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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富顺商人的群体特征、其产生和发展历史等方面是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从富顺商帮形成的商贸历史、产业背景、地方风俗和精神内核等方面进行论述，对我国西部地方商人群体及商贸批发市场的研究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俗文化 富顺商帮 成都
成都荷花池服装批发市场是与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缩影，它基本经历了从自发市场、规范市场到现代市场的发展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到处活跃着富顺商人的身影。据自贡市总商会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在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做生意的富顺商人有10万人之多，而且绝大部分是从事纺织服装批发和生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虹教授在与笔者交流时指出一个现象，在成都荷花池服装市场中，为什么来自内陆丘陵地带农业大县富顺、隆昌尤其是富顺人的生意影响最大？她认为，可以说是成都荷花池市场为现今直线距离200公里外的富顺商人提供了活动舞台，也造就了“富顺商人”这块服装业品牌。同样可以说，也是“富顺商人”推动了荷花池服装市场的快速发展。因此，从商帮研究角度来分析，我们认为“富顺商帮”现象是我国西南地区农耕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碰撞、自由市场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市场经济相互影响的突出典型。
荷花池服装批发市场“富顺商帮”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富顺商人群体已基本具备“商帮”的一些特征。北京工商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认为，“商帮”兴起应同时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形成商帮的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经济；第二，这些地区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这些巨商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自发组成以地缘为纽带的松散联合；第五，这些联合组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当然，客观上讲，“川商”以其发展规模、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尚且不能与明清十大商帮齐头并进，更何况“富顺商帮”以其业态特殊性、发展历史及规模等因素，要称为“商帮”比较勉强。但我们发现，从梁小民提出的五个条件去分析，富顺商人的群体特征、其产生和发展历史等方面是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对我国西部地方商人群体及商贸批发市场的研究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将重点从富顺商帮形成的商贸历史、产业背景、地方风俗和精神内核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盐商文化的商贸传承。
据《富顺县地方概况》（富顺县人民政府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记载，历史上的富顺为古江阳县治域，盐卤、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井盐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公元1世纪就开始盐业生产，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6-88年），富顺、邓关开凿一批盐井。传说公元280年，梅泽开凿川南第一口高产盐井——“富义（世）井”，该遗址至今保留完好，其50米范围内还发现两口熬盐的盐锅。富顺“因盐设县”，北周武帝时设富世县。唐代贞观时避唐太宗讳改为富义县。宋代升为富义监，后避宋太宗讳改名富顺监。元代升为富顺州。明代降为富顺县。清朝属承宣布政使司下川南道的叙州府。明国时期下川南道改称永宁道，道治在泸州。明朝属四川行中书省的叙州府。自贡市是在1939年抗战中“因盐设市”而建立的工业城市，由富顺县“自流井”和荣县“贡井”这两口历史上有名的盐井命名。中心城区自流井区、大安区等地域在1939年以前隶属于富顺县。蒋介石时期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住泸州）。1950年起属泸县专区（后改为隆昌专区、泸州专区）。1959年富顺县属宜宾专区，邓关镇区域也划归自贡市，便成为纯粹的农业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富顺并入自贡市管理。
