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红楼梦》近来话题不断，导演李少红也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向来以刚毅示人、被媒体称为“女强人”的她，竟然在发布会上情绪失控，哭了起来。
　　“我很少落泪，但那次在现场看到一些剧组幕后工作的花絮，我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工作状态时的样子，想到拍摄的过程，很多感慨……”
　　
　　勇气
　　
　　从2002年新版《红楼梦》立项之日开始，有关的争论声便不绝于耳。
　　李少红把自己形容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播种机”。谁都知道，拍《红楼梦》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碰都有可能顶上“玷污经典”的骂名，这个名字中带“红”的女人，偏就是在风口浪尖上顶住了压力，接下了这块烫手的“山芋”。“接力棒最终交到我的手中，我就一定要尽我所能把它拍好，呈现给广大热爱《红楼梦》的观众。”
　　其实，早在1984年，谢铁骊在导演电影版《红楼梦》时，就找来李少红做副导演。当时的李少红负责选演员的工作。她详详细细地把《红楼梦》通读了一遍，边看边做笔记，以求选出的演员能最大限度符合原著。结果在电影将要开机之际却怀孕了，李少红只好放弃做了一半的工作，专心待产。
　　新版《红楼梦》一经接手，李少红的创作欲望迅速被点燃了。“《红楼梦》巨大的艺术魅力就像无边大海中翻卷起的漩涡、狂澜，无论是巨轮还是扁舟，每一艘靠近它的船只，都不可避免地被吸纳吞没。”
　　李少红花了大量时间搜集资料，请教各方“红学”专家。剧中，从一窗一纱，到人物行住坐卧的尊卑次序，随便拎出一个细节都能说出历史根据和讲究。为了符合原著，剧组几乎是“一边查、一边拍、一边改的”，大家生怕走错一步，有些场景甚至因为一个道具的差错而返工重拍了多遍。
　　李少红按照自己所要达到的拍摄效果给担任制片的李小婉列出了一个清单，当李小婉按照这个清单算出预算额度时，立刻惊呆了——1.18亿！她足足用了好几天来面对和消化这个数字。但是，李少红决心已定，要么就不拍，要拍就拍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
　　1.18亿，这对制片人李小婉来说是一个让她头痛的巨大挑战。投资方只给了4500万，若要达到李少红提出的艺术效果，她就必须解决其余的资金。
　　资金的威胁几乎是《红楼梦》拍摄中最艰难的事。难过的不只是李小婉，还有每天身处片场的李少红。有时候，两个人会在电话两边同时沉默，说不出一句话。“我是花钱的，别人是去找钱的。我帮不上忙，心里很内疚。”李少红说，“她在马路边上站着的感受比我要难过很多，这个过程很煎熬的。”
　　2009年1月，春节即将来临，此时的《红楼梦》剧组已经5个月没有发工资了。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被媒体曝了光，让很多本来愿意投资的企业也因此望而却步。“小婉为找钱奔波在各地。我盯着监视器的同时盯着手机。主任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场工自己垫钱给大家买水。可拍摄现场依然热火朝天地抢进度，看不出来任何危机。这幅景象激励着我和小婉，那段时间我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一定要想办法拍下去。”
　　
　　叛逆
　　
　　李少红的影视剧经常被观众赞为“唯美”的画卷。它们都有着精美的画面，考究的服装和诗化的语言，而这些影视剧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女性。从为爱情一意孤行的太平公主，到孤傲而丢失了爱情的秋仪，再到那个心中始终拒绝长大的宝贝，在这些女人身上，都能看到李少红的影子，都有李少红给予的情感。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少红的风格，可以说与她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关联很大。
　　李少红14岁那年，她有了一个弟弟。这年冬天，她离家出走，因为她觉得自己被父母冷落了。再也不想回家的她决定去当兵，父母拧不过她。“我记得我拿着一个帆布旅行包上火车，看到爸爸站在车窗下，开始还保持镇静，让我路上小心旅行包，到了来电报。我心里也很硬，在我看来，我爸和我妈已经不再爱我了，他们的情感完全被我弟弟占据了，我和弟弟相差14岁，我已经懂得了嫉妒”。
　　李少红就是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引起父母的注意，“现在想来很幼稚，当火车开动，我爸爸随车窗行走的脚步越来越快，我使劲咬住嘴唇……那一幕永生难忘！后来很多年，我知道爸爸回去第二天就满嘴起大泡，连续3天到永定路邮局门口转到天黑，想发电报让我回来。我的离家让他们痛不欲生。”
　　李少红被分到一个男兵连，参加野营拉练，每天山地行军九十多里，摸爬滚打直到夏天，女兵们几乎都忘记了自己的性别特征。李少红说：“那个年代在我心目中是中性的”。或许就是由于这些特殊的经历，让李少红有了特殊的内心敏感，她才会在以后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去追寻那些被丢失的少女时代。
