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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解读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著作《红字》中女主人公海斯特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并利用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的理论，来剖析海斯特在与清教社会抗争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历程
关键词：海斯特·白兰 女权主义 自由 叛逆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著作《红字》自1850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通过刻画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向读者传递了美国女权主义信息。正如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其著作《19世纪的妇女》中所指出的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让（妇女们）进行思考；让她们行动起来；直到她们明白自己所需求的是什么”。《红字》中海斯特的所想所为正是生动地体现了富勒的这一观点。海斯特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勇敢地追求自由，和牧师丁梅斯代尔坠入爱河，从而向戒律森严的清教徒社会发出了挑战，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在辛勤劳作和向别人奉献爱心的过程之中，她那浮于表面的狂热反叛激情逐渐平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对女性问题深刻的思考，最终获得了积极的自由，成为了安妮·哈钦逊的化身。
一 逾越社会禁锢
小说以17世纪时的波士顿为背景，清教徒权威统领着当时的新英格兰。小说里波士顿市场上矗立着的阴郁的刑台和监狱正是清教徒神权政治的生动写照。这座“丑陋”的监狱是新大陆“历史最悠久的老古董”，其前门既“狰狞和阴森”，又“凄楚黯然”。而从“狰狞，阴森可怖”的狱吏身上，人们可以体会到清教徒法典“阴森森的威严”。此刑台的建立目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大限度地暴露罪犯的每一丝一毫的羞愧，它的存在是对人性的莫大亵渎。清教徒的压制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每一方面，清教徒戒律的惩罚对象不但包括诸如唯信论者和贵格派教友的异端教徒，还涉及普通民众，他们所谓的罪行在今天看来只会引起某种“冷嘲热讽”，比如“偷懒的奴仆”，“不守规矩的顽童”和“游手好闲的印第安人”。正如约瑟夫·史华慈（Joseph Schwarts）指出的一样，当时的整个清教徒社会的气氛是如此的沉闷压抑，毫无乐趣可言，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去重新学习“被忘却许久的寻欢作乐的本领”。
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共尝禁果，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对清教徒社会权威的极大挑战，是可判死罪的行为。海斯特对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是建立在一个信条之上：男女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她和丈夫罗杰·齐灵渥斯之间没有爱情可言，甚至齐灵渥斯本人也向海斯特反省道：“我断送了你含苞欲放的青春，让你跟我这个老朽别别扭扭地结合在一起”。海斯特在丈夫去新英格兰的途中遭遇袭击而下落不明之后，和丁梅斯代尔相爱，从而触犯了清教徒的戒律。
清教徒们徒劳地给海斯特施加各种压力，以迫使她忏悔，并说出孩子的父亲。为了羞辱她，他们惩罚她在胸前佩带一个象征着“通奸”的红色字母“A”，并让她站在刑台上抱着孩子示众。然而海斯特巧妙地逆转了这一羞辱的场面，利用它来表现自己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勇气。刑台成了她向众人展示她美貌、性感和叛逆精神的舞台。她那娴熟的针线活手艺在这一舞台上尽显风采。她特地准备的长裙体现了她“由绝望而变为无所顾忌的情绪”。由细红布做的红字，四周用金色的丝线精心刺绣而成，“饱含了丰富而华美的想象”，显现出一种“魔力”，使海斯特“超尘脱俗”“光彩照人”。人们看到的不是他们所预期的因受辱而“黯然失色”的海斯特，而是一个怀抱婴孩的宛如圣母的美丽妇人。