作为“千年古县”，富顺地区盐业经济繁荣，是四川历史上有名的商贸中心。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研究过自流井盐场，他认为，井盐“最重要的产地为自流井”，这一带是“四川人口最稠密、最繁荣的地区”。美国人弗吉尔·哈特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在《自流井考察记》中“看到这里显示出其他城镇看不到的富裕和商业网繁荣景象”。清中期以后，井盐产量一直稳定在年产100万吨以上。19世纪70年代，自流井盐场有盐井1707眼，烧锅5590口，产量达到20万规以上（4、5亿斤）。丰厚的盐税收入令帝国主义、官僚政府和地方军阀垂涎三尺。盐场产品主要满足西南地区，也远销省外，甚至在明清时期和抗战时期两次“川盐济楚”。
盐业的高额回报吸引成百上千的山西钱商、陕西和江西商人汇聚于此，他们带来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运作经验，使这里形成巨大的特殊产业，最多时盐工达21万人。盐业生产极大地刺激周边地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与盐业生产相关的粮油布匹、竹木车牛等商品交易繁荣，城乡商贸经济紧密互补。在富顺盐业经济发展繁盛时期用“全民经商”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古代盐业历史遗址，如西秦会馆、王爷庙、张爷庙、燊海井遗址、盐场的古井火灶遗址等遍及自贡、富顺城里城外。古盐商巨宅故居遗址，如明代的“李四友堂”、清代的陕西商人的“王三畏堂”、沿滩的“王家大院”、贡井的“张家花园”、富顺的“梅泽花园”遗址、仙市的“杨家大院”等。抗战期间新起的巨富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余述怀等，田产丰盈。自贡、富顺至今较好地保留了以盐业为舞台进行商贸流通的会节，习俗文化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六月初六的自贡王爷会、牛王会、土地会、放水节、自贡年节灯会等等，闻名遐迩。每逢会节来临，商贸流通繁盛，文化活动精彩，盐文化与灯文化交相辉映。地方政府采取“重农不抑商”政策，民间经商蔚然成风，村民成群结队甚至举家外出经商屡见不鲜，商人衣锦还乡全村羡慕，商人在富顺历史上的社会地位十分了得。
二、丝绸之乡的裁缝手艺。
据富顺县政府十二五规划，服装产业与有机化工产业、农产品加工并成为三大支柱产业。据了解，在川渝地区将服装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县市仅此富顺县一处。2010年9月，自贡市政府和富顺县政府在紧邻成自泸高速的代寺镇规划用地10平方公里，投入巨资15亿元人民币建设“中国富顺纺织服装产业园”，立志打造“中国缝纫之乡”。园区能容纳纺织服装企业超过1000户，一期工程建成，现已有200余家、近900户商家签定入住协议。香港、成渝、江浙等等大型服装品牌商也先后考察、洽谈合作事宜。到园区最终建成时，将成为我国西部的纺织服装生产加工基地，也会成为国家纺织服装产业基地。这是富顺县继“才子之乡”、“豆花之乡”之后要亮出的又一个响亮名片。 一个典型的内陆县份为什么敢于有此惊人之举？我们认为，这必然源于在富顺服装商人近30年来在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而富顺服装商人在成都选择服装批发业态与盐业历史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温饱问题是国家、社会和民众家庭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衣食住行”、“衣食父母”、“丰衣足食”、“衣食无忧”等俗谚成语又将“衣”的问题放在首位，名列“食”之前。可见服饰文化在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之后必然摆上各阶层的台面上来。服装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温度表，服饰文化是人们精神文化发展的晴雨表。在古代富顺盐业经济十分发达、盐文化也颇具特色的背景下，富裕的盐商阶层和达官贵族在有钱有闲的时候必然是注重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娱乐文化等。与此相关的服装产业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
