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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王丽萍编剧的《生活启示录》在蒙古举办发布会，她与主演胡歌、闫妮都去了，晚上去当地超市买东西，被观众认出来，喊着剧里面的名字一路簇拥。王丽萍问蒙古人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对方说，“这部剧给我希望，有真情在”
写了22年现实主义剧本的王丽萍骨子里是浪漫的：每到一个城市，一定要去当地名人的博物馆转转，布拉格广场的卡夫卡博物馆，伦敦道堤街的狄更斯博物馆，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博物馆……呼吸间都是这些故人生活过的空气，找个空旷的地方坐上一小会儿，就像和他们有了一段对话。
写剧本也要浪漫，王丽萍钟爱收集杯子，家里一面墙摆上五六百个，都是世界各地淘来的。写感情的戏用豹纹杯；写家常生活戏就用玫瑰花杯；写结婚的戏当然要拿出珍藏，杯柄刚好是戒指的形状，一只手扣进去，甜甜蜜蜜；写争吵的戏也得用上珍藏，手枪造型的玻璃杯，对着空气怒气冲冲。写不出来了，拿出莎士比亚博物馆买来的杯子，对着杯一五一十地说：“我写不出来了，你能教我一点吗？”
这份浪漫在剧本里化作烟火气。第一部电视剧《婆婆媳妇小姑》是个“人物关系不停被五马分尸的故事”，一个典型的上海儿子娶了一个“下只角”的漂亮媳妇，他有一个老派的妈妈，一个嫁不出去的小姑，还有一个前妻、一个女儿和暗恋他的秘书，弄堂的家长里短在剧里毕现。这部剧很快红透全国，带动了一大批婆媳剧。过了十多年，一部《媳妇的美好时代》再度探讨婆媳关系，只是从上海弄堂换成了都市家庭。《错爱一生》《保姆》《生活启示录》……她的每部剧都在讲小人物的命运，用生活化的小事构建剧情，让人与人的关系脚踏实地，满腔的浪漫淹没其中。
“浪漫题材一定要用现实角度去表现，空中楼阁的浪漫是不成立的。”在她看来，《大好时光》里胡歌牵着一匹白马出现在都市里是浪漫，《生活启示录》中胡歌向闫妮求婚足球踢飞了也是浪漫，《我家的春夏秋冬》杨立新饰演的老人害怕闫学晶离开，缓缓追着火车跑也是一种浪漫。“现实题材里我怎么用我的浪漫主义去表现情节，怎么创作出扎实的剧本讲述人物故事，如何展现人物关系与人的命运，这些是我希望研究的东西。”
研究的熱情从未因时间而消减。因为长期电脑写作，王丽萍两手的手指都已变形，这是编剧生涯留给她的印记，“医生说我的手已经是残疾了，哈哈哈，没有关系，每天写，职业病。”二十多年，她创作了约20部、500集、800万字的长篇电视剧。而她也时常因看到同行的优秀作品而兴奋，去学习请教。《来自星星的你》热播，她联系上编剧朴智恩，飞去韩国和她聊了两个多小时。《东京女子图鉴》大火，她亦飞到日本，与编剧黑泽久子讨论剧情。无论是朴智恩还是黑泽久子，她们作为编剧的共同点，都是保持敏感与激情，这也是王丽萍感同身受的地方，“激情第一，技巧第二。”
“（写剧本）是带上情感的事情，所以要以真情去投入。真情投入多少，剧本里就表现多少，就像谈爱情一样，你付出少与你全心全意付出，剧本呈现的状态就不一样。”
她对编剧的认知结论一再坚定：“剧本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情感，不能用工业流水线表达。”
最能让王丽萍感受到“从心里长出来的情感”的是婚礼现场。她热衷婚礼进行中播放新人相识相知VCR的环节，接下来，新人通常会山盟海誓，会泪流满面，这个画面俗气但真诚，“那一刻，没有人是假的，他们的表白是真的，所有的祝福也是真的。能不能持久下去是后话，但那一刻能够给我们相信爱情的力量。”现实与浪漫在那一刻交汇，人物关系重新构建，命运互相左右，未来充满想象。
新剧《国民大生活》是她尝试浪漫与现实交融的最新作品，郑恺饰演的北京小爷王舒望爱上了袁姗姗饰演的上海编剧陆露，郑恺人设极为专情，对爱情死心塌地。袁姗姗则在电视圈里摸爬滚打，负责呈现现实，打击浪漫。“我想给人希望与理想，有男孩就是死心塌地对女孩好的，愿意付出牺牲，原来不思进取，但遇到了对方，就想改变自己，为了她在新的城市生活，拼搏给她看。这是温暖的、给人希望的东西。”
温暖是王丽萍打在作品中的底色。作为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编剧，她本能地记述着生活里的细节，并将一切素材引向温情。在她的电视剧中，极少看到疾痛惨淡，虽有生死，也多是小户人家的悲欢离合，离悲甚少，多为合欢。
情绪的源流还得追溯到她当战士的时候，刚刚到部队的她，什么工作都干，也曾推着自行车送信，每次从县邮电局推车到野战医院门口，等待远方来信的人乌泱泱地站着，翘首的目光充满了希望，“那是希望与期待的目光，那会儿觉得自己有多重要！”也可以追溯到她当总机话务员那会儿，半夜三更，接到某个家属的电话，她就哼哧哼哧爬过一个山坡去叫人，对方听到了整个人蹦起来，一路跑一路跳，山坡也像成了平地，把她远远甩在后面。
当兵14年，她有过非常难忘的经历，也遇见了淳朴的温情。“从邮电局推自行车到单位的路上，总有好心人帮着推一把；跟战友们去另一个县城看二炮文工团的演出，半夜三更回部队，几个女兵手拉手一路唱歌走在山路上。”王丽萍说，我的温暖是被这些美好的东西滋养的。
在这之前，王丽萍是平凡且安稳的，王爸爸46岁才有了她，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高考因偏科失利，差大学分数线一大截。爸妈看着她难过，她看着爸妈也难过。爸爸爱面子，跟邻居都说“没差几分”，她听了难受，想逃跑。恰好有个当兵的机会，她去了部队。