刑台考验之后，海斯特一踏出监狱的大门，回到日常生活的社区中，就不得不面对漫长的煎熬。她别无所依，只能利用她“天资中通常的力量”来战胜日后的痛苦。她完全被社区孤立，成了“罪孽的形象、罪孽的肉体和罪孽的存在”。清教徒法庭“每时每刻”都对她进行“永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布道师和道学家视她为妇女的“脆弱本性和罪恶情欲的形象”，以此来教导纯洁的年轻人；牧师们则当街拦住她，对她“劝诫”，致使她蒙受公众的羞辱；地方长官对她的监视也丝毫不放松；众人以神秘和怀疑的眼光凝视她的小屋。
其实在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一开始时，就意味着把她与清教社会联系起来的“脐带”被割断了。根据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的理论，人类除了具有生物性的需求外，还具有和外部世界联系的需求、避免孤独的需求。和世界建立稳固的联系可以给人以安全感，定位感和归属感。这一联系一旦被割断，将无法修补和复原。这一分割会使人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会使人产生无助感，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海斯特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在刑台上，她作为一个分离的个体被示众，她所抗衡的是整个清教徒社会。在那一时刻，海斯特更多的是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这痛苦源于她割断了与清教徒社会之间的“脐带”联系。
二 不屈的抗争
虽然海斯特承受了无以言喻的痛苦，但她从未屈服。她追求的正是埃里希·弗罗姆提出的“积极的自由”。弗罗姆指出：“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海斯特保持了人格的完整，表达着自己情感或理性的潜能。清教社会施加到海斯特身上的折磨本可成为她离开新英格兰的充分理由，但她选择了继续呆在新英格兰，在城镇的郊外的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安居下来之后，默默地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和清教社会的抗衡。现在的她不再像刑台上一样热情洋溢，不再用外在的衣着来诠释自己的叛逆。在刑台一幕的七年后，她那充满激情的反叛精神已经由“外在的谦卑举止和仪态”所取代。在众人的眼里，清教社会对海斯特的惩罚似乎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认为海斯特已经为自己的罪行悔过。如今的她“举止不动声色”，身着的是粗布做成的、颜色“最暗淡”的衣裙，浓密的秀发要么被剪短，要么被完全藏于帽子之下，全然没有了原来的性感和魅力。
在海斯特似乎臣服的外表下其实仍然跳动着一颗生机勃勃的追求自由的反叛之心，她在女儿珠儿的身上赋予了自己的精神。海斯特为珠儿裁制了“鲜红的天鹅绒”束腰裙衫，配上“金色丝线”绣成的各色图案。“浓烈的色彩”使得珠儿成了“最明亮的一株小火苗”，把珠儿变成了“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通过这种间接而微妙的方式，海斯特继续着与清教社会的斗争。 事实上，珠儿是其母亲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她不但基因上继承了海斯特的美貌，精神上也沿袭了海斯特的特性。她“体形完美，生机盎然”，头发呈“润泽”的深棕色，优雅气质，仿佛是在伊甸园里成长的。除了外貌，珠儿在精神上也和母亲如出一辙，海斯特“刚强不屈”的精神渗入到珠儿的体内，海斯特能够在珠儿身上看到自己“狂野、绝望和反抗的情绪”。
由于海斯特能够进行自发的反抗，所以她的人格保持得完好无缺。在和外界社会的最初联系割断后，她成功地通过爱心和劳动，重新把自己和世界连接起来。她对周围的人充满真挚的爱心，首当其冲的便是对珠儿的母爱。海斯特对珠儿的抚育和关爱，是对“女性的幼芽和蓓蕾”保护。除了珠儿，海斯特还悄悄地深爱着一个人：丁梅斯代尔，他是她留在新英格兰的动力之一。海斯特最大的爱心倾注在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尽管她收入微薄，但她随时都在帮助穷人，给予他们食物和衣服。除了打扮珠儿用的花费外，她把所有多余的收入拿去救济他人。虽然那些穷人们对她的回报是“辱骂和讥讽”，但她从没有停止承认自己与人类的“姐妹之情”。她的慈善心肠和能力使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慈悲姐妹”。以至于在人们的眼里，海斯特胸前的红字失去了原来恐怖的含义，相反地，它代表着“能干”，甚至是天使。它“超凡脱俗的光芒”给世人带来了慰籍，是海斯特“神职的标志”。
三 灵魂的蜕变
海斯特以爱心为精神源泉，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她利用娴熟的针线活手艺，找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在森严的清教社会里发挥着自身的价值。她的针线活渗透到了以“黑色”和“简朴”为主要特点的清教徒们的服饰上：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婴孩的小帽上以及死人的衣着上。针线活抒发着海斯特的“生活激情”。她“追求艳丽华美的趣味”为沉闷昏暗的清教社会画上了时尚的一笔。
