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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曹与四萧既是政治领袖，又是文学领袖。他们不仅凭借政治地位，而且以创作实绩和理论主张，领导建安文学和梁代文学的主要潮流和审美倾向，对当时和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对这两个皇族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不但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学在建安和萧梁时期的发展状况，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还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政治与文学、时代与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三曹 四萧 文学 时代 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明人张溥曾经说过：“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曹魏与萧梁是两个颇富盛名的皇族文学集团。三曹即魏武帝曹操及其子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四萧即梁武帝萧衍及其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三曹与四萧是曹魏与萧梁皇族文学集团的中坚人物，也是其核心力量。他们不仅凭借政治地位，而且以创作实绩和理论主张，领导建安文学和梁代文学的主要潮流和审美倾向，对当时和后世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同时，三曹与四萧周围聚集了大批有才华的文士，形成了君倡臣和的风气。然而，他们毕竟身居高位，与属下文士不仅是文友，更是君臣，这使他们对时代文学的影响充满了政治色彩。
首先，帝王喜好和提倡文学，组织和奖励文人创作，从而形成繁荣的创作局面。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三曹与四萧喜爱文学，皆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与杰出的创作实绩。同时，三曹与四萧高度重视文学事业，组织领导文学集团，吸引带动当时文人从事创作。其所具有的政治权力是时代文学创作繁荣、文学集团兴盛的重要原因，客观上促进了建安文学和梁代文学的发展。而当时文学创作兴盛的本身，也反映出三曹与四萧对文学的喜爱与重视。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概括了三曹对文学的喜爱，及其对建安文学兴盛局面的形成所起的重大作用。曹氏父子喜爱文学，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建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为建安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由于三曹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对待文人、文学的真诚态度，使建安文士汇聚邺下（今河北临漳），形成邺下文学集团，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 、应 、刘桢、邯郸淳、繁钦、杨修等著名文人，汇聚在曹氏父子幕下，慷慨悲歌，公宴唱和。在三曹与建安诸子的共同努力下，比起吴、蜀两地文坛的沉寂，建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魏晋以来，重视文学的风气盛行。南朝的统治阶级大多爱好文学，尤以梁代统治集团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萧氏父子都能创作著述，且成就突出。凭借政治地位，四萧以置官属的形式组成文学集团，对文学与文士多有提倡与奖励，建树颇多。可以说梁代重大的文学活动，都是在皇族的倡导下开展的，梁代的文学家几乎都与皇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梁代文学之盛，历来为史家所称道。《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当时的著名文士，如庾肩吾、庾信、徐 、徐陵、王锡、张缵、陆陲、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等，他们赠酬唱和，争奇斗艳，开拓了梁代文学的繁荣局面。
论及三曹与四萧的文学成就，不能不提及家庭环境的熏陶。曹操喜爱文学，对曹丕和曹植有直接的影响。曹氏父子爱好文学，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学的开端。自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门阀制度盛行。高门士族不仅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而且也拥有文化特权，他们是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支持并推动了家族文学集团的活动，于是文学家族兴盛。如魏时阮 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西晋的三张、二陆、两潘；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与彭城刘氏等。南朝诸帝大多喜爱文学，诸王文学集团兴盛尤以萧梁皇族文学集团最盛。除了良好的家庭文学氛围外，四萧所具有的政治权力是此时文学创作繁荣、文学集团兴盛的重要原因。