到了部队，所有事情都得学着面对。部队在皖南山区，军用卡车在一个简陋的大仓库前放下人，山包光秃，渺无人烟，几十个新兵挤在大仓库睡下，等待新兵训练。超强度的户外训练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一度让王丽萍怀疑人生选择是不是错误。
新兵训练结束，她被分到山区野战医院电影组放电影，几百个村民守着电影开场，她吓得手发抖。她也当通讯兵，每天到县城邮政局拿报纸和信，自行车不会骑，只能推车绕着田埂、山坡上上下下，冬日极寒，手上满是冻疮。学着骑了一次车，摔得一身血，从此再不碰自行车。 在这个时候，“倔”字第一次清晰踏实地出现在王丽萍的人生中：放电影的程序一次次背，40分钟的山路一趟趟走。她总算能顺利地送信，也能一个人扛着沉重的器材放电影，黑压压的脑袋再也没有让她慌张。片子一盘盘接上，放错了观众起哄，她也不急，不紧不慢重新接，嘴上还呵呵笑。
去图书馆当管理员后，王丽萍开始大量阅读，读得多了就开始写，第一部小说叫《我爱阳光》，讲几个女兵的故事，投在杂志上发表。从此没有停过笔。
1984年，南京政治学院在部队招收学生，她顺利考上新闻系。毕业后，她因为爱情嫁到合肥，在《安徽日报》当起了文化版记者。五年的新闻实操为她日后的编剧生涯提供了极大帮助，“我学习与各种人交流，采风不同的人物，收集大量的素材，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一个记者扎实的基本功。”
和王丽萍聊天的质量是根据被她打断的次数来判断的，听到能触动她的话，她会说“这个好啊，我要记下来当台词。可以给我用吗？”和一位日本厨师聊天，对方讲做鳗鱼的名言：穿竹签要三年，刨鳗鱼要八年，烤鳗鱼要一辈子。她记下来。和闺蜜聊感情，对方说“恋爱的人都有病”，她也记下来。以前在小本上手写，现在在手机、便签上记。“台词是人说的话，要生动，要源于生活，不能太擰巴，当我决定记下来，那这句话一定足以让我激动。随时记录，这是一个编剧的基本功课。”
《媳妇的美好时代》有一幕，海清饰演的毛豆豆怎么都没法让婆婆喜欢，婆婆来她家，她端上一盘菜，有虾有鱼，指望着讨婆婆欢心。婆婆一看，撂了句：“我现在不吃带眼睛的东西，鱼和虾都看着我呢，你什么意思？”台词原型是现实中有一个人说自己只吃带腿的，不吃带眼睛的。“鱼和虾是有眼睛的，放对白里这么一带，人物矛盾就出来了，话也有趣。”
“有趣”是王丽萍作品的另一特点，她自认擅长喜剧创作，以温暖打底的喜剧强调乐观，而非有一个悲剧的内核。这部分自信在写剧本之初就已建立。
1995年，《儿女情长》的导演石晓华正在筹备一部中国版《成长的烦恼》的情景剧，正全国征寻编剧，每人负责几集。公公鲁彦周将王丽萍介绍过去，她开始了第一次剧本创作。
情景剧计划讲述两个大人三个小孩的故事，王丽萍一口气写了五集。有一集脱胎自她儿时梦游的经历。夏天大家都在乘凉，她突然站起来往楼下走，吓坏了一屋子人。梦游的孩子不能叫醒，只能慢慢引回去。好不容易回到了房间，家人哐当把门锁上。“梦游这件事太好玩了，可以制造很多戏剧效果。”在剧本里，一个孩子梦游了，恰好撞见了遇上事儿的爸爸，爸爸以为自己的事情被孩子发现了，由此开始一连串误会。
征寻的编剧人数较多，大家写好后撕掉首页供导演盲选，王丽萍的五集都入选，还都放在前几集，“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能力，我可以写喜剧。”
这是王丽萍为数不多的动用自己的经历，在接下来的创作中，素材都来自她对现实的记录与采访。
王丽萍是社区艺术团名誉团长，还是社区义工，她的家庭是社区志愿者家庭，和社区老百姓交流成为她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她看着周围的妇联干部从戴着红袖章的凶恶老太太变得大方时尚，个个会摄影、会做菜、爱锻炼，还组队参加旗袍比赛。生活的丰富性大大超过从前。
她也经常去派出所和警察朋友聊天，聊一些过往的案子，聊警察的生活。一位警察朋友最大的爱好是看尸体，关在房子里，对着一具尸体就是大半天。好几次都是这么发现线索，最后破了案。
2002年，王丽萍开始参加相亲节目《相约星期六》的录制，担任情感导师，每期节目四个小时，录完她挨个采访，记录下这些人的年龄、职业、父母收入，“我要得出什么人在相亲，什么人的爸爸妈妈会带他们相亲，这些年有什么变化。我要建立我的数据库，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编剧，我也需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做了十多年，相亲的人从80后变成了90后，她明显感受到新一代人更勇于表达自我。从前觉得相亲对象不适合，最多含蓄地说一句“我们先从朋友做起吧”。现在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独生子女一批批成年，妈宝男也多了，选来选去问他都是一句“我听我妈妈的”。
娶媳妇的见面礼也与时俱进了，以前见面送手镯项链，现在见了面一把车钥匙扔到准媳妇面前，“车在楼下，你的名字，可以直接开走。”
“这些都是有趣的素材库，当我想到一个题材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冒出来，成为我灵感的一部分。就看看你怎么找到一个有力、有意思的切口，把它们自然地放进去，”王丽萍说，“对于一个创作家来讲，没有题材的枯竭，只有自己放弃和自己枯竭。”
