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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始，《红楼梦》在美学视角下的研究成为红学领域的重要内容。而作为核心人物的贾宝玉的美学观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是从对“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追问与渐悟体现的悲态审美；另一方面则是从“质本洁来还洁去”里读出的“童心”本真审美。由此深刻地揭示出贾宝玉的美学观正是以情抗礼和追求自由的文学审美传统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综合表现。
关键词：贾宝玉 美学 悲态 童心 《红楼梦》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历来也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最具魅力的典型形象之一。对于贾宝玉的人物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痴”，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稚”，有人说他“狂”，殊不知这些外化的形象分析总是容易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只有从内在的深层的精神领悟与感性认知去观察才能够剖析真实而全面的贾宝玉。宗白华《艺境》认为中国美学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人物品藻是以人为着眼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细致分析贾宝玉的诗词创作、言谈举止、思想观念等方面，可以发现他有着同所处时代不相一致的独特美学观，不仅表现出深受中国传统老庄玄学和明代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与西方现代美学观点的完美契合，具有高度的美学研究价值，由此也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贾宝玉的这个人物形象，领略他在《红楼梦》中更为纯粹的内心世界。
一.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谈起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红学史上最早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进行研究。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描写人生悲剧的杰作。《红楼梦》的创作本旨是宣传人生的苦痛和解脱之道，王国维借用叔本华划分悲剧的标准，“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既没有“极恶之人”左右全局，也不是由于出现非常而变故，却“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但“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之事，在美学上更具典型意义，堪称“悲剧中之悲剧”。王国维从消极颓废的人生观出发来评论《红楼梦》，是第一个自觉地从悲剧角度探讨《红楼梦》的美学意义和悲剧价值，在国学与西学的碰撞中开辟了红学在美学领域的新方向。
当然，《红楼梦》的悲剧性并非一悲到底、彻彻底底的悲，那样只会让读者感到不真实；相反，在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态中展现悲才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在这部典型悲剧性著作中，作为核心人物的贾宝玉，看似无忧无虑的养尊处优的荣国府之娇子、“混世魔王”、“孽根祸胎”，充满嬉笑怒骂的生活趣味气息；但实则为情所困，为爱所难，为事所烦，为仕所扰，为父所迫……，再加上大观园中“万艳同悲、千红一哭”式的悲剧氛围，最终导致贾宝玉选择了悬崖撒手，弃而为僧，遁入空门的悲剧性结局。以上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贾宝玉的悲态性美学观。这不仅是由外在的生存环境给贾宝玉增添的悲态审美，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与生俱来的内在“童心”洁质所决定。
二.悲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悲态是由人生失意的沉痛生华为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感伤情怀。悲态基于对宇宙规律的信仰，源于对宇宙规律正常性的偏离。悲态在偏离中询问的，不是宇宙规律何以要设置偏离，而是“为什么是我碰上了偏离”。贾宝玉的生活正如薛宝钗形容的那样，“富贵闲人”。别人富贵未必有闲，有闲未必富贵，独有他两者都占全了。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位贵族公子荣华富贵的生活表层，对他的灵魂深处作内在的观察时，不难发现，他被大观园的高墙囚禁着，被无形的黄金锁链捆绑着，人人都在关心他，实则人人都在约束他。因此，慢慢地，贾宝玉就察觉到了这种“偏离”，开始自我追问，去渐悟何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与文学艺术相比，爱情的选择在体现个体的审美观点方面更为深刻，直入内心，来不得丝毫的虚假敷衍。在贾宝玉的丰富感情生活中，爱情无疑占去相当重要的位置。贾宝玉在封建大家族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的婚姻绝非一己之事，而是牵动所有家族成员，甚至背后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阴谋和机诈。论门第，薛宝钗是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商出身，母兄俱在，声势显赫；而林黛玉虽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但是父母先后去世，家道中落，寄居于外祖母家。论美貌，薛宝钗和林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一个妩媚、一个袅娜，各尽其美。论脾性，薛宝钗稳重平和，安分守常，而林黛玉爱使小性，说话尖利。再论身体，薛宝钗健康富态，林黛玉柔弱病态。但正是林黛玉的悲态美，与贾宝玉的悲态性审美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这也是两人相爱相亲的关键所在。到第三十四回宝玉赠帕，以及黛玉的帕上题诗，在多次交心的基础上，两人终于有了一件真正的爱情信物，可以说宝黛的爱情至此正式确立。对于贾宝玉来说，他似乎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急切地自信地等待幸福的到来。
然而，对于封建家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随着林黛玉生命的结束，贾宝玉美好的爱情理想一同归于幻灭，他的痛苦而执着的追求也走到了终点，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人生追求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追求的事物，总是闪耀着理想的尽善尽美的光芒。而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不是都能实现的。面对追求不可能实现，有知难而退之人，有明知不能实现而又偏要追求的人，后者则进入了美学的悲态。贾宝玉对爱情的追求正是如此。
三.童心：质本洁来还洁去
