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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杨剑昌
“杨剑昌”三个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深圳民主与法治的“代名词”。 然而,杨剑昌感到孙独,他是许多人眼里的异类。8月,历经5年的“杨剑昌人大代表接访室”选择了关停。是杨剑昌累了,还是规则变了?
此前一走出深圳罗湖区消委会8楼电梯,来访者总能听到杨剑昌那高亢的说话声。可这一回,老杨的大嗓门没有响起。
没有了“人大代表杨剑昌接访室”的牌子,走廊空荡荡的,这让前来投诉的深圳中航苑业主顾维新有些陌生,又有些茫然。他被告知:杨代表的接访室关门了。
在此前的4月28日,顾维新为自家房子遭开发商强拆一事,前来杨剑昌的接访室求助。听说那次可能是杨剑昌最后一次任上接访,递完材料后的顾维新迟迟不愿意离开。等了一上午,直到老杨接访结束,顾维新才跑过去拉着杨剑昌的手,激动地说:“你一定要连任啊,老百姓需要你这样的好代表!”
只有高中学历、打工出身的杨剑昌,10年前,当选深圳市第三届人大代表。仗义执言、铁面无私,让杨剑昌有了“布衣青天”的称号。5年前,杨剑昌更是以个人名义,设立了深圳市第一个人大代表接访室。这个领风气之先的举动,成为专门倾听市民呼声的重要管道。
那次接访后,顾维新的申诉材料被转到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多家媒体随后介入关注,开发商暂时停止了拆迁行动。
而那次接访,也没有成为老杨的“最后一次”。今年5月,他再次连任,开始了第十一个年头的深圳市人大代表生涯。
然而,8月25日,杨剑昌接访室突生变局。面对数十位市民和十余家媒体记者,杨剑昌宣布:从下月起关闭接访室,不再进行接访。
让他作出此决定的直接原因,是前一天新华社的一则报道。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代表法修正案草案,这是该法施行18年来首次修改。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正案草案对代表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禁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作说明时表示:鉴于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倘若这一草案获得通过,我的接访室就是违法存在,作为人大代表,我不能知法犯法。”说话时,杨剑昌表情复杂。
顾维新还是想碰碰运气。由于开发商迟迟不来谈判补偿条件,他打算再来找杨剑昌帮忙。但是,盼着杨代表连任了,接访室却关了,这让顾维新在失望中感到不解。
“连牌子都收起来了,真的关了。”让顾维新们吃了闭门羹的杨剑昌,顺手指了一下门外,语气中听不出太多的波动。
他转身走到日历前,指着画上红圈的日子,说:“本来这个月(9月)应该是29日接访的。”日历右边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尊钟馗的铜像。
“杨剑昌是人不是神。”他说。
5年前的创举
其实,即便代表法不修改,杨剑昌也早已萌生退意。“压力太大,方方面面的都有。”他忍不住掏出一根烟嘴,点上一支烟。
这样的照片曾被媒体刊登出来。有人批评说,一个人大代表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的,成何体统!52岁的杨剑昌并不介意。5年来,每天面对太多的纠纷,吸烟成为他重要的解压方式。
2005年8月3日,杨剑昌的人大代表接访室正式开张。当天上午,杨剑昌原本预计会有20多位来访者,却意外“爆棚”。一些市民早晨5点就起床,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当日的接访号排到了88号,预定的接访时间也被迫提前20分钟。尽管杨剑昌一刻未停,但也只接待了35宗投诉。
熟知法律的杨剑昌,邀请来了3名公益律师现场助阵。他说,主要是想请他们在法律上把把关,确实也是一个人做不来,需要多几个参谋。不仅仅是律师,他还会请相关部门的领导来接访室旁听。老杨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推脱说不了解情况了。
深圳市规划局、公安局、国土局、城管队、爱卫会等单位领导,都曾参加过杨剑昌的接访日。杨剑昌对他们有个要求:如果能解决,就提出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如果不能解决,也要有个方案。
最开始,杨剑昌每月接访两次,但这样一来,工作量实在太大。从2008年年底起,他只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三接访。每次听完市民投诉之后,杨剑昌会在自制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接访表》上,写上“一个月以内答复”的处理建议,然后把材料装入一个专门信封中,写明要呈送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姓名。
