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秦国因为内部局势不稳，故求与楚和好，来楚娶妇。于是一贯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被楚怀王放于汉北。本诗即作于诗人被放汉北之时。诗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二句即反映出被放之地。王夫之《楚辞通释》中说：“原以王不见听，退居汉北，犹有望焉。故其辞曲折低回，虽有彭咸之志，而未决也。”清林云铭《楚辞灯》说：“今读是篇，明明道出漢北不能南归一大段，则当年怀王之迁原于远，疑在此地。比前尤加疏耳，但未偿羁其身如顷襄之放于江南也。故在江南时不陈词，在汉北时陈词;《哀郢》篇言‘弃逐’，是篇不言‘弃遂’，盖可知矣。”
　　我考定汉北其地，在郢都的东北面。汉水在今陕南流入今湖北省西北部，向东流至今襄樊折而向南，在郢都以东又折而向东，至今汉口流入长江。战国时楚人所言汉北即汉水从郢都以东至汉口一段的北面，也即古云梦泽一带。蒋骥《山带阁汪楚辞》言屈原时汉北为郧襄之地，误。郧襄以北距郢都远，楚人不会不以“汉北”称近处汉水北面之地，而称远处汉水北面之地。而且那郧襄以北正是古所谓商於之地，为秦楚争夺之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楚国不可能将流放大臣置于此。云梦泽一带有山，有水，有草原，当时为楚王和楚贵族游猎之地。司马相如（《子虚赋》所写楚王狩猎之地正在此。屈原被放于汉北，任掌梦之职（参拙文《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是负责国君与大臣在云梦泽狩猎事宜的小官。
　　关于《抽思》的创作时间，当在屈原被放汉北不久，应作于楚怀王二十四年秋。林云铭《楚辞灯》说：“兹以其文考之，如《惜诵》乃怀王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次则《思美人》《抽思》，乃进言得罪，后怀王置之于外，其称造都为‘南行’，称朝臣为‘南人’，置在汉北无疑。”认为《抽思》《思美人》《惜诵》作于大体同一时期，只是在具体时间的推断上稍欠确切。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九章》中各篇次序又进一步加以考论，说道：“但详考文义，《惜诵》当作于《离骚》之前……（《思美人》宜在《抽思》之后……”较林说更为确切。
　　从诗中所写情景及诗人思想情绪看，《抽思》为诗人所创作的最早的骚体诗，也是除屈原早年所写《橘颂》《大招》和《九歌》中大部分作品之外最早的作品。虽然已显示出屈原在《诗经》之后诗体上的创造性，但仍可以看出其形式上受楚地歌舞音乐结构的影响较大。
　　“抽思”的“抽”是理出头绪加以陈述之意。“抽思”是说把自己的忧思、思绪抒写出来。清王夫之《楚辞通释》解释说：“抽，绎也。思，情也。”王萌《楚辞评注》说：“抽思者，心绪万端，抽而出之，以陈于君也。”这也正是本篇开头二句所说：“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而增伤。”（“而”原作“乎”。闻一多《楚辞校补》说：“本篇句中例不用‘乎’，《文选·长门赋》注、张平子《四愁诗注》并引‘乎’作‘而’。当据改。”今据改）又“少歌”部分云：“与美人抽怨兮”，“抽思”“抽怨”意并相近。所以，本诗篇题“抽思”，即抒发情绪，有所申说。全诗以回忆为主。从结构上说，其中也用了穿插倒叙的手法。
　　全诗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书写创作此篇时的境况。明黄文焕《楚辞听直》说：“独叹增伤者，嗟可诉之无人也。”篇中写秋夜难眠，起视星暗云浮，金风肃杀，因而引起诗人对自己遭遇的回想：当时国君一再发怒，令他无比忧伤。“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忧以自镇。”本想起身到别国去，但看到老百姓的忧愁痛苦，又稳定了下来，而向君王陈辞辩白。由“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引起下一段。
　　第二段是回忆当初向君王的陈辞。“昔君与我成言兮，约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说当初同怀王约定，改革政治，振兴国家，一直到老。但后来国君改变了态度，把诗人以前所讲的建议统统抛到一边，以一些小人的谄媚、欺君误国之言为是，并向诗人无端发怒。诗人希望借机向君王有所表白，但又害怕再次动怒不敢靠近，内心一直处于惊恐伤痛之中。
　　第三段由“历兹情以陈辞兮，荪详（佯）聋而不闻”引起，并说：“固切人之不媚兮，众果以我为患。”四句的意思是说：我一直表白事情的真实情形，君王却装作没有听到。本来切直之言不如花言巧语好听，众臣也一直把我看作他们的祸根。下面说，楚王对诗人的陈辞辩说完全不予理睬，诗人不能理解当初为改良政治、富强国家向君王陈述了那么多道理，何至于全部被忘却？他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君王事业的光大，希望君王以楚三王为榜样，自己也决心以历史上的贤臣为典范。其言辞肯綮之极，沉痛之极。这大约是针对楚怀王十六年秦国让楚怀王同齐国断绝关系，答应给楚国商於之地六百里，而在楚国同齐断交之后的次年大败楚国于丹阳之事，以及怀王二十四年秦至楚娶妇，怀王不听屈原劝告又和于秦之事。这一段和上一段是本诗的主体。
