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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明的提出意味着一种全新文明理念的萌发，它要求人类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生态实践智慧就是这一新文明形态下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实践智慧的现实运作结果。它不是在原有的理念中简单加入一个生态维度，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之道。因而可以说，生态实践智慧让人们对生活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与判断，使得生活内容更为多元与丰富，进而会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和谐的，且回归人本真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实践智慧;生态实践智慧;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4-0099-006
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使得生态环境已然成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而且将对生活世界产生多个层面的影响。它将使得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多元的认识與判断，因为生态环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主体，生态文明本身又需要对现代文明进行一种批判式的反思。因此，生态实践智慧也就应运而生，作为以生态共同体这样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而建构起来的实践理性思维方式，对现实生活将有着深刻的影响，生活的价值、内容、方式都需要在这一思路中进行深刻的思考与重构。
一、生态实践智慧的提出
生态实践智慧在概念的渊源上，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践智慧是压实德性论的核心概念，按照其理论，实践智慧“是一种特殊的理智模式。……它是实践推理的能力，它处理那些与善恶相关的偶然性事务的特殊情况。这种推理通过慎思发生，在行动中完成。因此，实践智慧履行着一种适于人类繁荣的执行性的功能：它在协调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同时，引导着许多其他德性（诸如勇敢和慷慨）的施用”[1]64。从其原始意义而言，实践智慧可被理解为一种人类特有的道德能力，它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乃至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使其行为遵循不偏不倚的“中道”，从而实现德性的要求。这种实践智慧与孔子提出的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理性多少有几分相似之处;陈来教授也指出，儒家的“智德”同实践智慧有相通之处，二者都是道德理性与现实实践发生作用后的能动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是更为灵活地掌握标准与伦理规范的尺度。换言之，实践智慧强调的不是某些伦理规范或原则，而是对原则和规范的灵活掌握与运用，特别是在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与道德情境中审慎地进行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随着亚氏德性论在当代伦理学发展中的不断演绎，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与诠释也进一步丰富了，在当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实践智慧中所蕴含的那种“明智学说”在道德实践中的彰显。所谓明智，在亚氏看来，“也就是善于考虑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但不是部分的……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益”（Aristoteles：Nikomachische Ethik，1140a）。在实践中，这种明智作为一种能力是以善这样一个终极价值为目标，对生活中的具体境遇综合反思，以形成对个别事件与行为的适恰价值判断与伦理规制。这种明智可以说是实践智慧的最大特点，也是其最大优势，因为它能够在面对现实的生活变化时运用理性能力对各种道德原则作适时的调整，从而避免陷入原则主义的僵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原则，而是要避免原则主义的一些弊端）正像甘绍平教授指出的：“在充满着利益冲突的现实社会生活面前，人们不仅应坚定地秉持与依托基本的道德原则，而且还要辅之以一种明智的与情境相适的判断力。”[2]118
在这个意义上，当生态环境作为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道德维度被凸显出来的时候，实践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且极具理论效力。生态环境问题是面对人类全体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似乎不曾有过;同时，由于原有的道德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内部，而生态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那么原有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失效。因此，道德理性需要自我发明，在已有规则体系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以适应解决新的问题，实践智慧对偶然性、多变性生活的积极应对就会在此得到运行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罗勃特·哈里曼教授撰文指出：“关于实践智慧理论的最后一个变种可以命名为生态学实践智慧（ecological prudence）……生态思想的谱系……不仅可以揭示属于‘prudence’及其同源词汇的用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揭示）对现代主义进行一种全面性批判的发展，一种界定和预测政治问题的新视阈的出现……正如生态学可能表达出我们时代对实践智慧的最佳说明一样，生态学思想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是实现对现代技术和体制做出回应的环境主义主张的全部潜势，而同时又避免其被收编（co-optation）的一种方式。”[1]67-68 由此似乎可以说，生态哲学与实践智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了自然的亲缘关系，二者的结合意味着形成了对现代文明的扬弃与超越。
