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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遵照中央书记处对出版工作进行讨论时所作的指示,许多部门的同志正在就如何加强和改善我们的出版工作跟各方面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发布以来,我们的整个出版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做了很多有利于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事。广大出版工作者跟各方面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家、理论家、翻译家一起,辛勤地创作、译述、编辑,使我国出版物在数量上、质量上、品种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个情况,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整个经济建设上的繁荣和发展,跟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广泛而深刻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是合拍的。在这一个时期,按照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我们出版界在介绍世界各国、各民族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优秀成果,介绍国外古代和近现代一些重要思潮、学术派别、重要论著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对于促进我国和各国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借鉴各国的经验,面向世界,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当然,在前进过程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样那样的失误。我觉得在讨论和回顾出版工作的时候,从总体上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估价。这些年,出版过一些不那么必要的著作。出了,你说就绝对不能出,恐怕也不一定。但是不是那么必要?有些就不那么很必要。有一些书出一点也可以,但在数量上多了一点,一段时间内形成某种“一窝风”的现象。还出过一些格调不高的东西,个别甚至是对青年有害的东西。在翻译、引进先进的、对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很有益处、很有参考价值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有一些不需要、不适宜引进的东西,引进来出版了,在一定范围内有些传播,引起了我国思想界、舆论界的关切和批评。党中央明确地指出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整个出版界的重视,这对于我们正确地、恰当地来估价过去的工作,积极地、审慎地来制定今后的方针和规划,把出版工作做得更好,是十分必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定把我们整个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为了保证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就提出了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经济建设要稳定地、持续地发展是办不到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不要过急,不要过份地去追求那个“超高速”。应该稍微让经济环境有弹性一点,宽松一点,以便于进行探索,以便于我们的全面改革顺利地进行。我想,从党中央这些大决策里边,我们作意识形态工作的,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某些启发和借鉴呢?那就是:要有利于我们整个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学的繁荣、艺术的繁荣、理论的发展、学术的昌盛,我们应该提供和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不是从全局上,从总体上也需要有一种比较安定、比较协调、比较和谐的环境,以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利于理论、学术的探索呢?如果说这样一种看法可以考虑的话,那么,对于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在向前开拓、探索、发展中,所遇到的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答案,以及出现的新的疑难、新的分歧、一些值得探讨的事情,就应当在一种比较平静、比较协调、比较融洽的气氛中来进行讨论。要进一步创造这么一种环境,使得理论、学术讨论能够在一种说理的、平静的气氛下进行,使得文学艺术的评论能够在一种相互信赖的、相互磋商的这么一种基础上来进行。
半年多来我一直在考虑:小说戏剧是作家们的创作,哲学、史学、经济学是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中宣部既不是文学院,也不是科学院,我们是不是应当为文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一种气氛,使整个思想文化界能在这种气氛下,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积极进取,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和创作。如果说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四个现代化的进行,经济建设的发展不利;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规定得太高,投资弄得太大,整个物资、技术供应和各个方面的关系,弦绷得太紧,不利于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创造性探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想,文学艺术创作,是最具有个性特色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最不能按照订单来“加工定货”,进行生产。所以“文化革命”中陈老总嘲笑“样板戏”的提法,说:怪了,天下的戏还有“样板”!文学、艺术、戏剧是最不能按样板订做的,刻出一个模具来冲压、锻压是不会得到成功的。因此,为了有利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理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我们的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应当进一步创造一种比较和谐的气氛,比较协调的气氛,形成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以有利于不同意见的探讨,不同观点的争论,有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
