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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救陷入传销组织的女儿，62岁的闫家余可谓煞费苦心：他和外甥设计打入广西北海的传销团伙内部，并与打传队里应外合，将女儿强制带出来。2017年10月23日，女儿本来已和他一起到了火车站，准备乘车回家，可最后女儿仍不愿随他回家，说自己“不想放弃”，还要继续留在当地“奋斗”。 这令闫家余有种无奈的挫败感。针对这种情况，反传销人士认为，在目前打传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整治工作还应健全救助机制，加强涉传人员的“反洗脑”教育，如此方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闫家余是湖北荆门人。他说，女儿闫芳（化名）大概是2016年6月开始搞传销的，自己也曾被女儿拉入传销组织。
2017年11月11日，广西警方出重拳打击传销组织，端掉一个大规模跨省传销窝点。
2016年9月，闫家余还在广东佛山的工地打工，主要从事城市下水道的施工。那段时间闫芳多次给他打电话，劝他离开“又苦又累”的工地。“她说她在湛江开了一间卖食品的店子，让我过去帮忙。”闫家余当时信以为真，便从佛山赶到广州坐火车——车票是女儿帮他在网上买好的。可他上车后才发现，火车不是开往湛江，行驶方向竟是广西南宁。
到了南宁后，闫家余根据女儿买好的车票，转车来到北海市。女儿和几个外地男女在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带闫家余到北海游玩，告诉他中央很重视北海的发展，准备在北海建“3条高铁、9条高速”;一些人轮流给闫家余上课，介绍“投资生意”，鼓动他交69800元“投资”，“以后最高可拿到1040万元”。
闫家余当时不知道，他接触到的所谓“投资项目”，其实是传销活动中有名的“1040阳光工程”——通过交会费、发展下线，号称可以分到上千万元。
闫家余被女儿骗到北海市之后，经过女儿等人的“洗脑”后，他决定“投资”。于是，他返回湖北老家，把家里的2.5万元积蓄全部带来北海，加上女儿的钱，凑足69800元交上去，从此成为梦想一夜暴富的传销一员。
两个月后，闫家余发现“生意”不对劲，“其实就是骗人”。他决定离开。刚好从家里带去的旱烟抽完了，他此前想让家人寄些烟丝过来，可同伙的人不让他透露住处地址。于是他提出自己回家拿烟，“他们见我两个月没发展一个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价值，就让我走了。”
虽然几万元“会费”打了水漂，可闫家余回家后再也不想“干那事”。一年多来，他最担心的，是还陷在传销窝里的女儿。
闫家余2016年从北海回到湖北老家后，经常打电话要女儿回来，可闫芳根本不听劝说。“她说我不懂，叫我别管。”闫家余无奈道。
2017年11月16日，广西警方在北海和广东惠州、佛山、广州四地展开打击传销组织集中收网行动，
一举摧毁涉案人员达3000多人的传销组织，抓获包括52名A级以上骨干在内的涉嫌传销人员648人，涉
案金额2.1亿多元。
在闫家余眼里，今年30岁的闫芳从小很听话，小时因为家里穷没完成初中学业。结婚后，闫芳生育一儿子，现在读小学五年级。前些年闫芳在广东打工，自从迷上传销后，她和丈夫关系恶化，“一直闹离婚”。闫家余叹道。
为了挽救女儿，2017年10月上旬，闫家余找到“有点子”的外甥吴彪，让其想办法。“我们劝一点用都没有。”吴彪告诉记者，“我的办法是，必须打入传销组织内部去，跟外面打传队的里应外合。”
吴彪让他弟弟吴忠（化名）参与行动。吴忠在电话里向表妹闫芳表达“想出来找事做”的意愿，闫芳希望他来北海“发展”;闫家余也向女儿透露“出来继续干”的想法。
2017年10月22日，闫家余和吴忠从湖北坐火车抵达北海市。按照吴彪的叮嘱，他们先去了北海市银海区打击传销工作专业队（简称“打传队”），记下联系电话。
