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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处的《遍地风流》是指于1998年出版的当代作家阿城的小说作品集。本文撷取了小说集中部分作品的部分段落,分别从短句的“三板斧”风格、人物语言中方言的保留以及古汉语化和世俗化的融合三个方面来研究阿城小说中的语言特色,探究阿城小说对语言的特殊处理带给作品整体的古典韵味和世俗特征。
关键词:阿城;《遍地风流》;语言;世俗
阿城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地位,作品虽少,但却都具有阿城式的语言特色。阿城的小说语言是一种矛盾集合体,同时具备着阳春白雪的古汉语化和下里巴人的世俗化特征。
本人选择以《遍地风流》这部作品来阐释阿城小说的语言特征,并非是因为“遍地风流”一组小说或者“三王”系列不足以道明阿城小说的风格,而是因为,在阿城常被讨论的作品之外,还有着大量的精品之作留存在《遍地风流》这部集子里,从整体上讲,这些都是阿城语言风格的典型外化,其中展示的都是阿城小说语言中古汉语化和世俗化的结合。
一.“三板斧”风格——阿城小说中的短句运用
孔庆东在分析阿城的《湖底》一文时认为阿城“在追求一种三板斧风格,把一切能砍掉的都砍掉,连血带肉加大筋,全不要,干干净净地剩了副铮铮铁骨,多么古朴、多么苍劲”,而这种“三板斧”风格造就的短句,在阿城的《遍地风流》中也经常出现。
首先,我们来看看阿城小说中的短句的“三板斧”风格。例如,《湖底》一文中的首句为:“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这句一共九个字,本来就已经很短了,再在这九个字中间插入两个逗号,把一句话再分割为三个字一截,像是被斧头砍过一样齐整,但齐整却又很自然。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的就是这样的短句,简洁明了,在语境中并不需要再在“人来叫”之前加上什么人,也不需要在“都起了”之前交待是谁起了,这样的文字展现出来的风格就是如孔庆东先生所说的“铁骨铮铮”的干净。而在“彼时正年轻”一辑中也有类似的短句,比如《春梦》一文中,作者写安直想王晓霞的事时用了八个字来总结,即“想来想去,不得要领”,以及“杂色”一辑中的《家具》中也写道:“过年前一个月,宰一头猪,也是拿到街上卖了”。《遍地风流》一书中的主体三辑中都有类似句子,并且数量不在少数,可见阿城在小说语言的使用上多用短句,和日常生活进行贴合。
这种短句的运用,使得阿城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干净利落的特征,而这种干净利落就像穿短打的劳动人民,是“接地气”的,是“俗”的,是无限趋近于世俗社会本身的。
二.何为“遍地”——人物语言中方言的保留
《遍地风流》的命名来自于阿城发表的总题为“遍地风流”的一组短篇小说。冯友兰论“风流”时曾说:“风流是一种美”,中国魏晋时也常说“名士风流”。“风流”在汉语历史上常用于对一种高雅的美的雅称,是对流于虚幻的“高”的境界中的“美感”的抽象概括。而在“遍地风流”这四个字中,阿城解释说:“《遍地风流》中‘遍地’的意思是‘到处’,也就是我七十年代在中国流浪所至之处。‘风流’不好解,‘风’原是交配、交媾的意思,后来转变为‘风俗’的意思。‘风流’中的‘风’,是‘风度’,我此处结合了风俗、风度两层意思,每个短篇中亦是在捕捉风俗和风度,包括自然景物的风度。……”。这种到处都是的、落在地上的“风流”在阿城的小说语言中得到了直观而生动的体现,其中最外露的一种形式为阿城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阿城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是没有经过艺术修饰的,人物语言中对于方言的保留,直观地展示了阿城没有对人物语言加以删减和雅化。
《遍地风流》中的故事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但在“彼時正年轻”这一辑中,由于其中故事大多发生在“文革”时期,社会背景的特殊性导致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在生活方式上的无限趋同,所以在区分不同地域时就很困难。但在《遍地风流》中,阿城在人物语言方面保留了方言的特征,从人物语言上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加以区分,同时也对人物的社会背景加以塑造,使故事具备具体的地方特色和不同的人物特征,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在《遍地风流》中的《山沟》一文里,邹是湖南人,那么在邹的语言中理所应当就该有湖南方言的特色,而阿城在处理邹的语言时,也保留了湖南方言的一些特有词,比如“伢妹子”一词就是长沙话里对小女孩的称呼,这是方言中特有的表达方式,在人物语言中留下来了,就能够很直观地展现出这个人身上所带有的乡土气息。同样是对邹的语言描写中,阿城还保留了诸如“莫要”、“莫得名堂”、“不要说给哪个”这样的方言表达方式,“莫”对于书面语中“不”和“没”的替换,和“名堂”对于书面语中“意思”的替换,体现的是阿城对细节的刻画,而“不要说给哪个”这种方言中特有的语序,更是增强了邹是“来自湖南的”这个人物设定的真实感,与此同时也增强了整个故事带给读者的真实感。