大到深圳城市生态线的调整,小到原住民的分红纠纷,杨剑昌的接访室每次都会挤满了前来诉苦的普通市民。
2007年,一场房地产交易的官司,因为杨剑昌的过问而在法院审理时被“改判”,随后引发了一场杨剑昌“干预司法”的争论。此后,杨剑昌对自己的接访方式作了调整。他介入调查取证,找相关证人核实,请法律人士把关,然后将调查得来的各种意见进行汇总后,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转交相关部门。
接访室开设了5年,为杨剑昌赢得了敢言代表的名声。原深圳市工商局局长申庆三曾评价杨剑昌说:“我们工商系统有2000多名员工,只有杨剑昌一个人大代表,他的许多工作是从工商的职责出发,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这两种职责是统一的。”
据媒体报道,刚刚卸任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对杨剑昌的评价很高,认为杨剑昌“急公好义,敢于与歪风邪气、不公平行为作斗争,措辞不怕获咎,是很好的代表”。
只有40%的投诉得到解决
由于连续当任两届人大代表,在今年深圳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前,有记者问杨剑昌能否“三连任”。他说:“我巴不得不做代表,压力太大,太累了。中午想要休息一会,都有老百姓来敲我的门,吃个饭,也会不时接到老百姓的电话。”但结果出来后,杨剑昌就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心里知道自己会被选上,我对自己还是有底气的。”
除人大代表之外,杨剑昌的另一个身份是深圳罗湖区消委会主任科员。
对于深圳来说,52岁的杨剑昌也是外来移民。1981年,这个广东龙川县人只身来到当时还是大工地的深圳特区。在做过牙医、水电工、木工、保管员后,1994年,他到深圳罗湖区消委会,一干就是16年。
杨剑昌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便是墙上挂着的锦旗和题字,其中一幅题着“正气”两个大字,另一幅则写着:扬正义利刃,维百姓福昌;数真心英雄,乃布衣青天。
从维权斗士,到人大代表、布衣青天,充满斗志的杨剑昌,开始说自己累了。
“60%有相关部门的回复,但其中15%是在踢皮球,只有形式上的回复;只有40%左右的案子最终得到了解决。”初步统计,杨剑昌的代表接访室设立5年来,共接访了3000余件投诉,接待2万余人。巨大的接访工作量背后,接访室的效果并不令人欣喜。
义务参与杨剑昌接访室工作的律师袁宝平认为,即便是40%这样一个数字,老杨可能也过于乐观了,“他的接访工作真正解决的问题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结果很不理想。”袁宝平注意到,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前来,“这说明他们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杨剑昌自己也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接访室刚刚开张的时候,他转交给相关部门的材料中,80%都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问题得到解决的比例也有60%,很多问题相关部门都会第一时间直接电话跟他沟通。但5年下来,他递交上去的材料,有回音的越来越少,不少部门的回复中,充满了“交某某部门处理”的公式化语言。老杨说,“就是敷衍了事。更多的事情,甚至连回复都不再有,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滋味不好受。”
一些没有解决问题的市民,直接冲进杨剑昌办公室,“砰”的一声,将厚厚一沓材料拍到他办公桌上,质问杨剑昌为什么别人的事情解决了,自己的事情却一直没人管,“问我怎么当的人大代表。”有时候遇到情绪激动的人,连杨剑昌也觉得害怕。
这个什么事情都要较真、坚持一跟到底的人大代表,越发感到疲惫与无力。“市民来找你是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如果我没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接访室再开着,也没什么意义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始不止一次地说:“我太累了。压力太大,得罪了太多人。”
“不点名批评”
虽然身心的无力感,却不及“接访室合法性”这个隐忧问题对杨剑昌的压力来得大。
今年5月,在深圳市人大组织的代表培训班上,一位负责讲课的领导直言:人大代表不是“信访员”。这被杨剑昌解读为是对自己的“不点名批评”。“深圳市人大代表中,只有我一个人设立了接访室,不是说我是说谁?”