其次，帝王的审美情趣左右文坛，操纵文风，一方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消解了文士的创作个性。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人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随着帝王的爱好而转移，很少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这段话揭示出建安文学形成的社会政治因素。由于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人心思治，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功业思想、英雄意识。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仅是三曹的人生理想，也是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作用于文坛，演变为追求建功立业的时代审美情趣和创作思想。“慷慨悲凉”基本上概括了整个建安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创作风尚。
建安时期，王纲解纽，儒学衰微，个性解放，生命意识勃兴。由于适逢乱世，慨叹时光易逝和人生无常，建安作家普遍具有“尚悲”的审美心理。三曹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重视诗歌崇实、尚雅的特点，所以他们的审美趣味趋于雅正。目睹人民的苦难与社会的惨象，三曹与文士欲有所承担、有所拯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郁结于胸的愤懑不平之气和对人民强烈的同情心凝结于作品中，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风格。
三曹不仅收容文人，而且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他们创作的审美趣尚。建安诸子心中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能够置身于鞍马征战生涯的自豪感，给他们的作品注入了一股豪迈爽朗的英雄之气，从而使他们早期悯时伤乱的悲慨诗风，变为建功立业的慷慨高唱。同时，征战生活开阔了他们的创作视野，丰富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建安文学在壮怀激烈的三曹和建安文人的笔下，颇具崇高阳刚之美，形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与三曹所处的动荡不安的建安时代相比，萧梁政权偏安江南，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和颓废奢靡的世风中，梁代的帝王与文士耽于安逸、享乐、浮华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诗歌创作和诗艺钻研。由于他们既缺乏高尚的精神和宽广的襟怀，又没有充实广阔的生活基础，致使其文学创作题材狭窄、内蕴浅薄、格调庸俗。 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江左世族无功臣》云：“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齐高既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梁武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也。”梁代帝王出身微贱，这种出身和经历决定了萧氏父子的气质和趣味。他们既无法接受传统宫廷艺术的古板典正，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高雅的艺术。因此，四萧接受并喜爱上了新兴的市井俗乐——吴歌西曲。再加上，在偏安享乐的生活环境中，萧氏父子精神上缺乏高尚的理想，深受重色观念的影响，其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为追求女性的阴柔美，内容多以宫廷女色艳情为主。
萧衍喜爱南朝民歌，并大量拟作乐府民歌，用来描写女性和男女之情，如《有所思》、《长安有狭邪行》、《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照高楼》、《子夜四时歌》等。萧纲深受其父影响，其诗歌大量描写女性体态美和情态美，如《咏内人昼眠》、《戏赠丽人》、《咏美人看画》、《美人晨妆诗》、《夜听妓》等。和萧纲性情最为相投、创作旨趣最为相近的是萧绎。萧绎有诗124首，其中表现男女情爱的约有50首，如《闺怨诗》、《登颜园故阁》、《代旧姬有怨诗》等。在萧纲和萧绎理论倡导和创作成绩的带动下，风格轻艳绮靡、审美趣味较低俗的宫体诗得以大畅。
帝王对文学的倡导也导致奉承之作的产生。作为邺下文学集团的主持者，曹丕经常与建安文士诗酒唱和。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曹丕作《述征赋》，引出了阮 的《纪征赋》、徐干的《序征赋》和王粲的《初征赋》。曹丕作《柳赋》，应 、陈琳、繁钦并有《柳赋》。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与曹植及诸子避暑东阁，游宴北园，诗酒竞豪，王粲、阮 、应 、刘桢同作《公宴》。曹植作《静思赋》，同一主题陈琳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阮 作《止欲赋》、应 作《正情赋》。到了梁代，以文为娱的风气更加盛行，萧氏父子与文学侍臣创作了大量诗歌。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令、奉和、侍宴、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局限，他们的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奉和、应令、侍宴诗，庾肩吾有三十六首、刘孝绰有十六首、刘孝威有十二首，可以说逯本所选的诗人中几乎人人都有此类诗歌。这些相类的诗赋大多是命题唱和之作，题材内容多为歌功颂德。
再有，由于君臣关系的不平等，帝王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可以决定臣下文士的命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以、应 、刘桢、蔡琰、繁钦、邯郸淳、杨修等建安诸子都是曹氏父子的幕僚和羽翼。曹操和曹丕为了政治统治，排除异己。孔融恃其才望，经常戏侮曹操，损害了曹操的政治利益，冒犯了曹操的尊严，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以“不孝”的罪名杀孔融；因为丁仪、丁 兄弟是曹植的党羽，参与了曹丕与曹植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所以，曹丕“即王位，诛丁仪、丁曹并其男口”。