阿城说,语言“应用在文学中仍然是在传达不同的文化”,那么传达不同的文化就应该在语言上保留不同语言的特殊之处。中国的方言就包含着书面语所不能展现的世俗特色,阿城在行文中就以保留方言的形式,保留了这种文化特色。而在保留的尺度上,阿城也展现了其小说语言中独特的取舍,即对方言中粗鄙的口头语的保留。在传统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口头语是很难不被加工而直接撷取入文本的,因为文学创作毕竟是“高于生活”的,是一种“雅”的艺术活动。但既然在阿城看来,“风流”是随处都有的,那么文学也就不应该回避世俗生活中的“俗”。
在阿城的《遍地风流》中,人物语言是被毫无删减地保留下来的,例如《观察》中老张对于男性“打铳”这一行为的叙述:“春三秋四冬满把,热天儿就用俩”。在传统小说中,这种男性自慰的情节是很难被写进作品的,更难的是将这种和“性”有关的情节写得坦坦荡荡,像只是说起了今天的天气一样平常。同样地,在《遍地风流》中,阿城并没有对“解手”、“裤头”、“屎尿”、“屁眼儿”等方言词加以删减或改写,这种粗鄙的方言词被完整地保留在了人物语言中,甚至有时在叙述性的文字中也会有提及。这种粗俗的词语运用在小说中或许会带给一些读者不太舒服的感官体验,但同时也让小说整体上呈现出完全世俗化的特征,和现实生活无限地贴近,最直接地展现出世俗生活的状态。 阿城这种对方言词的保留尺度,在被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的中国小说作品中并不常见,而这也是阿城《遍地风流》语言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小说对世俗生活的再现。
三.世俗风流——古汉语化和世俗化的融合
王蒙评价阿城小说的语言时说:“美不胜收——口语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过‘土’”,这三个短句就可以将阿城小说语言的融合性或者说矛盾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很多评论者说阿城的语言“古汉语化”,甚至法国评论家杜莱特在评价阿城小说的风格时说:“作者用一种近乎古汉语的语言代替了一种很口语化的语言”,阿城的小说语言在很多方面确乎是“近乎古汉语”的。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分析了阿城小说语言中大量使用的短句,而短句的使用也造成了阿城小说语言中对于句子成分的省略,最为常见的是对于主语的省略,这一特点在《雪山》一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我们读完《雪山》之后,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位主人公在不停地行走、活动以及思考,但在整篇的七百多字中,没有一个“我”、“他”或者人名来做主语,而句子成分的省略在现代汉语中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纵观中国汉语史,只有古汉语才存在这种特殊的语法现象,这也是阿城小说语言古汉语化的体现。但即便是在《雪山》这一古汉语化的典型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到阿城小说世俗化的倾向,比如“真的觉到塑料布在脸上,急忙扯开”一句,扯开塑料布这一动作并未被加以修饰,是对日常动作的摹写,展现出世俗化的特征。阿城在小说的文字中融入世俗的描述对象,同时也在《雪山》古雅的意境中引入了日常的物品,这种世俗化和古汉语化同时呈现在一篇小说中,形成了阿城小说雅俗融合的特色。
本人再说到上文已经提到过的《湖底》一文,《湖底》的开头一句就最能体现阿城小说语言的古汉语化,“后半夜,人來叫,都起了”,既是短句,也省略了主语。但小说再往下走,就能看到穿插于短句中的各类方言词:“妈的”、“婆娘”、“老子”、“奶奶的”等等,同时,阿城在叙述性的语句中也以多用儿化音、叠字等方法来和人物语言风格进行统一,展现出整体语言风格上的世俗化。
这种古汉语化和世俗化的融合,让阿城借由小说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文学和世俗无限接近的创作态度,阿城的小说也是一种看似矛盾却无比和谐的文学形式。这种语言风格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阿城的小说创作上,可以说,阿城对于世俗语言的挖掘和使用,是真正地着眼于平凡人物,真正地描绘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对语言的处理方式,使得民间的世俗生活能够真正进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使文学不是一味地超出现实。
结语