今年9月给了王丽萍很大的惊喜，三年前编剧的《生活启示录》在蒙古播放结束，连续20天夺得蒙古全国收视率冠军，也是第一次有一部中国电视剧在海外将韩剧打败。9月7日，他们在蒙古举办发布会，她与主演胡歌、闫妮都去了，晚上去当地超市买东西，被观众认出来，喊着剧里面的名字一路簇拥，他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王丽萍问蒙古人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对方说，“这部剧给我希望，有真情在。”
“我一直在想有那么多剧。为什么它能在蒙古国家电视台播到收视第一？其实还是情感的力量。你说多宏大的题材也谈不上，这些信息传递给我，更给了我自信，继续去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写这些平凡人生的故事，怎么样写才能更好一点？”
王丽萍几乎没有触及过宏大叙事，那让她紧张。最初写现实主义题材，只是因为90年代电视剧发展过程中，接地气的电视剧不多，“当时有写洋行、写别墅，但其实9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那个水准，那就和老百姓有点远。我会觉得更打动人的是我身边的任何事，这部分是我熟悉且亲切的。”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婆婆媳妇小姑》《岁月如歌》《错爱一生》等剧本相继问世。
真正让王丽萍决心扎根现实主义题材的是2007年的《保姆》。这部电视剧开播时，在上海的收视率超过了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每家都有保姆，也因此产生了各种问题和矛盾，那就成了社会问题。所以我来写他们，没有怪东家，也没有站在保姆那边，很客观地写他们的故事。这样吸引了更多普通观众，他们认可并希望接触更多的现实主义题材。” 小人物背后反映的也是时代。从前写婆媳关系，《婆婆媳妇小姑》时代，娶媳妇可能有城乡差异。老家亲戚来到城里，大包小包带来鸡啊鸭啊，吃饭把家里的面条吃得干干净净，媳妇明显嫌弃，城乡差异一下就出来了。到了《媳妇的美好时代》，城乡差异有点儿变了，农村媳妇潘美丽，家里土地承包到户，日子也不一样了。现在再写，那农村户口就得转成城镇户口，跟城里人平起平坐。甚至比城里人过的还要好，而城里人的梦想就是《国民大生活》中郑恺的想法，“深山老林里有一个小木屋。”
70年代、80年代都是婆婆压制媳妇，媳妇得三从四德，做饭看家带孩子。90年代不一样了，啥都不会还养条狗。保姆在家也没见过真人，她们上班的时候，小俩口在睡觉，等她们下班了，小俩口还在睡，慢慢悠悠开始一天生活。现在的婆婆也是讨媳妇好，因为对媳妇好就是对儿子好，“婆婆还是婆婆，媳妇还是媳妇，但关系已经倒过来了。”
有位新加坡学者一直在研究王丽萍的作品，研究主题便是从她20年的都市题材作品探究中国20年都市生活的时代变迁。
“生死”是王丽萍作品很少直面的话题，也有描写生死，但是不会过于沉重。在她看来，生死是电视剧里不能回避的情节，但是她不希望持续关注悲伤。因为她曾经历非常痛苦的阶段。她的母亲在世时，对她说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也不要放弃她。可是当母亲生命体征越来越弱，医生为母亲的身体插上各种管子时，她觉得母亲一定一定非常疼痛，她希望放弃，觉得这是在自欺欺人。可母亲确实说过不要放弃她。最后医生和家人竭尽全力，管子全部插上，人还是走了。“亲人的离开就是在我心里挖一个洞，永远没法填满。本来像这部分内容我永远不会触碰的，谈到生死我都特别凝重，特别悲伤。我会想老年人看了会不会不高兴，好像离自己太近了。”
去年，一个朋友突然查出疾病，朋友和她商量能不能一起做个电影。她答应了。往后每次与朋友见面，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啊，我还活着。”沉重的命题带上一点喜感，王丽萍发现原来死亡也可以乐观面对。“这让我探究下去，我在尝试能不能写出来（生死的话题），这挑战很大，我要去面对这些以往回避的东西。但我意识到这件事很有意义，会持续关注。这也是人的情感和故事，这些东西不会过时。而且这也是人类的话题，生与死，你都需要面对，但是态度可以不同，这是编剧需要以尊重的心去面对的课题。”
人物周刊：入行22年，现在的编剧行业跟刚入行时差别在哪里？
：90年代过来的编剧非常不容易。渠道太有限了，通过电影制片厂去投稿，或者到电视台投稿，或者找一些导演推荐。很多都石沉大海，也有剧本投稿路上就寄丢了。当时编剧要出来真的很难。现在渠道广了，通过网络你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你。文学网站的出现也让很多人的小说得到改编的机会。有的人哪怕是一个写作爱好者，加了微博发私信，也有机会写剧本。文化公司和影视公司遍地开花，他们也慢慢开始觉得剧本是基础，对剧本这块很重视，现在编剧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人物周刊：我们的感觉好像是现在虽然渠道更广了、编剧出来更多了，但是精品的电视剧跟90年代比少了。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90年代的经典作品多，当时电视台有几个？拍摄的有几家？都是全国数得出来的几大制片人。他们拍摄《孽债》《围城》《康熙王朝》《渴望》……那时候电视台少，观众收看的渠道也有限，收视率也就高了。