，没有从深层次上对农民工及其相关事件和问题进行分析。
c 新闻来源分析。记者采访所获得的消息占了绝大多数，为69.6％，其次是官方信息，为26.1％，而由农民工主动找媒体报料的仅有2篇，占43％，分别是《新民晚报》的《农民工1.5万元错存之后》，和《解放日报》的《142名农民工：拿到了过年薪水——相关部门多方协调，80万工资一周发放》。在记者采访获得信息的报道中，对农民工的直接采访也不多。这就使得农民工缺乏发表意见的平台，同时媒体相关报道中的主人公也处于失语状态，农民工在受众面前的形象是由其他组织建构的，而非其本身。
以《新民晚报》2007年2月8日的报道《“农民工律师”周立太遭失信之痛》为例。这篇新闻报道了“农民工律师”周立太为农民工代理维权官司数千件，但有些当事人在得到补偿款后却逃避律师费的事件。记者只采访了周立太律师，却没有采访过任何一个新闻中多次提到的农民工。另外，代理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律师多不多?是否也像周立太一样遭遇过此类问题?农民工维权官司的获胜率有多高?文中提到“有500多万元律师费无法追回”在其代理费总额中占多大比重?这些钱无法追回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文中都没有交代。记者完全没有给农民工表达意见的机会，这显然是有违记者多方调查、深入采访的原则的。
d 涉及领域。报道的领域集中在日常生活方面，由于是春运期间，所以关于交通领域的报道最多，占21.7％，如2007年春运启动第一天，《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就都在要闻版刊登了关于农民工乘车回家的报道。其次是政治法律和求职方面的报道。各占19.6％。违法犯罪的新闻仅有2篇，而且其中一篇题为《广西两记者帮农民工讨薪被打——当地市领导要求公安部门尽快处理这一事件》的消息是以农民工作为被害人进行报道的，另一篇题为《打工掉入高薪陷阱——女子接受毒品被判刑》也是不足300字的消息。一般来说，春节前后是盗窃、抢劫案件的高发期，而在此期间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只有1篇，仅占2％。而其中也不乏对农民工的表扬性报道，如《新民晚报》2月3日的报道《民工志愿者服务“春运”》、2月20日的报道《在铁路上海站地区，有21对从事保洁工作的外来农民工夫妻，节日里加班加点工作——从凌晨5时忙到晚上11时》和《解放日报》2月12日的报道《返乡过年前无偿献血——上海感谢你》都表现了农民工积极服务社会的新风尚，突破了大多数只把农民工描述为受人救助的弱者的报道。
e 报道主题。报道主题集中在政策导向、权益状况、社会服务信息和工作情况方面，而对于农民工心理状况、精神风貌、家庭状况和社会保障方面则很少报道。由于在春运期间，农民工出行、找工作对相 关信息需求量较大，所以媒体对社会服务信息和工作情况的报道相对较多。而每到年关，又是农民工权益受损害最严重的时候。这时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就特别多。《解放日报》春节前10天的报道都集中在农民工讨薪，而且内容全是报道有关部门如何在政策和法律上帮助农民工讨薪，或是对相关政策的解读的报道。没有农民工为了讨薪做出过激行为的报道。春节期间，报纸对于其他群体的报道多为假日休闲、走亲访友，而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中却没有一篇是关于度假休闲的。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农民工似乎是没有节日和娱乐的。这样的描述拉大了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距离，使得农民工更加边缘化。
f 其他。在农民工心情的分析中。笔者也发现有一半的报道反映农民工的心理状态为“喜悦”，内容多是关于农民工受到政策关怀，领到薪水回家过年或顺利找到工作的。反映农民工心情为气愤和悲伤的分别为6.5％和4.3％，有39.1％的报道没有反映农民工的心理状态。在这些报道中，媒体对农民工的直接采访非常少，对报道主人公的诠释来自于其他人的看法，没有“表情”的农民工像游离在众生之外的“他者”。媒体对农民工心情的不关注也会造成受众对此不关注——在这个拟态环境中，农民工便不再有喜怒哀乐。
在文本分析中，笔者发现，春运期间关于农民工的经济新闻和文化新闻各仅有一篇。作为城市边缘群体出现，农民工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充分的话语权。而媒体定位策略的实施则更加重了这种现象，市场细分毫无疑问地将农民工排斥在了目标受众之外。经济上的不平等带来了获取信息资源的不平等，于是，在经济地位悬殊的人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知沟”。施拉姆指出：信息不仅在国家间流动失衡，在国家内的流动也很不平衡。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他认为：“随着大众传媒的信息进入社会体系的增多，人群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那部分人会更多地接受信息。这两部分人的信息差距就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而“知沟”的出现与话语权的缺失带来的结果则是刻版印象的出现。
2 《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比较分析
