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缅因州一个小镇上找到份教英文的工作后，便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面世前，我们一直住在斑高小镇西边的一辆大篷车里。那时我们还没有电话。
　　我在写作上没有获得多少成功。大多数周五下午，我都得穿上工作服出去找活干。期间，妻子塔比的表现实在令我感慨万分。长期以来，即使我一篇也未见诸报刊，她也从没忘记对我的关爱。她的这种赞许仿佛成了一种永恒，由此我常生出不少灵感。
　　在《幸福》这本书里，我被搁浅在女孩们的问题上。即便偷偷进入女儿的房间，也没得到任何帮助。一气之下，我把它们全部扔了。
　　第二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到家才知道，塔比在清理我的垃圾箱时看到了它们，她轻轻掸掉上面的烟灰，弄平它们。她鼓励我继续写，她说她很想知道后面的故事。我沮丧地说，我不了解读中学的女孩。她说她可以帮我完成那部分。她用她一贯的信任望着我，“你已写了这么多，”她说，“我认为你能完成。”
　　4个月后，《幸福》手稿交到了出版商道尔手里。
　　这天午后，负责学校电话的赛丝跑来叫我去她办公室接电话。她说是我妻子的。我匆忙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我没有跑，心跳却很激烈，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清楚，不是事关重大塔比不会跑去借用邻居的电话。我想可能是我们的某个孩子摔断了腿。
　　塔比在电话那头——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给我读了一份电报。比尔·召伯逊推荐了《幸福》。电报上写道：“祝贺!《幸福》已正式定为要出版的书，预付 2500美元，行吗?余款后付。爱你，比尔。”
　　我的小说于1973年4月初被接收，可能要到1974年初才出版发行，道尔·迪戴是家著名的出版社，所出版的都是排行榜前列作家的书，其中包括重磅式的作家利昂·尤利斯和阿仑·德鲁利。相比之下，我是这条大河中的一条小鱼虾。
　　塔比问我是否就此放弃教书的工作。我说不行，不能建立在 2500美元的预付款上，而且其后的收入完全是个未知数。
　　当天夜里，我和妻子躺在床上吃着土司，一直兴奋地聊到第二天黎明。塔比问我，如果道尔·迪戴出版社能够卖掉头版，而后再版，我们能够得到多少?我说不知道。我曾在报上读到，著名作家马里奥·帕瑟的一部书《神父》曾得到40万美元。但是，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的书能卖到这个数字。
　　塔比说——胆怯的声音有点发颤——假如这本书卖得不好，我们舍得多少?我说，我们会得到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她又问，那是多少?我说，最理想的数字可能是10～6万美元之间。
　　“6万美元!”她几乎大吃一惊，“会有那么多吗?”
　　我说，这个数目并不惊人，我提醒她说，我与出版社的契约是五五分咸，那就是说，如果出版社扣除他们前期支出，我们仅能得到3万美元。塔比没再说话——她也不必回答，3万美元是我教书4年才能得到的数目，而且还要算上一年一次的加薪。
　　我们用预付的部分钱买了辆新车，而后搬进一套复式楼公寓。我们给新车上了保险，还装了部电话，然后我着手写另一部小说。
　　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接到比尔的电话。那天只有我一人在家，塔比带着孩子们去看她母亲了。
　　“你是坐着吗?”比尔问。
　　“不是，”我说，电话挂在厨房和起居室之间过道的墙上，“我需要坐着吗?”
　　“你可以坐下，”他说，“这本书的版权已卖给希尔格出版社，40万美元。”
　　我无语。我站在门道那儿，像以往一样捕捉着自己的影子。比尔问我是否还在听，刚一说完，他就大笑起来。他知道我在听。
　　其实，我恰好没听他的话。听到他的笑声，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接电话，“你说它卖了40万?”
　　“40万美元!”他说，“在通常的规则下，他们会给你20万，祝贺你!”
　　我依旧站在门道里，望着我们的、儿子乔的以及女儿的卧室。我们这套公寓的租金每个月是90美元。我的腿忽然有点发软，我急忙把自 已移到门道边的一把椅子里。
　　“你肯定吗9”我问比尔。
　　他大声说，肯定!我请他再说一遍。他非常耐心、缓慢、清晰地重复了一遍。他说这个4的数字背后跟着 5个零，然后是小数点，“小数点后还有两个零。”我断定我没有听错。
　　我们又谈了半个小时，可我没记住一句。谈话一结束，我立刻给岳母挂电话。妻子的妹妹接到电话，她说姐姐已经走了。我只穿着袜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想把这个惊人的消息说出来，却没有一个人听。我禁不住浑身抖动，最后，我穿上鞋走出家门。这时，我忽然想到，我该给塔比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这份礼物得是急需的、高档的。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什么真正能让我挥霍一下而又是她理想中的物品。最后，我只好买了一只头发烘干机。
　　回到家时，塔比已在厨房里忙碌开。她一边愉快地做饭，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歌唱。我把烘干机递给她。她吃惊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这是干什么?”
　　我搂着她的肩膀，跟她慢慢、详细地讲了这本书的情况。她愣愣地看着我，好像不明白。于是，我又跟她讲了一遍。塔比的眼睛缓缓越过我的肩头，望着我们的房间。望着望着，她就哭了，我也哭了。这一年我 48岁。
　　(编辑／潘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