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厘清马克思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形成的理论脉络，阐释清楚马克思是在何种理论基础上理解人的社会性的，有助于真正把握人的社会本质。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社会性;理论脉络
一、马克思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如所周知，离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谈论马克思的理论创新之处是毫无道理的。同样，把握马克思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形成逻辑，也必须追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个由形而上学统治的思想国度。在这个唯名论的国度中，人是需要定义的。在黑格尔看来，人处在一个双重世界，“在一个世界中人具有他的现实性（Wirklichkeit ，实在性），这方面是要消逝的，这也就是它的自然性，他的舍己性、他的暂时性，在另一个世界中人具有他的绝对长住性，他认识到自己是绝对的本质。” 这里的另一个世界指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黑格尔认为人只能在意识领域达到永恒，这种绝对的精神性是对自身自然性的一种否定和超越。但这里的精神超越并不是后来马克思所指的人能够主观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是其绝对精神的一种“得到更新的外在性” ，是其绝对精神运动到一定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复归。在这个意义上，人才能获得实体。这一实体具体是怎样形成的？黑格尔强调它“是劳动的成果，而且是人类先前世世代代劳动的成果” 。毫无疑问，在这里，黑格爾就已经指明了人的社会性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至少在意识领域看到了劳动对人的一种历史塑造。但他认为黑格尔仅仅在抽象的精神层面把握劳动，把“自我生产”仅仅看作是自我意识的生产，把“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看作是人对事物的能动认知和创造和自我意识的确证。这样的劳动即使在意识层面承认了人的社会存在，但仍没有把握住人的社会本质。
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强调了人的劳动本质，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这种劳动所体现的人的社会性活动，只能在意识领域不断抽象出一个“绝对精神”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思辨能力的来源。他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辩证表达方式。但这种表达并不是对具体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理论。因此，马克思在认同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对这种脱离社会的非现实性感到疑惑，开始转向费尔巴哈的怀抱。
二、马克思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论困惑
就某个角度而言，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他帮助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理性主体”的影响。在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绝对精神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时，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颠倒了现实世界与主体的关系。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之所以被无限夸大，是源于对感性的忽视。“在黑格尔这里，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存在的整体性、绝对性被当成了宾词……” 因此费尔巴哈认为，把握真正的人应该从感性入手，认为“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对明确的”。马克思受此启发，得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经过这一阶段的理论清算，当时的马克思把人的社会性上升到了“认识人的最高本质”这一高度。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一种类特性，反映了人的一种类本质，而异化劳动则是“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 。在这里，马克思对类的认识已经有了生产活动的基础，已经把人的社会性与生产实践联系起来。这是费尔巴哈所没有看到的。事实上，在一阶段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他们的“类”的背后遵循的仍然是黑格尔逻辑。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谈及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等类分裂问题。这与《手稿》所反映出的主题是相呼应的。在这种理论关怀下，马克思虽然通过费尔巴哈给予的感性启发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人与现实的割裂问题进行了有关人的社会性思考，但仍无法摆脱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无法彻底解决“人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人的社会性如何体现”之类的理论困惑。
针对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作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断。当然，费尔巴哈在探讨人的社会性时，并非没有关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 费尔巴哈在这里认为，人的社会关系才是观念形成的标准。他的局限在于，过分依赖人的自然前提，把男女之爱看作是首要的社会关系，“除了爱和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人的关系’” ，无视了最为关键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才会强调“一切”社会关系，而且是现实意义上的“一切”。
综上，费尔巴哈最大的贡献在于肯定了人的社会性，但他只看到了作为感性对象的人，忽视了人的感性活动，仅仅从个体出发抽象地概括人的社会性，因此也就不能在历史领域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在费尔巴哈这里，即使是感性的人，也依旧处于纯粹理性的视域中，是想象中的感性的对象而不是现实中的感性的活动。这样看来，费尔巴哈仍未挣脱黑格尔所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牢笼。
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这种现实的个人既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也不是单纯的生物个体的生命存在，而是通过现实活动创造一切物质条件的人。这种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活动既不是意识在其自身内部的自我活动，也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抽象的社会联系，而是把“世界”看作是“条件”的在外的一切感性对象化活动。通过对“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的阐释，马克思彻底解决了之前的理论困惑，实现了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论突破。
这样看来，把人的社会性理解为相互独立的“经济人”进一步扩大生产的内在驱动力，就仍然没有突破黑格尔对“劳动”的狭隘理解，也没有放弃费尔巴哈对于“类本质”的直观理解。唯有马克思，在实践中把握住了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社会本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
[3]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73.
[4]黑格尔.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17.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57.