《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由于定位不同，在对农民工的报道上也有所区别。
从报道数量上看，《新民晚报》比《解放日报》多8篇，说明《新民晚报》对农民工关注度较高。
从报道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新民晚报》对上海市以外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农民工的关注度高于《解放日报》，报道比例为33％，多于《解放日报》的16％。
从报道主题上看，《解放日报》的报道集中在政策导向和农民工权益状况方面，占其全部报道的63％，多于《新民晚报》的40％，《新民晚报》的报道主题相对更广泛。如2月20日的《农民工1.5万元错存之后》就是报道一对农民工夫妇将一年辛苦钱错存到另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工银行卡上，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众人的帮助下钱又归还原主的事件。
从报道角度上看，《解放日报》从政策传达角度报道新闻的比例为36％，高于《新民晚报》的22％。比如同样是2月3日(春运首日)报道农民工乘车回家，《新民晚报》的《今年上海首班农民工专列上午发车揣着工资早把家还》就是通过采访农民工，从农民工角度报道了其返乡心情、铁路出行状况、购票情况等；而《解放日报》的《申城春运今启动》则全部体现的是增开车次、发送旅客人次等官方信息。
从报道深度上看。《新民晚报》的深度远不及《解放日报》。《解放日报》设为专版和放在要闻版的报道占42％，而《新民晚报》则只有18％，大部分是豆腐块的图片或消息报道。
二、媒体报道中农民工的形象分析
欧美批判传播学者认为：新闻传媒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闻传媒是公众注意的核心，它决定着公共议程，并建构和影响政策议程。新闻传播者是信息的搜集者和把关人，在对现实世界的再现过程中，他们或多或少地会掺入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媒体在对农民工进行报道时，自然会带着自己的认知模式去解读新闻事件。从对样本的分析中，笔者发现：由于社会公众和媒体对农民工所带有的成见，加上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话语权的缺失，我国的大众传媒所建构出来的刻板印象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农民工的固有模式。
在《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的报道中，尽管也有像《返乡过年前无偿献血——上海感谢你》这样充分肯定农民工对城市贡献的报道，但总的来说，其中塑造的农民工形象是“为生活奔忙的外乡人”，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为了讨薪四处奔波。为了一点点慰问品就绽开幸福的笑容，在春节快到的时候。坐火车回家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1 农民工是一个为生活奔忙的群体
媒体对农民工的模式化报道总让他们以千篇一律的形象出现，比如《新民晚报》2007年2月3日题为《揣着工资把家还》的报道就是这样描述农民工的：“嘴里还含着半口方便面，眼睛死死盯着站台，手中紧紧攥着车票……今天上午10时15分，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小王，迫切等待着返乡列车的到来。”此类描述常见于农民工报道中。记者依靠自己或者是其目标受众的“成见”，将这一个体形象扩展为农民工整体形象，在受众心目中形成了农民工贫穷落后、地位低下、受人怜悯的形象。
由于媒体报道都集中在讨薪、返乡，使得受众认为农民工关心的就只有这些问题。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具有诸如缺乏社会支持、担心、害怕、孤独、紧张和容易激动之类的心理问题。可媒体对于农民工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层面的关注却很少，这使得农民工在心理方面处于缺席状态。而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恰恰是比父辈们更注重精神需求的。他们的文化程度有明显提高。较注重精神诉求。有强烈的学习愿望。积极融入城市生活……这些跟媒体所反映的农民工形象是截然相反的。
2 农民工是“外乡人”
农民工也是普通公民，也有喜怒哀乐，也有同于一般人的需求。但是当他们被赋予了“外乡人”这个群体特征之后，就不再拥有跟社会其他群体一样的共性了。
在其他人身上很普通的事，如果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就可能成为新闻。如《新民晚报》2007年2月7日的报道：《月薪平均1020元。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最关心工资、社保、子女上学、买房等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大型调查显示——“欠薪”仍在困扰农民工》，文章认为，“农民工关心工资、社保、子女上学、买房等问题出人意料”。同样也是其他普通公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农民工来关心一下就会出人意料呢?这里隐含着的逻辑就是“他们是外乡人”。