我这样说,丝毫不是回避我们在思想战线、意识形态战线上,也应该有一些严格的、明确的东西。事物不能只讲一面。比如说,在确定要坚持对外开放、进一步搞活经济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活动;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搞活企业的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就强调要加强经济纪律,加强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那么,在我们思想文化战线,在创造一个和谐的协调的气氛,有利于整个文化艺术和学术发展的同时,对人民精神情操有害的东西,我们也需要有明确的、严格的界线。比如去年上半年,国务院曾经发过一个关于禁止淫秽录像和其他淫秽制品的规定。那是很严格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那上面规定了两条:一是具体描写性行为,二是露骨宣扬色情淫荡形象,这样的录像带,就要禁止。国务院的文件是带有法规性质的,违反这个法规,就要严肃处理。当然,我们要禁止的东西只能是极少数的,禁的面不能搞得很宽,提出这样两条具体的界限,一条叫“具体”,一条叫“露骨”,它就不会很宽。是不是除了这两条严禁以外的东西,不管什么内容就都可以弄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大肆播放呢?当然不是。有一些需要鼓励大量普及的;有一些可以广泛传播的;有一些适宜在一定范围内阅读的;有一些要明确规定范围,专供某些专门部门做参考的,如此等等,都要分别不同的情况,作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有分别的政策和管理规定。去年国家出版局发了一个通知,规定有的书可以“劝其不出”。有的同志就问,什么叫“劝其不出”呀?我看这个“劝其不出”算个发明创造,这个词用得好,很有分寸感!我们不能什么都“禁出”,说“劝”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党章上就有这个词,象让一些人退党就叫“劝退”!难道只许用一个“开除”吗?这个提法有政策水平,、它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天下色调多得很,层次多得很。蒋子龙同志不是写了一篇《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多得很,每一个色彩里边又有不同的深浅。电磁波的波谱宽得很,我们能听见、看见的就只是其中一小段,其他正在开发的波段多得很。思想文化产品我想更是这样,有不同的层次。对于有损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文明进步,甚至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国家的法律明确地加以制止。但这一面不能搞得很宽,宽了只能是禁而不止。对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治罪,而用讨论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最近邓小平同志在讲到端正党风,处理大案要案,不是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吗。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取消,因为还有需要我们的专政工具去对付的东西,但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治罪,用另外的办法解决。我们不搞文字狱。
如果我们的同志们能从这些大的方面深入想一想,从总体上设想一下,设计一下,经过广泛商量,反复研究,逐步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形成一种比较好的气氛,对于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必定会更加有利。
前两天跟几位作家交谈,有位女作家说:你们是不是太重视文艺了。我说你这个作家有意思,提出的问题与众不同,人家都要求重视,你却说太重视了。她说文艺就是文艺,文艺当然有它的社会功能,但你们是不是把文艺看得太重了,以为文艺能左右政局,我看还不至于。看得过头了就会弄得很敏感,把弦绷得紧紧的。作家艺术家当然是最敏感的人,没有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敏感,没有激情,怎么能创作出好东西来呢?贵州老百姓有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如果是属于这一种迟钝得近乎麻木,怎么能成作家呢?正因为作家艺术家非常敏感,所以我们在同他们讨论文学艺术问题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形成一种适于讨论的气氛,要不然是讨论不起来的。