当天下午，闫家余和女儿取得联系。闫芳接他们先到酒店住下，晚上带他们去“朋友家”——市区一栋出租屋内，六七个“朋友”陪同吃晚饭，其中有闫家余去年认识的两名东北籍传销人员。这些“朋友”向他们炫耀“投资生意”的好处。
第二天，閆芳带父亲和表哥游玩，宣传“国家重点工程”，中午到出租屋煮饭吃。下午两点多，闫家余和外甥吴忠决定实施“计划”。
“我外甥找了个理由，说出去买点感冒药，他到外面就给打传队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地址。”闫家余说，当时过了20来分钟，五六名打传队的工作人员进屋搜查，然后将屋内的闫芳、闫家余和吴忠3人带走。
闫家余记得，他们被带到打传队办公的派出所。刚进院子，他看到里面停了两辆大巴车，陆续走下刚被抓的传销人员，“大概有100多人”。
当天下午，接受问询后的闫芳被放了出来。她不属于传销组织的顶层骨干人员，没被拘留，只是遣返。闫家余、闫芳和吴忠买了3张火车票，准备坐车回湖北。“中途女儿说忘记拿东西，回去了两次，我们都跟着。”闫家余说。
晚上，闫芳跟着父亲和表哥来到北海火车站。临近开车时，闫芳突然提出不回去。“她说不想放弃，还是要继续做生意。过段时间如果实在不赚钱，就自己回家。”闫家余当时很生气，骂了女儿，却没有其他办法。
当时从电话中得知情况的吴彪，给闫家余、吴忠出主意：“实在不行，把她绑回来。” 闫家余终究没这样做，他说：“把她绑回来也绑不了她的心，她还会跑回去的。”
当晚，闫芳提着行李离开候车室，继续留在北海市。闫家余无奈，带着外甥吴忠坐火车返回湖北老家。
“我是没办法了。”这位六旬老人身心俱疲，他希望当地继续加大打击传销力度，“把那些头头全抓了”。他还希望女儿在这条路上不断“碰壁”，早日迷途知返。
正如闫家余所期盼的，2017年北海的打传工作处于持续的高压态势。“基本上每天都有行动，都在抓人。”2017年10月27日下午，北海市银海区打传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公开报道，2017年8月29日，北海出动两千多名执法人员清查了311个传销窝点，查获1228名涉传人员;9月底，北海市检察机关对“2·17”传销专案的167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出批捕决定。这是广西迄今一次性逮捕人数最多的传销案件。
而另一方面，一些传销人员被遣散后，仍设法重返传销组织，这成为执法人员头疼的现象。对于闫家余女儿这类例子，我国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认为“非常普遍”。
“这些传销受害人都被洗脑了。打传办和家人把他们带出来，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根本改变。”李旭说，由于并未认识到传销的本质，许多参与人员就算解救出来，也不愿回家，有的回家后又重返传销组织。
“家长带走人但带不走心，他们认为家人挡了财路。”李旭说，对于打传办等执法部门的教育，传销人员往往有排斥心理，甚至有“提前免疫力”。“传销组织早就给他们提前打了预防针，执法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他们认为是吓唬胆小怕事的人。”
“簡单的批评教育没有效果，必须进行系统的反洗脑。”在李旭看来，“反洗脑”是一件很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反传知识储备。
作为传销受害者的家人，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传销泥潭愈陷愈深？李旭建议，家人可以“适当软硬兼施”，尽量将受害者带离“疯狂的传销环境”，使其逐渐冷静。对于受害者“中毒”极深以致解救失败的情况，李旭建议家人可向专业的反传人士求助。