现在其实每年也有很多好的作品出来，但我们选择多了，还有国外的剧可看。看得多了，选择多了，对电视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实现在技术是非常惊人的。技术后期、灯光和摄影器材……硬件都在进步，那对演员、导演、编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物周刊：技术在进步、要求在提高，加上网络的冲击，站在编剧的角度，你认为应该怎么去留住观众？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网络的发达让很多人离电视远了，我采访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最新家里装修电视机柜都没有了，弄了一个投影，只看电影。平时在iPad上看网剧。对我们来讲，先做好本分，做好电视剧。电视剧总是有观众的，我们那么多人口总是有观众的。出了好剧，也会口口相传，哪怕从网上看，也是看电视剧。我也会考虑题材的多样化，怎样更多地吸引观众，我尝试去和年轻的演员合作，希望能吸引年轻观众看电视。但是我没有放弃传统观众，《国民大生活》也有爸妈那条线。
人物周刊：成立个人编剧工作室、担任自己作品的监制等，是希望能夠有更大的主动权？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做了一个“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坚持了四年，把全国优秀的编剧、导演、制作人请到上海来，一起讨论剧本，讨论上海题材，研讨电视剧的走向，很有意义，很多好的剧本也因此留在上海。刘江、阎建钢、侯鸿亮、高满堂、郑晓龙、毛卫宁、康洪雷、萨日娜……都来过。好的电视剧是团队的成功。作为一个编剧，当你有了一定的能力或者荣誉后，要去帮年轻人，这个我会坚持下去。而作为工作室，我希望有机会多多培养年轻编剧。
人物周刊：现在会有声音说“中国没有好编剧”。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中国电视还要往前走。明年就是电视剧60周年了。从1958年《一口菜饼子》开始到现在，中国电视剧发展是飞速的，前辈和同行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电视剧，我相信今后也会有更多精品电视剧出来。我所知道的编剧朋友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在写，我还是乐观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资深编剧还在一线工作，像高满堂、刘和平、赵冬苓、王宛平老师，他们都还在写。中青年的编剧像高璇、任宝茹、何晴，年轻的编剧像李潇等，他们都有代表作。
干了这行的人，可能也有人会觉得名利双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艰难和孤独、你写不出来的寂寞、陷入瓶颈的挣扎是外人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编剧行业，我们很团结，什么热门剧一出来，我们都会讨论交流。这个行业需要彼此鼓励。
人物周刊：我们会觉得日剧、韩剧很细腻很真挚。创作的时候会去参考或者借鉴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吗？
：日剧大多十集以内，短就容易把故事写透，《东京女子图鉴》只有11集。美剧《大小谎言》也就七集。故事浓缩会很精彩。我们的网剧已经开始有短剧集出现了。我觉得情感剧应该可以短一些，太长了基本上应该是几代人的故事。所以更希望我们以后在电视剧的长度上有形式多样的表达。不一定一个剧非得要五六十集，可以短小精悍一些吧！
人物周刊：国外的编剧和国内的编剧在影视工业里的地位区别很大。
：我对日韩的编剧了解比较多，他们一些编剧地位非常非常高，可以对整个剧有所把控，也可以选导演选演员。两年前我去参加首尔国际电视节，一位编剧出场，大家都起立致敬。
人物周刊：但是国内好像很少有编剧能这样，无论是地位还是受尊重的程度。包括你刚刚提到的一大串名单，那也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成名了。新人编剧很少冒出来。
：对。但我觉得，电视剧在这些年有一个突飞猛进的量的增长，量多了以后慢慢会有质的变化。先有量化。再慢慢大浪淘沙。需要沉淀与思考。对编剧来说，每一次创作，都会经过一些波折、经过一些失败、经过一些淘汰慢慢成熟。我相信未来的电视剧精品还是会多一点的。我们还是应该乐观积极。中国电视剧即将迎来60周年了，我们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脚踏实地工作，总结各种不足，希望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王丽萍
国家一级编剧。代表作有《保姆》《错爱一生》《婆婆媳妇小姑》《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等，最近作品为《国民大生活》。2013年，《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坦桑尼亚播出，在当地红极一时。4年后，王丽萍创作的另一部电视剧《生活启示录》在蒙古播出，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网红剧”。