我对几个外地作家说,你们讲点心里话嘛,你们在议论些什么呢?他们就笑,说议论什么呀?听说你们在北京要批判谁了,讲到谁的一篇文章,又讲到谁的一本书了,讲了不少。我说没有听到这些事。后来回来一问,有点儿事。什么事?就是因为有家报纸头版下边发了一位同志的文章,说的是应该怎么样要求作家的。这本属正常讨论范围。作家是搞形象思维的,思维方法不太一样,语言方式也有点儿不一样。画家用绘画的语言,舞蹈家用舞蹈语言,舞蹈家不能用嘴讲话。表现忧伤,要用忧伤的舞蹈语言。是有点不同,但说完全不同也不见得。本来是很正常的讨论,就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发在三版——文化生活版,而是发在头版。头版就有人联想到是要闻版,要闻版登的就是要事,要事大事就有政治性,这么一推论,这大概就有什么政治行动的含义了。你说这事情多难办。这些事情就促使我们去考虑,如何来创造一种很好的气氛,既能严肃进行批评、讨论,又能保持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切磋琢磨的正常关系。后来有个报纸转载《文艺报》上关于创作自由和作家的社会责任的那篇评论,就放在三版上了。估计是有同志在想这些问题,精心设计,包括用什么版面,用什么标题,用什么语言,在什么时机发表,这都跟气氛有关。我们一定要清醒,要注意这类问题。你如果采取“密锣紧鼓”,就容易形成政治批判的气氛。所以出版问题上,我主张对禁止的东西要有明确的界限。不属于禁止的东西,按照传播层次的不同,影响范围的不同,人们对它需求的不同,分做若干不同的层次,有区别地、有选择地来安排它的数量、品种和发行范围,以利于整个文化学术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各方面都要来关怀、关心出版界的情况,出版界也要注意和各方面取得比较密切的联系。
我们中国的出版事业,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在近代,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很早就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促成了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出版了不少反映和介绍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著作;出版了反映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所受到的屈辱的书籍、刊物,激起了世界各国正直人士对我们民族解放的同情,对我们人民革命的同情。也鼓舞了好几代人来支持、参加为推翻旧的制度而进行的这场斗争。
解放以后,我们的出版事业又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如果说十年动乱期间,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问题正在逐步的解决,随着整个文化战线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的出版工作也在繁荣和发展。当然,历史造成的震动,还有一点儿余波未平。我们出版界应该和文艺、新闻、学术界一起,提倡严肃的、认真的,同时又是冷静清醒的科学探讨精神,用稳妥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
总体上讲,我们现在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思想战线比较敏感,工作不大好做,但是,我们现在再难,会比十年动乱刚结束时还难吗?不会的!现在中央从政治方针、政治方向上都很明确,有些重要问题对我们是叮咛再三。对我们现在的思想界包括出版界在内,中央在指导和估价上都是十分慎重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朗的,该肯定的就肯定,应批评的就批评。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允许说话,允许有不同看法。总的讲我们国家的气氛环境是非常有利的。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科学艺术的繁荣的。至于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某个时候出现一点不协调气氛,当然不好,但只是局部的,不要过分夸大了。
出版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它对亿万人民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是一项光荣的工作,一个重要的行业。中央领导同志总是嘱咐我们,对待精神领域的事情要非常认真,不要马虎。有的大作家不是说过,稿子写了要再三看,不要抛出不负责任的东西给读者。我们出版书籍当然更应该这样。请出版界的老同志以革命的传统,优秀的传统,来影响正在接替岗位的中青年同志,培养出一支政治方向上坚定的、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思想解放的、视野开阔的、知识广博的、技巧熟练的、作风上一丝不苟的这样一支出版队伍,使得我们的出版事业能够更加繁荣、更加发展。
有几位外国朋友问我,你们现在对外开放,担不担心精神文化上的渗透呀?我说你提出这个问题表示了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关心,很感谢。我们在工作中应当注意。但是担心嘛,我们并不太担心。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历史上并不是从来就封闭,而是经历过相当开放的时期,和世界各方进行过广泛的文化交流。所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的结果,都没有出现过丧失我们的民族特点,丢掉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的事。而交流的结果,最终都是把各国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吸收进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从总体上战略上讲,我不很担心,而是很有信心的。
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敦煌壁画,看了以敦煌壁画为基础创作出来的“丝路花雨”,非常赞赏。那里边就有许多是吸收了外国文化的东西,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很多东西都被我们吸收进来了。我们的文明,也曾经广泛地影响过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几大发明,特别是印刷出版,对西欧的文明产生过极大影响。现在是“出口转内销”,人家的印刷技术搞上去了,我们引进一些人家先进的机器设备,这也很正常的,相互交流嘛。人家吸收了我们的东西,再发展为他自己的有特色的东西,我们传播出我们的东西去,同时我们又吸收人家的好东西进来。这样做,总体上我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从经济建设上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经济要发展,科学技术要发展,离开了开放和引进不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文化要发展,离开了开放和引进行不行?