海斯特在生活中的自发性和自立性促使她慢慢地越发坚强。当初刑台上那个激情洋溢而躁动不安的妇人转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坚强的女性。正如艾米·尚格·朗（Amy Schrager Lang）所说的一样，海斯特摒弃了性感的装束，不再具有一丝“诱惑妇人”的影子，但是她从“激情到理性”的转变使她步入了另一种没有法律的境界。她开始关注全体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她意识到，要改善妇女的遭遇，首先有必要推翻社会制度进行重建，同时还要彻底改造男人“长期沿袭下来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妇女本身应该进行一场“自身的更有力的变革”。要不是珠儿的缘故，海斯特也许会和安妮·哈钦逊携手共同创建一个教派而名垂青史，由于珠儿，她没有“付诸行动，给思想以血肉”。
海斯特超越法律的自由思维的状态是她和清教社会新的联系方式，在割断了最初的“脐带”后，海斯特最终建立起了和社会之间的新的平衡，获得了“积极的自由”。她的思维方式所达到的高度，甚至是牧师丁梅斯代尔也望尘莫及。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在森林相遇的一幕，充分显示了海斯特的强大和能力。她和丁梅斯代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擅长做流利而感人的布道的丁梅斯代尔是人们心目中完美的精神领袖，然而他在海斯特强大的人格力量之前相形见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本是“罪人”的海斯特的言辞在丁梅斯代尔的耳里成了给予他力量的布道。当海斯特看到丁梅斯代尔被苦难折磨得虚弱不堪时，她决心用自己的力量使这孱弱的灵魂重新振作起来。她劝说他到欧洲去生活，她那一席生动感人的话语无不透露出她的力量：“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次考验失败，就一切都不可能了吗？不是这样的！未来仍然充满考验和成功，有幸福可享受！有好事要做！把你现在这种虚伪的生活改变成真实的生活吧！……布道吧！写作吧！行动吧！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要躺下死去！”当丁梅斯代尔向海斯特寻求精神上的支持时，一场牧民引导牧师的讽刺画面产生了，海斯特展现在清教社会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
随着在精神上的日渐自由，海斯特像安妮·哈钦逊一样开始向人们传播自己的思想。她没有随长大成人的珠儿定居欧洲，而是返回新英格兰，并佩带上红字，不过这一次是“完全处于自己的意志”。她成了人们寻求引导和忠告的对象，她尤其帮助妇女们解除痛苦和困惑，为她们指点迷津。那个红字没有完成清教徒统治者所赋予它的职责，相反的，它成了海斯特踏入“别的女人不敢涉足的领域”的“护照”。
四 结语
因为《红字》的作者霍桑与玛格丽特·富勒是好朋友，所以他也受到了玛格丽特·富勒女权主义的影响。《红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17世纪美国女权主义的形象。作为对女性幸福和自由的追求者，海斯特像监狱旁盛开的野玫瑰一样，向世人奉献出一份芳香和温馨。传说玫瑰花是在安妮·哈钦逊走出监狱时踩踏过的土地上破土而出的，而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正是追随着安妮·哈钦逊的后尘，勇敢无畏地为女性的幸福进行了抗争。
参考文献：
[1] Fuller，Margaret.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http：//www.vcu.edu./engweb/transcendentalism/authors/fuller/woman 4.html
[2] 撒尼尔·霍桑，姚乃强译：《红字》，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3] Schwartz，Joseph.Threee Aspects of Hawthorne’s Puritanism[A].Colacurcio，Michael J.ed. New essays on the Scarlet Letter[M].London：Cambridge.1985.
[4] 埃里希·弗罗姆，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5] Lang，Amy Schrager.Prophetic Woman：Anne Hutchinson And The Problem of Diss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New England[M].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7.