到了梁代，帝王对文人的控制愈加严格，对文人的轻视与迫害也愈加严重。梁代文人“臣”的意识更重，作为文学侍臣，他们与君主的政治依附关系更加密切。《梁书·沈约传》载：“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沈约各疏所忆，约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萧衍恼羞成怒，欲治沈约罪，徐勉固谏乃止。”沈约最终忧惧而死，实在是因萧衍的打击所致。沈约死后，有司谥曰“文”，萧衍不许，坚持谥为“隐”。沈约是开国元勋，又是萧衍多年的密友，尚且不免，足见其政治高压。
以萧纲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在审美观念、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都与萧统文学集团有很大的区别。萧统死后，萧纲入主东宫，不久就展开批评，发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其论文的纲领性文献《与湘东王书》，表示了对京师文体的不满，表达了刻意求新求变的文学主张。萧纲此番举动是有其政治意图的，正是为了扫除其兄萧统的影响，树立自己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地位。在萧纲的倡导下，文学风气发生了变化，周围的文人呼应其文学主张和审美取向，使宫体诗创作蔚为大观，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古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虽然文学在不断地走向独立，但是具体到每个时期，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对文学和文士的要求和限制。这既可产生积极效果，也可产生负面作用。作为统治者，三曹与四萧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必然会对社会重文风气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和促进建安文学和梁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但是他们对文学的重视与提倡，有其政治目的，要求文学和文人为其政权服务。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三曹与四萧凭借居高临下之势，以其审美趣味左右文坛，操纵文风，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对文学和文人都加以控制和影响，从而消解了文人的创作个性，给文学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三曹与四萧对时代文学的领导与影响，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中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影响，具有贯穿性这一规律。
参考文献：
[1] （明）张溥：《魏武帝集题词》，《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刷出版社，2010年版。
[2]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
[3] （清）赵翼，王树民校注：《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 （清）朱铭盘，《梁书》（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巩建鹏，女，1977—，河南开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文，工作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三曹 四萧 文学 时代 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明人张溥曾经说过：“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曹魏与萧梁是两个颇富盛名的皇族文学集团。三曹即魏武帝曹操及其子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四萧即梁武帝萧衍及其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三曹与四萧是曹魏与萧梁皇族文学集团的中坚人物，也是其核心力量。他们不仅凭借政治地位，而且以创作实绩和理论主张，领导建安文学和梁代文学的主要潮流和审美倾向，对当时和后世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同时，三曹与四萧周围聚集了大批有才华的文士，形成了君倡臣和的风气。然而，他们毕竟身居高位，与属下文士不仅是文友，更是君臣，这使他们对时代文学的影响充满了政治色彩。
首先，帝王喜好和提倡文学，组织和奖励文人创作，从而形成繁荣的创作局面。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三曹与四萧喜爱文学，皆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与杰出的创作实绩。同时，三曹与四萧高度重视文学事业，组织领导文学集团，吸引带动当时文人从事创作。其所具有的政治权力是时代文学创作繁荣、文学集团兴盛的重要原因，客观上促进了建安文学和梁代文学的发展。而当时文学创作兴盛的本身，也反映出三曹与四萧对文学的喜爱与重视。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概括了三曹对文学的喜爱，及其对建安文学兴盛局面的形成所起的重大作用。曹氏父子喜爱文学，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建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为建安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由于三曹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对待文人、文学的真诚态度，使建安文士汇聚邺下（今河北临漳），形成邺下文学集团，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 、应 、刘桢、邯郸淳、繁钦、杨修等著名文人，汇聚在曹氏父子幕下，慷慨悲歌，公宴唱和。在三曹与建安诸子的共同努力下，比起吴、蜀两地文坛的沉寂，建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魏晋以来，重视文学的风气盛行。南朝的统治阶级大多爱好文学，尤以梁代统治集团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萧氏父子都能创作著述，且成就突出。凭借政治地位，四萧以置官属的形式组成文学集团，对文学与文士多有提倡与奖励，建树颇多。可以说梁代重大的文学活动，都是在皇族的倡导下开展的，梁代的文学家几乎都与皇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梁代文学之盛，历来为史家所称道。《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当时的著名文士，如庾肩吾、庾信、徐 、徐陵、王锡、张缵、陆陲、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等，他们赠酬唱和，争奇斗艳，开拓了梁代文学的繁荣局面。