三、结论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是功不可没的，现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建设的目的不仅仅是把挣到的工资寄回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还希望把家安在城市，这也是他们积极工作的一大动力。在此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在成为“新上海人”。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把家人都接到了上海，努力学习新知识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要求。但是，新闻媒体日复一日的报道，使人们逐渐形成了这一刻板印象，每每谈及农民工，便将其与贫穷、落后联系起来。当这些被影响的受众将刻板印象带人各自的实际生活时。当他们面对那些已经被刻板化的农民工群体中的成员时，这些固定的成见便开始发挥作用，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最终形成对农民工的他人评价，并影响农民工的自我定义。
世界是千差万别的，农民工的形象也是各具特点的，媒体将农民工形象刻板化，模糊了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差异，限制了受众对农民工的认识范围，也使得农民工的自我认识产生偏差。这种“标签式”的处理，很容易在农民工与其他受众之间制造屏障，妨碍人际交流与理解。也是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的。
媒体把农民工塑造成“为生活奔忙的外乡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制度性的现实歧视。有记者自以为是的主观想象，有迎合城市居民的市场逻辑，也有通过展示农民工的苦痛来反衬城市“幸福生活”的宣传需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如果其所塑造出来的拟态环境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环境，甚至与之相悖，那么它作为环境监测者的功能也将因此而弱化。对报道对象全面、客观、深刻的反映才是成熟的表现。媒体只有摒弃固有成见、注重专业素质的修养，才能履行好“社会公器”的职责。(本文为上海市教委课题“大众传媒与上海城市发展关系研究”成果之一)
社会刻板印象，也称“固定的成见”，由美国政论家和舆论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有人将此提法泛化为“浇铸铅版论”、“刻板印象论”等，意指人们由于生活在比较狭小的一隅，对该环境中生活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正如李普曼所说：“一篇报道乃是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共同产物，其中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总是带有选择性倾向。通常还会带有创造性。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会在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产生阻碍作用。”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经常以社会类别知识为基础进行社会判断和推理。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当在进行社会认知的时候，往往会对这一性格各异的群体赋予某些共同特征，并由此形成对这一群体的一种固定的、笼统的看法。当人们用这种看法去对千差万别的个体进行理解、判断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形成刻板效应。
大众传媒为世界的再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媒体对现实环境进行加工之后以拟态环境展示给受众，其所塑造的农民工形象，是城市居民认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重要“镜像”。“春运”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由于春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这段时间“回家”成了很多农民工的主要目标，而由此导致的工资问题、交通问题、城市劳动力紧缺问题等就会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媒体的报道也就相对集中。本文选取了2007年春运期间《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中关于农民工的所有报道，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探讨。