生态实践智慧的内涵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得到界定，即以实践智慧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去审视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智慧所体现的意义就是当生态这一维度被引入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时候，需要那种明智的德性去应对其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变化与偶然性。生态这一维度的引入并不仅仅是在原有的伦理道德系统中添加一个因素，由于“生态”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当人们以这一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一些新的观念就会发生，一些新的价值观甚至会与传统价值观形成对立;偶然性的生态事件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这也使得实践智慧在这一问题中有着较大的转圜空间，即当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观念开始影响社会生活时，已有的价值观系统无法直接应对的时候，就需要以智慧的方式来选择与取舍，以期达到最优的结果;生态实践智慧在社会中将发挥那种批判与反思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的选择。也可以说，生态观念与实践智慧的结合将在当代生活中产生一些颠覆性的影响。 二、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价值的重塑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在思想领域引发的变革，首先是价值观领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生态价值观对社会传统价值观系统的冲击。在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性问题进入人类视野之前，“价值观”这一概念仅仅在人类社会内部才具有意义，只有对人类而言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对“价值”进行权衡与取舍只涉及人类共同体自身。生态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外在价值，因而，持现代性立场的思想家曾经提出很多这样的结论，如认为“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没有意义色彩，没有价值特征……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只不过是观察者心灵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3]115。而如今，这种价值观显然已经无法真正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了，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然發现，在现实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生态环境所包含的价值内容已然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工具性价值。一方面，价值呈现多元性，即人们能够从生态环境中发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多层次价值体验;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根基性价值也越来越凸显，整个价值体系从其存在的根基上而言，必须是由生态环境支撑的。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必须将生态环境中所蕴含的新的价值内容纳入思考的视野。
按照罗尔斯顿的说法，必须从整体上思考生态环境的价值，即将生态环境理解为大写的“自然”，将自然呈现为那种整体性与丰富性的价值资源系统。自然价值在罗尔斯顿那里是包含了多个维度的价值系统，它“不仅涵盖了各种自然物的价值属性，而且让这些价值彼此联系，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价值网络。只有在这一网络的动态平衡中，每一种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同时，在这一网络中，任何一种高价值的变化都会对自然价值的整体发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会有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4]。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对于自然的价值判定不能够采取单向度的工具理性，更不能有意忽略其中的价值多元性。因而，在具体的生活中，人们需要从不同的价值维度出发，结合实践的需要，来进行价值的选择和判断。进而，还要特别将生态环境的那种根基性价值作为前提，在实践中要确保这种基础性的价值不受到伤害。这不仅需要人们反思原有的价值系统且进行有效的取舍，而且要立足生态环境的根基性价值重新认识自身的生活态度与实践价值。
生态实践智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一种系统性、多元化的价值系统在现实中的运作。这将使得人们在现实中进行价值判断，乃至审视生活中的种种价值关系的时候，已经不能套用那种仅在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价值规范了，诸如人与动物的关系如何调整、荒野在怎样的意义上被保留，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态环境中的很多元素，乃至大自然本身，是不会像人那样主动提出价值诉求的，因而就要通过实践智慧的原则来适时调整价值系统的适用范围与价值引导方向，否则很容易引起现实的价值冲突。在当代生活情境中，以生态环境为焦点引发的价值冲突现象已然不再新鲜。例如，动物保护主义对传统的饮食结构提出的批判，“绿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提出的疑问，环保运动对某些生产行为的抵制，等等。冲突双方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不同的价值立场的，而且在自身的立场上，很难武断地判定哪一方是绝对正确的。此时，就需要将价值判定放置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事件背景中，以期对现实生活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回答与解释，如此，才能找到适恰的行动方式。
从生活的维度来看，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价值观的这些影响，其实就构成了人们对于“好生活”的重新审视与判定。所谓的好生活，无外乎人们能在生活中获得多元的自我价值实现，特别是自身价值的完善。对人类整体而言，一方面是作为物种需要保持繁衍和发展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个体能够找到生活的独特意义，并在这种意义构成中形成对自己生活的确证。生态实践智慧中，人们无疑将超越单一的、具有还原主义色彩的物质价值、工具价值体系，而且会将生活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这样，生活意义就不会被异化为消费主义的物欲满足;同时，个体与社会的价值实现方式更为多元，人们至少不会单纯以消费行为来实现自我，人的消费性不会僭越为人的本质，人们会从不同的价值维度来判断他人和社会。在这种多元价值中，人们能够更容易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多元需要寻找到自身的卓越性，进而将人类对价值的不断追求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存在本体性联系起来，使得人们在现实的生活境遇中恪守作为人的道德理性，不忘记朝向善的方向。以此为基础，在生活价值的建构中，也将呈现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使得人类自身的价值更为充盈，也使得生态环境的价值得到更多展现。
三、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内容的充盈
当生态实践智慧让人们开始更多元地了解价值与价值产生条件后，在生活实践中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活的内容增加了。一方面，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更丰富的体验;另一方面，生活本身也被扩充，很多在现代社会中被遮蔽的生活内容开始走向“在场”。
