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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限时令”刚刚颁布，即遭遇争议和执行障碍。那么这样一部条例是如何出台的呢?
禁毒部门推动条例修改
“是我们最先提出要对1999年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进行修改的。”公安部禁毒局精神药物犯罪案件侦查处副处长马艳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马艳春介绍，2004年6月20日，公安系统在云南召开了“全国禁毒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吸食新型毒品的现象日益严重，需要对这种趋势加以遏止。但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原有《条例》对于容留、默许他人在其场所中吸食毒品、兜售毒品的业主，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这就给公安部门的取证、定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以公安部的名义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了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有关禁毒的内容进行修改。”
收到公安部的有关申请后，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对此非常重视，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发现原有《条例》中的很多内容已不能适应目前的形势。因此，国务院法制办最后决定，重新修订整部法律。公安部禁毒局精神药物犯罪案件侦察处处长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条例的修改，将主要考虑黄、赌、毒和打架斗殴这四类现象。并且，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把有关禁毒的问题列在此次条例修改的第一位，并且要从严处理。”
消费者代表的缺失
从2004年7月至2005年5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会同文化部、公安部等先后进行了8次座谈会。其中有3次规模最大，于2005年4月分别在北京、广东和浙江举行。2005年8月《条例》(修改稿)初步定稿，提交国务院审议。
北京一家大型娱乐场所的负责人李成(化名)，从2004年的秋天开始，曾先后参加过国务院法制办、文化部以及北京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召开的座谈会。“最后一次座谈会是在2005年的夏天，由国务院法制办组织。大部分参加者是北京地区的从业者、管理者，其中也包括了公安系统的有关负责人。”
除了8次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的会议，文化系统、公安系统还先后多次召开了内部的座谈会。“每一次较为大型的座谈，与会者都会包括了文化、公安部门的管理者和娱乐场所的业主、一些地方的娱乐场所管理协会代表及群众代表等。”马艳春说，“而群众代表主要是一些退休老干部。”
本刊查阅相关资料也发现，在2004年10月26日文化部组织的一次修改工作座谈会上，作为北京市网吧义务监督员的朝阳区退休干部李同丰也出席了会议。
在座谈中，这些群众代表成为了“限时令”的坚决拥护者。马艳春至今还记得，某位群众代表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能有什么好人到半夜两点还不回家啊?”
但李成说：“从我参加的座谈会来看，从始至终的讨论，都没有邀请过消费者方面的代表。”而王刚对此解释道：“我们不可能做到使群众代表能够代表全国所有人的意见。不过我们每次会议进行前，都会由基层派出所征求民意。”
争议“限时令”
“我们起初并没有提出，对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要加以限制。但国务院在看到我们上报的目前关于新型毒品的一些特点后，决定要为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设定时限。”马艳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公安部的官员对本刊指出，目前新型毒品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也暴露了一些新的特点，即特定的时段、特定场所、特定的人群。所谓特定的时段指吸食新型毒品一般在午夜零点至凌晨两点这个时段，这种新型毒品大约有半小时至两个小时的兴奋期，另外，零点以后大批的消费者开始离开，他们选择在这个隐蔽的时段开始吸食。特定的场所主要是指在大众娱乐场所中，尤其是迪吧和夜总会的包房中。这是因为那里空间大、人数多，新型毒品作为一种兴奋性毒品，需要这样的环境。特定的人群主要指，吸食新型毒品多为白领、青年学生等阶层。
但是，“限时”规定一提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们并没有采纳。并且据我所知，有一些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其实对这项规定有着他个人的看法。”曾参加过座谈会的北京某大型娱乐场所的老总胡文(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成也谈到，有关限制营业时间的规定，在文化系统，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管理者，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取消。
王刚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这一条的出台过程中，的确有着很多不同意见。首先，是来自于文化部门的管理者。由于执法要由文化部门来进行，但他们的执法力量薄弱，人力不足以落实这项任务。其次，一些娱乐场所的老板认为有关时间的限制太过苛刻了，这将会给他们的经营带来很大影响。“对此，我个人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众口难调，我们很难把各方的意见统一一致。”
王刚进一步谈到，条例出台过程中，各部门组织了很多的相关调研。其中一项调研从2000年至今，共调查了400多家娱乐场所，包括了广东、北京、辽宁等很多地区。调研结果显示，娱乐场所零点后的营业额很少，80％的客人是在21：00-23：00点消费。但王刚也承认，量贩式KTV在零点后的营业额占了40％，而目前量贩式KTV出现毒品问题的几率相对较小。但“我们担心毒品问题会向这些地方转移。”另据调查显示，北京地区在两点后车流量和餐厅营业额都大幅下降。因此，经过多方考虑，最后把限制时间定在2点至8点。
马艳春表示，目前的“限时令”，的确损害到了一部分正常消费者的利益。但她认为：“相比来讲，毒品对于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得多。”同时，“限时令”可以保护年轻人的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够对集中、高发的吸毒行为给予打击。
但是，胡文表示担忧，相比之下，这类不良现象在较大型的娱乐场所其实是有节制的，犯罪率没有那么高，更易于控制。但如果因为“限时令”的出台，导致这类现象进一步转入地下、转向郊外，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此，王刚表示，目前已经发现，吸毒者正在向一些私人别墅和食堂等场所转移。对此，他表示公安机关会根据新的形势，予以相应的打击。