一、样本选择及报道内容分析
本文关于“春运”的界定以“2007年全国铁路春运方案”为主要依据，时间段为2007年2月3日-2007年3月14日。选择《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两者都是沪上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报道更多体现政策的要求。而《新民晚报》作为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晚报，报道内容更通俗化，更多体现上海市民的观点。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上述两份报纸在春运期间关于“农民工”的所有报道，包括消息、通讯和新闻图片。其中《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19篇，《新民晚报》的相关报道27篇，共46篇。
1 农民工报道类目的分类统计
根据研究需要，对报道从版面位置、报道体裁、新闻来源、涉及领域、报道主题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统计，进而探讨其中所塑造的农民工形象。
a 版面位置分析。关于农民工的报道绝大多数集中在社会新闻版，占67.4％，要闻版占19.6％。专版仅占8.7％；这46篇报道中，头条仅占28.3％，要闻版的头条则更少，《新民晚报》只有1篇，《解放日报》有3篇，共占8.7％。可见媒体对农民工的关注度还不够高。而出现在经济新闻版和科教卫新闻版的报道各仅有一篇，各占2.2％，这谢明。媒体对农民工身边发生的经济和科学、教育、卫生方面的新闻缺乏关注。
b 报道体裁分析。《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中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以文字报道为主，消息所占比重最大，有41.3％，而摄影报道仅占19.6％。其中《解放日报》的消息占47％，通讯占37％，摄影报道占11％；《新民晚报》的消息占37％，通讯占400％，摄影报道占22％。从报道内容来看。即使通讯也多是对事件描述性的报道。缺乏解释性报道和深度报道，媒体对农民工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某一事件的表面层次，没有从深层次上对农民工及其相关事件和问题进行分析。
c 新闻来源分析。记者采访所获得的消息占了绝大多数，为69.6％，其次是官方信息，为26.1％，而由农民工主动找媒体报料的仅有2篇，占43％，分别是《新民晚报》的《农民工1.5万元错存之后》，和《解放日报》的《142名农民工：拿到了过年薪水——相关部门多方协调，80万工资一周发放》。在记者采访获得信息的报道中，对农民工的直接采访也不多。这就使得农民工缺乏发表意见的平台，同时媒体相关报道中的主人公也处于失语状态，农民工在受众面前的形象是由其他组织建构的，而非其本身。
以《新民晚报》2007年2月8日的报道《“农民工律师”周立太遭失信之痛》为例。这篇新闻报道了“农民工律师”周立太为农民工代理维权官司数千件，但有些当事人在得到补偿款后却逃避律师费的事件。记者只采访了周立太律师，却没有采访过任何一个新闻中多次提到的农民工。另外，代理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律师多不多?是否也像周立太一样遭遇过此类问题?农民工维权官司的获胜率有多高?文中提到“有500多万元律师费无法追回”在其代理费总额中占多大比重?这些钱无法追回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文中都没有交代。记者完全没有给农民工表达意见的机会，这显然是有违记者多方调查、深入采访的原则的。
d 涉及领域。报道的领域集中在日常生活方面，由于是春运期间，所以关于交通领域的报道最多，占21.7％，如2007年春运启动第一天，《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就都在要闻版刊登了关于农民工乘车回家的报道。其次是政治法律和求职方面的报道。各占19.6％。违法犯罪的新闻仅有2篇，而且其中一篇题为《广西两记者帮农民工讨薪被打——当地市领导要求公安部门尽快处理这一事件》的消息是以农民工作为被害人进行报道的，另一篇题为《打工掉入高薪陷阱——女子接受毒品被判刑》也是不足300字的消息。一般来说，春节前后是盗窃、抢劫案件的高发期，而在此期间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只有1篇，仅占2％。而其中也不乏对农民工的表扬性报道，如《新民晚报》2月3日的报道《民工志愿者服务“春运”》、2月20日的报道《在铁路上海站地区，有21对从事保洁工作的外来农民工夫妻，节日里加班加点工作——从凌晨5时忙到晚上11时》和《解放日报》2月12日的报道《返乡过年前无偿献血——上海感谢你》都表现了农民工积极服务社会的新风尚，突破了大多数只把农民工描述为受人救助的弱者的报道。
