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由于卡扎菲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交出1988年洛克比空难涉嫌人员），联合国从4月15日起对利比亚实行空中封锁。那时候，中东“社会主义运动”还强大呢，卡扎菲就不服，毛主席有红宝书，他有绿宝书，要建设“绿色社会主义”。但连邻国突尼斯、埃及也准备加入制裁，这令自视为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卡扎菲大惑不解。
　　根据他的一贯表现，我坚信他一定会不失时机地宣示立场，他不仅拥有无可抑制的表现欲望，而且具有这方面的天赋。
　　
　　“唐老鸭，卡扎菲等着见你！”
　　我们从埃及开罗出发，经过45个小时，终于在4月15日下午两点驶进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早就听说利比亚是个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但想不到比我在海湾战争中经历的伊拉克更甚。我的一位朋友曾因身背相机在的黎波里街头倘徉而被勒令交出胶卷，理由是“尽管你现在没拍，可谁知道你刚才拍了什么”。为了防备美国、以色列入侵，的黎波里街头所有的交通路牌全涂上了白漆，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们驱车赶赴的黎波里机场，采访空中封锁头一天的反应。为避免保安人员注意，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尼康F3P紧贴到肚皮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暗中偷拍了张机场外景。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候机厅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显示牌全是空白。
　　我发现一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呆坐在候机厅一角，便凑上前去搭讪，称赞孩子长得美。博得好感后，端起装24毫米广角的尼康F3连拍了两张。可还没等相机马达啸音散去，一只熊掌般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小门。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后来路透社的摄影记者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5张。”
　　次日清晨，利比亚新闻部要求各国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把我们拉到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拍了点东西，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众记者起哄着要多拍些地方，但无果，我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想办法。
　　那时中国驻利比亚大使是王厚立，他是个法律专家，以前是外交部条例法规司司长，现在是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王和卡扎菲联系比较多，因为卡扎菲经常向他请教法律问题，而且那时候中国是“五常”里和卡扎菲比较能说到一起去的，所以他很在乎中国的态度。我当时就一个劲地求王大使帮忙，他表面不动声色，其实已经在暗中帮我牵线了。
　　使馆司机王小立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送了几张回来，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到哪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等着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大奔驰已经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了的黎波里，我说：“哥们，我身上的胶卷全是5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他让我想起了西凉马超马岱
　　这是一架苏制安—24马达，卡扎菲的座机。下午1点25分，飞机降落在班加西，这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就是这两天新闻上说有反政府示威的地方。我们的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3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6人分乘3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急驶。卡扎菲跟美国作对以后就开始四处游走，不住房子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我当时连是在哪儿都没写，现在可以说了，那是一个农场，叫十月农场。10月对阿拉伯人很重要，1973年“十月战争”正好是在斋月，阿拉伯国家重创了以色列。后来1978年和谈，埃及签了戴维营协议，当时总统是萨达特，副总统是穆巴拉克。
　　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牌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就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每天他都得喝骆驼奶。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义夫去奥地利留学甚至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趟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3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没想到喝上了美帝的百事可乐，中东是没有可口可乐的，因为它的股东是犹太人。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卡扎菲。我采访过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