写了22年现实主义剧本的王丽萍骨子里是浪漫的：每到一个城市，一定要去当地名人的博物馆转转，布拉格广场的卡夫卡博物馆，伦敦道堤街的狄更斯博物馆，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博物馆……呼吸间都是这些故人生活过的空气，找个空旷的地方坐上一小会儿，就像和他们有了一段对话。
写剧本也要浪漫，王丽萍钟爱收集杯子，家里一面墙摆上五六百个，都是世界各地淘来的。写感情的戏用豹纹杯；写家常生活戏就用玫瑰花杯；写结婚的戏当然要拿出珍藏，杯柄刚好是戒指的形状，一只手扣进去，甜甜蜜蜜；写争吵的戏也得用上珍藏，手枪造型的玻璃杯，对着空气怒气冲冲。写不出来了，拿出莎士比亚博物馆买来的杯子，对着杯一五一十地说：“我写不出来了，你能教我一点吗？”
这份浪漫在剧本里化作烟火气。第一部电视剧《婆婆媳妇小姑》是个“人物关系不停被五马分尸的故事”，一个典型的上海儿子娶了一个“下只角”的漂亮媳妇，他有一个老派的妈妈，一个嫁不出去的小姑，还有一个前妻、一个女儿和暗恋他的秘书，弄堂的家长里短在剧里毕现。这部剧很快红透全国，带动了一大批婆媳剧。过了十多年，一部《媳妇的美好时代》再度探讨婆媳关系，只是从上海弄堂换成了都市家庭。《错爱一生》《保姆》《生活启示录》……她的每部剧都在讲小人物的命运，用生活化的小事构建剧情，让人与人的关系脚踏实地，满腔的浪漫淹没其中。
“浪漫题材一定要用现实角度去表现，空中楼阁的浪漫是不成立的。”在她看来，《大好时光》里胡歌牵着一匹白马出现在都市里是浪漫，《生活启示录》中胡歌向闫妮求婚足球踢飞了也是浪漫，《我家的春夏秋冬》杨立新饰演的老人害怕闫学晶离开，缓缓追着火车跑也是一种浪漫。“现实题材里我怎么用我的浪漫主义去表现情节，怎么创作出扎实的剧本讲述人物故事，如何展现人物关系与人的命运，这些是我希望研究的东西。”
研究的熱情从未因时间而消减。因为长期电脑写作，王丽萍两手的手指都已变形，这是编剧生涯留给她的印记，“医生说我的手已经是残疾了，哈哈哈，没有关系，每天写，职业病。”二十多年，她创作了约20部、500集、800万字的长篇电视剧。而她也时常因看到同行的优秀作品而兴奋，去学习请教。《来自星星的你》热播，她联系上编剧朴智恩，飞去韩国和她聊了两个多小时。《东京女子图鉴》大火，她亦飞到日本，与编剧黑泽久子讨论剧情。无论是朴智恩还是黑泽久子，她们作为编剧的共同点，都是保持敏感与激情，这也是王丽萍感同身受的地方，“激情第一，技巧第二。”
“（写剧本）是带上情感的事情，所以要以真情去投入。真情投入多少，剧本里就表现多少，就像谈爱情一样，你付出少与你全心全意付出，剧本呈现的状态就不一样。”
她对编剧的认知结论一再坚定：“剧本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情感，不能用工业流水线表达。”
最能让王丽萍感受到“从心里长出来的情感”的是婚礼现场。她热衷婚礼进行中播放新人相识相知VCR的环节，接下来，新人通常会山盟海誓，会泪流满面，这个画面俗气但真诚，“那一刻，没有人是假的，他们的表白是真的，所有的祝福也是真的。能不能持久下去是后话，但那一刻能够给我们相信爱情的力量。”现实与浪漫在那一刻交汇，人物关系重新构建，命运互相左右，未来充满想象。
新剧《国民大生活》是她尝试浪漫与现实交融的最新作品，郑恺饰演的北京小爷王舒望爱上了袁姗姗饰演的上海编剧陆露，郑恺人设极为专情，对爱情死心塌地。袁姗姗则在电视圈里摸爬滚打，负责呈现现实，打击浪漫。“我想给人希望与理想，有男孩就是死心塌地对女孩好的，愿意付出牺牲，原来不思进取，但遇到了对方，就想改变自己，为了她在新的城市生活，拼搏给她看。这是温暖的、给人希望的东西。”
“我的温暖是被美好滋养的”
温暖是王丽萍打在作品中的底色。作为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编剧，她本能地记述着生活里的细节，并将一切素材引向温情。在她的电视剧中，极少看到疾痛惨淡，虽有生死，也多是小户人家的悲欢离合，离悲甚少，多为合欢。
情绪的源流还得追溯到她当战士的时候，刚刚到部队的她，什么工作都干，也曾推着自行车送信，每次从县邮电局推车到野战医院门口，等待远方来信的人乌泱泱地站着，翘首的目光充满了希望，“那是希望与期待的目光，那会儿觉得自己有多重要！”也可以追溯到她当总机话务员那会儿，半夜三更，接到某个家属的电话，她就哼哧哼哧爬过一个山坡去叫人，对方听到了整个人蹦起来，一路跑一路跳，山坡也像成了平地，把她远远甩在后面。
当兵14年，她有过非常难忘的经历，也遇见了淳朴的温情。“从邮电局推自行车到单位的路上，总有好心人帮着推一把；跟战友们去另一个县城看二炮文工团的演出，半夜三更回部队，几个女兵手拉手一路唱歌走在山路上。”王丽萍说，我的温暖是被这些美好的东西滋养的。
在这之前，王丽萍是平凡且安稳的，王爸爸46岁才有了她，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高考因偏科失利，差大学分数线一大截。爸妈看着她难过，她看着爸妈也难过。爸爸爱面子，跟邻居都说“没差几分”，她听了难受，想逃跑。恰好有个当兵的机会，她去了部队。
到了部队，所有事情都得学着面对。部队在皖南山区，军用卡车在一个简陋的大仓库前放下人，山包光秃，渺无人烟，几十个新兵挤在大仓库睡下，等待新兵训练。超强度的户外训练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一度让王丽萍怀疑人生选择是不是错误。
