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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鬼的事儿永远吸引人，老北京的“鬼”多发生在一些老宅子里，宅子闹鬼，就被称为凶宅。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胡同里的大人们说闹“鬼”的事儿。什么是“鬼”？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鬼”真的那么可怕吗？这些问题很长时间在我的脑子里萦绕，直到有一天，我真碰到了“鬼”，我才恍然大悟。
我小的时候住的辟才胡同是条大胡同，这条大胡同像烤串的那根签子，串着许多小胡同，在十多条小胡同当中，有一条叫“贵门关”的小胡同。
“贵门关”在辟才胡同西口，“贵门”，这是多好听的地名呀！其实，它最早叫“鬼门关”。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城整顿地名时，才取其谐音，改叫“贵门关”。
我小时候住在辟才胡同西口的高华里，紧挨着“贵门关”，每天上学必须经过这条胡同。
这条胡同非常短，实际上是两条胡同中间的“拐把”。记得这条胡同只有五六个门，您说胡同有多短吧。
为什么这条胡同叫“鬼门关”呢？原来这和一个“闹鬼”的故事有关。传说，胡同路北有个院，住着一户以赶大车为生计的人家，家里养着三头骡子，有一挂大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拉货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三轮和马车，汽车很少。赶大车的老爷子每天拉完货，便赶着大车回家，喂牲口通常是在夜里，所谓“马不吃夜草不肥。”
有一天，赶车的老爷子半夜起来喂牲口，走到牲口棚，猛然听见有妇女哭的声音，他打了个激灵，循声望去，只见有个穿着一身白的女人朝他走来。“你要干吗？”他喊了一声，那个女人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哎，你是干吗的？”他又喊了一声，那个女的“哇”地一声哭了。
北京的“四大凶宅”到底在哪里呢，其实不过是一个传说
老爷子知道这不是人，是“狐仙”。他怕这“鬼”把牲口惊着，随手抄起赶车的鞭子，向白影抽过去，那个白衣女子突然惊叫了一声，不见踪影了。
第二天早晨，老爷子起床，来到马棚查看牲口，发现地上有一撮狐狸毛。他顿时明白这是昨天夜里用鞭子抽那“狐仙”留下的。
这个故事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姥姥和我妈讲的，说夜里人们拎着灯笼或大车上有风灯，经过“鬼门关”时，那灯立马就灭，这都是“鬼”在作祟。
离“鬼门关”不远，有个“官茅房”（即公共厕所），从我们家上这个“官茅房”，必须经过“鬼门关”。小的时候，一到天擦黑，我们这些小孩便不敢走“鬼门关”了，宁愿绕道过去。女孩子上“官茅房”走“鬼门关”，往往要凑两三个，结伴儿走。
有一次，我妹妹和两个同伴，晚上从“鬼门关”过，忽然听到小孩撕心裂肺地哭，以为碰上了“鬼”，吓得撒丫子就跑，后来才知道是房顶上“闹猫”呢。
为什么“鬼门关”会闹鬼呢？原来，这条胡同边上就是有名的二龙路街。二龙路在解放前叫二龙坑，这里在清朝是一条河道，后来河道拥塞，变成了臭沟，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沟里经常能见到死孩子和屈死、冤死的尸体，一到夜里，这里阴森恐怖，所以成了“野鬼”经常出没的地方。
其实，许多“鬼”是人们被某种假象产生的误会引起的。解放后，二龙坑的臭河沟子得到了彻底的治理，沟被填平，上面铺了柏油路，周围建起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二龙坑改名叫二龙路，“鬼门关”改名叫“贵门关”。西城区委区政府的办公楼也建在离“贵门关”不远的地方，这里闹“鬼”的事儿也就没了。
北京闹“鬼”的地方还有几处，想不到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这事儿非常感兴趣。
众所周知，周汝昌是中外著名的红学家，但您可能不知道他对老北京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而且對老北京民俗的研究乐此不疲。正因为如此，我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说起来，我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那当儿，我还不到40岁，而周先生已经70多岁了。
年龄的悬殊还在其次，主要是学问上的差异，周先生才高八斗，是赫赫有名的红学家。我呢？那会儿在《北京晚报》耍笔杆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记者。
但周先生每次见了我，都非常客气，客气得让我这个晚辈脸红。他敬称我是他崇拜的作家，而且每次见到老人家，他都居然用向我请教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诚惶诚恐。
其实，周先生在红学界素以耿介著称，由于他的学问深，他的学术观点是不容别人质疑的，所以，很多年轻学者见了他都怀有一种敬畏之心，不敢贸然相对。
也是奇了怪了，老人家见了我却永远是虔诚之态。