e 报道主题。报道主题集中在政策导向、权益状况、社会服务信息和工作情况方面，而对于农民工心理状况、精神风貌、家庭状况和社会保障方面则很少报道。由于在春运期间，农民工出行、找工作对相 关信息需求量较大，所以媒体对社会服务信息和工作情况的报道相对较多。而每到年关，又是农民工权益受损害最严重的时候。这时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就特别多。《解放日报》春节前10天的报道都集中在农民工讨薪，而且内容全是报道有关部门如何在政策和法律上帮助农民工讨薪，或是对相关政策的解读的报道。没有农民工为了讨薪做出过激行为的报道。春节期间，报纸对于其他群体的报道多为假日休闲、走亲访友，而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中却没有一篇是关于度假休闲的。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农民工似乎是没有节日和娱乐的。这样的描述拉大了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距离，使得农民工更加边缘化。
f 其他。在农民工心情的分析中。笔者也发现有一半的报道反映农民工的心理状态为“喜悦”，内容多是关于农民工受到政策关怀，领到薪水回家过年或顺利找到工作的。反映农民工心情为气愤和悲伤的分别为6.5％和4.3％，有39.1％的报道没有反映农民工的心理状态。在这些报道中，媒体对农民工的直接采访非常少，对报道主人公的诠释来自于其他人的看法，没有“表情”的农民工像游离在众生之外的“他者”。媒体对农民工心情的不关注也会造成受众对此不关注——在这个拟态环境中，农民工便不再有喜怒哀乐。
在文本分析中，笔者发现，春运期间关于农民工的经济新闻和文化新闻各仅有一篇。作为城市边缘群体出现，农民工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充分的话语权。而媒体定位策略的实施则更加重了这种现象，市场细分毫无疑问地将农民工排斥在了目标受众之外。经济上的不平等带来了获取信息资源的不平等，于是，在经济地位悬殊的人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知沟”。施拉姆指出：信息不仅在国家间流动失衡，在国家内的流动也很不平衡。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他认为：“随着大众传媒的信息进入社会体系的增多，人群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那部分人会更多地接受信息。这两部分人的信息差距就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而“知沟”的出现与话语权的缺失带来的结果则是刻版印象的出现。
2 《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比较分析
《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由于定位不同，在对农民工的报道上也有所区别。
从报道数量上看，《新民晚报》比《解放日报》多8篇，说明《新民晚报》对农民工关注度较高。
从报道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新民晚报》对上海市以外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农民工的关注度高于《解放日报》，报道比例为33％，多于《解放日报》的16％。
从报道主题上看，《解放日报》的报道集中在政策导向和农民工权益状况方面，占其全部报道的63％，多于《新民晚报》的40％，《新民晚报》的报道主题相对更广泛。如2月20日的《农民工1.5万元错存之后》就是报道一对农民工夫妇将一年辛苦钱错存到另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工银行卡上，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众人的帮助下钱又归还原主的事件。
从报道角度上看，《解放日报》从政策传达角度报道新闻的比例为36％，高于《新民晚报》的22％。比如同样是2月3日(春运首日)报道农民工乘车回家，《新民晚报》的《今年上海首班农民工专列上午发车揣着工资早把家还》就是通过采访农民工，从农民工角度报道了其返乡心情、铁路出行状况、购票情况等；而《解放日报》的《申城春运今启动》则全部体现的是增开车次、发送旅客人次等官方信息。
从报道深度上看。《新民晚报》的深度远不及《解放日报》。《解放日报》设为专版和放在要闻版的报道占42％，而《新民晚报》则只有18％，大部分是豆腐块的图片或消息报道。
二、媒体报道中农民工的形象分析
欧美批判传播学者认为：新闻传媒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闻传媒是公众注意的核心，它决定着公共议程，并建构和影响政策议程。新闻传播者是信息的搜集者和把关人，在对现实世界的再现过程中，他们或多或少地会掺入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媒体在对农民工进行报道时，自然会带着自己的认知模式去解读新闻事件。从对样本的分析中，笔者发现：由于社会公众和媒体对农民工所带有的成见，加上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话语权的缺失，我国的大众传媒所建构出来的刻板印象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农民工的固有模式。