新兵训练结束，她被分到山区野战医院电影组放电影，几百个村民守着电影开场，她吓得手发抖。她也当通讯兵，每天到县城邮政局拿报纸和信，自行车不会骑，只能推车绕着田埂、山坡上上下下，冬日极寒，手上满是冻疮。学着骑了一次车，摔得一身血，从此再不碰自行车。 在这个时候，“倔”字第一次清晰踏实地出现在王丽萍的人生中：放电影的程序一次次背，40分钟的山路一趟趟走。她总算能顺利地送信，也能一个人扛着沉重的器材放电影，黑压压的脑袋再也没有让她慌张。片子一盘盘接上，放错了观众起哄，她也不急，不紧不慢重新接，嘴上还呵呵笑。
去图书馆当管理员后，王丽萍开始大量阅读，读得多了就开始写，第一部小说叫《我爱阳光》，讲几个女兵的故事，投在杂志上发表。从此没有停过笔。
1984年，南京政治学院在部队招收学生，她顺利考上新闻系。毕业后，她因为爱情嫁到合肥，在《安徽日报》当起了文化版记者。五年的新闻实操为她日后的编剧生涯提供了极大帮助，“我学习与各种人交流，采风不同的人物，收集大量的素材，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一个记者扎实的基本功。”
创作家没有题材枯竭
和王丽萍聊天的质量是根据被她打断的次数来判断的，听到能触动她的话，她会说“这个好啊，我要记下来当台词。可以给我用吗？”和一位日本厨师聊天，对方讲做鳗鱼的名言：穿竹签要三年，刨鳗鱼要八年，烤鳗鱼要一辈子。她记下来。和闺蜜聊感情，对方说“恋爱的人都有病”，她也记下来。以前在小本上手写，现在在手机、便签上记。“台词是人说的话，要生动，要源于生活，不能太擰巴，当我决定记下来，那这句话一定足以让我激动。随时记录，这是一个编剧的基本功课。”
《媳妇的美好时代》有一幕，海清饰演的毛豆豆怎么都没法让婆婆喜欢，婆婆来她家，她端上一盘菜，有虾有鱼，指望着讨婆婆欢心。婆婆一看，撂了句：“我现在不吃带眼睛的东西，鱼和虾都看着我呢，你什么意思？”台词原型是现实中有一个人说自己只吃带腿的，不吃带眼睛的。“鱼和虾是有眼睛的，放对白里这么一带，人物矛盾就出来了，话也有趣。”
“有趣”是王丽萍作品的另一特点，她自认擅长喜剧创作，以温暖打底的喜剧强调乐观，而非有一个悲剧的内核。这部分自信在写剧本之初就已建立。
1995年，《儿女情长》的导演石晓华正在筹备一部中国版《成长的烦恼》的情景剧，正全国征寻编剧，每人负责几集。公公鲁彦周将王丽萍介绍过去，她开始了第一次剧本创作。
情景剧计划讲述两个大人三个小孩的故事，王丽萍一口气写了五集。有一集脱胎自她儿时梦游的经历。夏天大家都在乘凉，她突然站起来往楼下走，吓坏了一屋子人。梦游的孩子不能叫醒，只能慢慢引回去。好不容易回到了房间，家人哐当把门锁上。“梦游这件事太好玩了，可以制造很多戏剧效果。”在剧本里，一个孩子梦游了，恰好撞见了遇上事儿的爸爸，爸爸以为自己的事情被孩子发现了，由此开始一连串误会。
征寻的编剧人数较多，大家写好后撕掉首页供导演盲选，王丽萍的五集都入选，还都放在前几集，“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能力，我可以写喜剧。”
这是王丽萍为数不多的动用自己的经历，在接下来的创作中，素材都来自她对现实的记录与采访。
王丽萍是社区艺术团名誉团长，还是社区义工，她的家庭是社区志愿者家庭，和社区老百姓交流成为她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她看着周围的妇联干部从戴着红袖章的凶恶老太太变得大方时尚，个个会摄影、会做菜、爱锻炼，还组队参加旗袍比赛。生活的丰富性大大超过从前。
她也经常去派出所和警察朋友聊天，聊一些过往的案子，聊警察的生活。一位警察朋友最大的爱好是看尸体，关在房子里，对着一具尸体就是大半天。好几次都是这么发现线索，最后破了案。
2002年，王丽萍开始参加相亲节目《相约星期六》的录制，担任情感导师，每期节目四个小时，录完她挨个采访，记录下这些人的年龄、职业、父母收入，“我要得出什么人在相亲，什么人的爸爸妈妈会带他们相亲，这些年有什么变化。我要建立我的数据库，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编剧，我也需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做了十多年，相亲的人从80后变成了90后，她明显感受到新一代人更勇于表达自我。从前觉得相亲对象不适合，最多含蓄地说一句“我们先从朋友做起吧”。现在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独生子女一批批成年，妈宝男也多了，选来选去问他都是一句“我听我妈妈的”。
娶媳妇的见面礼也与时俱进了，以前见面送手镯项链，现在见了面一把车钥匙扔到准媳妇面前，“车在楼下，你的名字，可以直接开走。”
“这些都是有趣的素材库，当我想到一个题材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冒出来，成为我灵感的一部分。就看看你怎么找到一个有力、有意思的切口，把它们自然地放进去，”王丽萍说，“对于一个创作家来讲，没有题材的枯竭，只有自己放弃和自己枯竭。”
小人物大时代
今年9月给了王丽萍很大的惊喜，三年前编剧的《生活启示录》在蒙古播放结束，连续20天夺得蒙古全国收视率冠军，也是第一次有一部中国电视剧在海外将韩剧打败。9月7日，他们在蒙古举办发布会，她与主演胡歌、闫妮都去了，晚上去当地超市买东西，被观众认出来，喊着剧里面的名字一路簇拥，他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王丽萍问蒙古人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剧，对方说，“这部剧给我希望，有真情在。”
