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史》，有两件事颇可注意，李自成年幼牧羊，后来“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狠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死地，脱去为屠”。张献忠是军人，因为犯法当处死，但是“主将陈洪范奇其相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乃逃去”。这两人的逃逸都是因为基层官员处置不当。分析明朝败亡的文字太多了，孟森先生简要写过“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认为“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他也谈到明代军事制度的失败导致国家无力应对内乱外患。不过一些日本和欧美学者还注意到明代特有的“广泛的社会不安与混乱”：因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各阶层的身份认同遭到破坏，“反叛精神在社会中的那种喧嚣和弥漫”成为晚明特异的现象。或者我们可以说，社会比较快速向前进步发展带来的激荡和错位，处理不好也是不安定因素。为什么一个古代帝国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往往应对失当，往往把国家和社会带入危机？
　　由秦汉到明清，帝国权力和社会控制被刻意地被设计为由上到下的纵向结构，帝王一直在刻意地弱化地方和基层社会的横向结构，以致村庄、乡镇和州县的自助和自保能力疲软无力。一旦盗贼兴起内部，外敌蜂拥而至，基层社会只能溃散解体，顿成一盘散沙。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传统的影响，这种帝国纵向的权威结构在中世纪欧洲也是法学家和神学家认同的模式，因此他们中间许多人倾向于把安定秩序与王权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提出延续至今的中世纪欧洲政治史的基本叙述范式。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等人后来强调的，中世纪的行会、市民和城市所建立的地方社团在认可甚至大力支持王权的同时，又通过团体成员之间横向的契约关系，形成了自己坚固的自助和自保能力，最终巩固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凝聚力。其实恩格斯早在1884年就已经注意到，即便是中世纪欧洲的农民也借助古老的公社传统，拥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
　　过度倚重由上到下的纵向权力配置和弱化地方社会结构，导致古代国家统治疲软，抵御外敌乏力。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在权力结构的末梢，对大量底层官吏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他们待遇偏低，才华有限，往往有不得重用的酸楚感，却掌握着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权力，时常不作为，或者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小吏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故事遍布二十四史，《新唐书》中有这样的故事：主管选官的李至远讨厌手下小吏接受贿赂和做小动作，对他们严加管束，但是仍然有小吏把落选的王忠改名“士忠”写进获选名单，以便之后再添加一笔，改回原名。幸亏李至远记性好，知道参加选调的三万官员里没有姓士的。小吏的狡黠、无底线和作恶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王竞前几年导演了影片《大明劫》，写明朝大将孙传庭与李自成作战失败的事。《明史》记载说，孙没有得到地方士绅和百姓主动和有力的配合。电影里有一個情节：孙因为作战紧急，亲自调查当地仓库里的粮食。仓官把泥土当作谷物填入口袋冒充，虚报说粮食储备充足，被孙发现后处死。正史的记载偏重帝王将相，忽略对底层官吏情况的描写。不过我们还是能由很多官员列传里看出一些情况。明末名臣祁彪佳有《陈民间十四大苦疏》，说到对百姓的各种盘剥压榨，其中多半是基层社会溃败崩溃、各级小吏恣意妄为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大明劫》里面管理粮仓的这位小官，他在国难当头时的麻木和大胆，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