此前,杨剑昌曾多次带队打掉了龙岗区的黑肉丸加工厂、黑炼金厂等多家黑作坊,龙岗区政府有领导直接找到杨剑昌,希望他不要再将相关材料递交到市里面,“说递到市里面,他们就要挨批。”杨剑昌接受了,但不久,罗湖区一位副区长打电话给老杨,说龙岗区领导告了状,说老杨是罗湖区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不应该去管龙岗区的事情。
还有一次,深圳盐田区一名出嫁外村的妇女,在婆家、娘家的所在村都拿不到集体分红,来杨剑昌的接访室求助。杨剑昌就此写了一个意见给深圳市人大,深圳市人大批转给盐田区人大常委会办理。结果盐田区人大回复说:杨剑昌不是盐田区选出来的代表,不予受理。“不光是区里的,很多市里的政府部门也是这样,你给他们递材料,从来不理。”杨剑昌说。
对于区里指责杨剑昌“跨区”监督的说法,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也向相关区提出了批评,明确表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是没用,人家就是不理你。”
强烈感受到“非议”的杨剑昌,“6月接访的时候就打算关了接访室。”不过在当天来上访的市民和记者纷纷苦劝下,杨剑昌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不再跨区接访,只接受罗湖区范围内的市民上访。
消息传出后,有市民给媒体发来评论:杨剑昌不再跨区接访后,更多人大代表应该现身。
孤独的异类者
设立接访室之前,杨剑昌曾算过一笔账:当时深圳有市级人大代表300多人,每个区有区级人大代表近200人,深圳共6个区,两级人大代表加起来约1500人,“再加上全国人大代表、各级党代表、政协委员”,这个群体有5000多人,“如果每人每月为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每年就有6万件,老百姓就无需往省里、北京上访了。”
这种设想也得到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鼓励。老杨第一次接访时,深圳市人大还特派工作人员,到接访现场观摩。
“深圳市人大最开始也想搞这个(接访室),但太多问题没办法解决,后来就没搞下去。”杨剑昌本以为自己开设接访室后,不久便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接访室出来。但5年过去了,深圳市仍然只有他一个接访室。
“这么多事情,只有我杨剑昌一个人在说,别人说我多管闲事,还有人在背后说我又臭又硬。”一些评价陆续传到杨剑昌耳朵里,“我不在意,但政府部门不处理怎么办?400多个代表,不能只是我去叫板,我叫板,就有人不高兴。”
杨剑昌感到了孤独,他似乎在许多人眼里成了难以理解的“异类”。
政府部门的不少人对杨剑昌直言不满。“他太不理解我们工作的难处,经常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给我们打电话,质问他投诉的事情为什么还没有解决,要么直接上来就是批评,谁受得了?我们又不是为他一个人开的政府部门。”深圳市某政府部门的一位处级干部曾跟杨剑昌打过几次交道,也亲眼看到过自己的领导在电话这头跟杨剑昌争吵。对于杨剑昌的一些做法,他表示非常不能接受,“(老杨)文化水平不高,讲理也讲不清楚。”
人大代表当中,对杨剑昌的做法也并非都认可。有代表委婉地说,人大代表不应该把群众反映的所有问题都转交到各个部门,应该认真判断、甄别、筛选,自己不懂的要请教,不能随便监督,否则会给相关部门带来负担。“放炮可以,但是不能乱放,杨剑昌有时候水平还是差了点。”一名老资格的人大代表如此评价。
即便在市民中,对杨剑昌的说话、做事也有争议。今年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杨剑昌炮轰深圳天价经济适用房,在后来侨香村原公务员福利房分配问题上,又在媒体上直言反对分房。在深圳本地的网上,这些言论遭到了不少等着分房的网友们猛烈抨击,有网友甚至提出,要杨剑昌搬出自己现在住的公务员房。“两会”期间,一口气提交了36个建议的杨剑昌,提出应当限制关外车辆进入关内,以解决交通问题,立刻引来一片炮轰:“这个人大代表代表什么人?”
