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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和象征，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走过了30年的光辉历程。在金融贸易领域的率先探索、创新突破是浦东争当“领头羊”和“排头兵”的关键举措之一。我有幸在浦东开发之初，参与了创新突破政策的制订。
在尚未竣工的建筑里开始讨论和起草
1995年早春3月9日清晨，几辆小车从康平路市委办公厅、人民大道市府大楼、浦东大道浦东新区管委会、外滩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虹桥的外经贸委等处急驰而出，先后进入竣工不久的杨高中路和杨高北路。越往前行，当时还相当“超前”的八车道显得愈加空旷。
其实在此次集中之前，上海市及浦东新区各部门已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推动浦东金融贸易取得突破、功能开发走在世界前列开展了一系列系统深入的调研。我先后被分配参加跨国公司总部及区域总部职能调研、全国各兄弟省市驻浦东机构调研，还受浦东新区管委会派遣前往英国伦敦道克兰开发区进行国际中心城市形态和功能再造正反两方面经验调研等。这些前期调研，从国际前沿理论中吸取了精华，收集了来自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大量资料，为浦东创新突破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快到杨高路尽头时，车向左开进了集合点外高桥皇冠大酒店。别看这名字富丽堂皇，但当时却是未完全竣工的建筑。按照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秘书处长姜平（后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安排，我们乘大厅旁的电梯上到五楼，再走十多米，进到一个尚未装修的灰色门洞中，再往下走一层才进到房间，当然这是由于电梯还没有完全调试好的缘故。
房间中除了写字桌和床铺之外，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当时手机尚未普及，因此往好里说是“闹中取静”，夸张一些的话就是“与世隔绝”，不过这正好可以让大家静下心来，聚精会神地讨论和起草。
午餐是盒饭，就在报到的大厅中用餐。刚吃到一半，就听到中庭上方六楼处有人在呼喊，原来是市发展研究中心的两位怎么也找不到下楼的路径，于是会务组赶紧上去带路。大家一边吃一边笑。
市委、市府的秘书长副秘书长、研究室、发展改革委、发展研究中心、市社科院、部分高等院校、市经贸委、海关、人行等及来自浦东新区相关部门的人员也大都到达。虽部门众多，人员总数却只有四五十人，称得上精干。
研究并起草向国家上报的浦东开发创新突破政策建议是这支团队的使命。浦东新区管委会领导十分重视，胡炜、黄奇帆、吴承麟、王安德、阮延华等都参加各组的讨论。
除了由施芝鸿作了次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关于浦东开发系列指示的辅导报告外，政策的研究和起草主要采用小组形式进行。
我们小组所涉及的只是上海浦东创新突破政策建议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即有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试点和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两项。
可别小看了这两项如今已遍及我国中西部的功能政策，当时却是中国金融贸易领域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制约：外行本币、外汇管制、对外贸易等无一不是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设定的“禁区”。如果能在上海浦东率先突破，势必对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形成冲击并带来全新格局，并对世界金融与贸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各方畅叙己见达成最终共识
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和破关，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这些政策制订人员的自身思想观点，在各小组讨论中免不了出现一些针锋相对观点。记得有一次提到中国银行外高桥支行反映担心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后，现有存款会流失、同时会影响对外汇的管制时，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外汇管理局的一位主任边气呼呼地大声说“跟你说不清，跟你说不清”，边起身就往外走，对方赶紧笑着将他拖回按下。
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在听取有关这一争议的汇报时微笑着说道：“现在企业一笔款项在我们中资银行划拨流转时要停留二至三天，而不少外资行当天即可拨付。开放外资行本币业务试点后，的确有可能会出现部分存款从中资银行流出，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不正可以倒逼我们的银行提高营运效率吗？”
再如关于是否允许举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以及能否让全国各省市到上海浦东开设外贸子公司的政策也受到一些质疑。当时浦东新区的进出口总额都只在千亿美元的台阶（进口1320.5亿美元、出口1487.7亿美元），市属某外贸集团的一位老总摊着双手叹气说：“现在对外贸易都是由国家统制的，要是合资了谁说了算？就这点进出口量，明明是一个人的饭菜，现在要三十个人来吃，只怕是抢都抢不过来！”
主管外经贸的沙麟副市长听了摇摇头，但却笑着对那个老总说：“上海人嘛，海纳百川，胸怀和肚量都要大一些。开办中外合资外贸子公司，众多兄弟省市外贸子公司汇聚上海是多好的事，我们要多学学他们的长处，敢于和合资外贸公司竞争，带领外地外贸子公司一起发挥独特优势，向世界迈进，将浦东外贸做大，迈上万亿美元的台阶，到时就怕你吃不动。”
要突破现存的政策框架和体制机制，就必须对创新举措的核心内涵、操作程序、与国际惯例的比较、实施后可能会出现的正负两个方面的效益、面临的风险及应对举措等进行一系列的分析、论证和预测。任何一个环节上稍有不慎，都会影响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创新突破的效应。
