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常回家看看”写入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今日之争论，只不过在重蹈往昔的覆辙。说来说去，依旧重弹老调：“常回家看看”不仅是一个孝悌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立法者应该权衡这二者的轻重，以及划分道德与法律的楚河汉界等。这就像吃剩饭，往往索然无味，可是为了填饱肚皮，还得狼吞虎咽。
　　争议多年，答案终于浮出水面。6月26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正关乎“常回家看看”：“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这一条背后的立法姿态，其实十分骑墙。它规定子女要经常探望老人，却未规定，假如子女不去探望，会受到什么惩罚。其性质在于倡导，而非强制。倡导性的立法，更接近道德训诫。所以它的效力，恐怕难以走出洁白的纸面。
　　我能理会立法者的苦处，却不敢苟同他们的抉择。要么不予立法，让孝悌之事，归于道德自治；要么就进一步规范，譬如“常回家看看”之常，该如何量化，是一年一次，还是一月一次；做不到这点的人，将给予哪种处罚，是罚跪，还是罚金——立法空疏，形同虚设，甚至适得其反：有人违法，不去探望老人，却不用担心有什么惩处会落在他头上。如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就被损坏了。
　　立法者首鼠两端，也许不是因为自身的短视与懦弱，而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充满了两难。这两难，不止是过去议论的孝悌与经济、道德与法律之争，其背后还直指中国养老政策的表里不一、进退失据。“常回家看看”的落脚点虽在精神，然而它正有物质前提；养老政策的核心虽在物质，然而它终归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精神。精神与物质，藕断丝连，犹如“常回家看看”与养老政策密不可分。
　　古往今来，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们嘴边：老有所养，谁来养。依常理，答案自然是儿女来养。只是，若无儿女，若儿女养不起，谁来养呢？难道要坐视鳏寡孤独饥寒交迫，受饿至死？有些人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国家，到头来，老病一身，养老之责，政府能免吗？
　　不幸的是，这两个月，我所读到的关于养老政策改革的新闻，都表现为政府对养老责任的转移和逃避。譬如，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美其名曰“与世界接轨”。其实质，延迟多少年，政府便可以转嫁多少年的财政压力给那些嗷嗷待哺的老人。再如，有些地方的医保改革，有意将参保者累计缴费年限从15年延长至25年，退休人群的医保费用由养老基金代缴改为自缴，这毋宁是更加赤裸裸的推卸政府责任，加重民众负担。
　　这一面，是立法号召子女“常回家看看”；那一面，却是养老、医保政策的节节败退。这一面的立意，是保护老人；那一面的立意，却是在压迫老人，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除了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还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等）。这一面，督促你不要忘记家中的父老；那一面，待你回到家中，却发现老人还在上班，抑或为悬而未决的养老金愁白了头。所谓家，并非一个温暖的家。立法的温情，不敌政策的残酷。
　　养老的困境，不仅在于被儿女疏离的孤独，更在于被政府疏离的绝望。我想起一张流布甚广的照片：2009年5月23日，湖南永州市零陵区街头，官方宣传最新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台前，却有一位衣衫褴褛的苍老乞丐匍匐于地，举碗乞讨。这一幕，不啻是对中国养老政策与立法最深刻的反讽。
　　执意将“常回家看看”纳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立法者遭遇了无解的难题：当家已不家，无家可归；当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这一条“常回家看看”的法令，到底写给谁看呢——与那张照片一样，它只能是一种悲情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