王治河教授提出属于生态文明的四种生活理念，即开放的存在、踏实的存在、诗意的存在和创意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四种生活理念要落实于实践则需要生态实践智慧的现实运作。这四种理念显然不是某些特定的标准或模式，甚至本身就是反标准化的或者反模式化的，它们要求人们的生活回归精神上的满足，回归个性化的体验与创造，乃至更为注重生活主体独特性意义的塑造。这就需要生态实践智慧从多个角度对生活进行引导和判断，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能够“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537。虽然这是一种未来的理想生活，但是充分说明了人类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突破社会角色和社会阶层的固化性限制，使个体化的人能够在生活的丰富性中实现自身真正的自由，生态实践智慧无疑给这一理想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的证明。 生态实践智慧强调人们在实践中要具有边界意识和包容意识。所谓边界意识，是人们在实践中看到，无论是一种技术、行动，还是一种观念、模式，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要确保自己的行动或观念在最为有效和适恰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且，还要以谨慎的态度来控制这些实践在这一范围外的影响。例如，将基因技术用于治疗疾病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用以克隆人则是非常危险的;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没有问题，但是以刺激欲望为目的的“创造需要”则很容易导致人的异化。包容意识则是在边界明确与确保底线的基础上，允许不同的生活实践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下出现。在当今时代，能够看到诸如丁克家庭、同性恋、自由职业者，这些传统社会中没有显现的身份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接受。这就说明，人们可以通过实践智慧的运作重新审视一些新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实践。生态实践智慧进一步强化了跨文化、跨物种之间的包容，特别是欣赏一些似乎迥异于现代性生活的生活模式。如美国的阿米什人，他们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团体，拒绝高科技的那种无限使用，现在还是驾马车出行，电脑只保留基本的办公功能。[6]中国的纳西族目前也保留着很多传统古朴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对其影响非常有限。这些都证明了一点，就是面对社会的发展，应该有越来越多的生活样态供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样态可以相互沟通与体验，更能够相互借鉴，从而更好地去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而不是以较为单一的标准体系去评价某种生活实践或生活文化。
生态实践智慧更强调生活的乐趣来自分享与精神愉悦，而不是比较（攀比）与物质占有。在以资本和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中，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物质的占有和消耗，人们甚至会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作为生活的主线，对“好生活”的判断，往往是看这种生活能够占有并消耗多少物质资源，如住房面积的大小、享受何种程度的服务、能够购买怎样档次的消费品，等等。这种生活不仅具有较强的侵占性（因为当物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浪费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匮乏，当代的饥荒和难民潮都是证据），而且会越来越乏味，因为每个人从生物属性来讲，不可能无限享用物质，所谓“广厦万间，夜眠七尺;山珍海味，不过一日三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幸福感会随着物质消费的满足而降低，很容易使得生活陷入叔本华所描绘的那种悲剧中，即“幸福与享受只是欲望的暂时停止，幸福是愿望得到满足，但愿望一旦得到了满足就不再是愿望，就会产生可怕的空虚和无聊”[6]30。
如果想摆脱这种生活的沉沦，就必须从非物质占有的方面寻找更多的生活乐趣，将生活的消费性转化为体验性。这种体验就需要参与多个层面的生活，这就是分享，是从“独乐乐”转向“众乐乐”。慈善事业、体验业，以及很多社交平台上的读书会，都是这种分享的现实形式。这些实践的共同特点就是推广个体的生活感悟和生活乐趣，通过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乐趣和愉悦来提升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无疑是与生态实践智慧契合的，因为，参与这样的活动不仅使自身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而且也给予了自己和他人对于生活意义的多元判断，人们的生活选择空间也就此打开。进而言之，生活的分享会让人意识到，能够真正使生活的意义不断充盈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与愉悦。精神资源既不会在分享或传播过程中损耗，也不会随着使用而衰减。相反，精神财富往往会随着现实生活实践不断充盈而趋向无限。这些特点使得人们如果更多地将实践目标指向精神愉悦的获得，就会避免那种以物质占有和消費为目的的生活。如是，人们就不会因为齐一化的生活标准而陷入纠结与痛苦，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样态有着更明确的把握。换言之，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智慧与体验构建属于自己的“好生活”，且将这种生活放置于与他人平等且独特的位置上。这样，从整体上来看，生活的内容将越来越丰富，这种丰富所构成的可选择性恰恰为人类那种可持续发展与追求无限的意义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四、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方式的重构
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价值与生活内容的各种影响，最终将引发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超越现代文明的生活进步，它将从整体上扬弃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现代性中那些生活的宰制因素和异化力量将在这一过程中被克服，从而实现文明的提升与生活方式的重构。
首先，生态实践智慧将解构原有的消费模式，即解构那种以交换价值，乃至以符号象征为主导的消费。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论，在现代性深入消费细节时，消费已然不是针对使用价值，而是针对交换价值，乃至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消费;物的有用性和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价值完全被这种符号化的消费所遮蔽，人们不再关心消费的东西是什么，而只关注消费本身，消费似乎成了意义和价值的来源;消费的需求和欲望被创造和控制，使之进一步成为生产的动力，于是乎，人们会陷入一种消费的无限循环，也就是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获得满足感，获得什么并不重要，甚至人们并没有实际的需要，而只是在心理上感觉只有消费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感，因而，重要的就是如何消费，以及能否不断升格这种消费。鲍德里亚指出，此时“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7]60，“收入、购买奢侈品和超工作量形成了疯狂的恶性循环。消费恶性循环，是建立在对所谓‘心理’需求的颂扬的基础上的”[7]53。