据《富顺县蚕桑丝绸志》（县志丛书之二十一，富顺县丝绸公司编）记载，“富顺地处四川盆地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无霜期355天，适宜桑、蚕生长。年平均雨日148天，常年降雨量1000毫米左右，水源基本能满足桑、蚕需要，具有四季养蚕的有利条件”。富顺栽桑养蚕历史悠久，在清明就初具规模，深受官府重视，其丝绸产品在本地富裕的盐商中需求就比较大。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县民竞植，多者万余株”。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省劝业道在各县设蚕桑传习所，传授蚕桑技术，推广新法养蚕。“富顺全县植桑1215亩，桑树922400株，县南赵化镇是蚕丝主要产区”。后来，外地回乡人士相继在赵化镇、代寺镇、西湖田坝等地办起蚕桑学校，推动了丝业发展。赵化镇丝市的土丝年交易额达50余万辆（其中包括阾县的江安、南溪、泸州等约10万两）。到民国25年（1936年），富顺年产鲜茧约4500多担，上市生丝728500两，合45531市斤，创造建国前富顺蚕业的极盛时期。闻名川、滇的赵化镇土丝经销商“茂恒商号”和“永昌祥商号”的产品顺沱江、下长江水路在宜宾贴上“赵条丝”商标，随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远销东南亚，并从长江水路经上海远销欧洲。解放前后，富顺蚕业和丝织业虽然几起几落，仍然保持一定量的生产，从未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以年递增30%的速度增产，到1983年，有桑树7860万株，当年发种13.9万张，年产茧5.9万担，位居全省第六位，为四川省蚕茧生产基地县。1978年富顺国营丝厂成立，1986年成为四川省生丝出口定点厂。1983年扩建富顺丝厂赵化织绸分厂，年产丝绸40万平方米以上，品种齐，质量好，市场占有率很高，成为紧俏品牌。但因国际市场动荡、生产发展不平衡等因素，蚕茧、丝绸行业逐渐衰落。
尽管如此，富顺地区形成的传统经商氛围使纺织服装生产及销售形成小气候。“富顺出裁缝”的俗语流传久远，据说尤其以代寺镇、琵琶镇、赵化镇、怀德镇等地村镇裁缝的技术最好。因为实行土地承包、土地下放等相关政策，广大农村地区的富余人口要进行转移，在城里谋生要有手艺，相对于“泥、木、石三帮”来说，裁缝手艺更轻巧。于是场镇上店铺里有固定场所的裁缝和走村窜巷的裁缝非常多，农村家庭每逢生日或过节时兴请裁缝到家里现场制作衣服。改革开放之初，村镇涌现出大量经销布匹的流动商人，逢场过节搬运布匹到各乡镇做买卖，生意兴隆。胆大的人远走雷波、攀枝花、成都、云南昆明、昭通等地从事服装、布匹生意。最终，大批白手起家的服装商人集聚成都北站市场和荷花池市场，占据了赢取第一桶金的有利地位。少数人在麻石桥做军干服装生意。据老商人回忆，最早一批服装商人有聂永生、张其金、胡义鑫（人称“胡二娃”）、钟有志（人称“莫耳朵”）等人在五块石卖布打衣服，后来的服装商许多是投靠的亲戚或收留的徒弟。车工大都自带缝纫机应聘，起初制作市场流行的女装、牛仔裤、健美裤（俗称“踩踩裤”）等，多为仿广货款式。生意做大的抓住批发商机，聂国彬、聂明友、张锦书等人在火车站附近的青年旅馆最早开始收货，然后打包发到雷波、攀枝花等地。一些零售商贩也到青年旅馆拣货销售，产生最早的服装批发交易。这些外来流动商贩租住的洞子口、五块石等区域。看到服装生产利润更高，便开始在北郊附近租地或买地建厂，一时间在稍远的大丰、安靖、犀浦等地出现大批小规模的服装厂房，“自产销”盛行，辅料市场、用工市场也应运而生，再加上从成都青年路地摊和春熙路等撤过来服装批发商贩，荷花池市场服装产业链逐渐形成。随着市场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原来的厂家多数经历过厂房搬迁，离城区越搬越远。进入21世纪初，因为服装行业竞争激烈、本地产品质量和规模不占优势等因素，不少厂家停产或改行。历经创业艰难的开拓者们与因为血缘、乡缘关系联系而来的后继者们结成的众多小型的家族群体，逐步发展成为荷花池服装生产和销售市场里最为活跃、最有胆量、最具影响力的“富顺商帮”群体。
三、耿直豁达的袍哥码头文化。
富顺地处泸州、宜宾、自贡、隆昌四市交通枢纽中心地带，与四市距离相差不远，以长江水路和陆路交通为纽带，历史上经贸往来频繁。在富顺地区盐业经济发达时期，在沱江河及其流经盐场的重要支流釜溪河上，千帆竞发，往来如织，集市码头星罗棋布。清朝后期，全县有水陆集镇74个，集镇市场交易的货物除了日用生活品以外，恐怕就是大量的盐业产品和盐业生产资料商品了。产生于清道光年间，盛行于民国时期的四川袍哥即“哥老会”是活跃于川渝地区的民间秘密帮会，已经不是原来烧杀抢掠的蝈噜子团伙，它有严密的组织，利用四川盆地封闭的环境和农民起义势头发展壮大，吸纳了大量没有土地的成年农民，对抗清政府统治。咸丰年间爆发的历史6年最大规模的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成员大都是哥老会成员，活动区域大都在川南地区广袤的崇山峻岭之中，其队伍被清政府绞杀的古战场就在赵化镇普安寨外的沱江边，至今遗存“保障东南”巨型摩崖石刻记录这起袍哥起事的史实。据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天下四川人》介绍，清末四川袍哥码头以封建社会“五伦八德”为信条，会众要对舵把子（大爷）绝对忠诚和服从。各袍哥码头拉帮结派，豪侠仗义，江湖气息浓重。但是在自贡和富顺以盐商和盐工为主体的袍哥群体，成员不是社会游民，目标是盐业资源的维护争斗、保护盐场产业工人的基本利益，出现私人武装与地方政府盐警队负责盐船和盐队的贩运和钱财押运，所以自贡、富顺的袍哥组织多数不存在严重的社会破坏，明显区别于其他袍哥帮会，更具有行业帮会的特点。 尽管如此，袍哥文化的江湖义气一样深入人心，久之在自贡、富顺形成豪爽耿直的民风，直接影响本地商人的义利观，讲究“生意不成仁义在”，“多个朋友多条路”。