作者简介：张梅，女，1972—，云南思茅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英语语言教学，工作单位：云南大学。
关键词：海斯特·白兰 女权主义 自由 叛逆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著作《红字》自1850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通过刻画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向读者传递了美国女权主义信息。正如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其著作《19世纪的妇女》中所指出的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让（妇女们）进行思考；让她们行动起来；直到她们明白自己所需求的是什么”。《红字》中海斯特的所想所为正是生动地体现了富勒的这一观点。海斯特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勇敢地追求自由，和牧师丁梅斯代尔坠入爱河，从而向戒律森严的清教徒社会发出了挑战，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在辛勤劳作和向别人奉献爱心的过程之中，她那浮于表面的狂热反叛激情逐渐平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对女性问题深刻的思考，最终获得了积极的自由，成为了安妮·哈钦逊的化身。
一 逾越社会禁锢
小说以17世纪时的波士顿为背景，清教徒权威统领着当时的新英格兰。小说里波士顿市场上矗立着的阴郁的刑台和监狱正是清教徒神权政治的生动写照。这座“丑陋”的监狱是新大陆“历史最悠久的老古董”，其前门既“狰狞和阴森”，又“凄楚黯然”。而从“狰狞，阴森可怖”的狱吏身上，人们可以体会到清教徒法典“阴森森的威严”。此刑台的建立目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大限度地暴露罪犯的每一丝一毫的羞愧，它的存在是对人性的莫大亵渎。清教徒的压制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每一方面，清教徒戒律的惩罚对象不但包括诸如唯信论者和贵格派教友的异端教徒，还涉及普通民众，他们所谓的罪行在今天看来只会引起某种“冷嘲热讽”，比如“偷懒的奴仆”，“不守规矩的顽童”和“游手好闲的印第安人”。正如约瑟夫·史华慈（Joseph Schwarts）指出的一样，当时的整个清教徒社会的气氛是如此的沉闷压抑，毫无乐趣可言，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去重新学习“被忘却许久的寻欢作乐的本领”。
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共尝禁果，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对清教徒社会权威的极大挑战，是可判死罪的行为。海斯特对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是建立在一个信条之上：男女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她和丈夫罗杰·齐灵渥斯之间没有爱情可言，甚至齐灵渥斯本人也向海斯特反省道：“我断送了你含苞欲放的青春，让你跟我这个老朽别别扭扭地结合在一起”。海斯特在丈夫去新英格兰的途中遭遇袭击而下落不明之后，和丁梅斯代尔相爱，从而触犯了清教徒的戒律。
清教徒们徒劳地给海斯特施加各种压力，以迫使她忏悔，并说出孩子的父亲。为了羞辱她，他们惩罚她在胸前佩带一个象征着“通奸”的红色字母“A”，并让她站在刑台上抱着孩子示众。然而海斯特巧妙地逆转了这一羞辱的场面，利用它来表现自己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勇气。刑台成了她向众人展示她美貌、性感和叛逆精神的舞台。她那娴熟的针线活手艺在这一舞台上尽显风采。她特地准备的长裙体现了她“由绝望而变为无所顾忌的情绪”。由细红布做的红字，四周用金色的丝线精心刺绣而成，“饱含了丰富而华美的想象”，显现出一种“魔力”，使海斯特“超尘脱俗”“光彩照人”。人们看到的不是他们所预期的因受辱而“黯然失色”的海斯特，而是一个怀抱婴孩的宛如圣母的美丽妇人。
刑台考验之后，海斯特一踏出监狱的大门，回到日常生活的社区中，就不得不面对漫长的煎熬。她别无所依，只能利用她“天资中通常的力量”来战胜日后的痛苦。她完全被社区孤立，成了“罪孽的形象、罪孽的肉体和罪孽的存在”。清教徒法庭“每时每刻”都对她进行“永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布道师和道学家视她为妇女的“脆弱本性和罪恶情欲的形象”，以此来教导纯洁的年轻人；牧师们则当街拦住她，对她“劝诫”，致使她蒙受公众的羞辱；地方长官对她的监视也丝毫不放松；众人以神秘和怀疑的眼光凝视她的小屋。