生态实践智慧将打破这种被创造和控制的“心理”需求，它要求人们的消费回归理性，回归使用价值。生态实践智慧并不排斥消费，而是将消费作为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不能用刺激物欲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也不能将消费作为现实的价值导向，消费需要落实在多元的生活选择与可持续的生产供给。可以说，其最终是要将现代性中倒置了的生活与消费的关系重新翻转过来，消费不再成为生活的异化力量，而只是生活的一个必要部分。因而，时尚性的消费将会减少，消费的符号意义会弱化，进而，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更多的是从自身的理性需要出发，更注重消费中的自我体验，炫耀性消费将大幅度减少，消费中的节俭主义、简单主义将成为主流。
其次，生态实践智慧会模糊现代社会中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劳动会呈现异化的状态，本来作为人类实现其类本质的那种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成为对人们生活的贬低，“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进而，“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162资本主导的现代性对生活的压抑，马克思已经有着深刻的揭示，因而，生产与生活在此时处于对立状态，“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的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神一样逃避劳动”[5]189。 然而，当生态实践智慧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时候，生产活动就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或获取物质财富，其内容也由强制性的转化为自觉性的。无论从事哪种工作，其动机是个体的自主选择，兴趣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将在生产实践中成为更为重要的“动力因”，这就使得人们会在生产实践和价值创造中得到更多的乐趣，也就是实现自我本质的乐趣，而不是一种被迫的压力，这样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就不会与生活形成对立关系或对抗关系。而且，由于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多元的选择，很多创意性的生活未尝就不能直接转化成一种生产活动。例如在当今的网络平台，很多人就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为某种业余的产业，在获得生活乐趣、提升生活品味的同时，也创造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财富，更实现了自身另一方面的价值。
其三，生态实践智慧将改变人们对于生活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生态实践智慧可以说是更具个性化的理性运作方式，对现实个体的主体性更为尊重，更欣赏个体的自主选择。因而，那种时尚、新潮的符号化、标签化的生活将逐渐隐退，大众传媒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的功能是确保社会的底线以及为个体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不是框定一种或几种模式。那么，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对于生活方式的评价就不能以简单的对错、优劣来区分，而是要更强调人们在这些境遇中的适恰性，也就是能不能在具体的生活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对个体而言，生活应该是独特的、自主的和自由的。在生活中虽然免不了模仿与借鉴，但绝不能将生活引入特定的模式中，特别是不能一味追求由“时尚符号”来建构的“虚伪的”生活，如将奢侈品、财富量、大众知名度作为有意义生活的主要标准。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想，人作为能够自我反思的存在，应该脱离泯然众人的“常人”状态，即按照随大流的方式生活，沉沦于人云亦云的平庸。在这种“常人”状态中，人是丧失自我的，因为一旦自我需要寻找责任的担负时，“常人”状态就隐退了。人一旦在从众的生活中陷入矛盾与纠结，最终是无法找到解决方式的，因为其生活本身是被“常人”的模式主导了的。生态实践智慧所要求的就是人们运用理性去打破这种“常人”的状态，让真实的个体对自身的生活负责。换言之，在生态实践智慧中，有价值的生活、好的生活，一定是自我负责、自我决断的生活。
其四，生态实践智慧进一步拓展了生活的边界。在现代性的观念中，生活主要是发生于社会内部的，无论是生活中的交往、体验，还是对生活的认知与判断，都只需要考虑与人的关系。生态实践智慧的运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现代性的这种生活，使人类的生活圈由人类共同体走向生态共同体。
在这种新的共同体中，一方面，生活的关涉范围大大增加了，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然滞后，人的道德责任范围扩展到其他物种，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生活是在自然资源的支撑下才能建构的，需要将生态环境作為一个平等的“他者”来尊重。也可以说，人类必须看到，尊重自然的生活才能展现完善和美好。另一方面，新的审美、新的消遣，乃至新的交往方式都纷纷产生。最为典型的是，人能够与动物产生类友谊的关系，甚至能够从动物那里得到特定的精神慰藉。从现实来看，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回归，对荒野的欣赏，对天然之美的赞叹，乃至将自身的价值投入构建自然的和谐中去，都充分证明了生态实践智慧将促使对生活的理解发生根本的变革。人类既不能作为自然的征服者，也不是自然的奴仆，而是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实现者。在这种实践过程中，生活才能够成为一种持存，生活的意义将实现不朽。
五、结 语
基于上述论证，生态实践智慧对未来生活的影响体现了人类德性的一次进步，这一进步也构成了人类社会超越现代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一个必然要素。生态实践智慧不仅使得人们在生活中的善恶判断、价值权衡、利益博弈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也将促进人类对自身的进一步反思。在这一语境下，自我的关系性、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特征、生态环境的多元价值等新的哲学问题都将显现，而新的道德原则与道德反思也会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这些都将投射于生活中，因为人类最终是要在生活中不断发展自身，并实现自身的独特意义的。因而，生态实践智慧促使人们对生活作全新的思考与建构，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让生活更具有反思性，也更体现了理性对自身的有效调试。如此，人们才能够真正结合成命运共同体，并不断使生活向人性的本质回归。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方向，也是生态文明能够成为具有超越性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实践智慧为生态文明所指向的那种生活方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德性根基。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哈里曼.实践智慧在二十一世纪[J].现代哲学，2007，（1）.