著名民俗学者、成都体育学院中医学博士蓝肇熙对富顺地区民风民俗颇有研究，他与笔者交谈中谈及与此相关的民俗。比如，以牛肉为主要食材的盐帮菜文化讲究生辣鲜香，做到极致，享誉四方，几乎能与上河帮川菜和下河帮川菜分庭抗礼，自成体系；比邻宜宾、泸州酒城三角地点，酒桌上的应酬比较讲究，酒文化特别丰富，热情真诚；早上吃豆花饭、羊肉汤，汤汤水水下干饭的饮食习俗至今不改；因“湖广填四川”等几次大移民运动形成独特的“方言岛”现象，自贡、富顺隆重的卷舌音和保存大量古音韵的语言特征明显区别于省内县市，“不存在”、“无所谓”、“莫来头”等熟语彰显宽广豪侠的古风古韵。这些都是作为商人在生意场上必须练就的人际交往功夫，也成为来自偏远地区的“富顺商帮”诚信经商风格在省城荷花池服装市场能成大气候的人缘和人脉保障。
四、深厚文化底蕴的精神内核。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富顺盐区经济繁荣之后，精神文化必然随之大步发展。与四川其它地区不同，井盐业获得的大量财富催生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精神文化传承。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理工学院历史学科学术委员曾凡英教授在论文《关于盐都自贡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思考——兼论西部中小专业城市发展的道路》分析，盐业生产风险巨大，在勘探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代，每新开一口井都存在投资风险，稍不注意就有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危险，长期的盐业经营练就本地商人的冒险精神。为降低风险，古盐商还自发创新资本运作改革，独创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贡特色的井盐契约股份制经营模式，创造了别具特色的井盐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为增产增收，生产人员主动学习外省和国外的先进技术，盐商子弟或留学艺，或引进外籍专家和先进设备，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这在当时内陆县份实属开风气之先，创造了我国井盐技术史上诸多第一。
富顺古代历经多次人口大迁移，人口结构十分复杂。据《富顺县地方概况》记载，明末清初，富顺县域几经战乱，人口剧减。清顺治二年（1645年），在成都建立“大西王”政权的张献忠部队在富顺驻军9个月。第二年，因为是“贼区”，富顺被官军、土匪烧杀殆尽，全县除开外逃者仅存数十家。从顺治十七年开始到康熙十年、乾隆末年几次“湖广填四川”而来的外来人口占据富顺80%人口，各地人员带来各不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近400年来和睦相处，共谋发展，形成开放包容的地方文化，劳动人民也形成和谐热情、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陈世松认为，与“尚文”的成都人、“尚武”的重庆人相比，川南自、宜、泸、内四市人“尚仁”，质朴、古淳、笃实、尚礼，古风犹存，这也是生意人必备的优良品质。地处四市中心的富顺商人自然因此受到熏染，诚信好礼，古道热肠，亲和力强。
自贡著名学者、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宋良曦对自贡富顺盐文化研究颇深，著述丰富。他在论文和著作中均论及盐业文化、彩灯文化、资阳河派川剧艺术、自贡扎染、龚扇、剪纸与灯影牛肉、火边子牛肉、富顺豆花等等的深刻影响。自贡、富顺、荣县地区诞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刘光第、雷铁崖、吴玉章、李宗吾、谢持、陈戈、郑必坚、童玲、高敏等响当当的人物，树立起一批建功立业的高大形象，培育了一个地区的自豪感，成为本地人民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为现在仍然活跃在荷花池市场的富顺商人提供了精神养分。
参考文献：
[1]富顺县人民政府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顺县地方概况》.
[2]富顺县丝绸公司.《富顺县蚕桑丝绸志》（县志丛书之二十一）.
[3]郭虹.城市里的坐賈行商[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4]王琦 陈昱霖.中国商帮文化[M].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
[5]曾凡英.关于盐都自贡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思考——兼论西部中小专业城市发展的道路.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M].2005.
[6]宋良曦.中国盐业与地方会节.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M].2005.