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换言之，就是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求、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这样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所以“童心”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时的心理状态。虽然“童心”二字是明代李贽首次提出，但实则与老庄“虚静”等思想一脉相承，乃与时俱进之产物尔。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中有“参禅悟道”，在第二十一回“续《庄子》”与第二十二回“参禅”的情节中，表现了他对佛道悲观厌世智慧较深层次的感悟，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开篇写明贾宝玉是神瑛侍者堕入尘世的化身，与生俱来具有纯洁的本质。“意淫”是警幻赋予贾宝玉的名号，实则可以看作贾宝玉的审美寄托，是以情抗礼和追求自由的文学审美传统于封建末期的综合表现。无论是认为贾宝玉“非世俗淫乱公子”纯情论，还是赞许贾宝玉平等对待女性的泛情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贾宝玉天真率直、纯乎自然的秉性。贾宝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突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处于封建压迫之下的女性看得无比圣洁。他对少女的喜爱或同情，都是建立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使其与那些浮浪子弟、好色之徒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一句话道出贾宝玉对女子的偏爱，是对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直接反叛，也正是贾宝玉摆脱世俗观点的内心最纯粹的“童心”写照。
贾宝玉的“童心”所造就的无功利性美学观更为深刻得体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态度上。身处封建大家族，人生之路几乎已成定局，但是贾宝玉偏偏要以自己的无功利“童心”来反抗这功利的污浊世道，保持自己的本性，维护内心的纯洁。他极为反对仕途道路，凡是以读书求取功名的人都被称作“禄蠹”；批判孔孟之道，把清代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斥为“混编纂”；嘲弄“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伦理道德，认为这些都是“须眉浊物”的沽名钓誉。在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贾宝玉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即便父亲在旁，依然随心所谈，忘却了父亲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的绝对权威，不被外界思想和时代观念约束自己的意趣，大胆表达出内在的“童心”本质。诸如此类，不再赘述。
对于《红楼梦》，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言：“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贾宝玉，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内涵和美学理念的复杂形象，很难准确地断定他究竟是何等人物，即使是作者曹雪芹也绝不会把贾宝玉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正因如此，才给了后人更多咀嚼玩味的余地，能够长久地描绘甚至丰富这个古代文学艺术画廊上最为成功的审美对象。曹雪芹创造贾宝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贾宝玉及其美学观却成为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印象符号，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使红学研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蔡元培.石头记索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陈绍初.红楼寻径[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贾宝玉 美学 悲态 童心 《红楼梦》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历来也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最具魅力的典型形象之一。对于贾宝玉的人物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痴”，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稚”，有人说他“狂”，殊不知这些外化的形象分析总是容易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只有从内在的深层的精神领悟与感性认知去观察才能够剖析真实而全面的贾宝玉。宗白华《艺境》认为中国美学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人物品藻是以人为着眼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细致分析贾宝玉的诗词创作、言谈举止、思想观念等方面，可以发现他有着同所处时代不相一致的独特美学观，不仅表现出深受中国传统老庄玄学和明代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与西方现代美学观点的完美契合，具有高度的美学研究价值，由此也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贾宝玉的这个人物形象，领略他在《红楼梦》中更为纯粹的内心世界。
一.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谈起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红学史上最早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进行研究。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描写人生悲剧的杰作。《红楼梦》的创作本旨是宣传人生的苦痛和解脱之道，王国维借用叔本华划分悲剧的标准，“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既没有“极恶之人”左右全局，也不是由于出现非常而变故，却“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但“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之事，在美学上更具典型意义，堪称“悲剧中之悲剧”。王国维从消极颓废的人生观出发来评论《红楼梦》，是第一个自觉地从悲剧角度探讨《红楼梦》的美学意义和悲剧价值，在国学与西学的碰撞中开辟了红学在美学领域的新方向。
当然，《红楼梦》的悲剧性并非一悲到底、彻彻底底的悲，那样只会让读者感到不真实；相反，在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态中展现悲才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在这部典型悲剧性著作中，作为核心人物的贾宝玉，看似无忧无虑的养尊处优的荣国府之娇子、“混世魔王”、“孽根祸胎”，充满嬉笑怒骂的生活趣味气息；但实则为情所困，为爱所难，为事所烦，为仕所扰，为父所迫……，再加上大观园中“万艳同悲、千红一哭”式的悲剧氛围，最终导致贾宝玉选择了悬崖撒手，弃而为僧，遁入空门的悲剧性结局。以上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贾宝玉的悲态性美学观。这不仅是由外在的生存环境给贾宝玉增添的悲态审美，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与生俱来的内在“童心”洁质所决定。
