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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东荣城人，从小在威海读书，直到19岁高中毕业，才回到荣城老家教书。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我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晚上经常参加一些革命聚会。
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我的一个同学从威海来找我，说国难当头，我们岂能等闲视之，那时国民政府正在招考军校学生，同学拉我一块去报考，弃笔从戎。
我那会儿刚结婚三年，媳妇大我三岁，是山东高密人。因为我是曲家的长子，家里又供我念了很多书，我16岁老人们就张罗着给我娶媳妇，一心让我留在家乡，继承曲家的家业。当时父母健在，爷爷也在，我们家境不错，我怕我这一走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一直犹豫不决。
这时正好是秋天，学校里放长假，到处都是打日本鬼子的高亢口号，血气方刚的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怕家里的人阻拦我投身革命，我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跟我那个同学一起往南方走。那一年我19岁。
我们从山东荣城出发，从鲁南走到鲁西又走到安徽，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四川，并且，在成都考上了黄埔军校一分校第十七期。
毕业以后，我又读了两年宪兵学校并被分到了宪兵部队，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黄山屯溪驻守直到抗战胜利。
本来抗战胜利我以为可以回家了，可不久我们又奉命进驻浙江杭州，后来又转到上海，并且我们大约有4000人从上海又转到台湾，训练新兵，从此，我与内地便一海相隔，与家人失去联系。
刚刚到台湾时，也正是台湾政治、经济都特别困难的时期，我在部队只待了三四年，便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提前退役了。
那时我还年轻，觉得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我成了自由职业者，一个人在社会上谋出路。
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也特别不景气，资源奇缺，人心惶惶，我们这些退役的老兵更是在台湾无根无底。
本来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参加革命的，没成想竟与亲人从此断了音信。
在黄埔读书的时候，我也曾给家里写过信，可是兵荒马乱的，那些家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到达我的老家荣城，那会儿，由于我的离家出走，屡次被媒人找上门来理论的我父亲在家乡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带着我惟一的弟弟来到青岛谋生。
而我媳妇则留在老家照顾我爷爷。
从小就因为我的聪敏而一心供我读书的爷爷，对我的不辞而别更是无法接受。直到死他都叫着我的名字不肯咽气。
爷爷死后，在家乡举目无亲的我媳妇也待不下去了。
她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在一无所获后，踮着一双小脚来到青岛，投奔了我父亲和弟弟。
那时她才刚刚22岁。
我结婚时才16岁，还在读书的我根本不懂得怎么去组建一个家庭，结婚三年，我在威海读书三年，刚刚回到老家教书，我又离家投身抗战，这一走就是40多年，连一个孩子也没有给她留下。孤独无靠的她当时也正年轻、漂亮，她娘家的人对我的不辞而别一直耿耿于怀。几次托媒人上门找我父亲要问个究竟。
在我几年之后仍没有音信时，媳妇的娘家母亲也急了，每次女儿回娘家，她就劝女儿不行就再走一步吧，这样守活寡要守到哪年哪月。再说连个孩子也没有，这将来老了谁来尽孝，谁来供养？
我跟媳妇虽说结婚以后待的时间不长，可她是那种典型的良家妇女，只知道拼命干活，拼命心疼别人，却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
虽说自己的母亲都放话让她再走一步，可她仍是坚持再等等，再等等看。
这时我的弟弟也结婚成家，转眼有了四个孩子，弟媳又体弱多病。我媳妇在照顾全家的同时，又开始带这四个孩子，为他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一干又是十几年。
不久，我父亲去世了。他老人家是满怀对我的失望而走的。
临终时我父亲曾对我媳妇说：“老大家的，等了十几年，光镛也没个音信，人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这么多年我们曲家对不住你，要是有合适的，你自己也找个好出路吧。”
当时我媳妇也流着泪对我父亲说：“爹，您就别让我走了，是死是活我要等着光镛，只要曲家不嫌弃，我愿意在这儿照顾这些孩子一辈子。”
父亲死了以后，我媳妇便跟我弟弟一家住在了一起，那时候，弟弟、弟媳上班，我媳妇便在家里买菜做饭，照顾四个上学的孩子。
知道大娘一辈子不容易，弟弟的四个孩子也特别地孝顺她，把她当做自己的娘来待。
生活困难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凭票供应，而户口一直在荣城老家的我媳妇，在青岛没有了口粮。
这时阶级斗争也抓得特别严，我媳妇的身份也受到了别人的怀疑，总有一些人上门调查所谓她的丈夫“逃台”的事情，弟弟在单位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看到弟弟一家的生活日益紧张，我媳妇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准备回高密乡下投奔她的娘家。
可弟弟和弟媳包括几个孩子都坚决不同意她走。当时她没有听娘家的话改嫁，一直等着我，如今，娘家又会有谁来接纳她？孤身一人回到农村，她吃什么呀？
可是，我媳妇就是那种外表柔弱，心里特别有主意的女人。
她对我弟弟说：“再怎么着，高密也是我的娘家，回去只要有地能种粮食就饿不死，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如今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老伴回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密老家，一开始也遭到了一些非难。
先是她有一个生死未明的丈夫，在解放前夕失踪，因此，屡屡有人要她交代清楚。
后来又因为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她的口粮和地都成了问题。
那时候，老伴一个人住在自家那四面透风的老屋里，村里没有地分给她，她就自己上山开荒种粮食，每天起早贪黑地打点口粮。
生活上的累对特别能吃苦的她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感情上的煎熬却让她很快地苍老了。