李旭是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的会长，他介绍说，民间专业反传人士大部分是从受害者转变过来的，熟悉传销组织内幕，能“现身说法”，可收到较好的劝说效果。
李旭还建议，执法部门查获和解救传销人员后，应加强“反洗脑”教育，“很多地方并没有形成‘反洗脑’劝说的救助机制，导致治标不治本。你把人遣送走，半路他就跑回来了。”
据李旭介绍，近年来，国内民间反传组织也在加强与地方执法部门的合作，对传销参与人员进行专业的“反洗脑”教育。
女儿拉父亲搞传销，老人借口“没旱烟”逃离
闫家余是湖北荆门人。他说，女儿闫芳（化名）大概是2016年6月开始搞传销的，自己也曾被女儿拉入传销组织。
2016年9月，闫家余还在广东佛山的工地打工，主要从事城市下水道的施工。那段时间闫芳多次给他打电话，劝他离开“又苦又累”的工地。“她说她在湛江开了一间卖食品的店子，让我过去帮忙。”闫家余当时信以为真，便从佛山赶到广州坐火车——车票是女儿帮他在网上买好的。可他上车后才发现，火车不是开往湛江，行驶方向竟是广西南宁。
到了南宁后，闫家余根据女儿买好的车票，转车来到北海市。女儿和几个外地男女在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带闫家余到北海游玩，告诉他中央很重视北海的发展，准备在北海建“3条高铁、9条高速”;一些人轮流给闫家余上课，介绍“投资生意”，鼓动他交69800元“投资”，“以后最高可拿到1040万元”。
闫家余当时不知道，他接触到的所谓“投资项目”，其实是传销活动中有名的“1040阳光工程”——通过交会费、发展下线，号称可以分到上千万元。
闫家余被女儿骗到北海市之后，经过女儿等人的“洗脑”后，他决定“投资”。于是，他返回湖北老家，把家里的2.5万元积蓄全部带来北海，加上女儿的钱，凑足69800元交上去，从此成为梦想一夜暴富的传销一员。
两个月后，闫家余发现“生意”不对劲，“其实就是骗人”。他决定离开。刚好从家里带去的旱烟抽完了，他此前想让家人寄些烟丝过来，可同伙的人不让他透露住处地址。于是他提出自己回家拿烟，“他们见我两个月没发展一个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价值，就让我走了。”
虽然几万元“会费”打了水漂，可闫家余回家后再也不想“干那事”。一年多来，他最担心的，是还陷在传销窝里的女儿。
与打传队里应外合，救出女儿却带不回家
闫家余2016年从北海回到湖北老家后，经常打电话要女儿回来，可闫芳根本不听劝说。“她说我不懂，叫我别管。”闫家余无奈道。
一举摧毁涉案人员达3000多人的传销组织，抓获包括52名A级以上骨干在内的涉嫌传销人员648人，涉
案金额2.1亿多元。
在闫家余眼里，今年30岁的闫芳从小很听话，小时因为家里穷没完成初中学业。结婚后，闫芳生育一儿子，现在读小学五年级。前些年闫芳在广东打工，自从迷上传销后，她和丈夫关系恶化，“一直闹离婚”。闫家余叹道。
为了挽救女儿，2017年10月上旬，闫家余找到“有点子”的外甥吴彪，让其想办法。“我们劝一点用都没有。”吴彪告诉记者，“我的办法是，必须打入传销组织内部去，跟外面打传队的里应外合。”
吴彪让他弟弟吴忠（化名）参与行动。吴忠在电话里向表妹闫芳表达“想出来找事做”的意愿，闫芳希望他来北海“发展”;闫家余也向女儿透露“出来继续干”的想法。
2017年10月22日，闫家余和吴忠从湖北坐火车抵达北海市。按照吴彪的叮嘱，他们先去了北海市银海区打击传销工作专业队（简称“打传队”），记下联系电话。
当天下午，闫家余和女儿取得联系。闫芳接他们先到酒店住下，晚上带他们去“朋友家”——市区一栋出租屋内，六七个“朋友”陪同吃晚饭，其中有闫家余去年认识的两名东北籍传销人员。这些“朋友”向他们炫耀“投资生意”的好处。
第二天，閆芳带父亲和表哥游玩，宣传“国家重点工程”，中午到出租屋煮饭吃。下午两点多，闫家余和外甥吴忠决定实施“计划”。
“我外甥找了个理由，说出去买点感冒药，他到外面就给打传队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地址。”闫家余说，当时过了20来分钟，五六名打传队的工作人员进屋搜查，然后将屋内的闫芳、闫家余和吴忠3人带走。