有些人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说离开了开放和引进,思想文化要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机器设备的引进,就有文化,没有文化哪有机器呢?技术科学,是广义文化、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经济管理科学也有文化的内容。艺术、文学、哲学、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更有许多文化内容。如果不开放,不吸收外国文化的进步成分,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成分,关起门来搞我们的文化发展,就有许多困难。这一点不肯定下来,那就要出现说不清楚的大问题。我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不是起源于中国的东西。所以我不大主张用中、外、东、西的说法来区别取舍。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说法,但是过分了,就不太好。西化,有的叫全盘西化,当然不对。全盘西化,没这个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马克思主义如果按中、外来分,是外国思想;要讲东、西,他是起源于西方的。我们不但把它请了进来,而且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把它同我们民族的传统,社会的情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变成了有血有肉、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如果说,在学术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上,我们仍然需要吸收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就没有必要回避这个事实。
所以,重要的不在于中、外、东、西之分,重要的在于按照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按照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按照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来对待问题。一切有利于这个建设的东西,无论是古今中外的,都应该积极的加以吸取。不是照搬,不是依瓢画葫芦,更不是拜倒在“石榴裙下”,不要这样。但是,一定要敢于、善于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要优秀的,不要糟粕,这点很重要,花外汇去把人家垃圾桶里的东西拣回来,何必呢!有点浪费吧,起码对我们的“环境卫生”不利吧。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大家也要注意。
我这里就文化、出版工作讲了些话,对不对不敢讲,不对就请同志们批评。
(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朱厚泽部长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在会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时谈话的纪录稿,现在本刊摘要发表。标题是本刊编者加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定把我们整个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为了保证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就提出了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经济建设要稳定地、持续地发展是办不到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不要过急,不要过份地去追求那个“超高速”。应该稍微让经济环境有弹性一点,宽松一点,以便于进行探索,以便于我们的全面改革顺利地进行。我想,从党中央这些大决策里边,我们作意识形态工作的,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某些启发和借鉴呢?那就是:要有利于我们整个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学的繁荣、艺术的繁荣、理论的发展、学术的昌盛,我们应该提供和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不是从全局上,从总体上也需要有一种比较安定、比较协调、比较和谐的环境,以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利于理论、学术的探索呢?如果说这样一种看法可以考虑的话,那么,对于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在向前开拓、探索、发展中,所遇到的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答案,以及出现的新的疑难、新的分歧、一些值得探讨的事情,就应当在一种比较平静、比较协调、比较融洽的气氛中来进行讨论。要进一步创造这么一种环境,使得理论、学术讨论能够在一种说理的、平静的气氛下进行,使得文学艺术的评论能够在一种相互信赖的、相互磋商的这么一种基础上来进行。
半年多来我一直在考虑:小说戏剧是作家们的创作,哲学、史学、经济学是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中宣部既不是文学院,也不是科学院,我们是不是应当为文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一种气氛,使整个思想文化界能在这种气氛下,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积极进取,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和创作。如果说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四个现代化的进行,经济建设的发展不利;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规定得太高,投资弄得太大,整个物资、技术供应和各个方面的关系,弦绷得太紧,不利于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创造性探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想,文学艺术创作,是最具有个性特色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最不能按照订单来“加工定货”,进行生产。