那时她对我的思念也许渐渐淡漠，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弟弟家的四个孩子。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我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晚上经常参加一些革命聚会。
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我的一个同学从威海来找我，说国难当头，我们岂能等闲视之，那时国民政府正在招考军校学生，同学拉我一块去报考，弃笔从戎。
我那会儿刚结婚三年，媳妇大我三岁，是山东高密人。因为我是曲家的长子，家里又供我念了很多书，我16岁老人们就张罗着给我娶媳妇，一心让我留在家乡，继承曲家的家业。当时父母健在，爷爷也在，我们家境不错，我怕我这一走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一直犹豫不决。
这时正好是秋天，学校里放长假，到处都是打日本鬼子的高亢口号，血气方刚的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怕家里的人阻拦我投身革命，我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跟我那个同学一起往南方走。那一年我19岁。
我们从山东荣城出发，从鲁南走到鲁西又走到安徽，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四川，并且，在成都考上了黄埔军校一分校第十七期。
毕业以后，我又读了两年宪兵学校并被分到了宪兵部队，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黄山屯溪驻守直到抗战胜利。
本来抗战胜利我以为可以回家了，可不久我们又奉命进驻浙江杭州，后来又转到上海，并且我们大约有4000人从上海又转到台湾，训练新兵，从此，我与内地便一海相隔，与家人失去联系。
刚刚到台湾时，也正是台湾政治、经济都特别困难的时期，我在部队只待了三四年，便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提前退役了。
那时我还年轻，觉得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我成了自由职业者，一个人在社会上谋出路。
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也特别不景气，资源奇缺，人心惶惶，我们这些退役的老兵更是在台湾无根无底。
本来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参加革命的，没成想竟与亲人从此断了音信。
在黄埔读书的时候，我也曾给家里写过信，可是兵荒马乱的，那些家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到达我的老家荣城，那会儿，由于我的离家出走，屡次被媒人找上门来理论的我父亲在家乡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带着我惟一的弟弟来到青岛谋生。
而我媳妇则留在老家照顾我爷爷。
从小就因为我的聪敏而一心供我读书的爷爷，对我的不辞而别更是无法接受。直到死他都叫着我的名字不肯咽气。
爷爷死后，在家乡举目无亲的我媳妇也待不下去了。
她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在一无所获后，踮着一双小脚来到青岛，投奔了我父亲和弟弟。
那时她才刚刚22岁。
我结婚时才16岁，还在读书的我根本不懂得怎么去组建一个家庭，结婚三年，我在威海读书三年，刚刚回到老家教书，我又离家投身抗战，这一走就是40多年，连一个孩子也没有给她留下。孤独无靠的她当时也正年轻、漂亮，她娘家的人对我的不辞而别一直耿耿于怀。几次托媒人上门找我父亲要问个究竟。
在我几年之后仍没有音信时，媳妇的娘家母亲也急了，每次女儿回娘家，她就劝女儿不行就再走一步吧，这样守活寡要守到哪年哪月。再说连个孩子也没有，这将来老了谁来尽孝，谁来供养？
我跟媳妇虽说结婚以后待的时间不长，可她是那种典型的良家妇女，只知道拼命干活，拼命心疼别人，却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
虽说自己的母亲都放话让她再走一步，可她仍是坚持再等等，再等等看。
这时我的弟弟也结婚成家，转眼有了四个孩子，弟媳又体弱多病。我媳妇在照顾全家的同时，又开始带这四个孩子，为他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一干又是十几年。
不久，我父亲去世了。他老人家是满怀对我的失望而走的。
临终时我父亲曾对我媳妇说：“老大家的，等了十几年，光镛也没个音信，人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这么多年我们曲家对不住你，要是有合适的，你自己也找个好出路吧。”
当时我媳妇也流着泪对我父亲说：“爹，您就别让我走了，是死是活我要等着光镛，只要曲家不嫌弃，我愿意在这儿照顾这些孩子一辈子。”
父亲死了以后，我媳妇便跟我弟弟一家住在了一起，那时候，弟弟、弟媳上班，我媳妇便在家里买菜做饭，照顾四个上学的孩子。
知道大娘一辈子不容易，弟弟的四个孩子也特别地孝顺她，把她当做自己的娘来待。
生活困难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凭票供应，而户口一直在荣城老家的我媳妇，在青岛没有了口粮。
这时阶级斗争也抓得特别严，我媳妇的身份也受到了别人的怀疑，总有一些人上门调查所谓她的丈夫“逃台”的事情，弟弟在单位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看到弟弟一家的生活日益紧张，我媳妇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准备回高密乡下投奔她的娘家。
可弟弟和弟媳包括几个孩子都坚决不同意她走。当时她没有听娘家的话改嫁，一直等着我，如今，娘家又会有谁来接纳她？孤身一人回到农村，她吃什么呀？
可是，我媳妇就是那种外表柔弱，心里特别有主意的女人。
她对我弟弟说：“再怎么着，高密也是我的娘家，回去只要有地能种粮食就饿不死，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如今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老伴回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密老家，一开始也遭到了一些非难。
先是她有一个生死未明的丈夫，在解放前夕失踪，因此，屡屡有人要她交代清楚。
后来又因为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她的口粮和地都成了问题。
那时候，老伴一个人住在自家那四面透风的老屋里，村里没有地分给她，她就自己上山开荒种粮食，每天起早贪黑地打点口粮。
生活上的累对特别能吃苦的她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感情上的煎熬却让她很快地苍老了。
那时她对我的思念也许渐渐淡漠，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弟弟家的四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