“我一直在想有那么多剧。为什么它能在蒙古国家电视台播到收视第一？其实还是情感的力量。你说多宏大的题材也谈不上，这些信息传递给我，更给了我自信，继续去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写这些平凡人生的故事，怎么样写才能更好一点？”
王丽萍几乎没有触及过宏大叙事，那让她紧张。最初写现实主义题材，只是因为90年代电视剧发展过程中，接地气的电视剧不多，“当时有写洋行、写别墅，但其实9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那个水准，那就和老百姓有点远。我会觉得更打动人的是我身边的任何事，这部分是我熟悉且亲切的。”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婆婆媳妇小姑》《岁月如歌》《错爱一生》等剧本相继问世。
真正让王丽萍决心扎根现实主义题材的是2007年的《保姆》。这部电视剧开播时，在上海的收视率超过了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每家都有保姆，也因此产生了各种问题和矛盾，那就成了社会问题。所以我来写他们，没有怪东家，也没有站在保姆那边，很客观地写他们的故事。这样吸引了更多普通观众，他们认可并希望接触更多的现实主义题材。” 小人物背后反映的也是时代。从前写婆媳关系，《婆婆媳妇小姑》时代，娶媳妇可能有城乡差异。老家亲戚来到城里，大包小包带来鸡啊鸭啊，吃饭把家里的面条吃得干干净净，媳妇明显嫌弃，城乡差异一下就出来了。到了《媳妇的美好时代》，城乡差异有点儿变了，农村媳妇潘美丽，家里土地承包到户，日子也不一样了。现在再写，那农村户口就得转成城镇户口，跟城里人平起平坐。甚至比城里人过的还要好，而城里人的梦想就是《国民大生活》中郑恺的想法，“深山老林里有一个小木屋。”
70年代、80年代都是婆婆压制媳妇，媳妇得三从四德，做饭看家带孩子。90年代不一样了，啥都不会还养条狗。保姆在家也没见过真人，她们上班的时候，小俩口在睡觉，等她们下班了，小俩口还在睡，慢慢悠悠开始一天生活。现在的婆婆也是讨媳妇好，因为对媳妇好就是对儿子好，“婆婆还是婆婆，媳妇还是媳妇，但关系已经倒过来了。”
有位新加坡学者一直在研究王丽萍的作品，研究主题便是从她20年的都市题材作品探究中国20年都市生活的时代变迁。
“生死”是王丽萍作品很少直面的话题，也有描写生死，但是不会过于沉重。在她看来，生死是电视剧里不能回避的情节，但是她不希望持续关注悲伤。因为她曾经历非常痛苦的阶段。她的母亲在世时，对她说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也不要放弃她。可是当母亲生命体征越来越弱，医生为母亲的身体插上各种管子时，她觉得母亲一定一定非常疼痛，她希望放弃，觉得这是在自欺欺人。可母亲确实说过不要放弃她。最后医生和家人竭尽全力，管子全部插上，人还是走了。“亲人的离开就是在我心里挖一个洞，永远没法填满。本来像这部分内容我永远不会触碰的，谈到生死我都特别凝重，特别悲伤。我会想老年人看了会不会不高兴，好像离自己太近了。”
去年，一个朋友突然查出疾病，朋友和她商量能不能一起做个电影。她答应了。往后每次与朋友见面，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啊，我还活着。”沉重的命题带上一点喜感，王丽萍发现原来死亡也可以乐观面对。“这让我探究下去，我在尝试能不能写出来（生死的话题），这挑战很大，我要去面对这些以往回避的东西。但我意识到这件事很有意义，会持续关注。这也是人的情感和故事，这些东西不会过时。而且这也是人类的话题，生与死，你都需要面对，但是态度可以不同，这是编剧需要以尊重的心去面对的课题。”
编剧会量化之后大浪淘沙
人物周刊：入行22年，现在的编剧行业跟刚入行时差别在哪里？
：90年代过来的编剧非常不容易。渠道太有限了，通过电影制片厂去投稿，或者到电视台投稿，或者找一些导演推荐。很多都石沉大海，也有剧本投稿路上就寄丢了。当时编剧要出来真的很难。现在渠道广了，通过网络你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你。文学网站的出现也让很多人的小说得到改编的机会。有的人哪怕是一个写作爱好者，加了微博发私信，也有机会写剧本。文化公司和影视公司遍地开花，他们也慢慢开始觉得剧本是基础，对剧本这块很重视，现在编剧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人物周刊：我们的感觉好像是现在虽然渠道更广了、编剧出来更多了，但是精品的电视剧跟90年代比少了。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90年代的经典作品多，当时电视台有几个？拍摄的有几家？都是全国数得出来的几大制片人。他们拍摄《孽债》《围城》《康熙王朝》《渴望》……那时候电视台少，观众收看的渠道也有限，收视率也就高了。现在其实每年也有很多好的作品出来，但我们选择多了，还有国外的剧可看。看得多了，选择多了，对电视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实现在技术是非常惊人的。