　　当那些敏感和自卑的成长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脑海中反而越来越清晰时，李少红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主观的女性视觉来感受历史的独特的影视风格——这种尝试是大胆的，甚至也包含着女性特有的任性。
　　
　　风格
　　
　　李少红的母亲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李少红少不了耳濡目染。年少的她对“导演”的全部印象来自母亲，小时候并没觉着有何特别。家里有一些电影理论的书，都被父母装起来，塞在床下，她就偷着看。李少红经常用书里中外电影的名字和同学猜字，她经常立于不败之地。
　　在那个中性化的年代里，李少红懵懵懂懂、平平淡淡地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然而，内心并不安分的她却一直在寻找“出走”的机会。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中，当李少红一气将15分钟的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朗诵完毕，全场寂静无声时，她知道自己成功了。从此，电影就成了她出入梦想的途径。
　　1982年，李少红被分配到北京电视制片厂，导演生涯正式开始了。谈及导演生涯，李少红感慨万千：“我觉得当导演这件事和我的生命本身就有关系似的，很容易就迷上了”。
　　1980年代末的影坛盛行“黄土地情结”，又或者是“男人把女人扛在肩上”的故事，而她却饶有兴致地塑造了一个孤独怪异的杀手、两个接受改造却始终找不到归属感的妓女，还有追求不到爱情自杀了的繁漪，以及颇有些职业女性苦闷的武则天等角色。
　　身为女导演，李少红觉得自己有许多感情优势。所谓女人是感性动物，男人是理性动物，女人以感性的视角介入以男性为主体的影视艺术，应该既有艰难，又有优势。在李少红执导的影视作品里，人们总是能够明晰地看到她对女性意识的强调和一种个人化的、女性化的对于社会、对于人生和对于女性自身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血色清晨》中将异国作品与中国情境完美融合，讲述了深刻的现代中国寓言；又能在《桔子红了》中以古典唯美的笔触书写幽幽情殇……李少红的“女人味”是从她大气、爽朗的举止中透出来的，正是这种内敛的“女人味”，成就了她的事业。
　　但是，处于工作状态中的李少红却有着男人一般的狠劲。一位与她合作过的演员说她是那种为了电影可以牺牲一切的人。曾经在一个很危险的拍摄现场，李少红嘱咐大家千万小心别跑别摔倒，因为周围全是工厂里的电锯、切割机；结果她自己忙起来却忘了，跑来跑去指导各部门工作，一下子摔倒了。她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转身又跑走了。
　　当时现场所有的人都傻眼了，谁也不敢吭声。因为她摔倒的地方，正好有一根从地面竖起来的钢管，离她的头也就5厘米！
　　
　　对话
　　
　　《中华儿女》：新版《红楼梦》热播之下也伴随着很多争议，你怎么看？
　　李少红：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我已经完成了。而一百个人心目中便有一百个《红楼梦》，并不等于是你拍好了，它就达到了每个人心目中的《红楼梦》。任何的褒贬，我想都要宽容对待吧。时间和作品自身是有说服力的。
　　《中华儿女》：自己那么执著的东西，别人不一定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你觉得窝火吗？
　　李少红：不会吧，不是所有的人吧，我觉得这种真诚和价值是会被承认的。而且就目前来看，也不是一种声音一边倒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有质量的交锋。因为你是认真的，你需要你的对手也认真，我觉得这才能够对得上话，有对话基础。如果是都不认真，我觉得没必要去对话。
　　《中华儿女》：记得你曾经说过，导演不是女人该选择的职业？
　　李少红：它是被男性规定了的有性别的职业吧，所以每个人介绍你的时候，都会前面加两个字——女性，这其实是某种暗示，暗示就是说，好像你做了本来不是你做的事情。
　　《中华儿女》：大家都在说“李少红风格”、“李少红烙印”，比如光、色彩、气氛营造等，你是不是也在刻意的为《红楼梦》打上这样的风格印记？
　　李少红：什么是我的“烙印”？是“唯美”吗？要我接拍的时候，投资方就这么说，《红楼梦》的内容没有多大发挥空间，能发挥的地方就是拍得美拍得好看。我牢记住这句话，下的最大工夫就在影像语言和影像艺术的品质上，能够立体表现出小说中的文学寓意和曹雪芹描写的梦幻意境。
　　《中华儿女》：能介绍一下你使用特技的想法，以及特技团队的背景吗？
　　李少红：《红楼梦》的特效最难的并不是神话开篇，是绘景。因为美术上的要求很高。特效做的逼真相对比做的很有美术感要容易。神话开篇的难度在设计上，也就是什么样的形象构思，靠创意取胜。凹晶溪馆的天和背景的群山换了又换，在虚实之间的分寸要拿捏得非常准确才行。我们的特效团队是目前国内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