“我杨剑昌是人不是神,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些不认可,杨剑昌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很多人就是动动嘴巴,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去暗访,直接面对那些黑作坊、黑恶势力?”
“老百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大代表?”
“工作努力,很有争议。”这是某次评选典型时,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杨剑昌进行民调后得出的评价。其中“很有争议”四个字,让杨剑昌多年来难以释怀。
“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争议?这就是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跳梁小丑说的。”只有高中文化的杨剑昌,说话时常带有革命色彩。他用慷慨激昂的反击话语,表达自己的委屈。每一次面对记者采访,这个横亘在心头的“结”,他总是忍不住提及。
去年,杨剑昌被提拔为罗湖区消委会主任科员,他在自己的履历表后面,特意加上了“全面分管工作”六个字。“哪个人大代表做了10年不是处级干部了?像我这种人,做了10年还是主任科员,我也不是想做官,但是希望待遇能好一些,我现在满身都是病。”杨剑昌说自己以前写调研报告,连续熬夜三天也没问题,暗访的时候,每天搞到凌晨四五点,回来洗把脸直接来上班。现在不行了,提起笔写两三个小时,头发就一根根地往下掉。
“我觉得干部提拔机制需要改进,人大代表选举和干部提拔都要看有没有为老百姓干实事,具体干了哪些实事,给社会发展又作了哪些贡献。”这样的表述从他口中说出,初次听到的人多少有些惊讶。事实上,在这种对个人待遇不公抱怨背后,更多是杨剑昌对于自己行为内涵和精神,未获上级部门肯定的纠结与困惑。他甚至理解说,“以前有老领导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最后没有上,就是因为‘很有争议’这四个字。”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30年30位杰出人物”评选活动中,“杨剑昌”没有被列入提名候选人名单。杨剑昌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一评选结果的不满意。“这是按照什么标准评选的?为人民为国家利益做事的人没有,有钱的大老板一大堆,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事情?这弘扬的是什么精神?”一连串的问号,没有人能够回答。
对于杨剑昌关闭接访室,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邹平学并未感到意外。在他看来,杨剑昌的行为只能是个案,并不具备示范效应。在目前的人大代表制度环境和物质基础上,物质保障、人身保障、言论免责等都没有跟上,杨的做法虽然可贵,却不可持续且不具有普遍性。评论家鄢烈山则说,杨剑昌“累了”的背后,关键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大代表不满足于做“花瓶”,真正做人民利益的代言者。
事实上,除了杨剑昌的接访室,自2008年起,深圳市人大就在社区推行“联络站”,作为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联系和服务民众的一种常规方式。不过,即便社区联络站已有122个,影响力还普遍不够。
南山月亮湾居民敖建南从事人大代表社区联络员工作已经8年,通过他手上处理的投诉有200多件,曾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除这家外,鲜有“明星”联络站。即便如此,敖建南说,通过联络人大代表处理的投诉事件,只占到三分之一,“人大代表多为兼职,居民也大多不认识他们,这使得联络站知名度不高。”
在那些选择杨剑昌接访室的市民看来,代表仅仅转交一下材料是不够的。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递上去了,会有人跟踪到底吗?”顾维新说,前来投诉的人,早已跑过几遍信访办、政府部门了。来找杨剑昌,就是因为杨剑昌接到投诉后,会跟踪相关部门,问出个结果来。
对于即将修改的《代表法》,杨剑昌没有过多评论。他只是不解:“现在的社会怎么了?对人大代表监督、履职应该积极鼓励,而不是设置这么多的限制。”
他再三表示,希望媒体关注一下人大代表的精神问题,“究竟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事实上,杨剑昌并没有关闭接访的大门。
“不是不接受投诉了。我以后要抓大放小,每年搞七八件影响范围大的投诉,跟踪到底,追出效果来,实在没精力什么事都管了。”说话间,他的手机响了三次,签收了两个快递,全部都是找他投诉的市民,“我的手机还是24小时开机,别人要是出了大事找不到我怎么办?不敢关。”
“杨剑昌”三个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深圳民主与法治的“代名词”。 然而,杨剑昌感到孙独,他是许多人眼里的异类。8月,历经5年的“杨剑昌人大代表接访室”选择了关停。是杨剑昌累了,还是规则变了?