闫家余记得，他们被带到打传队办公的派出所。刚进院子，他看到里面停了两辆大巴车，陆续走下刚被抓的传销人员，“大概有100多人”。
当天下午，接受问询后的闫芳被放了出来。她不属于传销组织的顶层骨干人员，没被拘留，只是遣返。闫家余、闫芳和吴忠买了3张火车票，准备坐车回湖北。“中途女儿说忘记拿东西，回去了两次，我们都跟着。”闫家余说。
晚上，闫芳跟着父亲和表哥来到北海火车站。临近开车时，闫芳突然提出不回去。“她说不想放弃，还是要继续做生意。过段时间如果实在不赚钱，就自己回家。”闫家余当时很生气，骂了女儿，却没有其他办法。
当时从电话中得知情况的吴彪，给闫家余、吴忠出主意：“实在不行，把她绑回来。” 闫家余终究没这样做，他说：“把她绑回来也绑不了她的心，她还会跑回去的。”
当晚，闫芳提着行李离开候车室，继续留在北海市。闫家余无奈，带着外甥吴忠坐火车返回湖北老家。
“我是没办法了。”这位六旬老人身心俱疲，他希望当地继续加大打击传销力度，“把那些头头全抓了”。他还希望女儿在这条路上不断“碰壁”，早日迷途知返。
许多传销受害人被洗脑，打击传销需建立“反洗脑”救助机制
正如闫家余所期盼的，2017年北海的打传工作处于持续的高压态势。“基本上每天都有行动，都在抓人。”2017年10月27日下午，北海市银海区打传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公开报道，2017年8月29日，北海出动两千多名执法人员清查了311个传销窝点，查获1228名涉传人员;9月底，北海市检察机关对“2·17”传销专案的167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出批捕决定。这是广西迄今一次性逮捕人数最多的传销案件。
而另一方面，一些传销人员被遣散后，仍设法重返传销组织，这成为执法人员头疼的现象。对于闫家余女儿这类例子，我国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认为“非常普遍”。
“这些传销受害人都被洗脑了。打传办和家人把他们带出来，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根本改变。”李旭说，由于并未认识到传销的本质，许多参与人员就算解救出来，也不愿回家，有的回家后又重返传销组织。
“家长带走人但带不走心，他们认为家人挡了财路。”李旭说，对于打传办等执法部门的教育，传销人员往往有排斥心理，甚至有“提前免疫力”。“传销组织早就给他们提前打了预防针，执法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他们认为是吓唬胆小怕事的人。”
“簡单的批评教育没有效果，必须进行系统的反洗脑。”在李旭看来，“反洗脑”是一件很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反传知识储备。
作为传销受害者的家人，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传销泥潭愈陷愈深？李旭建议，家人可以“适当软硬兼施”，尽量将受害者带离“疯狂的传销环境”，使其逐渐冷静。对于受害者“中毒”极深以致解救失败的情况，李旭建议家人可向专业的反传人士求助。
李旭是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的会长，他介绍说，民间专业反传人士大部分是从受害者转变过来的，熟悉传销组织内幕，能“现身说法”，可收到较好的劝说效果。
李旭还建议，执法部门查获和解救传销人员后，应加强“反洗脑”教育，“很多地方并没有形成‘反洗脑’劝说的救助机制，导致治标不治本。你把人遣送走，半路他就跑回来了。”
据李旭介绍，近年来，国内民间反传组织也在加强与地方执法部门的合作，对传销参与人员进行专业的“反洗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