其实在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相爱一开始时，就意味着把她与清教社会联系起来的“脐带”被割断了。根据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的理论，人类除了具有生物性的需求外，还具有和外部世界联系的需求、避免孤独的需求。和世界建立稳固的联系可以给人以安全感，定位感和归属感。这一联系一旦被割断，将无法修补和复原。这一分割会使人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会使人产生无助感，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海斯特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在刑台上，她作为一个分离的个体被示众，她所抗衡的是整个清教徒社会。在那一时刻，海斯特更多的是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这痛苦源于她割断了与清教徒社会之间的“脐带”联系。
二 不屈的抗争
虽然海斯特承受了无以言喻的痛苦，但她从未屈服。她追求的正是埃里希·弗罗姆提出的“积极的自由”。弗罗姆指出：“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海斯特保持了人格的完整，表达着自己情感或理性的潜能。清教社会施加到海斯特身上的折磨本可成为她离开新英格兰的充分理由，但她选择了继续呆在新英格兰，在城镇的郊外的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安居下来之后，默默地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和清教社会的抗衡。现在的她不再像刑台上一样热情洋溢，不再用外在的衣着来诠释自己的叛逆。在刑台一幕的七年后，她那充满激情的反叛精神已经由“外在的谦卑举止和仪态”所取代。在众人的眼里，清教社会对海斯特的惩罚似乎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认为海斯特已经为自己的罪行悔过。如今的她“举止不动声色”，身着的是粗布做成的、颜色“最暗淡”的衣裙，浓密的秀发要么被剪短，要么被完全藏于帽子之下，全然没有了原来的性感和魅力。
在海斯特似乎臣服的外表下其实仍然跳动着一颗生机勃勃的追求自由的反叛之心，她在女儿珠儿的身上赋予了自己的精神。海斯特为珠儿裁制了“鲜红的天鹅绒”束腰裙衫，配上“金色丝线”绣成的各色图案。“浓烈的色彩”使得珠儿成了“最明亮的一株小火苗”，把珠儿变成了“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通过这种间接而微妙的方式，海斯特继续着与清教社会的斗争。 事实上，珠儿是其母亲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她不但基因上继承了海斯特的美貌，精神上也沿袭了海斯特的特性。她“体形完美，生机盎然”，头发呈“润泽”的深棕色，优雅气质，仿佛是在伊甸园里成长的。除了外貌，珠儿在精神上也和母亲如出一辙，海斯特“刚强不屈”的精神渗入到珠儿的体内，海斯特能够在珠儿身上看到自己“狂野、绝望和反抗的情绪”。
由于海斯特能够进行自发的反抗，所以她的人格保持得完好无缺。在和外界社会的最初联系割断后，她成功地通过爱心和劳动，重新把自己和世界连接起来。她对周围的人充满真挚的爱心，首当其冲的便是对珠儿的母爱。海斯特对珠儿的抚育和关爱，是对“女性的幼芽和蓓蕾”保护。除了珠儿，海斯特还悄悄地深爱着一个人：丁梅斯代尔，他是她留在新英格兰的动力之一。海斯特最大的爱心倾注在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尽管她收入微薄，但她随时都在帮助穷人，给予他们食物和衣服。除了打扮珠儿用的花费外，她把所有多余的收入拿去救济他人。虽然那些穷人们对她的回报是“辱骂和讥讽”，但她从没有停止承认自己与人类的“姐妹之情”。她的慈善心肠和能力使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慈悲姐妹”。以至于在人们的眼里，海斯特胸前的红字失去了原来恐怖的含义，相反地，它代表着“能干”，甚至是天使。它“超凡脱俗的光芒”给世人带来了慰籍，是海斯特“神职的标志”。
三 灵魂的蜕变
海斯特以爱心为精神源泉，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她利用娴熟的针线活手艺，找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在森严的清教社会里发挥着自身的价值。她的针线活渗透到了以“黑色”和“简朴”为主要特点的清教徒们的服饰上：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婴孩的小帽上以及死人的衣着上。针线活抒发着海斯特的“生活激情”。她“追求艳丽华美的趣味”为沉闷昏暗的清教社会画上了时尚的一笔。