论及三曹与四萧的文学成就，不能不提及家庭环境的熏陶。曹操喜爱文学，对曹丕和曹植有直接的影响。曹氏父子爱好文学，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学的开端。自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门阀制度盛行。高门士族不仅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而且也拥有文化特权，他们是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支持并推动了家族文学集团的活动，于是文学家族兴盛。如魏时阮 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西晋的三张、二陆、两潘；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与彭城刘氏等。南朝诸帝大多喜爱文学，诸王文学集团兴盛尤以萧梁皇族文学集团最盛。除了良好的家庭文学氛围外，四萧所具有的政治权力是此时文学创作繁荣、文学集团兴盛的重要原因。
其次，帝王的审美情趣左右文坛，操纵文风，一方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消解了文士的创作个性。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人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随着帝王的爱好而转移，很少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这段话揭示出建安文学形成的社会政治因素。由于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人心思治，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功业思想、英雄意识。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仅是三曹的人生理想，也是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作用于文坛，演变为追求建功立业的时代审美情趣和创作思想。“慷慨悲凉”基本上概括了整个建安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创作风尚。
建安时期，王纲解纽，儒学衰微，个性解放，生命意识勃兴。由于适逢乱世，慨叹时光易逝和人生无常，建安作家普遍具有“尚悲”的审美心理。三曹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重视诗歌崇实、尚雅的特点，所以他们的审美趣味趋于雅正。目睹人民的苦难与社会的惨象，三曹与文士欲有所承担、有所拯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郁结于胸的愤懑不平之气和对人民强烈的同情心凝结于作品中，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风格。
三曹不仅收容文人，而且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他们创作的审美趣尚。建安诸子心中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能够置身于鞍马征战生涯的自豪感，给他们的作品注入了一股豪迈爽朗的英雄之气，从而使他们早期悯时伤乱的悲慨诗风，变为建功立业的慷慨高唱。同时，征战生活开阔了他们的创作视野，丰富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建安文学在壮怀激烈的三曹和建安文人的笔下，颇具崇高阳刚之美，形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与三曹所处的动荡不安的建安时代相比，萧梁政权偏安江南，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和颓废奢靡的世风中，梁代的帝王与文士耽于安逸、享乐、浮华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诗歌创作和诗艺钻研。由于他们既缺乏高尚的精神和宽广的襟怀，又没有充实广阔的生活基础，致使其文学创作题材狭窄、内蕴浅薄、格调庸俗。 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江左世族无功臣》云：“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齐高既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梁武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也。”梁代帝王出身微贱，这种出身和经历决定了萧氏父子的气质和趣味。他们既无法接受传统宫廷艺术的古板典正，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高雅的艺术。因此，四萧接受并喜爱上了新兴的市井俗乐——吴歌西曲。再加上，在偏安享乐的生活环境中，萧氏父子精神上缺乏高尚的理想，深受重色观念的影响，其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为追求女性的阴柔美，内容多以宫廷女色艳情为主。