阿城的小说语言是文学与世俗的完美融合,是文学语言趋向民间语言的典型代表之一,阿城的《遍地风流》一书更是高雅的文学“风流”和“遍地”可见的世俗生活的结合,呈现的是阿城小说语言“世俗皆风流”的独特风格。阿城的小说语言能够将传统文学中看似对立的“雅”和“俗”统一起来,推动新时代文学对于世俗生活的观照和描写,为当代文学后来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阿城;《遍地风流》;语言;世俗
阿城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地位,作品虽少,但却都具有阿城式的语言特色。阿城的小说语言是一种矛盾集合体,同时具备着阳春白雪的古汉语化和下里巴人的世俗化特征。
本人选择以《遍地风流》这部作品来阐释阿城小说的语言特征,并非是因为“遍地风流”一组小说或者“三王”系列不足以道明阿城小说的风格,而是因为,在阿城常被讨论的作品之外,还有着大量的精品之作留存在《遍地风流》这部集子里,从整体上讲,这些都是阿城语言风格的典型外化,其中展示的都是阿城小说语言中古汉语化和世俗化的结合。
一.“三板斧”风格——阿城小说中的短句运用
孔庆东在分析阿城的《湖底》一文时认为阿城“在追求一种三板斧风格,把一切能砍掉的都砍掉,连血带肉加大筋,全不要,干干净净地剩了副铮铮铁骨,多么古朴、多么苍劲”,而这种“三板斧”风格造就的短句,在阿城的《遍地风流》中也经常出现。
首先,我们来看看阿城小说中的短句的“三板斧”风格。例如,《湖底》一文中的首句为:“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这句一共九个字,本来就已经很短了,再在这九个字中间插入两个逗号,把一句话再分割为三个字一截,像是被斧头砍过一样齐整,但齐整却又很自然。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的就是这样的短句,简洁明了,在语境中并不需要再在“人来叫”之前加上什么人,也不需要在“都起了”之前交待是谁起了,这样的文字展现出来的风格就是如孔庆东先生所说的“铁骨铮铮”的干净。而在“彼时正年轻”一辑中也有类似的短句,比如《春梦》一文中,作者写安直想王晓霞的事时用了八个字来总结,即“想来想去,不得要领”,以及“杂色”一辑中的《家具》中也写道:“过年前一个月,宰一头猪,也是拿到街上卖了”。《遍地风流》一书中的主体三辑中都有类似句子,并且数量不在少数,可见阿城在小说语言的使用上多用短句,和日常生活进行贴合。
这种短句的运用,使得阿城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干净利落的特征,而这种干净利落就像穿短打的劳动人民,是“接地气”的,是“俗”的,是无限趋近于世俗社会本身的。
二.何为“遍地”——人物语言中方言的保留
《遍地风流》的命名来自于阿城发表的总题为“遍地风流”的一组短篇小说。冯友兰论“风流”时曾说:“风流是一种美”,中国魏晋时也常说“名士风流”。“风流”在汉语历史上常用于对一种高雅的美的雅称,是对流于虚幻的“高”的境界中的“美感”的抽象概括。而在“遍地风流”这四个字中,阿城解释说:“《遍地风流》中‘遍地’的意思是‘到处’,也就是我七十年代在中国流浪所至之处。‘风流’不好解,‘风’原是交配、交媾的意思,后来转变为‘风俗’的意思。‘风流’中的‘风’,是‘风度’,我此处结合了风俗、风度两层意思,每个短篇中亦是在捕捉风俗和风度,包括自然景物的风度。……”。这种到处都是的、落在地上的“风流”在阿城的小说语言中得到了直观而生动的体现,其中最外露的一种形式为阿城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阿城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是没有经过艺术修饰的,人物语言中对于方言的保留,直观地展示了阿城没有对人物语言加以删减和雅化。
《遍地风流》中的故事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但在“彼時正年轻”这一辑中,由于其中故事大多发生在“文革”时期,社会背景的特殊性导致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在生活方式上的无限趋同,所以在区分不同地域时就很困难。但在《遍地风流》中,阿城在人物语言方面保留了方言的特征,从人物语言上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加以区分,同时也对人物的社会背景加以塑造,使故事具备具体的地方特色和不同的人物特征,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在《遍地风流》中的《山沟》一文里,邹是湖南人,那么在邹的语言中理所应当就该有湖南方言的特色,而阿城在处理邹的语言时,也保留了湖南方言的一些特有词,比如“伢妹子”一词就是长沙话里对小女孩的称呼,这是方言中特有的表达方式,在人物语言中留下来了,就能够很直观地展现出这个人身上所带有的乡土气息。同样是对邹的语言描写中,阿城还保留了诸如“莫要”、“莫得名堂”、“不要说给哪个”这样的方言表达方式,“莫”对于书面语中“不”和“没”的替换,和“名堂”对于书面语中“意思”的替换,体现的是阿城对细节的刻画,而“不要说给哪个”这种方言中特有的语序,更是增强了邹是“来自湖南的”这个人物设定的真实感,与此同时也增强了整个故事带给读者的真实感。