[7]陈世松.天下四川人[M].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8]谌黔萍.商务文化概论[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关键词：民俗文化 富顺商帮 成都
成都荷花池服装批发市场是与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缩影，它基本经历了从自发市场、规范市场到现代市场的发展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到处活跃着富顺商人的身影。据自贡市总商会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在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做生意的富顺商人有10万人之多，而且绝大部分是从事纺织服装批发和生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虹教授在与笔者交流时指出一个现象，在成都荷花池服装市场中，为什么来自内陆丘陵地带农业大县富顺、隆昌尤其是富顺人的生意影响最大？她认为，可以说是成都荷花池市场为现今直线距离200公里外的富顺商人提供了活动舞台，也造就了“富顺商人”这块服装业品牌。同样可以说，也是“富顺商人”推动了荷花池服装市场的快速发展。因此，从商帮研究角度来分析，我们认为“富顺商帮”现象是我国西南地区农耕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碰撞、自由市场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市场经济相互影响的突出典型。
荷花池服装批发市场“富顺商帮”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富顺商人群体已基本具备“商帮”的一些特征。北京工商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认为，“商帮”兴起应同时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形成商帮的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经济；第二，这些地区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这些巨商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自发组成以地缘为纽带的松散联合；第五，这些联合组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当然，客观上讲，“川商”以其发展规模、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尚且不能与明清十大商帮齐头并进，更何况“富顺商帮”以其业态特殊性、发展历史及规模等因素，要称为“商帮”比较勉强。但我们发现，从梁小民提出的五个条件去分析，富顺商人的群体特征、其产生和发展历史等方面是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对我国西部地方商人群体及商贸批发市场的研究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将重点从富顺商帮形成的商贸历史、产业背景、地方风俗和精神内核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盐商文化的商贸传承。
据《富顺县地方概况》（富顺县人民政府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记载，历史上的富顺为古江阳县治域，盐卤、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井盐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公元1世纪就开始盐业生产，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6-88年），富顺、邓关开凿一批盐井。传说公元280年，梅泽开凿川南第一口高产盐井——“富义（世）井”，该遗址至今保留完好，其50米范围内还发现两口熬盐的盐锅。富顺“因盐设县”，北周武帝时设富世县。唐代贞观时避唐太宗讳改为富义县。宋代升为富义监，后避宋太宗讳改名富顺监。元代升为富顺州。明代降为富顺县。清朝属承宣布政使司下川南道的叙州府。明国时期下川南道改称永宁道，道治在泸州。明朝属四川行中书省的叙州府。自贡市是在1939年抗战中“因盐设市”而建立的工业城市，由富顺县“自流井”和荣县“贡井”这两口历史上有名的盐井命名。中心城区自流井区、大安区等地域在1939年以前隶属于富顺县。蒋介石时期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住泸州）。1950年起属泸县专区（后改为隆昌专区、泸州专区）。1959年富顺县属宜宾专区，邓关镇区域也划归自贡市，便成为纯粹的农业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富顺并入自贡市管理。