[2]甘绍平.伦理学的当代建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3]曹孟勤.生态哲学：新时代的时代精神[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薛勇民，路强.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4）：23-27.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吴 勇）
关键词：实践智慧;生态实践智慧;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4-0099-006
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使得生态环境已然成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而且将对生活世界产生多个层面的影响。它将使得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多元的认识與判断，因为生态环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主体，生态文明本身又需要对现代文明进行一种批判式的反思。因此，生态实践智慧也就应运而生，作为以生态共同体这样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而建构起来的实践理性思维方式，对现实生活将有着深刻的影响，生活的价值、内容、方式都需要在这一思路中进行深刻的思考与重构。
一、生态实践智慧的提出
生态实践智慧在概念的渊源上，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践智慧是压实德性论的核心概念，按照其理论，实践智慧“是一种特殊的理智模式。……它是实践推理的能力，它处理那些与善恶相关的偶然性事务的特殊情况。这种推理通过慎思发生，在行动中完成。因此，实践智慧履行着一种适于人类繁荣的执行性的功能：它在协调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同时，引导着许多其他德性（诸如勇敢和慷慨）的施用”[1]64。从其原始意义而言，实践智慧可被理解为一种人类特有的道德能力，它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乃至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使其行为遵循不偏不倚的“中道”，从而实现德性的要求。这种实践智慧与孔子提出的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理性多少有几分相似之处;陈来教授也指出，儒家的“智德”同实践智慧有相通之处，二者都是道德理性与现实实践发生作用后的能动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是更为灵活地掌握标准与伦理规范的尺度。换言之，实践智慧强调的不是某些伦理规范或原则，而是对原则和规范的灵活掌握与运用，特别是在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与道德情境中审慎地进行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随着亚氏德性论在当代伦理学发展中的不断演绎，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与诠释也进一步丰富了，在当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实践智慧中所蕴含的那种“明智学说”在道德实践中的彰显。所谓明智，在亚氏看来，“也就是善于考虑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但不是部分的……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益”（Aristoteles：Nikomachische Ethik，1140a）。在实践中，这种明智作为一种能力是以善这样一个终极价值为目标，对生活中的具体境遇综合反思，以形成对个别事件与行为的适恰价值判断与伦理规制。这种明智可以说是实践智慧的最大特点，也是其最大优势，因为它能够在面对现实的生活变化时运用理性能力对各种道德原则作适时的调整，从而避免陷入原则主义的僵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原则，而是要避免原则主义的一些弊端）正像甘绍平教授指出的：“在充满着利益冲突的现实社会生活面前，人们不仅应坚定地秉持与依托基本的道德原则，而且还要辅之以一种明智的与情境相适的判断力。”[2]118
在这个意义上，当生态环境作为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道德维度被凸显出来的时候，实践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且极具理论效力。生态环境问题是面对人类全体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似乎不曾有过;同时，由于原有的道德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内部，而生态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那么原有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失效。因此，道德理性需要自我发明，在已有规则体系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以适应解决新的问题，实践智慧对偶然性、多变性生活的积极应对就会在此得到运行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罗勃特·哈里曼教授撰文指出：“关于实践智慧理论的最后一个变种可以命名为生态学实践智慧（ecological prudence）……生态思想的谱系……不仅可以揭示属于‘prudence’及其同源词汇的用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揭示）对现代主义进行一种全面性批判的发展，一种界定和预测政治问题的新视阈的出现……正如生态学可能表达出我们时代对实践智慧的最佳说明一样，生态学思想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是实现对现代技术和体制做出回应的环境主义主张的全部潜势，而同时又避免其被收编（co-optation）的一种方式。”[1]67-68 由此似乎可以说，生态哲学与实践智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了自然的亲缘关系，二者的结合意味着形成了对现代文明的扬弃与超越。
生态实践智慧的内涵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得到界定，即以实践智慧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去审视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智慧所体现的意义就是当生态这一维度被引入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时候，需要那种明智的德性去应对其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变化与偶然性。生态这一维度的引入并不仅仅是在原有的伦理道德系统中添加一个因素，由于“生态”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当人们以这一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一些新的观念就会发生，一些新的价值观甚至会与传统价值观形成对立;偶然性的生态事件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这也使得实践智慧在这一问题中有着较大的转圜空间，即当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观念开始影响社会生活时，已有的价值观系统无法直接应对的时候，就需要以智慧的方式来选择与取舍，以期达到最优的结果;生态实践智慧在社会中将发挥那种批判与反思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的选择。