此前一走出深圳罗湖区消委会8楼电梯,来访者总能听到杨剑昌那高亢的说话声。可这一回,老杨的大嗓门没有响起。
没有了“人大代表杨剑昌接访室”的牌子,走廊空荡荡的,这让前来投诉的深圳中航苑业主顾维新有些陌生,又有些茫然。他被告知:杨代表的接访室关门了。
在此前的4月28日,顾维新为自家房子遭开发商强拆一事,前来杨剑昌的接访室求助。听说那次可能是杨剑昌最后一次任上接访,递完材料后的顾维新迟迟不愿意离开。等了一上午,直到老杨接访结束,顾维新才跑过去拉着杨剑昌的手,激动地说:“你一定要连任啊,老百姓需要你这样的好代表!”
只有高中学历、打工出身的杨剑昌,10年前,当选深圳市第三届人大代表。仗义执言、铁面无私,让杨剑昌有了“布衣青天”的称号。5年前,杨剑昌更是以个人名义,设立了深圳市第一个人大代表接访室。这个领风气之先的举动,成为专门倾听市民呼声的重要管道。
那次接访后,顾维新的申诉材料被转到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多家媒体随后介入关注,开发商暂时停止了拆迁行动。
而那次接访,也没有成为老杨的“最后一次”。今年5月,他再次连任,开始了第十一个年头的深圳市人大代表生涯。
然而,8月25日,杨剑昌接访室突生变局。面对数十位市民和十余家媒体记者,杨剑昌宣布:从下月起关闭接访室,不再进行接访。
让他作出此决定的直接原因,是前一天新华社的一则报道。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代表法修正案草案,这是该法施行18年来首次修改。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正案草案对代表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禁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作说明时表示:鉴于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倘若这一草案获得通过,我的接访室就是违法存在,作为人大代表,我不能知法犯法。”说话时,杨剑昌表情复杂。
顾维新还是想碰碰运气。由于开发商迟迟不来谈判补偿条件,他打算再来找杨剑昌帮忙。但是,盼着杨代表连任了,接访室却关了,这让顾维新在失望中感到不解。
“连牌子都收起来了,真的关了。”让顾维新们吃了闭门羹的杨剑昌,顺手指了一下门外,语气中听不出太多的波动。
他转身走到日历前,指着画上红圈的日子,说:“本来这个月(9月)应该是29日接访的。”日历右边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尊钟馗的铜像。
“杨剑昌是人不是神。”他说。
5年前的创举
其实,即便代表法不修改,杨剑昌也早已萌生退意。“压力太大,方方面面的都有。”他忍不住掏出一根烟嘴,点上一支烟。
这样的照片曾被媒体刊登出来。有人批评说,一个人大代表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的,成何体统!52岁的杨剑昌并不介意。5年来,每天面对太多的纠纷,吸烟成为他重要的解压方式。
2005年8月3日,杨剑昌的人大代表接访室正式开张。当天上午,杨剑昌原本预计会有20多位来访者,却意外“爆棚”。一些市民早晨5点就起床,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当日的接访号排到了88号,预定的接访时间也被迫提前20分钟。尽管杨剑昌一刻未停,但也只接待了35宗投诉。
熟知法律的杨剑昌,邀请来了3名公益律师现场助阵。他说,主要是想请他们在法律上把把关,确实也是一个人做不来,需要多几个参谋。不仅仅是律师,他还会请相关部门的领导来接访室旁听。老杨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推脱说不了解情况了。
深圳市规划局、公安局、国土局、城管队、爱卫会等单位领导,都曾参加过杨剑昌的接访日。杨剑昌对他们有个要求:如果能解决,就提出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如果不能解决,也要有个方案。
最开始,杨剑昌每月接访两次,但这样一来,工作量实在太大。从2008年年底起,他只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三接访。每次听完市民投诉之后,杨剑昌会在自制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接访表》上,写上“一个月以内答复”的处理建议,然后把材料装入一个专门信封中,写明要呈送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姓名。
大到深圳城市生态线的调整,小到原住民的分红纠纷,杨剑昌的接访室每次都会挤满了前来诉苦的普通市民。