二.悲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悲态是由人生失意的沉痛生华为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感伤情怀。悲态基于对宇宙规律的信仰，源于对宇宙规律正常性的偏离。悲态在偏离中询问的，不是宇宙规律何以要设置偏离，而是“为什么是我碰上了偏离”。贾宝玉的生活正如薛宝钗形容的那样，“富贵闲人”。别人富贵未必有闲，有闲未必富贵，独有他两者都占全了。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位贵族公子荣华富贵的生活表层，对他的灵魂深处作内在的观察时，不难发现，他被大观园的高墙囚禁着，被无形的黄金锁链捆绑着，人人都在关心他，实则人人都在约束他。因此，慢慢地，贾宝玉就察觉到了这种“偏离”，开始自我追问，去渐悟何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与文学艺术相比，爱情的选择在体现个体的审美观点方面更为深刻，直入内心，来不得丝毫的虚假敷衍。在贾宝玉的丰富感情生活中，爱情无疑占去相当重要的位置。贾宝玉在封建大家族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的婚姻绝非一己之事，而是牵动所有家族成员，甚至背后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阴谋和机诈。论门第，薛宝钗是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商出身，母兄俱在，声势显赫；而林黛玉虽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但是父母先后去世，家道中落，寄居于外祖母家。论美貌，薛宝钗和林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一个妩媚、一个袅娜，各尽其美。论脾性，薛宝钗稳重平和，安分守常，而林黛玉爱使小性，说话尖利。再论身体，薛宝钗健康富态，林黛玉柔弱病态。但正是林黛玉的悲态美，与贾宝玉的悲态性审美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这也是两人相爱相亲的关键所在。到第三十四回宝玉赠帕，以及黛玉的帕上题诗，在多次交心的基础上，两人终于有了一件真正的爱情信物，可以说宝黛的爱情至此正式确立。对于贾宝玉来说，他似乎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急切地自信地等待幸福的到来。
然而，对于封建家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随着林黛玉生命的结束，贾宝玉美好的爱情理想一同归于幻灭，他的痛苦而执着的追求也走到了终点，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人生追求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追求的事物，总是闪耀着理想的尽善尽美的光芒。而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不是都能实现的。面对追求不可能实现，有知难而退之人，有明知不能实现而又偏要追求的人，后者则进入了美学的悲态。贾宝玉对爱情的追求正是如此。
三.童心：质本洁来还洁去
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换言之，就是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求、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这样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所以“童心”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时的心理状态。虽然“童心”二字是明代李贽首次提出，但实则与老庄“虚静”等思想一脉相承，乃与时俱进之产物尔。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中有“参禅悟道”，在第二十一回“续《庄子》”与第二十二回“参禅”的情节中，表现了他对佛道悲观厌世智慧较深层次的感悟，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开篇写明贾宝玉是神瑛侍者堕入尘世的化身，与生俱来具有纯洁的本质。“意淫”是警幻赋予贾宝玉的名号，实则可以看作贾宝玉的审美寄托，是以情抗礼和追求自由的文学审美传统于封建末期的综合表现。无论是认为贾宝玉“非世俗淫乱公子”纯情论，还是赞许贾宝玉平等对待女性的泛情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贾宝玉天真率直、纯乎自然的秉性。贾宝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突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处于封建压迫之下的女性看得无比圣洁。他对少女的喜爱或同情，都是建立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使其与那些浮浪子弟、好色之徒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一句话道出贾宝玉对女子的偏爱，是对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直接反叛，也正是贾宝玉摆脱世俗观点的内心最纯粹的“童心”写照。
贾宝玉的“童心”所造就的无功利性美学观更为深刻得体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态度上。身处封建大家族，人生之路几乎已成定局，但是贾宝玉偏偏要以自己的无功利“童心”来反抗这功利的污浊世道，保持自己的本性，维护内心的纯洁。他极为反对仕途道路，凡是以读书求取功名的人都被称作“禄蠹”；批判孔孟之道，把清代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斥为“混编纂”；嘲弄“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伦理道德，认为这些都是“须眉浊物”的沽名钓誉。在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贾宝玉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即便父亲在旁，依然随心所谈，忘却了父亲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的绝对权威，不被外界思想和时代观念约束自己的意趣，大胆表达出内在的“童心”本质。诸如此类，不再赘述。
对于《红楼梦》，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言：“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贾宝玉，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内涵和美学理念的复杂形象，很难准确地断定他究竟是何等人物，即使是作者曹雪芹也绝不会把贾宝玉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正因如此，才给了后人更多咀嚼玩味的余地，能够长久地描绘甚至丰富这个古代文学艺术画廊上最为成功的审美对象。曹雪芹创造贾宝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贾宝玉及其美学观却成为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印象符号，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使红学研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蔡元培.石头记索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陈绍初.红楼寻径[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