也可以说，生态观念与实践智慧的结合将在当代生活中产生一些颠覆性的影响。 二、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价值的重塑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在思想领域引发的变革，首先是价值观领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生态价值观对社会传统价值观系统的冲击。在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性问题进入人类视野之前，“价值观”这一概念仅仅在人类社会内部才具有意义，只有对人类而言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对“价值”进行权衡与取舍只涉及人类共同体自身。生态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外在价值，因而，持现代性立场的思想家曾经提出很多这样的结论，如认为“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没有意义色彩，没有价值特征……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只不过是观察者心灵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3]115。而如今，这种价值观显然已经无法真正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了，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然發现，在现实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生态环境所包含的价值内容已然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工具性价值。一方面，价值呈现多元性，即人们能够从生态环境中发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多层次价值体验;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根基性价值也越来越凸显，整个价值体系从其存在的根基上而言，必须是由生态环境支撑的。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必须将生态环境中所蕴含的新的价值内容纳入思考的视野。
按照罗尔斯顿的说法，必须从整体上思考生态环境的价值，即将生态环境理解为大写的“自然”，将自然呈现为那种整体性与丰富性的价值资源系统。自然价值在罗尔斯顿那里是包含了多个维度的价值系统，它“不仅涵盖了各种自然物的价值属性，而且让这些价值彼此联系，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价值网络。只有在这一网络的动态平衡中，每一种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同时，在这一网络中，任何一种高价值的变化都会对自然价值的整体发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会有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4]。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对于自然的价值判定不能够采取单向度的工具理性，更不能有意忽略其中的价值多元性。因而，在具体的生活中，人们需要从不同的价值维度出发，结合实践的需要，来进行价值的选择和判断。进而，还要特别将生态环境的那种根基性价值作为前提，在实践中要确保这种基础性的价值不受到伤害。这不仅需要人们反思原有的价值系统且进行有效的取舍，而且要立足生态环境的根基性价值重新认识自身的生活态度与实践价值。
生态实践智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一种系统性、多元化的价值系统在现实中的运作。这将使得人们在现实中进行价值判断，乃至审视生活中的种种价值关系的时候，已经不能套用那种仅在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价值规范了，诸如人与动物的关系如何调整、荒野在怎样的意义上被保留，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态环境中的很多元素，乃至大自然本身，是不会像人那样主动提出价值诉求的，因而就要通过实践智慧的原则来适时调整价值系统的适用范围与价值引导方向，否则很容易引起现实的价值冲突。在当代生活情境中，以生态环境为焦点引发的价值冲突现象已然不再新鲜。例如，动物保护主义对传统的饮食结构提出的批判，“绿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提出的疑问，环保运动对某些生产行为的抵制，等等。冲突双方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不同的价值立场的，而且在自身的立场上，很难武断地判定哪一方是绝对正确的。此时，就需要将价值判定放置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事件背景中，以期对现实生活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回答与解释，如此，才能找到适恰的行动方式。
从生活的维度来看，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价值观的这些影响，其实就构成了人们对于“好生活”的重新审视与判定。所谓的好生活，无外乎人们能在生活中获得多元的自我价值实现，特别是自身价值的完善。对人类整体而言，一方面是作为物种需要保持繁衍和发展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个体能够找到生活的独特意义，并在这种意义构成中形成对自己生活的确证。生态实践智慧中，人们无疑将超越单一的、具有还原主义色彩的物质价值、工具价值体系，而且会将生活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这样，生活意义就不会被异化为消费主义的物欲满足;同时，个体与社会的价值实现方式更为多元，人们至少不会单纯以消费行为来实现自我，人的消费性不会僭越为人的本质，人们会从不同的价值维度来判断他人和社会。在这种多元价值中，人们能够更容易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多元需要寻找到自身的卓越性，进而将人类对价值的不断追求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存在本体性联系起来，使得人们在现实的生活境遇中恪守作为人的道德理性，不忘记朝向善的方向。以此为基础，在生活价值的建构中，也将呈现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使得人类自身的价值更为充盈，也使得生态环境的价值得到更多展现。
三、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内容的充盈
当生态实践智慧让人们开始更多元地了解价值与价值产生条件后，在生活实践中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活的内容增加了。一方面，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更丰富的体验;另一方面，生活本身也被扩充，很多在现代社会中被遮蔽的生活内容开始走向“在场”。