2007年,一场房地产交易的官司,因为杨剑昌的过问而在法院审理时被“改判”,随后引发了一场杨剑昌“干预司法”的争论。此后,杨剑昌对自己的接访方式作了调整。他介入调查取证,找相关证人核实,请法律人士把关,然后将调查得来的各种意见进行汇总后,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转交相关部门。
接访室开设了5年,为杨剑昌赢得了敢言代表的名声。原深圳市工商局局长申庆三曾评价杨剑昌说:“我们工商系统有2000多名员工,只有杨剑昌一个人大代表,他的许多工作是从工商的职责出发,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这两种职责是统一的。”
据媒体报道,刚刚卸任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对杨剑昌的评价很高,认为杨剑昌“急公好义,敢于与歪风邪气、不公平行为作斗争,措辞不怕获咎,是很好的代表”。
只有40%的投诉得到解决
由于连续当任两届人大代表,在今年深圳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前,有记者问杨剑昌能否“三连任”。他说:“我巴不得不做代表,压力太大,太累了。中午想要休息一会,都有老百姓来敲我的门,吃个饭,也会不时接到老百姓的电话。”但结果出来后,杨剑昌就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心里知道自己会被选上,我对自己还是有底气的。”
除人大代表之外,杨剑昌的另一个身份是深圳罗湖区消委会主任科员。
对于深圳来说,52岁的杨剑昌也是外来移民。1981年,这个广东龙川县人只身来到当时还是大工地的深圳特区。在做过牙医、水电工、木工、保管员后,1994年,他到深圳罗湖区消委会,一干就是16年。
杨剑昌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便是墙上挂着的锦旗和题字,其中一幅题着“正气”两个大字,另一幅则写着:扬正义利刃,维百姓福昌;数真心英雄,乃布衣青天。
从维权斗士,到人大代表、布衣青天,充满斗志的杨剑昌,开始说自己累了。
“60%有相关部门的回复,但其中15%是在踢皮球,只有形式上的回复;只有40%左右的案子最终得到了解决。”初步统计,杨剑昌的代表接访室设立5年来,共接访了3000余件投诉,接待2万余人。巨大的接访工作量背后,接访室的效果并不令人欣喜。
义务参与杨剑昌接访室工作的律师袁宝平认为,即便是40%这样一个数字,老杨可能也过于乐观了,“他的接访工作真正解决的问题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结果很不理想。”袁宝平注意到,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前来,“这说明他们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杨剑昌自己也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接访室刚刚开张的时候,他转交给相关部门的材料中,80%都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问题得到解决的比例也有60%,很多问题相关部门都会第一时间直接电话跟他沟通。但5年下来,他递交上去的材料,有回音的越来越少,不少部门的回复中,充满了“交某某部门处理”的公式化语言。老杨说,“就是敷衍了事。更多的事情,甚至连回复都不再有,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滋味不好受。”
一些没有解决问题的市民,直接冲进杨剑昌办公室,“砰”的一声,将厚厚一沓材料拍到他办公桌上,质问杨剑昌为什么别人的事情解决了,自己的事情却一直没人管,“问我怎么当的人大代表。”有时候遇到情绪激动的人,连杨剑昌也觉得害怕。
这个什么事情都要较真、坚持一跟到底的人大代表,越发感到疲惫与无力。“市民来找你是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如果我没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接访室再开着,也没什么意义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始不止一次地说:“我太累了。压力太大,得罪了太多人。”
“不点名批评”
虽然身心的无力感,却不及“接访室合法性”这个隐忧问题对杨剑昌的压力来得大。
今年5月,在深圳市人大组织的代表培训班上,一位负责讲课的领导直言:人大代表不是“信访员”。这被杨剑昌解读为是对自己的“不点名批评”。“深圳市人大代表中,只有我一个人设立了接访室,不是说我是说谁?”