后来我才咂摸出来，老人家之所以对我那么敬重，是因为我当时整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人称“胡同记者”。当然，我接触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写出的报道也让人耳目一新。
而周先生晚年视力减退，很少出门，他又是那么热爱北京文化，所以，常常从我的文章里看到他想得到的信息，等于他想干的事，有些是我替他做了，因此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周先生是天津人，在北大念书时，就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
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聊起老北京的“四大凶宅”。这个传说，还是他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听说的呢。
有关老北京的“四大凶宅”有多种版本在民间流传，比较一致的是东城的那处，其他三处说法很多，周先生一直也没弄明白，所以，他让我搞清楚这三处凶宅的具体位置。
为了弄清这“四大凶宅”，那几年我没少跑腿动嘴，不知询问了多少老北京人，说法确实不一样。
在我采访的人中有老北京前门地区派出所的所长、有老东城的巡警、有老北京报馆的记者等等，他们都回忆不起这“四大凶宅”具体在哪儿了。
当然民间的说法很多，甚至还有关于“四大凶宅”的书。但这些也多属坊间传闻，道听途说，没有准确的实据。
在没有考证到可靠证据时，我不敢轻率下结论，更不敢贸然对周先生说，因为周先生治学严谨，讲究材料来源的真实性。
因此我一直没有完成周先生交派给我的“任务”，自然，周先生直到去世也没弄清楚“四大凶宅”的出处，那三处“凶宅”到底在哪儿。
后来，我从一个80多岁的老巡警那里悟出事情的真相：所谓“四大凶宅”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特指。老北京人迷信，而且那会儿城里人也少，老院子里“四大仙”经常出没，所以经常有闹“鬼”的事，凶宅也都出于这种传说。我倒是觉得他的话比较靠谱。
可毕竟事出有因，“四大凶宅”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但“凶宅”到底在哪儿？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
周先生除了《红楼梦》，还喜欢琢磨老北京的奇闻逸事，特别是“凶宅”这类老事儿，也许是一种怀旧之情，亦是心存好奇使然。
老先生每次见到我，不停地问这问那，脸上时不时流露出返老还童般的天真。他对“四大凶宅”闹“鬼”之事的关心，常常让我想到探究奇闻逸事是人的本能这个话题。
（编辑·宋冰华）
[email protected]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胡同里的大人们说闹“鬼”的事儿。什么是“鬼”？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鬼”真的那么可怕吗？这些问题很长时间在我的脑子里萦绕，直到有一天，我真碰到了“鬼”，我才恍然大悟。
我小的时候住的辟才胡同是条大胡同，这条大胡同像烤串的那根签子，串着许多小胡同，在十多条小胡同当中，有一条叫“贵门关”的小胡同。
“贵门关”在辟才胡同西口，“贵门”，这是多好听的地名呀！其实，它最早叫“鬼门关”。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城整顿地名时，才取其谐音，改叫“贵门关”。
我小时候住在辟才胡同西口的高华里，紧挨着“贵门关”，每天上学必须经过这条胡同。
这条胡同非常短，实际上是两条胡同中间的“拐把”。记得这条胡同只有五六个门，您说胡同有多短吧。
为什么这条胡同叫“鬼门关”呢？原来这和一个“闹鬼”的故事有关。传说，胡同路北有个院，住着一户以赶大车为生计的人家，家里养着三头骡子，有一挂大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拉货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三轮和马车，汽车很少。赶大车的老爷子每天拉完货，便赶着大车回家，喂牲口通常是在夜里，所谓“马不吃夜草不肥。”
有一天，赶车的老爷子半夜起来喂牲口，走到牲口棚，猛然听见有妇女哭的声音，他打了个激灵，循声望去，只见有个穿着一身白的女人朝他走来。“你要干吗？”他喊了一声，那个女人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哎，你是干吗的？”他又喊了一声，那个女的“哇”地一声哭了。
老爷子知道这不是人，是“狐仙”。他怕这“鬼”把牲口惊着，随手抄起赶车的鞭子，向白影抽过去，那个白衣女子突然惊叫了一声，不见踪影了。
第二天早晨，老爷子起床，来到马棚查看牲口，发现地上有一撮狐狸毛。他顿时明白这是昨天夜里用鞭子抽那“狐仙”留下的。
这个故事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姥姥和我妈讲的，说夜里人们拎着灯笼或大车上有风灯，经过“鬼门关”时，那灯立马就灭，这都是“鬼”在作祟。
离“鬼门关”不远，有个“官茅房”（即公共厕所），从我们家上这个“官茅房”，必须经过“鬼门关”。小的时候，一到天擦黑，我们这些小孩便不敢走“鬼门关”了，宁愿绕道过去。女孩子上“官茅房”走“鬼门关”，往往要凑两三个，结伴儿走。