技术后期、灯光和摄影器材……硬件都在进步，那对演员、导演、编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物周刊：技术在进步、要求在提高，加上网络的冲击，站在编剧的角度，你认为应该怎么去留住观众？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网络的发达让很多人离电视远了，我采访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最新家里装修电视机柜都没有了，弄了一个投影，只看电影。平时在iPad上看网剧。对我们来讲，先做好本分，做好电视剧。电视剧总是有观众的，我们那么多人口总是有观众的。出了好剧，也会口口相传，哪怕从网上看，也是看电视剧。我也会考虑题材的多样化，怎样更多地吸引观众，我尝试去和年轻的演员合作，希望能吸引年轻观众看电视。但是我没有放弃传统观众，《国民大生活》也有爸妈那条线。
人物周刊：成立个人编剧工作室、担任自己作品的监制等，是希望能夠有更大的主动权？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做了一个“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坚持了四年，把全国优秀的编剧、导演、制作人请到上海来，一起讨论剧本，讨论上海题材，研讨电视剧的走向，很有意义，很多好的剧本也因此留在上海。刘江、阎建钢、侯鸿亮、高满堂、郑晓龙、毛卫宁、康洪雷、萨日娜……都来过。好的电视剧是团队的成功。作为一个编剧，当你有了一定的能力或者荣誉后，要去帮年轻人，这个我会坚持下去。而作为工作室，我希望有机会多多培养年轻编剧。
人物周刊：现在会有声音说“中国没有好编剧”。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中国电视还要往前走。明年就是电视剧60周年了。从1958年《一口菜饼子》开始到现在，中国电视剧发展是飞速的，前辈和同行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电视剧，我相信今后也会有更多精品电视剧出来。我所知道的编剧朋友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在写，我还是乐观的。
人物周刊：你对编剧行业的未来是乐观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资深编剧还在一线工作，像高满堂、刘和平、赵冬苓、王宛平老师，他们都还在写。中青年的编剧像高璇、任宝茹、何晴，年轻的编剧像李潇等，他们都有代表作。
干了这行的人，可能也有人会觉得名利双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艰难和孤独、你写不出来的寂寞、陷入瓶颈的挣扎是外人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编剧行业，我们很团结，什么热门剧一出来，我们都会讨论交流。这个行业需要彼此鼓励。
人物周刊：我们会觉得日剧、韩剧很细腻很真挚。创作的时候会去参考或者借鉴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吗？
：日剧大多十集以内，短就容易把故事写透，《东京女子图鉴》只有11集。美剧《大小谎言》也就七集。故事浓缩会很精彩。我们的网剧已经开始有短剧集出现了。我觉得情感剧应该可以短一些，太长了基本上应该是几代人的故事。所以更希望我们以后在电视剧的长度上有形式多样的表达。不一定一个剧非得要五六十集，可以短小精悍一些吧！
人物周刊：国外的编剧和国内的编剧在影视工业里的地位区别很大。
：我对日韩的编剧了解比较多，他们一些编剧地位非常非常高，可以对整个剧有所把控，也可以选导演选演员。两年前我去参加首尔国际电视节，一位编剧出场，大家都起立致敬。
人物周刊：但是国内好像很少有编剧能这样，无论是地位还是受尊重的程度。包括你刚刚提到的一大串名单，那也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成名了。新人编剧很少冒出来。
：对。但我觉得，电视剧在这些年有一个突飞猛进的量的增长，量多了以后慢慢会有质的变化。先有量化。再慢慢大浪淘沙。需要沉淀与思考。对编剧来说，每一次创作，都会经过一些波折、经过一些失败、经过一些淘汰慢慢成熟。我相信未来的电视剧精品还是会多一点的。我们还是应该乐观积极。中国电视剧即将迎来60周年了，我们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脚踏实地工作，总结各种不足，希望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王丽萍
国家一级编剧。代表作有《保姆》《错爱一生》《婆婆媳妇小姑》《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等，最近作品为《国民大生活》。2013年，《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坦桑尼亚播出，在当地红极一时。4年后，王丽萍创作的另一部电视剧《生活启示录》在蒙古播出，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网红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