萧衍喜爱南朝民歌，并大量拟作乐府民歌，用来描写女性和男女之情，如《有所思》、《长安有狭邪行》、《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照高楼》、《子夜四时歌》等。萧纲深受其父影响，其诗歌大量描写女性体态美和情态美，如《咏内人昼眠》、《戏赠丽人》、《咏美人看画》、《美人晨妆诗》、《夜听妓》等。和萧纲性情最为相投、创作旨趣最为相近的是萧绎。萧绎有诗124首，其中表现男女情爱的约有50首，如《闺怨诗》、《登颜园故阁》、《代旧姬有怨诗》等。在萧纲和萧绎理论倡导和创作成绩的带动下，风格轻艳绮靡、审美趣味较低俗的宫体诗得以大畅。
帝王对文学的倡导也导致奉承之作的产生。作为邺下文学集团的主持者，曹丕经常与建安文士诗酒唱和。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曹丕作《述征赋》，引出了阮 的《纪征赋》、徐干的《序征赋》和王粲的《初征赋》。曹丕作《柳赋》，应 、陈琳、繁钦并有《柳赋》。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与曹植及诸子避暑东阁，游宴北园，诗酒竞豪，王粲、阮 、应 、刘桢同作《公宴》。曹植作《静思赋》，同一主题陈琳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阮 作《止欲赋》、应 作《正情赋》。到了梁代，以文为娱的风气更加盛行，萧氏父子与文学侍臣创作了大量诗歌。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令、奉和、侍宴、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局限，他们的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奉和、应令、侍宴诗，庾肩吾有三十六首、刘孝绰有十六首、刘孝威有十二首，可以说逯本所选的诗人中几乎人人都有此类诗歌。这些相类的诗赋大多是命题唱和之作，题材内容多为歌功颂德。
再有，由于君臣关系的不平等，帝王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可以决定臣下文士的命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以、应 、刘桢、蔡琰、繁钦、邯郸淳、杨修等建安诸子都是曹氏父子的幕僚和羽翼。曹操和曹丕为了政治统治，排除异己。孔融恃其才望，经常戏侮曹操，损害了曹操的政治利益，冒犯了曹操的尊严，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以“不孝”的罪名杀孔融；因为丁仪、丁 兄弟是曹植的党羽，参与了曹丕与曹植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所以，曹丕“即王位，诛丁仪、丁曹并其男口”。
到了梁代，帝王对文人的控制愈加严格，对文人的轻视与迫害也愈加严重。梁代文人“臣”的意识更重，作为文学侍臣，他们与君主的政治依附关系更加密切。《梁书·沈约传》载：“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沈约各疏所忆，约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萧衍恼羞成怒，欲治沈约罪，徐勉固谏乃止。”沈约最终忧惧而死，实在是因萧衍的打击所致。沈约死后，有司谥曰“文”，萧衍不许，坚持谥为“隐”。沈约是开国元勋，又是萧衍多年的密友，尚且不免，足见其政治高压。
以萧纲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在审美观念、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都与萧统文学集团有很大的区别。萧统死后，萧纲入主东宫，不久就展开批评，发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其论文的纲领性文献《与湘东王书》，表示了对京师文体的不满，表达了刻意求新求变的文学主张。萧纲此番举动是有其政治意图的，正是为了扫除其兄萧统的影响，树立自己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地位。在萧纲的倡导下，文学风气发生了变化，周围的文人呼应其文学主张和审美取向，使宫体诗创作蔚为大观，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古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虽然文学在不断地走向独立，但是具体到每个时期，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对文学和文士的要求和限制。这既可产生积极效果，也可产生负面作用。作为统治者，三曹与四萧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必然会对社会重文风气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和促进建安文学和梁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但是他们对文学的重视与提倡，有其政治目的，要求文学和文人为其政权服务。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三曹与四萧凭借居高临下之势，以其审美趣味左右文坛，操纵文风，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对文学和文人都加以控制和影响，从而消解了文人的创作个性，给文学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三曹与四萧对时代文学的领导与影响，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中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影响，具有贯穿性这一规律。
参考文献：
[1] （明）张溥：《魏武帝集题词》，《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刷出版社，2010年版。
[2]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
[3] （清）赵翼，王树民校注：《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 （清）朱铭盘，《梁书》（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巩建鹏，女，1977—，河南开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文，工作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