在《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的报道中，尽管也有像《返乡过年前无偿献血——上海感谢你》这样充分肯定农民工对城市贡献的报道，但总的来说，其中塑造的农民工形象是“为生活奔忙的外乡人”，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为了讨薪四处奔波。为了一点点慰问品就绽开幸福的笑容，在春节快到的时候。坐火车回家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1 农民工是一个为生活奔忙的群体
媒体对农民工的模式化报道总让他们以千篇一律的形象出现，比如《新民晚报》2007年2月3日题为《揣着工资把家还》的报道就是这样描述农民工的：“嘴里还含着半口方便面，眼睛死死盯着站台，手中紧紧攥着车票……今天上午10时15分，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小王，迫切等待着返乡列车的到来。”此类描述常见于农民工报道中。记者依靠自己或者是其目标受众的“成见”，将这一个体形象扩展为农民工整体形象，在受众心目中形成了农民工贫穷落后、地位低下、受人怜悯的形象。
由于媒体报道都集中在讨薪、返乡，使得受众认为农民工关心的就只有这些问题。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具有诸如缺乏社会支持、担心、害怕、孤独、紧张和容易激动之类的心理问题。可媒体对于农民工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层面的关注却很少，这使得农民工在心理方面处于缺席状态。而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恰恰是比父辈们更注重精神需求的。他们的文化程度有明显提高。较注重精神诉求。有强烈的学习愿望。积极融入城市生活……这些跟媒体所反映的农民工形象是截然相反的。
2 农民工是“外乡人”
农民工也是普通公民，也有喜怒哀乐，也有同于一般人的需求。但是当他们被赋予了“外乡人”这个群体特征之后，就不再拥有跟社会其他群体一样的共性了。
在其他人身上很普通的事，如果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就可能成为新闻。如《新民晚报》2007年2月7日的报道：《月薪平均1020元。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最关心工资、社保、子女上学、买房等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大型调查显示——“欠薪”仍在困扰农民工》，文章认为，“农民工关心工资、社保、子女上学、买房等问题出人意料”。同样也是其他普通公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农民工来关心一下就会出人意料呢?这里隐含着的逻辑就是“他们是外乡人”。
三、结论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是功不可没的，现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建设的目的不仅仅是把挣到的工资寄回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还希望把家安在城市，这也是他们积极工作的一大动力。在此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在成为“新上海人”。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把家人都接到了上海，努力学习新知识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要求。但是，新闻媒体日复一日的报道，使人们逐渐形成了这一刻板印象，每每谈及农民工，便将其与贫穷、落后联系起来。当这些被影响的受众将刻板印象带人各自的实际生活时。当他们面对那些已经被刻板化的农民工群体中的成员时，这些固定的成见便开始发挥作用，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最终形成对农民工的他人评价，并影响农民工的自我定义。
世界是千差万别的，农民工的形象也是各具特点的，媒体将农民工形象刻板化，模糊了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差异，限制了受众对农民工的认识范围，也使得农民工的自我认识产生偏差。这种“标签式”的处理，很容易在农民工与其他受众之间制造屏障，妨碍人际交流与理解。也是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的。
媒体把农民工塑造成“为生活奔忙的外乡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制度性的现实歧视。有记者自以为是的主观想象，有迎合城市居民的市场逻辑，也有通过展示农民工的苦痛来反衬城市“幸福生活”的宣传需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如果其所塑造出来的拟态环境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环境，甚至与之相悖，那么它作为环境监测者的功能也将因此而弱化。对报道对象全面、客观、深刻的反映才是成熟的表现。媒体只有摒弃固有成见、注重专业素质的修养，才能履行好“社会公器”的职责。(本文为上海市教委课题“大众传媒与上海城市发展关系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