海斯特在生活中的自发性和自立性促使她慢慢地越发坚强。当初刑台上那个激情洋溢而躁动不安的妇人转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坚强的女性。正如艾米·尚格·朗（Amy Schrager Lang）所说的一样，海斯特摒弃了性感的装束，不再具有一丝“诱惑妇人”的影子，但是她从“激情到理性”的转变使她步入了另一种没有法律的境界。她开始关注全体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她意识到，要改善妇女的遭遇，首先有必要推翻社会制度进行重建，同时还要彻底改造男人“长期沿袭下来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妇女本身应该进行一场“自身的更有力的变革”。要不是珠儿的缘故，海斯特也许会和安妮·哈钦逊携手共同创建一个教派而名垂青史，由于珠儿，她没有“付诸行动，给思想以血肉”。
海斯特超越法律的自由思维的状态是她和清教社会新的联系方式，在割断了最初的“脐带”后，海斯特最终建立起了和社会之间的新的平衡，获得了“积极的自由”。她的思维方式所达到的高度，甚至是牧师丁梅斯代尔也望尘莫及。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在森林相遇的一幕，充分显示了海斯特的强大和能力。她和丁梅斯代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擅长做流利而感人的布道的丁梅斯代尔是人们心目中完美的精神领袖，然而他在海斯特强大的人格力量之前相形见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本是“罪人”的海斯特的言辞在丁梅斯代尔的耳里成了给予他力量的布道。当海斯特看到丁梅斯代尔被苦难折磨得虚弱不堪时，她决心用自己的力量使这孱弱的灵魂重新振作起来。她劝说他到欧洲去生活，她那一席生动感人的话语无不透露出她的力量：“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次考验失败，就一切都不可能了吗？不是这样的！未来仍然充满考验和成功，有幸福可享受！有好事要做！把你现在这种虚伪的生活改变成真实的生活吧！……布道吧！写作吧！行动吧！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要躺下死去！”当丁梅斯代尔向海斯特寻求精神上的支持时，一场牧民引导牧师的讽刺画面产生了，海斯特展现在清教社会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
随着在精神上的日渐自由，海斯特像安妮·哈钦逊一样开始向人们传播自己的思想。她没有随长大成人的珠儿定居欧洲，而是返回新英格兰，并佩带上红字，不过这一次是“完全处于自己的意志”。她成了人们寻求引导和忠告的对象，她尤其帮助妇女们解除痛苦和困惑，为她们指点迷津。那个红字没有完成清教徒统治者所赋予它的职责，相反的，它成了海斯特踏入“别的女人不敢涉足的领域”的“护照”。
四 结语
因为《红字》的作者霍桑与玛格丽特·富勒是好朋友，所以他也受到了玛格丽特·富勒女权主义的影响。《红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17世纪美国女权主义的形象。作为对女性幸福和自由的追求者，海斯特像监狱旁盛开的野玫瑰一样，向世人奉献出一份芳香和温馨。传说玫瑰花是在安妮·哈钦逊走出监狱时踩踏过的土地上破土而出的，而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正是追随着安妮·哈钦逊的后尘，勇敢无畏地为女性的幸福进行了抗争。
参考文献：
[1] Fuller，Margaret.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http：//www.vcu.edu./engweb/transcendentalism/authors/fuller/woman 4.html
[2] 撒尼尔·霍桑，姚乃强译：《红字》，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3] Schwartz，Joseph.Threee Aspects of Hawthorne’s Puritanism[A].Colacurcio，Michael J.ed. New essays on the Scarlet Letter[M].London：Cambridge.1985.
[4] 埃里希·弗罗姆，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5] Lang，Amy Schrager.Prophetic Woman：Anne Hutchinson And The Problem of Diss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New England[M].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7.
作者简介：张梅，女，1972—，云南思茅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英语语言教学，工作单位：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