　　第四段“少歌”只有一节：“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侨（骄）吾以其美好兮，敖（傲）朕辞而不听。”意思是：我向君王倾吐自己的心声，白天黑夜里述说着无人评判。君王把他认为美好的向我显耀，对我的申辩如同没有听见。这是归纳上一部分内容，再做申说，所谓“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第五段“倡日”，照应诗的开头，回想初被流放时的心情，表现出对郢都的深切思念。这部分的心理描写十分感人。“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诗人远望郢都方向的南山，因思念而流泪;走近南流的汉水便伤心地哀叹。初夏夜晚短，但睡不着，觉得夜很长，而一入睡就梦到向郢都方向走，“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表现了诗人思君念国之情，至为感人。
　　“乱辞”为第六段，诗人经过被放后忍不住思念之情而私自南行的一次经历，表现了其被放后内心的痛苦，也写出了写本诗的创作背景。路途中诗人于夜晚住于一个没有草木的光石山上，无人可以诉说悲情，因而作成此诗。“长濑湍流，溯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这是写沿江潭而南行以自我安慰的情形。末尾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说自己无穷的忧思无人诉说，又不能回朝廷，只有作此赋以抒发愤懑。 　　《抽思》为（《渔父》之后在汉北创作的第一篇作品，也是屈原的第一篇骚体作品，故形式上还带有楚国歌舞演唱中音乐结构的特征，在体式上受音乐的影响较大。联系后半部分的“少歌”“倡日”“乱辞”来看，按本来的音乐结构，前半部分应是几个人的合唱，或者根据内容的分段会轮流唱，然后有一主唱者独唱几句，对以上内容加以总结，最后是参与歌舞者的齐唱。至于“乱辞”，是全诗的结尾，全部人员合唱，所有乐器也参与之。当然，这只是当时楚地特定场合下歌唱的情况，本诗只在结构上留下了这个痕迹，其实它已同音乐脱离了关系。
　　所以，我们说此诗尚未完全形成诗人独创的“骚体形式”，或者说这只是“骚体诗”的雏形。
　　《抽思》在屈原作品中结构最为特殊，前人多不得其要领，因而不能举中心之意一以贯之，对其构思及对诗题同全篇关系的解说也不甚明了。其实，本篇开头由当时的环境引入回忆之后，主要写了被放之前对君王的辩白与劝谏，以及被放之初的心情与对朝廷之事的惦记和对君王的思念;所谓“抽思”，也是就此而言。
　　《抽思》在艺术上有多方面的创造。
　　首先，其青年时代所作《橘颂》中用的是行嘉冠礼时所用冠词的形式，基本未脱四言或四三言交错诗体的模式;（（九歌》多四言、五言句，“兮”字在句中的形式，也未脱歌舞词的形式，这些都还没有形成骚体的句式。本篇基本上为六言，上句末带语气助词“兮”，每句第四字为虚字腰（个别句子因长短变化可能到第三字或第五字），已形成骚体诗或日骚体句式的基本特征。
　　其次，本篇已形成全篇以四句为一节的诗歌体式。《诗经》中作品无论主要为民歌的《国风》还是主要为文人作品的《雅》《颂》，都是按内容分章，没有相对稳定的属于诗体范畴的“节”。《诗经》中也有四句为一章的，但那同五六句一章，以至十多句为一章的一样，是据内容而分的，是内容的单位，不是形式的单位。屈原在青年时所作的《橘颂》中已显示出按詩的节奏四句为一节的形式。《九歌》中诸篇因为体现着歌舞辞的特征，所以稍为自由。但音乐结构特征仍相当突出，除“乱辞”之外，还有“少歌”“倡曰”这些楚地音乐演唱中的组成部分，到《离骚》《天问》和《思美人》《惜诵》《涉江》《哀郢》《怀沙》，除保留“乱辞”作为结尾，句子结构较为自由外，均为整齐的四句一节，不穿插其他组成形式。关于四句一节的形式，景磋的（（惜往日》继承了这一点，而宋玉的《悲回风》和《九辩》则不完全如此。由这些我们可以看出骚体诗早期的形成发展情况。这是以往学者所忽略了的。
　　再次，本篇中已有以香草荪代指君王的句子（“数惟荪之多怒兮”，“荪详聋而不闻”），“荪”与“美”“美人”交叉使用，或者结合使用（如“愿荪美之可光”）。但在《九歌》中称所崇敬喜爱的人，只用“佳人”“佳”（湘夫人》）和“君”（《湘君》）。所以说《抽思》已开始以香草比喻君王和俊秀之士的修辞通例传统，与此相应的，一是以“媒”“理”比喻可以帮助自己向君王沟通的人（如“又无良媒在其侧”，“理弱而媒不通兮”）。这在《离骚》中形成天上三日游求女（求知音）的构思基础。同时，也形成以香花香草以喻贤良忠贞之士的比喻萌芽。
　　屈原在本篇和《思美人》《惜诵》的基础上构思创作了《离骚》。从本篇的结构中也可以看到《离骚》的部分雏形。本篇中说到对怀王的陈辞，在《离骚》中变为向帝舜的陈辞，并由回忆变成了想象，成为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转变的过渡。其末尾“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也同《离骚》陈辞末尾“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的意思基本一致。“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和“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在《离骚》中变成了去留想法的冲突、确定过程和“邅吾道夫昆仑”以下的一大段浪漫主义的想象，即“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描写。
　　本篇的影响尚不止此。其“悲秋风之动容兮”等句所表现“悲秋”的观念，“倡日”部分细致而成功的心理描写，对后来宋玉的《九辩》有明显的影响，《九辩》中不少精彩的心理描写及通过写景表现心情、烘托气氛的地方，都可以在本篇看到其表现手段的来源。屈原在诗体形式上的创造对后来的诗歌，尤其是近体及现代新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绝句不用说是以四句为结构的形式，律诗实际上也是以形式相近的四句一节的两节组成。就现代抒情诗、叙事诗而言，郭沫若、李季、闻捷的很多诗体都是四句为一节。这说明了屈原所创作的骚体诗的巨大影响。所以，本篇在屈原的创作史上，在先秦辞赋的发展史上和对后代诗歌发展的影响上，都值得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