作为“千年古县”，富顺地区盐业经济繁荣，是四川历史上有名的商贸中心。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研究过自流井盐场，他认为，井盐“最重要的产地为自流井”，这一带是“四川人口最稠密、最繁荣的地区”。美国人弗吉尔·哈特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在《自流井考察记》中“看到这里显示出其他城镇看不到的富裕和商业网繁荣景象”。清中期以后，井盐产量一直稳定在年产100万吨以上。19世纪70年代，自流井盐场有盐井1707眼，烧锅5590口，产量达到20万规以上（4、5亿斤）。丰厚的盐税收入令帝国主义、官僚政府和地方军阀垂涎三尺。盐场产品主要满足西南地区，也远销省外，甚至在明清时期和抗战时期两次“川盐济楚”。
盐业的高额回报吸引成百上千的山西钱商、陕西和江西商人汇聚于此，他们带来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运作经验，使这里形成巨大的特殊产业，最多时盐工达21万人。盐业生产极大地刺激周边地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与盐业生产相关的粮油布匹、竹木车牛等商品交易繁荣，城乡商贸经济紧密互补。在富顺盐业经济发展繁盛时期用“全民经商”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古代盐业历史遗址，如西秦会馆、王爷庙、张爷庙、燊海井遗址、盐场的古井火灶遗址等遍及自贡、富顺城里城外。古盐商巨宅故居遗址，如明代的“李四友堂”、清代的陕西商人的“王三畏堂”、沿滩的“王家大院”、贡井的“张家花园”、富顺的“梅泽花园”遗址、仙市的“杨家大院”等。抗战期间新起的巨富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余述怀等，田产丰盈。自贡、富顺至今较好地保留了以盐业为舞台进行商贸流通的会节，习俗文化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六月初六的自贡王爷会、牛王会、土地会、放水节、自贡年节灯会等等，闻名遐迩。每逢会节来临，商贸流通繁盛，文化活动精彩，盐文化与灯文化交相辉映。地方政府采取“重农不抑商”政策，民间经商蔚然成风，村民成群结队甚至举家外出经商屡见不鲜，商人衣锦还乡全村羡慕，商人在富顺历史上的社会地位十分了得。
二、丝绸之乡的裁缝手艺。
据富顺县政府十二五规划，服装产业与有机化工产业、农产品加工并成为三大支柱产业。据了解，在川渝地区将服装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县市仅此富顺县一处。2010年9月，自贡市政府和富顺县政府在紧邻成自泸高速的代寺镇规划用地10平方公里，投入巨资15亿元人民币建设“中国富顺纺织服装产业园”，立志打造“中国缝纫之乡”。园区能容纳纺织服装企业超过1000户，一期工程建成，现已有200余家、近900户商家签定入住协议。香港、成渝、江浙等等大型服装品牌商也先后考察、洽谈合作事宜。到园区最终建成时，将成为我国西部的纺织服装生产加工基地，也会成为国家纺织服装产业基地。这是富顺县继“才子之乡”、“豆花之乡”之后要亮出的又一个响亮名片。 一个典型的内陆县份为什么敢于有此惊人之举？我们认为，这必然源于在富顺服装商人近30年来在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而富顺服装商人在成都选择服装批发业态与盐业历史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温饱问题是国家、社会和民众家庭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衣食住行”、“衣食父母”、“丰衣足食”、“衣食无忧”等俗谚成语又将“衣”的问题放在首位，名列“食”之前。可见服饰文化在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之后必然摆上各阶层的台面上来。服装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温度表，服饰文化是人们精神文化发展的晴雨表。在古代富顺盐业经济十分发达、盐文化也颇具特色的背景下，富裕的盐商阶层和达官贵族在有钱有闲的时候必然是注重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娱乐文化等。与此相关的服装产业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