如在当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别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之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非常重视外资金融机构开展本币业务的影响和风险。我们去英国伦敦调研时，就曾前往英格兰银行总行了解他们在英国政府制定的“1987年銀行法”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若干补充法规限定，美国也正在研究制定对外资金融机构开展美元业务的“POCA监管体系”。
依据我国实际并借鉴中外经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本质特点和制度优势，在确保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前提下与国际法、国际金融惯例接轨，起草组形成了通过创新试点，逐步健全对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试点主体资格、操作规则、等级评定等项规定。如在现阶段外资金融机构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必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业三年以上，无违法或不良记录，且在提出申请前连续二年赢利；二是在申请前一年，外国银行分行境内外汇贷款月末平均额在1.5亿美元之上，合资银行、合资财务公司、独资银行和独资财务公司境内外汇贷款月平均金额在1亿美元以上；三是试点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负债不得超过其外汇总负债的35%，并执行我国中央银行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利率，及关于准备金比例、本币业务量比例、资本金和资产比例、存贷款比例及资金拆借比例等规定。
再如为了确保中资外贸公司在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起草组在条文中增加了外资合作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不得超过49%的限制等等。
这些条款，既充分体现了浦东试点的创新突破性和引领作用，又确保了实施后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
一条数十字建议的背后，往往是数万字乃至数十万字厚厚一本的决策参考资料。
创新突破政策使浦东傲立改革开放前沿
一天半夜醒来，迷迷糊糊之中只见窗边一个小红点上下左右晃动；定睛一看，原是同室的周建新副主任正在吸烟。见我醒了，第一句话是：“我想了半晚上，中国银行外高桥支行担心（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后）现有存款流失和中资外贸公司开放后吃不饱，其实的确是一件好事，有压力有竞争才能更好激发它们的活力和优势！”
党中央为上海浦东闯关指明方向，国家部委全力支持上海浦东阔步走向世界。姚锡棠、王战、汪尧田、周汉民等著名专家和大家一起讨论，并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可操作性的建议，没过几天，脸色憔悴、呕心沥血但却精神焕发的团队交出了初步的答卷。
3月16日，临别之时各人的红眼睛黑眼眶交相辉映，别有一番情趣；洋溢在金色的曙光、灿烂的朝霞之下的还有那么一点攻难克关后的自豪。
各起草组的初稿经向李岚清、汪道涵、季宗威等领导征求意见后，由黄菊书记和徐匡迪市长向朱镕基副总理作了报告。
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九五”期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通知》（国发1995年61号函），赋予浦东“九五”计划期间一系列新的功能性政策。
起草小組成员们马不停蹄，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些创新突破政策的实施助推加力。
1997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中国人民银行向全世界宣布：已迁入或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的美国花旗（万国宝通）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等四家外资银行的上海分行，将从1997年起依据《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率先进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又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气魄。
1997年7月首批获准试点的三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即东菱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兰生大宇有限公司与中技-鲜京贸易有限公司，从而揭开了我国外贸体制创新与结构优化的崭新篇章。
《浦东率先开展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试点的意义及建议》和《率先组建中外合资外贸公司的意义及对策》两篇综述评论，被权威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照单全收，随后又被欧美数十家研究机构和大学教授学者广泛引用。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与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就这样书写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编年史上又一段“全国率先、世界呼应”的重大功能创新篇章。
出于保密的需要，起草组没有拍摄和留下任何照片；更因政策制订工作的特殊性，大家都隐姓埋名。作为起草组的一个成员，我承担着最为基础的任务，但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各位专家和领导，在参与浦东创新突破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呕心沥血的豪情和理想主义状态。
