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选择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一个不那么理智的人，要靠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历史是由后一种人创造的。”
　　但要改变环境，谈何容易。
　　2012年王澍获得了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奖。在这个全国宛若一个嘈杂的大工地的城镇化时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把一座座古镇拆成“褪了毛的鸡”，当无数城市用“小曼哈顿”之类的概念定义新区的时候，他提出想以上百万块旧瓦片和40多种尺寸的砖头建造宁波博物馆。“在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中心，你凭什么用这么旧、这么脏的材料？”面对质问，王澍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回忆的地方，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把时间和回忆找回来。”
　　有人对他说：“我很想成为你这样的设计师，等我挣了足够多的钱，我要变成你。”王澍冷冷地说：“那时候你已经染了一身的习气，改不回来了。”
　　我当时正准备采访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就问王澍想问她什么问题。王澍说：“如果不用曲线，哈迪德怎么做设计？”中国人用“曲直”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她想表达什么？
　　“我想让建筑流动起来。物理学对粒子的研究，让我脑洞大开。我对现代舞和中国书法也很感兴趣，因为它们也是流动的艺术。”哈迪德一谈起她的理念就很兴奋。她和王澍一样，都不喜欢工业化千篇一律的东西，但她认为，现代化的城市如纽约，也有它的美，那是由犹如森林的建筑物层次表达出来的。
　　“那么，你對直线和直角怎么看？”“在我看来，90度也是360度的一部分。”哈迪德对自然景观的错落很感兴趣，所以在设计广州歌剧院时，她受到太湖石的启发，把剧院设计成两块珠江边的巨石，一白一黑，体现出岩石的结构和水对岩石的改变。
　　同样是普利兹克奖得主，哈迪德和王澍一样，因为具有超前的思想和不妥协的个性，而忍受了多年的寂寞，直到41岁她才第一次把设计变为建筑，那是一个消防站。当有记者问她如此受欢迎是否感到很幸运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花了数倍于他人的力气，我没有一天放过自己。”她说自己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在祖国伊拉克做建筑，但她发现，家园已经被战火粉碎，儿时的记忆永远失落了。采访时她说自己还想再干上30年。但4年后的2016年，她在伦敦因心脏病去世了。
　　你会选择去碰让你害怕的东西吗？导演李安会。他说他选择拍摄《卧虎藏龙》《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时候都很害怕，因为挑战了人性的边缘，因为要把观众带到黑暗中去经历考验。但越是害怕，他越想用电影的方式，把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情拍出来。而我们作为观众情愿跟随他去冒险。当你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后，更愿意相信哪个故事——是与老虎相伴的奇幻之旅，还是血腥的吃人惨剧？有时，我们因为看见而相信，有时，我们因为相信而看见。不论选择相信哪个故事，都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自己心灵的角落。
　　“那你选择相信哪个故事？”我问李安。他迟疑了一下说，他两个都不完全信，而且在拍摄过程中竭尽所能让两个故事都有足够的说服力。“每个人都有诠释的权利。道家讲，世界的真相，由虚生实。我们碰到的、看到的，只要是色相的东西，其实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戏是残酷的戏，但拍戏者的心肠是慈悲的。李安说，他为自己能选择做让他害怕的电影而感到骄傲。
　　好消息是，如果你有明确的方向，那么即使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不管走了多少弯路或冤枉路，甚至生生开出一条路来，你还是有机会接近自己的目标。中国人说，殊途同归，那是命运给不坠信念、不懈努力的人们的一份惊喜。
　　（摘自《一问一世界》）
　　学问之事，得失寸心知。最低层次的学问就是把资料收集到了，论述能自圆其说;第二个层次，是把关键问题讲清楚了，而且能够说服别人，给大家一个基本确认的定论;再高的层次是，你这个活儿做得很漂亮，而且可以发凡起例，也就是说可以做榜样，可以成为一个模式，别人可以据此来做，那是最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