禁毒部门推动条例修改
“是我们最先提出要对1999年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进行修改的。”公安部禁毒局精神药物犯罪案件侦查处副处长马艳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马艳春介绍，2004年6月20日，公安系统在云南召开了“全国禁毒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吸食新型毒品的现象日益严重，需要对这种趋势加以遏止。但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原有《条例》对于容留、默许他人在其场所中吸食毒品、兜售毒品的业主，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这就给公安部门的取证、定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以公安部的名义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了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有关禁毒的内容进行修改。”
收到公安部的有关申请后，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对此非常重视，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发现原有《条例》中的很多内容已不能适应目前的形势。因此，国务院法制办最后决定，重新修订整部法律。公安部禁毒局精神药物犯罪案件侦察处处长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条例的修改，将主要考虑黄、赌、毒和打架斗殴这四类现象。并且，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把有关禁毒的问题列在此次条例修改的第一位，并且要从严处理。”
消费者代表的缺失
从2004年7月至2005年5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会同文化部、公安部等先后进行了8次座谈会。其中有3次规模最大，于2005年4月分别在北京、广东和浙江举行。2005年8月《条例》(修改稿)初步定稿，提交国务院审议。
北京一家大型娱乐场所的负责人李成(化名)，从2004年的秋天开始，曾先后参加过国务院法制办、文化部以及北京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召开的座谈会。“最后一次座谈会是在2005年的夏天，由国务院法制办组织。大部分参加者是北京地区的从业者、管理者，其中也包括了公安系统的有关负责人。”
除了8次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的会议，文化系统、公安系统还先后多次召开了内部的座谈会。“每一次较为大型的座谈，与会者都会包括了文化、公安部门的管理者和娱乐场所的业主、一些地方的娱乐场所管理协会代表及群众代表等。”马艳春说，“而群众代表主要是一些退休老干部。”
本刊查阅相关资料也发现，在2004年10月26日文化部组织的一次修改工作座谈会上，作为北京市网吧义务监督员的朝阳区退休干部李同丰也出席了会议。
在座谈中，这些群众代表成为了“限时令”的坚决拥护者。马艳春至今还记得，某位群众代表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能有什么好人到半夜两点还不回家啊?”
但李成说：“从我参加的座谈会来看，从始至终的讨论，都没有邀请过消费者方面的代表。”而王刚对此解释道：“我们不可能做到使群众代表能够代表全国所有人的意见。不过我们每次会议进行前，都会由基层派出所征求民意。”
争议“限时令”
“我们起初并没有提出，对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要加以限制。但国务院在看到我们上报的目前关于新型毒品的一些特点后，决定要为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设定时限。”马艳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公安部的官员对本刊指出，目前新型毒品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也暴露了一些新的特点，即特定的时段、特定场所、特定的人群。所谓特定的时段指吸食新型毒品一般在午夜零点至凌晨两点这个时段，这种新型毒品大约有半小时至两个小时的兴奋期，另外，零点以后大批的消费者开始离开，他们选择在这个隐蔽的时段开始吸食。特定的场所主要是指在大众娱乐场所中，尤其是迪吧和夜总会的包房中。这是因为那里空间大、人数多，新型毒品作为一种兴奋性毒品，需要这样的环境。特定的人群主要指，吸食新型毒品多为白领、青年学生等阶层。
但是，“限时”规定一提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们并没有采纳。并且据我所知，有一些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其实对这项规定有着他个人的看法。”曾参加过座谈会的北京某大型娱乐场所的老总胡文(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成也谈到，有关限制营业时间的规定，在文化系统，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管理者，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取消。
王刚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这一条的出台过程中，的确有着很多不同意见。首先，是来自于文化部门的管理者。由于执法要由文化部门来进行，但他们的执法力量薄弱，人力不足以落实这项任务。其次，一些娱乐场所的老板认为有关时间的限制太过苛刻了，这将会给他们的经营带来很大影响。“对此，我个人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众口难调，我们很难把各方的意见统一一致。”
王刚进一步谈到，条例出台过程中，各部门组织了很多的相关调研。其中一项调研从2000年至今，共调查了400多家娱乐场所，包括了广东、北京、辽宁等很多地区。调研结果显示，娱乐场所零点后的营业额很少，80％的客人是在21：00-23：00点消费。但王刚也承认，量贩式KTV在零点后的营业额占了40％，而目前量贩式KTV出现毒品问题的几率相对较小。但“我们担心毒品问题会向这些地方转移。”另据调查显示，北京地区在两点后车流量和餐厅营业额都大幅下降。因此，经过多方考虑，最后把限制时间定在2点至8点。
马艳春表示，目前的“限时令”，的确损害到了一部分正常消费者的利益。但她认为：“相比来讲，毒品对于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得多。”同时，“限时令”可以保护年轻人的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够对集中、高发的吸毒行为给予打击。
但是，胡文表示担忧，相比之下，这类不良现象在较大型的娱乐场所其实是有节制的，犯罪率没有那么高，更易于控制。但如果因为“限时令”的出台，导致这类现象进一步转入地下、转向郊外，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此，王刚表示，目前已经发现，吸毒者正在向一些私人别墅和食堂等场所转移。对此，他表示公安机关会根据新的形势，予以相应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