（作者为上海浦东宋氏家族研究中心主任）
在尚未竣工的建筑里开始讨论和起草
1995年早春3月9日清晨，几辆小车从康平路市委办公厅、人民大道市府大楼、浦东大道浦东新区管委会、外滩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虹桥的外经贸委等处急驰而出，先后进入竣工不久的杨高中路和杨高北路。越往前行，当时还相当“超前”的八车道显得愈加空旷。
其实在此次集中之前，上海市及浦东新区各部门已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推动浦东金融贸易取得突破、功能开发走在世界前列开展了一系列系统深入的调研。我先后被分配参加跨国公司总部及区域总部职能调研、全国各兄弟省市驻浦东机构调研，还受浦东新区管委会派遣前往英国伦敦道克兰开发区进行国际中心城市形态和功能再造正反两方面经验调研等。这些前期调研，从国际前沿理论中吸取了精华，收集了来自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大量资料，为浦东创新突破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快到杨高路尽头时，车向左开进了集合点外高桥皇冠大酒店。别看这名字富丽堂皇，但当时却是未完全竣工的建筑。按照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秘书处长姜平（后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安排，我们乘大厅旁的电梯上到五楼，再走十多米，进到一个尚未装修的灰色门洞中，再往下走一层才进到房间，当然这是由于电梯还没有完全调试好的缘故。
房间中除了写字桌和床铺之外，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当时手机尚未普及，因此往好里说是“闹中取静”，夸张一些的话就是“与世隔绝”，不过这正好可以让大家静下心来，聚精会神地讨论和起草。
午餐是盒饭，就在报到的大厅中用餐。刚吃到一半，就听到中庭上方六楼处有人在呼喊，原来是市发展研究中心的两位怎么也找不到下楼的路径，于是会务组赶紧上去带路。大家一边吃一边笑。
市委、市府的秘书长副秘书长、研究室、发展改革委、发展研究中心、市社科院、部分高等院校、市经贸委、海关、人行等及来自浦东新区相关部门的人员也大都到达。虽部门众多，人员总数却只有四五十人，称得上精干。
研究并起草向国家上报的浦东开发创新突破政策建议是这支团队的使命。浦东新区管委会领导十分重视，胡炜、黄奇帆、吴承麟、王安德、阮延华等都参加各组的讨论。
除了由施芝鸿作了次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关于浦东开发系列指示的辅导报告外，政策的研究和起草主要采用小组形式进行。
我们小组所涉及的只是上海浦东创新突破政策建议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即有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试点和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两项。
可别小看了这两项如今已遍及我国中西部的功能政策，当时却是中国金融贸易领域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制约：外行本币、外汇管制、对外贸易等无一不是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设定的“禁区”。如果能在上海浦东率先突破，势必对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形成冲击并带来全新格局，并对世界金融与贸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各方畅叙己见达成最终共识
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和破关，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这些政策制订人员的自身思想观点，在各小组讨论中免不了出现一些针锋相对观点。记得有一次提到中国银行外高桥支行反映担心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后，现有存款会流失、同时会影响对外汇的管制时，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外汇管理局的一位主任边气呼呼地大声说“跟你说不清，跟你说不清”，边起身就往外走，对方赶紧笑着将他拖回按下。
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在听取有关这一争议的汇报时微笑着说道：“现在企业一笔款项在我们中资银行划拨流转时要停留二至三天，而不少外资行当天即可拨付。开放外资行本币业务试点后，的确有可能会出现部分存款从中资银行流出，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不正可以倒逼我们的银行提高营运效率吗？”
再如关于是否允许举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以及能否让全国各省市到上海浦东开设外贸子公司的政策也受到一些质疑。当时浦东新区的进出口总额都只在千亿美元的台阶（进口1320.5亿美元、出口1487.7亿美元），市属某外贸集团的一位老总摊着双手叹气说：“现在对外贸易都是由国家统制的，要是合资了谁说了算？就这点进出口量，明明是一个人的饭菜，现在要三十个人来吃，只怕是抢都抢不过来！”
主管外经贸的沙麟副市长听了摇摇头，但却笑着对那个老总说：“上海人嘛，海纳百川，胸怀和肚量都要大一些。开办中外合资外贸子公司，众多兄弟省市外贸子公司汇聚上海是多好的事，我们要多学学他们的长处，敢于和合资外贸公司竞争，带领外地外贸子公司一起发挥独特优势，向世界迈进，将浦东外贸做大，迈上万亿美元的台阶，到时就怕你吃不动。”
要突破现存的政策框架和体制机制，就必须对创新举措的核心内涵、操作程序、与国际惯例的比较、实施后可能会出现的正负两个方面的效益、面临的风险及应对举措等进行一系列的分析、论证和预测。任何一个环节上稍有不慎，都会影响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创新突破的效应。