王治河教授提出属于生态文明的四种生活理念，即开放的存在、踏实的存在、诗意的存在和创意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四种生活理念要落实于实践则需要生态实践智慧的现实运作。这四种理念显然不是某些特定的标准或模式，甚至本身就是反标准化的或者反模式化的，它们要求人们的生活回归精神上的满足，回归个性化的体验与创造，乃至更为注重生活主体独特性意义的塑造。这就需要生态实践智慧从多个角度对生活进行引导和判断，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能够“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537。虽然这是一种未来的理想生活，但是充分说明了人类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突破社会角色和社会阶层的固化性限制，使个体化的人能够在生活的丰富性中实现自身真正的自由，生态实践智慧无疑给这一理想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的证明。 生态实践智慧强调人们在实践中要具有边界意识和包容意识。所谓边界意识，是人们在实践中看到，无论是一种技术、行动，还是一种观念、模式，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要确保自己的行动或观念在最为有效和适恰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且，还要以谨慎的态度来控制这些实践在这一范围外的影响。例如，将基因技术用于治疗疾病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用以克隆人则是非常危险的;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没有问题，但是以刺激欲望为目的的“创造需要”则很容易导致人的异化。包容意识则是在边界明确与确保底线的基础上，允许不同的生活实践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下出现。在当今时代，能够看到诸如丁克家庭、同性恋、自由职业者，这些传统社会中没有显现的身份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接受。这就说明，人们可以通过实践智慧的运作重新审视一些新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实践。生态实践智慧进一步强化了跨文化、跨物种之间的包容，特别是欣赏一些似乎迥异于现代性生活的生活模式。如美国的阿米什人，他们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团体，拒绝高科技的那种无限使用，现在还是驾马车出行，电脑只保留基本的办公功能。[6]中国的纳西族目前也保留着很多传统古朴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对其影响非常有限。这些都证明了一点，就是面对社会的发展，应该有越来越多的生活样态供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样态可以相互沟通与体验，更能够相互借鉴，从而更好地去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而不是以较为单一的标准体系去评价某种生活实践或生活文化。
生态实践智慧更强调生活的乐趣来自分享与精神愉悦，而不是比较（攀比）与物质占有。在以资本和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中，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物质的占有和消耗，人们甚至会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作为生活的主线，对“好生活”的判断，往往是看这种生活能够占有并消耗多少物质资源，如住房面积的大小、享受何种程度的服务、能够购买怎样档次的消费品，等等。这种生活不仅具有较强的侵占性（因为当物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浪费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匮乏，当代的饥荒和难民潮都是证据），而且会越来越乏味，因为每个人从生物属性来讲，不可能无限享用物质，所谓“广厦万间，夜眠七尺;山珍海味，不过一日三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幸福感会随着物质消费的满足而降低，很容易使得生活陷入叔本华所描绘的那种悲剧中，即“幸福与享受只是欲望的暂时停止，幸福是愿望得到满足，但愿望一旦得到了满足就不再是愿望，就会产生可怕的空虚和无聊”[6]30。
如果想摆脱这种生活的沉沦，就必须从非物质占有的方面寻找更多的生活乐趣，将生活的消费性转化为体验性。这种体验就需要参与多个层面的生活，这就是分享，是从“独乐乐”转向“众乐乐”。慈善事业、体验业，以及很多社交平台上的读书会，都是这种分享的现实形式。这些实践的共同特点就是推广个体的生活感悟和生活乐趣，通过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乐趣和愉悦来提升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无疑是与生态实践智慧契合的，因为，参与这样的活动不仅使自身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而且也给予了自己和他人对于生活意义的多元判断，人们的生活选择空间也就此打开。进而言之，生活的分享会让人意识到，能够真正使生活的意义不断充盈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与愉悦。精神资源既不会在分享或传播过程中损耗，也不会随着使用而衰减。相反，精神财富往往会随着现实生活实践不断充盈而趋向无限。这些特点使得人们如果更多地将实践目标指向精神愉悦的获得，就会避免那种以物质占有和消費为目的的生活。如是，人们就不会因为齐一化的生活标准而陷入纠结与痛苦，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样态有着更明确的把握。换言之，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智慧与体验构建属于自己的“好生活”，且将这种生活放置于与他人平等且独特的位置上。这样，从整体上来看，生活的内容将越来越丰富，这种丰富所构成的可选择性恰恰为人类那种可持续发展与追求无限的意义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四、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方式的重构
生态实践智慧对生活价值与生活内容的各种影响，最终将引发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超越现代文明的生活进步，它将从整体上扬弃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现代性中那些生活的宰制因素和异化力量将在这一过程中被克服，从而实现文明的提升与生活方式的重构。
首先，生态实践智慧将解构原有的消费模式，即解构那种以交换价值，乃至以符号象征为主导的消费。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论，在现代性深入消费细节时，消费已然不是针对使用价值，而是针对交换价值，乃至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消费;物的有用性和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价值完全被这种符号化的消费所遮蔽，人们不再关心消费的东西是什么，而只关注消费本身，消费似乎成了意义和价值的来源;消费的需求和欲望被创造和控制，使之进一步成为生产的动力，于是乎，人们会陷入一种消费的无限循环，也就是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获得满足感，获得什么并不重要，甚至人们并没有实际的需要，而只是在心理上感觉只有消费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感，因而，重要的就是如何消费，以及能否不断升格这种消费。鲍德里亚指出，此时“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7]60，“收入、购买奢侈品和超工作量形成了疯狂的恶性循环。消费恶性循环，是建立在对所谓‘心理’需求的颂扬的基础上的”[7]53。