据《富顺县蚕桑丝绸志》（县志丛书之二十一，富顺县丝绸公司编）记载，“富顺地处四川盆地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无霜期355天，适宜桑、蚕生长。年平均雨日148天，常年降雨量1000毫米左右，水源基本能满足桑、蚕需要，具有四季养蚕的有利条件”。富顺栽桑养蚕历史悠久，在清明就初具规模，深受官府重视，其丝绸产品在本地富裕的盐商中需求就比较大。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县民竞植，多者万余株”。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省劝业道在各县设蚕桑传习所，传授蚕桑技术，推广新法养蚕。“富顺全县植桑1215亩，桑树922400株，县南赵化镇是蚕丝主要产区”。后来，外地回乡人士相继在赵化镇、代寺镇、西湖田坝等地办起蚕桑学校，推动了丝业发展。赵化镇丝市的土丝年交易额达50余万辆（其中包括阾县的江安、南溪、泸州等约10万两）。到民国25年（1936年），富顺年产鲜茧约4500多担，上市生丝728500两，合45531市斤，创造建国前富顺蚕业的极盛时期。闻名川、滇的赵化镇土丝经销商“茂恒商号”和“永昌祥商号”的产品顺沱江、下长江水路在宜宾贴上“赵条丝”商标，随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远销东南亚，并从长江水路经上海远销欧洲。解放前后，富顺蚕业和丝织业虽然几起几落，仍然保持一定量的生产，从未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以年递增30%的速度增产，到1983年，有桑树7860万株，当年发种13.9万张，年产茧5.9万担，位居全省第六位，为四川省蚕茧生产基地县。1978年富顺国营丝厂成立，1986年成为四川省生丝出口定点厂。1983年扩建富顺丝厂赵化织绸分厂，年产丝绸40万平方米以上，品种齐，质量好，市场占有率很高，成为紧俏品牌。但因国际市场动荡、生产发展不平衡等因素，蚕茧、丝绸行业逐渐衰落。
尽管如此，富顺地区形成的传统经商氛围使纺织服装生产及销售形成小气候。“富顺出裁缝”的俗语流传久远，据说尤其以代寺镇、琵琶镇、赵化镇、怀德镇等地村镇裁缝的技术最好。因为实行土地承包、土地下放等相关政策，广大农村地区的富余人口要进行转移，在城里谋生要有手艺，相对于“泥、木、石三帮”来说，裁缝手艺更轻巧。于是场镇上店铺里有固定场所的裁缝和走村窜巷的裁缝非常多，农村家庭每逢生日或过节时兴请裁缝到家里现场制作衣服。改革开放之初，村镇涌现出大量经销布匹的流动商人，逢场过节搬运布匹到各乡镇做买卖，生意兴隆。胆大的人远走雷波、攀枝花、成都、云南昆明、昭通等地从事服装、布匹生意。最终，大批白手起家的服装商人集聚成都北站市场和荷花池市场，占据了赢取第一桶金的有利地位。少数人在麻石桥做军干服装生意。据老商人回忆，最早一批服装商人有聂永生、张其金、胡义鑫（人称“胡二娃”）、钟有志（人称“莫耳朵”）等人在五块石卖布打衣服，后来的服装商许多是投靠的亲戚或收留的徒弟。车工大都自带缝纫机应聘，起初制作市场流行的女装、牛仔裤、健美裤（俗称“踩踩裤”）等，多为仿广货款式。生意做大的抓住批发商机，聂国彬、聂明友、张锦书等人在火车站附近的青年旅馆最早开始收货，然后打包发到雷波、攀枝花等地。一些零售商贩也到青年旅馆拣货销售，产生最早的服装批发交易。这些外来流动商贩租住的洞子口、五块石等区域。看到服装生产利润更高，便开始在北郊附近租地或买地建厂，一时间在稍远的大丰、安靖、犀浦等地出现大批小规模的服装厂房，“自产销”盛行，辅料市场、用工市场也应运而生，再加上从成都青年路地摊和春熙路等撤过来服装批发商贩，荷花池市场服装产业链逐渐形成。随着市场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原来的厂家多数经历过厂房搬迁，离城区越搬越远。进入21世纪初，因为服装行业竞争激烈、本地产品质量和规模不占优势等因素，不少厂家停产或改行。历经创业艰难的开拓者们与因为血缘、乡缘关系联系而来的后继者们结成的众多小型的家族群体，逐步发展成为荷花池服装生产和销售市场里最为活跃、最有胆量、最具影响力的“富顺商帮”群体。
三、耿直豁达的袍哥码头文化。
富顺地处泸州、宜宾、自贡、隆昌四市交通枢纽中心地带，与四市距离相差不远，以长江水路和陆路交通为纽带，历史上经贸往来频繁。在富顺地区盐业经济发达时期，在沱江河及其流经盐场的重要支流釜溪河上，千帆竞发，往来如织，集市码头星罗棋布。清朝后期，全县有水陆集镇74个，集镇市场交易的货物除了日用生活品以外，恐怕就是大量的盐业产品和盐业生产资料商品了。产生于清道光年间，盛行于民国时期的四川袍哥即“哥老会”是活跃于川渝地区的民间秘密帮会，已经不是原来烧杀抢掠的蝈噜子团伙，它有严密的组织，利用四川盆地封闭的环境和农民起义势头发展壮大，吸纳了大量没有土地的成年农民，对抗清政府统治。咸丰年间爆发的历史6年最大规模的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成员大都是哥老会成员，活动区域大都在川南地区广袤的崇山峻岭之中，其队伍被清政府绞杀的古战场就在赵化镇普安寨外的沱江边，至今遗存“保障东南”巨型摩崖石刻记录这起袍哥起事的史实。据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天下四川人》介绍，清末四川袍哥码头以封建社会“五伦八德”为信条，会众要对舵把子（大爷）绝对忠诚和服从。各袍哥码头拉帮结派，豪侠仗义，江湖气息浓重。但是在自贡和富顺以盐商和盐工为主体的袍哥群体，成员不是社会游民，目标是盐业资源的维护争斗、保护盐场产业工人的基本利益，出现私人武装与地方政府盐警队负责盐船和盐队的贩运和钱财押运，所以自贡、富顺的袍哥组织多数不存在严重的社会破坏，明显区别于其他袍哥帮会，更具有行业帮会的特点。 尽管如此，袍哥文化的江湖义气一样深入人心，久之在自贡、富顺形成豪爽耿直的民风，直接影响本地商人的义利观，讲究“生意不成仁义在”，“多个朋友多条路”。著名民俗学者、成都体育学院中医学博士蓝肇熙对富顺地区民风民俗颇有研究，他与笔者交谈中谈及与此相关的民俗。比如，以牛肉为主要食材的盐帮菜文化讲究生辣鲜香，做到极致，享誉四方，几乎能与上河帮川菜和下河帮川菜分庭抗礼，自成体系；比邻宜宾、泸州酒城三角地点，酒桌上的应酬比较讲究，酒文化特别丰富，热情真诚；早上吃豆花饭、羊肉汤，汤汤水水下干饭的饮食习俗至今不改；因“湖广填四川”等几次大移民运动形成独特的“方言岛”现象，自贡、富顺隆重的卷舌音和保存大量古音韵的语言特征明显区别于省内县市，“不存在”、“无所谓”、“莫来头”等熟语彰显宽广豪侠的古风古韵。这些都是作为商人在生意场上必须练就的人际交往功夫，也成为来自偏远地区的“富顺商帮”诚信经商风格在省城荷花池服装市场能成大气候的人缘和人脉保障。