阿城说,语言“应用在文学中仍然是在传达不同的文化”,那么传达不同的文化就应该在语言上保留不同语言的特殊之处。中国的方言就包含着书面语所不能展现的世俗特色,阿城在行文中就以保留方言的形式,保留了这种文化特色。而在保留的尺度上,阿城也展现了其小说语言中独特的取舍,即对方言中粗鄙的口头语的保留。在传统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口头语是很难不被加工而直接撷取入文本的,因为文学创作毕竟是“高于生活”的,是一种“雅”的艺术活动。但既然在阿城看来,“风流”是随处都有的,那么文学也就不应该回避世俗生活中的“俗”。
在阿城的《遍地风流》中,人物语言是被毫无删减地保留下来的,例如《观察》中老张对于男性“打铳”这一行为的叙述:“春三秋四冬满把,热天儿就用俩”。在传统小说中,这种男性自慰的情节是很难被写进作品的,更难的是将这种和“性”有关的情节写得坦坦荡荡,像只是说起了今天的天气一样平常。同样地,在《遍地风流》中,阿城并没有对“解手”、“裤头”、“屎尿”、“屁眼儿”等方言词加以删减或改写,这种粗鄙的方言词被完整地保留在了人物语言中,甚至有时在叙述性的文字中也会有提及。这种粗俗的词语运用在小说中或许会带给一些读者不太舒服的感官体验,但同时也让小说整体上呈现出完全世俗化的特征,和现实生活无限地贴近,最直接地展现出世俗生活的状态。 阿城这种对方言词的保留尺度,在被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的中国小说作品中并不常见,而这也是阿城《遍地风流》语言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小说对世俗生活的再现。
三.世俗风流——古汉语化和世俗化的融合
王蒙评价阿城小说的语言时说:“美不胜收——口语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过‘土’”,这三个短句就可以将阿城小说语言的融合性或者说矛盾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很多评论者说阿城的语言“古汉语化”,甚至法国评论家杜莱特在评价阿城小说的风格时说:“作者用一种近乎古汉语的语言代替了一种很口语化的语言”,阿城的小说语言在很多方面确乎是“近乎古汉语”的。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分析了阿城小说语言中大量使用的短句,而短句的使用也造成了阿城小说语言中对于句子成分的省略,最为常见的是对于主语的省略,这一特点在《雪山》一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我们读完《雪山》之后,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位主人公在不停地行走、活动以及思考,但在整篇的七百多字中,没有一个“我”、“他”或者人名来做主语,而句子成分的省略在现代汉语中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纵观中国汉语史,只有古汉语才存在这种特殊的语法现象,这也是阿城小说语言古汉语化的体现。但即便是在《雪山》这一古汉语化的典型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到阿城小说世俗化的倾向,比如“真的觉到塑料布在脸上,急忙扯开”一句,扯开塑料布这一动作并未被加以修饰,是对日常动作的摹写,展现出世俗化的特征。阿城在小说的文字中融入世俗的描述对象,同时也在《雪山》古雅的意境中引入了日常的物品,这种世俗化和古汉语化同时呈现在一篇小说中,形成了阿城小说雅俗融合的特色。
本人再说到上文已经提到过的《湖底》一文,《湖底》的开头一句就最能体现阿城小说语言的古汉语化,“后半夜,人來叫,都起了”,既是短句,也省略了主语。但小说再往下走,就能看到穿插于短句中的各类方言词:“妈的”、“婆娘”、“老子”、“奶奶的”等等,同时,阿城在叙述性的语句中也以多用儿化音、叠字等方法来和人物语言风格进行统一,展现出整体语言风格上的世俗化。
这种古汉语化和世俗化的融合,让阿城借由小说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文学和世俗无限接近的创作态度,阿城的小说也是一种看似矛盾却无比和谐的文学形式。这种语言风格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阿城的小说创作上,可以说,阿城对于世俗语言的挖掘和使用,是真正地着眼于平凡人物,真正地描绘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对语言的处理方式,使得民间的世俗生活能够真正进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使文学不是一味地超出现实。
结语
阿城的小说语言是文学与世俗的完美融合,是文学语言趋向民间语言的典型代表之一,阿城的《遍地风流》一书更是高雅的文学“风流”和“遍地”可见的世俗生活的结合,呈现的是阿城小说语言“世俗皆风流”的独特风格。阿城的小说语言能够将传统文学中看似对立的“雅”和“俗”统一起来,推动新时代文学对于世俗生活的观照和描写,为当代文学后来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