有一次，我妹妹和两个同伴，晚上从“鬼门关”过，忽然听到小孩撕心裂肺地哭，以为碰上了“鬼”，吓得撒丫子就跑，后来才知道是房顶上“闹猫”呢。
为什么“鬼门关”会闹鬼呢？原来，这条胡同边上就是有名的二龙路街。二龙路在解放前叫二龙坑，这里在清朝是一条河道，后来河道拥塞，变成了臭沟，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沟里经常能见到死孩子和屈死、冤死的尸体，一到夜里，这里阴森恐怖，所以成了“野鬼”经常出没的地方。
其实，许多“鬼”是人们被某种假象产生的误会引起的。解放后，二龙坑的臭河沟子得到了彻底的治理，沟被填平，上面铺了柏油路，周围建起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二龙坑改名叫二龙路，“鬼门关”改名叫“贵门关”。西城区委区政府的办公楼也建在离“贵门关”不远的地方，这里闹“鬼”的事儿也就没了。
北京闹“鬼”的地方还有几处，想不到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这事儿非常感兴趣。
众所周知，周汝昌是中外著名的红学家，但您可能不知道他对老北京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而且對老北京民俗的研究乐此不疲。正因为如此，我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说起来，我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那当儿，我还不到40岁，而周先生已经70多岁了。
年龄的悬殊还在其次，主要是学问上的差异，周先生才高八斗，是赫赫有名的红学家。我呢？那会儿在《北京晚报》耍笔杆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记者。
但周先生每次见了我，都非常客气，客气得让我这个晚辈脸红。他敬称我是他崇拜的作家，而且每次见到老人家，他都居然用向我请教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诚惶诚恐。
其实，周先生在红学界素以耿介著称，由于他的学问深，他的学术观点是不容别人质疑的，所以，很多年轻学者见了他都怀有一种敬畏之心，不敢贸然相对。
也是奇了怪了，老人家见了我却永远是虔诚之态。
后来我才咂摸出来，老人家之所以对我那么敬重，是因为我当时整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人称“胡同记者”。当然，我接触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写出的报道也让人耳目一新。
而周先生晚年视力减退，很少出门，他又是那么热爱北京文化，所以，常常从我的文章里看到他想得到的信息，等于他想干的事，有些是我替他做了，因此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周先生是天津人，在北大念书时，就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
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聊起老北京的“四大凶宅”。这个传说，还是他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听说的呢。
有关老北京的“四大凶宅”有多种版本在民间流传，比较一致的是东城的那处，其他三处说法很多，周先生一直也没弄明白，所以，他让我搞清楚这三处凶宅的具体位置。
为了弄清这“四大凶宅”，那几年我没少跑腿动嘴，不知询问了多少老北京人，说法确实不一样。
在我采访的人中有老北京前门地区派出所的所长、有老东城的巡警、有老北京报馆的记者等等，他们都回忆不起这“四大凶宅”具体在哪儿了。
当然民间的说法很多，甚至还有关于“四大凶宅”的书。但这些也多属坊间传闻，道听途说，没有准确的实据。
在没有考证到可靠证据时，我不敢轻率下结论，更不敢贸然对周先生说，因为周先生治学严谨，讲究材料来源的真实性。
因此我一直没有完成周先生交派给我的“任务”，自然，周先生直到去世也没弄清楚“四大凶宅”的出处，那三处“凶宅”到底在哪儿。
后来，我从一个80多岁的老巡警那里悟出事情的真相：所谓“四大凶宅”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特指。老北京人迷信，而且那会儿城里人也少，老院子里“四大仙”经常出没，所以经常有闹“鬼”的事，凶宅也都出于这种传说。我倒是觉得他的话比较靠谱。
可毕竟事出有因，“四大凶宅”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但“凶宅”到底在哪儿？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
周先生除了《红楼梦》，还喜欢琢磨老北京的奇闻逸事，特别是“凶宅”这类老事儿，也许是一种怀旧之情，亦是心存好奇使然。
老先生每次见到我，不停地问这问那，脸上时不时流露出返老还童般的天真。他对“四大凶宅”闹“鬼”之事的关心，常常让我想到探究奇闻逸事是人的本能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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