如在当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别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之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非常重视外资金融机构开展本币业务的影响和风险。我们去英国伦敦调研时，就曾前往英格兰银行总行了解他们在英国政府制定的“1987年銀行法”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若干补充法规限定，美国也正在研究制定对外资金融机构开展美元业务的“POCA监管体系”。
依据我国实际并借鉴中外经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本质特点和制度优势，在确保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前提下与国际法、国际金融惯例接轨，起草组形成了通过创新试点，逐步健全对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试点主体资格、操作规则、等级评定等项规定。如在现阶段外资金融机构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必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业三年以上，无违法或不良记录，且在提出申请前连续二年赢利；二是在申请前一年，外国银行分行境内外汇贷款月末平均额在1.5亿美元之上，合资银行、合资财务公司、独资银行和独资财务公司境内外汇贷款月平均金额在1亿美元以上；三是试点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负债不得超过其外汇总负债的35%，并执行我国中央银行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利率，及关于准备金比例、本币业务量比例、资本金和资产比例、存贷款比例及资金拆借比例等规定。
再如为了确保中资外贸公司在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起草组在条文中增加了外资合作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不得超过49%的限制等等。
这些条款，既充分体现了浦东试点的创新突破性和引领作用，又确保了实施后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
一条数十字建议的背后，往往是数万字乃至数十万字厚厚一本的决策参考资料。
创新突破政策使浦东傲立改革开放前沿
一天半夜醒来，迷迷糊糊之中只见窗边一个小红点上下左右晃动；定睛一看，原是同室的周建新副主任正在吸烟。见我醒了，第一句话是：“我想了半晚上，中国银行外高桥支行担心（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后）现有存款流失和中资外贸公司开放后吃不饱，其实的确是一件好事，有压力有竞争才能更好激发它们的活力和优势！”
党中央为上海浦东闯关指明方向，国家部委全力支持上海浦东阔步走向世界。姚锡棠、王战、汪尧田、周汉民等著名专家和大家一起讨论，并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可操作性的建议，没过几天，脸色憔悴、呕心沥血但却精神焕发的团队交出了初步的答卷。
3月16日，临别之时各人的红眼睛黑眼眶交相辉映，别有一番情趣；洋溢在金色的曙光、灿烂的朝霞之下的还有那么一点攻难克关后的自豪。
各起草组的初稿经向李岚清、汪道涵、季宗威等领导征求意见后，由黄菊书记和徐匡迪市长向朱镕基副总理作了报告。
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九五”期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通知》（国发1995年61号函），赋予浦东“九五”计划期间一系列新的功能性政策。
起草小組成员们马不停蹄，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些创新突破政策的实施助推加力。
1997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中国人民银行向全世界宣布：已迁入或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的美国花旗（万国宝通）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等四家外资银行的上海分行，将从1997年起依据《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率先进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又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气魄。
1997年7月首批获准试点的三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即东菱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兰生大宇有限公司与中技-鲜京贸易有限公司，从而揭开了我国外贸体制创新与结构优化的崭新篇章。
《浦东率先开展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试点的意义及建议》和《率先组建中外合资外贸公司的意义及对策》两篇综述评论，被权威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照单全收，随后又被欧美数十家研究机构和大学教授学者广泛引用。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与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就这样书写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编年史上又一段“全国率先、世界呼应”的重大功能创新篇章。
出于保密的需要，起草组没有拍摄和留下任何照片；更因政策制订工作的特殊性，大家都隐姓埋名。作为起草组的一个成员，我承担着最为基础的任务，但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各位专家和领导，在参与浦东创新突破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呕心沥血的豪情和理想主义状态。
（作者为上海浦东宋氏家族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