四、深厚文化底蕴的精神内核。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富顺盐区经济繁荣之后，精神文化必然随之大步发展。与四川其它地区不同，井盐业获得的大量财富催生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精神文化传承。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理工学院历史学科学术委员曾凡英教授在论文《关于盐都自贡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思考——兼论西部中小专业城市发展的道路》分析，盐业生产风险巨大，在勘探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代，每新开一口井都存在投资风险，稍不注意就有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危险，长期的盐业经营练就本地商人的冒险精神。为降低风险，古盐商还自发创新资本运作改革，独创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贡特色的井盐契约股份制经营模式，创造了别具特色的井盐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为增产增收，生产人员主动学习外省和国外的先进技术，盐商子弟或留学艺，或引进外籍专家和先进设备，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这在当时内陆县份实属开风气之先，创造了我国井盐技术史上诸多第一。
富顺古代历经多次人口大迁移，人口结构十分复杂。据《富顺县地方概况》记载，明末清初，富顺县域几经战乱，人口剧减。清顺治二年（1645年），在成都建立“大西王”政权的张献忠部队在富顺驻军9个月。第二年，因为是“贼区”，富顺被官军、土匪烧杀殆尽，全县除开外逃者仅存数十家。从顺治十七年开始到康熙十年、乾隆末年几次“湖广填四川”而来的外来人口占据富顺80%人口，各地人员带来各不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近400年来和睦相处，共谋发展，形成开放包容的地方文化，劳动人民也形成和谐热情、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陈世松认为，与“尚文”的成都人、“尚武”的重庆人相比，川南自、宜、泸、内四市人“尚仁”，质朴、古淳、笃实、尚礼，古风犹存，这也是生意人必备的优良品质。地处四市中心的富顺商人自然因此受到熏染，诚信好礼，古道热肠，亲和力强。
自贡著名学者、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宋良曦对自贡富顺盐文化研究颇深，著述丰富。他在论文和著作中均论及盐业文化、彩灯文化、资阳河派川剧艺术、自贡扎染、龚扇、剪纸与灯影牛肉、火边子牛肉、富顺豆花等等的深刻影响。自贡、富顺、荣县地区诞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刘光第、雷铁崖、吴玉章、李宗吾、谢持、陈戈、郑必坚、童玲、高敏等响当当的人物，树立起一批建功立业的高大形象，培育了一个地区的自豪感，成为本地人民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为现在仍然活跃在荷花池市场的富顺商人提供了精神养分。
参考文献：
[1]富顺县人民政府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顺县地方概况》.
[2]富顺县丝绸公司.《富顺县蚕桑丝绸志》（县志丛书之二十一）.
[3]郭虹.城市里的坐賈行商[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4]王琦 陈昱霖.中国商帮文化[M].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
[5]曾凡英.关于盐都自贡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思考——兼论西部中小专业城市发展的道路.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M].2005.
[6]宋良曦.中国盐业与地方会节.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M].2005.
[7]陈世松.天下四川人[M].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8]谌黔萍.商务文化概论[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