此前,杨剑昌曾多次带队打掉了龙岗区的黑肉丸加工厂、黑炼金厂等多家黑作坊,龙岗区政府有领导直接找到杨剑昌,希望他不要再将相关材料递交到市里面,“说递到市里面,他们就要挨批。”杨剑昌接受了,但不久,罗湖区一位副区长打电话给老杨,说龙岗区领导告了状,说老杨是罗湖区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不应该去管龙岗区的事情。
还有一次,深圳盐田区一名出嫁外村的妇女,在婆家、娘家的所在村都拿不到集体分红,来杨剑昌的接访室求助。杨剑昌就此写了一个意见给深圳市人大,深圳市人大批转给盐田区人大常委会办理。结果盐田区人大回复说:杨剑昌不是盐田区选出来的代表,不予受理。“不光是区里的,很多市里的政府部门也是这样,你给他们递材料,从来不理。”杨剑昌说。
对于区里指责杨剑昌“跨区”监督的说法,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也向相关区提出了批评,明确表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是没用,人家就是不理你。”
强烈感受到“非议”的杨剑昌,“6月接访的时候就打算关了接访室。”不过在当天来上访的市民和记者纷纷苦劝下,杨剑昌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不再跨区接访,只接受罗湖区范围内的市民上访。
消息传出后,有市民给媒体发来评论:杨剑昌不再跨区接访后,更多人大代表应该现身。
孤独的异类者
设立接访室之前,杨剑昌曾算过一笔账:当时深圳有市级人大代表300多人,每个区有区级人大代表近200人,深圳共6个区,两级人大代表加起来约1500人,“再加上全国人大代表、各级党代表、政协委员”,这个群体有5000多人,“如果每人每月为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每年就有6万件,老百姓就无需往省里、北京上访了。”
这种设想也得到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鼓励。老杨第一次接访时,深圳市人大还特派工作人员,到接访现场观摩。
“深圳市人大最开始也想搞这个(接访室),但太多问题没办法解决,后来就没搞下去。”杨剑昌本以为自己开设接访室后,不久便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接访室出来。但5年过去了,深圳市仍然只有他一个接访室。
“这么多事情,只有我杨剑昌一个人在说,别人说我多管闲事,还有人在背后说我又臭又硬。”一些评价陆续传到杨剑昌耳朵里,“我不在意,但政府部门不处理怎么办?400多个代表,不能只是我去叫板,我叫板,就有人不高兴。”
杨剑昌感到了孤独,他似乎在许多人眼里成了难以理解的“异类”。
政府部门的不少人对杨剑昌直言不满。“他太不理解我们工作的难处,经常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给我们打电话,质问他投诉的事情为什么还没有解决,要么直接上来就是批评,谁受得了?我们又不是为他一个人开的政府部门。”深圳市某政府部门的一位处级干部曾跟杨剑昌打过几次交道,也亲眼看到过自己的领导在电话这头跟杨剑昌争吵。对于杨剑昌的一些做法,他表示非常不能接受,“(老杨)文化水平不高,讲理也讲不清楚。”
人大代表当中,对杨剑昌的做法也并非都认可。有代表委婉地说,人大代表不应该把群众反映的所有问题都转交到各个部门,应该认真判断、甄别、筛选,自己不懂的要请教,不能随便监督,否则会给相关部门带来负担。“放炮可以,但是不能乱放,杨剑昌有时候水平还是差了点。”一名老资格的人大代表如此评价。
即便在市民中,对杨剑昌的说话、做事也有争议。今年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杨剑昌炮轰深圳天价经济适用房,在后来侨香村原公务员福利房分配问题上,又在媒体上直言反对分房。在深圳本地的网上,这些言论遭到了不少等着分房的网友们猛烈抨击,有网友甚至提出,要杨剑昌搬出自己现在住的公务员房。“两会”期间,一口气提交了36个建议的杨剑昌,提出应当限制关外车辆进入关内,以解决交通问题,立刻引来一片炮轰:“这个人大代表代表什么人?”