[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作者简介：
刘亚文，1996年，女，浙江龙游，硕士在读，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00）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社会性;理论脉络
一、马克思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如所周知，离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谈论马克思的理论创新之处是毫无道理的。同样，把握马克思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形成逻辑，也必须追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个由形而上学统治的思想国度。在这个唯名论的国度中，人是需要定义的。在黑格尔看来，人处在一个双重世界，“在一个世界中人具有他的现实性（Wirklichkeit ，实在性），这方面是要消逝的，这也就是它的自然性，他的舍己性、他的暂时性，在另一个世界中人具有他的绝对长住性，他认识到自己是绝对的本质。” 这里的另一个世界指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黑格尔认为人只能在意识领域达到永恒，这种绝对的精神性是对自身自然性的一种否定和超越。但这里的精神超越并不是后来马克思所指的人能够主观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是其绝对精神的一种“得到更新的外在性” ，是其绝对精神运动到一定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复归。在这个意义上，人才能获得实体。这一实体具体是怎样形成的？黑格尔强调它“是劳动的成果，而且是人类先前世世代代劳动的成果” 。毫无疑问，在这里，黑格爾就已经指明了人的社会性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至少在意识领域看到了劳动对人的一种历史塑造。但他认为黑格尔仅仅在抽象的精神层面把握劳动，把“自我生产”仅仅看作是自我意识的生产，把“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看作是人对事物的能动认知和创造和自我意识的确证。这样的劳动即使在意识层面承认了人的社会存在，但仍没有把握住人的社会本质。
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强调了人的劳动本质，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这种劳动所体现的人的社会性活动，只能在意识领域不断抽象出一个“绝对精神”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思辨能力的来源。他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辩证表达方式。但这种表达并不是对具体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理论。因此，马克思在认同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对这种脱离社会的非现实性感到疑惑，开始转向费尔巴哈的怀抱。
二、马克思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论困惑
就某个角度而言，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他帮助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理性主体”的影响。在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绝对精神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时，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颠倒了现实世界与主体的关系。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之所以被无限夸大，是源于对感性的忽视。“在黑格尔这里，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存在的整体性、绝对性被当成了宾词……” 因此费尔巴哈认为，把握真正的人应该从感性入手，认为“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对明确的”。马克思受此启发，得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经过这一阶段的理论清算，当时的马克思把人的社会性上升到了“认识人的最高本质”这一高度。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一种类特性，反映了人的一种类本质，而异化劳动则是“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 。在这里，马克思对类的认识已经有了生产活动的基础，已经把人的社会性与生产实践联系起来。这是费尔巴哈所没有看到的。事实上，在一阶段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他们的“类”的背后遵循的仍然是黑格尔逻辑。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谈及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等类分裂问题。这与《手稿》所反映出的主题是相呼应的。在这种理论关怀下，马克思虽然通过费尔巴哈给予的感性启发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人与现实的割裂问题进行了有关人的社会性思考，但仍无法摆脱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无法彻底解决“人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人的社会性如何体现”之类的理论困惑。
针对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作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断。当然，费尔巴哈在探讨人的社会性时，并非没有关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 费尔巴哈在这里认为，人的社会关系才是观念形成的标准。他的局限在于，过分依赖人的自然前提，把男女之爱看作是首要的社会关系，“除了爱和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人的关系’” ，无视了最为关键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才会强调“一切”社会关系，而且是现实意义上的“一切”。
综上，费尔巴哈最大的贡献在于肯定了人的社会性，但他只看到了作为感性对象的人，忽视了人的感性活动，仅仅从个体出发抽象地概括人的社会性，因此也就不能在历史领域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在费尔巴哈这里，即使是感性的人，也依旧处于纯粹理性的视域中，是想象中的感性的对象而不是现实中的感性的活动。这样看来，费尔巴哈仍未挣脱黑格尔所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牢笼。
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这种现实的个人既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也不是单纯的生物个体的生命存在，而是通过现实活动创造一切物质条件的人。这种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活动既不是意识在其自身内部的自我活动，也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抽象的社会联系，而是把“世界”看作是“条件”的在外的一切感性对象化活动。通过对“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的阐释，马克思彻底解决了之前的理论困惑，实现了有关人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论突破。
这样看来，把人的社会性理解为相互独立的“经济人”进一步扩大生产的内在驱动力，就仍然没有突破黑格尔对“劳动”的狭隘理解，也没有放弃费尔巴哈对于“类本质”的直观理解。唯有马克思，在实践中把握住了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社会本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
[3]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73.
[4]黑格尔.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17.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57.
[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作者简介：
刘亚文，1996年，女，浙江龙游，硕士在读，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