生态实践智慧将打破这种被创造和控制的“心理”需求，它要求人们的消费回归理性，回归使用价值。生态实践智慧并不排斥消费，而是将消费作为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不能用刺激物欲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也不能将消费作为现实的价值导向，消费需要落实在多元的生活选择与可持续的生产供给。可以说，其最终是要将现代性中倒置了的生活与消费的关系重新翻转过来，消费不再成为生活的异化力量，而只是生活的一个必要部分。因而，时尚性的消费将会减少，消费的符号意义会弱化，进而，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更多的是从自身的理性需要出发，更注重消费中的自我体验，炫耀性消费将大幅度减少，消费中的节俭主义、简单主义将成为主流。
其次，生态实践智慧会模糊现代社会中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劳动会呈现异化的状态，本来作为人类实现其类本质的那种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成为对人们生活的贬低，“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进而，“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162资本主导的现代性对生活的压抑，马克思已经有着深刻的揭示，因而，生产与生活在此时处于对立状态，“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的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神一样逃避劳动”[5]189。 然而，当生态实践智慧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时候，生产活动就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或获取物质财富，其内容也由强制性的转化为自觉性的。无论从事哪种工作，其动机是个体的自主选择，兴趣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将在生产实践中成为更为重要的“动力因”，这就使得人们会在生产实践和价值创造中得到更多的乐趣，也就是实现自我本质的乐趣，而不是一种被迫的压力，这样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就不会与生活形成对立关系或对抗关系。而且，由于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多元的选择，很多创意性的生活未尝就不能直接转化成一种生产活动。例如在当今的网络平台，很多人就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为某种业余的产业，在获得生活乐趣、提升生活品味的同时，也创造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财富，更实现了自身另一方面的价值。
其三，生态实践智慧将改变人们对于生活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生态实践智慧可以说是更具个性化的理性运作方式，对现实个体的主体性更为尊重，更欣赏个体的自主选择。因而，那种时尚、新潮的符号化、标签化的生活将逐渐隐退，大众传媒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的功能是确保社会的底线以及为个体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不是框定一种或几种模式。那么，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对于生活方式的评价就不能以简单的对错、优劣来区分，而是要更强调人们在这些境遇中的适恰性，也就是能不能在具体的生活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对个体而言，生活应该是独特的、自主的和自由的。在生活中虽然免不了模仿与借鉴，但绝不能将生活引入特定的模式中，特别是不能一味追求由“时尚符号”来建构的“虚伪的”生活，如将奢侈品、财富量、大众知名度作为有意义生活的主要标准。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想，人作为能够自我反思的存在，应该脱离泯然众人的“常人”状态，即按照随大流的方式生活，沉沦于人云亦云的平庸。在这种“常人”状态中，人是丧失自我的，因为一旦自我需要寻找责任的担负时，“常人”状态就隐退了。人一旦在从众的生活中陷入矛盾与纠结，最终是无法找到解决方式的，因为其生活本身是被“常人”的模式主导了的。生态实践智慧所要求的就是人们运用理性去打破这种“常人”的状态，让真实的个体对自身的生活负责。换言之，在生态实践智慧中，有价值的生活、好的生活，一定是自我负责、自我决断的生活。
其四，生态实践智慧进一步拓展了生活的边界。在现代性的观念中，生活主要是发生于社会内部的，无论是生活中的交往、体验，还是对生活的认知与判断，都只需要考虑与人的关系。生态实践智慧的运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现代性的这种生活，使人类的生活圈由人类共同体走向生态共同体。
在这种新的共同体中，一方面，生活的关涉范围大大增加了，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然滞后，人的道德责任范围扩展到其他物种，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生活是在自然资源的支撑下才能建构的，需要将生态环境作為一个平等的“他者”来尊重。也可以说，人类必须看到，尊重自然的生活才能展现完善和美好。另一方面，新的审美、新的消遣，乃至新的交往方式都纷纷产生。最为典型的是，人能够与动物产生类友谊的关系，甚至能够从动物那里得到特定的精神慰藉。从现实来看，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回归，对荒野的欣赏，对天然之美的赞叹，乃至将自身的价值投入构建自然的和谐中去，都充分证明了生态实践智慧将促使对生活的理解发生根本的变革。人类既不能作为自然的征服者，也不是自然的奴仆，而是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实现者。在这种实践过程中，生活才能够成为一种持存，生活的意义将实现不朽。
五、结 语
基于上述论证，生态实践智慧对未来生活的影响体现了人类德性的一次进步，这一进步也构成了人类社会超越现代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一个必然要素。生态实践智慧不仅使得人们在生活中的善恶判断、价值权衡、利益博弈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也将促进人类对自身的进一步反思。在这一语境下，自我的关系性、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特征、生态环境的多元价值等新的哲学问题都将显现，而新的道德原则与道德反思也会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这些都将投射于生活中，因为人类最终是要在生活中不断发展自身，并实现自身的独特意义的。因而，生态实践智慧促使人们对生活作全新的思考与建构，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让生活更具有反思性，也更体现了理性对自身的有效调试。如此，人们才能够真正结合成命运共同体，并不断使生活向人性的本质回归。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方向，也是生态文明能够成为具有超越性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实践智慧为生态文明所指向的那种生活方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德性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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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