“我杨剑昌是人不是神,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些不认可,杨剑昌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很多人就是动动嘴巴,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去暗访,直接面对那些黑作坊、黑恶势力?”
“老百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大代表?”
“工作努力,很有争议。”这是某次评选典型时,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杨剑昌进行民调后得出的评价。其中“很有争议”四个字,让杨剑昌多年来难以释怀。
“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争议?这就是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跳梁小丑说的。”只有高中文化的杨剑昌,说话时常带有革命色彩。他用慷慨激昂的反击话语,表达自己的委屈。每一次面对记者采访,这个横亘在心头的“结”,他总是忍不住提及。
去年,杨剑昌被提拔为罗湖区消委会主任科员,他在自己的履历表后面,特意加上了“全面分管工作”六个字。“哪个人大代表做了10年不是处级干部了?像我这种人,做了10年还是主任科员,我也不是想做官,但是希望待遇能好一些,我现在满身都是病。”杨剑昌说自己以前写调研报告,连续熬夜三天也没问题,暗访的时候,每天搞到凌晨四五点,回来洗把脸直接来上班。现在不行了,提起笔写两三个小时,头发就一根根地往下掉。
“我觉得干部提拔机制需要改进,人大代表选举和干部提拔都要看有没有为老百姓干实事,具体干了哪些实事,给社会发展又作了哪些贡献。”这样的表述从他口中说出,初次听到的人多少有些惊讶。事实上,在这种对个人待遇不公抱怨背后,更多是杨剑昌对于自己行为内涵和精神,未获上级部门肯定的纠结与困惑。他甚至理解说,“以前有老领导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最后没有上,就是因为‘很有争议’这四个字。”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30年30位杰出人物”评选活动中,“杨剑昌”没有被列入提名候选人名单。杨剑昌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一评选结果的不满意。“这是按照什么标准评选的?为人民为国家利益做事的人没有,有钱的大老板一大堆,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事情?这弘扬的是什么精神?”一连串的问号,没有人能够回答。
对于杨剑昌关闭接访室,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邹平学并未感到意外。在他看来,杨剑昌的行为只能是个案,并不具备示范效应。在目前的人大代表制度环境和物质基础上,物质保障、人身保障、言论免责等都没有跟上,杨的做法虽然可贵,却不可持续且不具有普遍性。评论家鄢烈山则说,杨剑昌“累了”的背后,关键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大代表不满足于做“花瓶”,真正做人民利益的代言者。
事实上,除了杨剑昌的接访室,自2008年起,深圳市人大就在社区推行“联络站”,作为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联系和服务民众的一种常规方式。不过,即便社区联络站已有122个,影响力还普遍不够。
南山月亮湾居民敖建南从事人大代表社区联络员工作已经8年,通过他手上处理的投诉有200多件,曾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除这家外,鲜有“明星”联络站。即便如此,敖建南说,通过联络人大代表处理的投诉事件,只占到三分之一,“人大代表多为兼职,居民也大多不认识他们,这使得联络站知名度不高。”
在那些选择杨剑昌接访室的市民看来,代表仅仅转交一下材料是不够的。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递上去了,会有人跟踪到底吗?”顾维新说,前来投诉的人,早已跑过几遍信访办、政府部门了。来找杨剑昌,就是因为杨剑昌接到投诉后,会跟踪相关部门,问出个结果来。
对于即将修改的《代表法》,杨剑昌没有过多评论。他只是不解:“现在的社会怎么了?对人大代表监督、履职应该积极鼓励,而不是设置这么多的限制。”
他再三表示,希望媒体关注一下人大代表的精神问题,“究竟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事实上,杨剑昌并没有关闭接访的大门。
“不是不接受投诉了。我以后要抓大放小,每年搞七八件影响范围大的投诉,跟踪到底,追出效果来,实在没精力什么事都管了。”说话间,他的手机响了三次,签收了两个快递,全部都是找他投诉的市民,“我的手机还是24小时开机,别人要是出了大事找不到我怎么办?不敢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