所以“文化革命”中陈老总嘲笑“样板戏”的提法,说:怪了,天下的戏还有“样板”!文学、艺术、戏剧是最不能按样板订做的,刻出一个模具来冲压、锻压是不会得到成功的。因此,为了有利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理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我们的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应当进一步创造一种比较和谐的气氛,比较协调的气氛,形成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以有利于不同意见的探讨,不同观点的争论,有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
我这样说,丝毫不是回避我们在思想战线、意识形态战线上,也应该有一些严格的、明确的东西。事物不能只讲一面。比如说,在确定要坚持对外开放、进一步搞活经济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活动;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搞活企业的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就强调要加强经济纪律,加强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那么,在我们思想文化战线,在创造一个和谐的协调的气氛,有利于整个文化艺术和学术发展的同时,对人民精神情操有害的东西,我们也需要有明确的、严格的界线。比如去年上半年,国务院曾经发过一个关于禁止淫秽录像和其他淫秽制品的规定。那是很严格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那上面规定了两条:一是具体描写性行为,二是露骨宣扬色情淫荡形象,这样的录像带,就要禁止。国务院的文件是带有法规性质的,违反这个法规,就要严肃处理。当然,我们要禁止的东西只能是极少数的,禁的面不能搞得很宽,提出这样两条具体的界限,一条叫“具体”,一条叫“露骨”,它就不会很宽。是不是除了这两条严禁以外的东西,不管什么内容就都可以弄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大肆播放呢?当然不是。有一些需要鼓励大量普及的;有一些可以广泛传播的;有一些适宜在一定范围内阅读的;有一些要明确规定范围,专供某些专门部门做参考的,如此等等,都要分别不同的情况,作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有分别的政策和管理规定。去年国家出版局发了一个通知,规定有的书可以“劝其不出”。有的同志就问,什么叫“劝其不出”呀?我看这个“劝其不出”算个发明创造,这个词用得好,很有分寸感!我们不能什么都“禁出”,说“劝”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党章上就有这个词,象让一些人退党就叫“劝退”!难道只许用一个“开除”吗?这个提法有政策水平,、它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天下色调多得很,层次多得很。蒋子龙同志不是写了一篇《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多得很,每一个色彩里边又有不同的深浅。电磁波的波谱宽得很,我们能听见、看见的就只是其中一小段,其他正在开发的波段多得很。思想文化产品我想更是这样,有不同的层次。对于有损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文明进步,甚至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国家的法律明确地加以制止。但这一面不能搞得很宽,宽了只能是禁而不止。对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治罪,而用讨论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最近邓小平同志在讲到端正党风,处理大案要案,不是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吗。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取消,因为还有需要我们的专政工具去对付的东西,但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治罪,用另外的办法解决。我们不搞文字狱。
如果我们的同志们能从这些大的方面深入想一想,从总体上设想一下,设计一下,经过广泛商量,反复研究,逐步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形成一种比较好的气氛,对于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必定会更加有利。
前两天跟几位作家交谈,有位女作家说:你们是不是太重视文艺了。我说你这个作家有意思,提出的问题与众不同,人家都要求重视,你却说太重视了。她说文艺就是文艺,文艺当然有它的社会功能,但你们是不是把文艺看得太重了,以为文艺能左右政局,我看还不至于。看得过头了就会弄得很敏感,把弦绷得紧紧的。作家艺术家当然是最敏感的人,没有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敏感,没有激情,怎么能创作出好东西来呢?贵州老百姓有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如果是属于这一种迟钝得近乎麻木,怎么能成作家呢?正因为作家艺术家非常敏感,所以我们在同他们讨论文学艺术问题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形成一种适于讨论的气氛,要不然是讨论不起来的。
我对几个外地作家说,你们讲点心里话嘛,你们在议论些什么呢?他们就笑,说议论什么呀?听说你们在北京要批判谁了,讲到谁的一篇文章,又讲到谁的一本书了,讲了不少。我说没有听到这些事。后来回来一问,有点儿事。什么事?就是因为有家报纸头版下边发了一位同志的文章,说的是应该怎么样要求作家的。这本属正常讨论范围。作家是搞形象思维的,思维方法不太一样,语言方式也有点儿不一样。画家用绘画的语言,舞蹈家用舞蹈语言,舞蹈家不能用嘴讲话。表现忧伤,要用忧伤的舞蹈语言。是有点不同,但说完全不同也不见得。本来是很正常的讨论,就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发在三版——文化生活版,而是发在头版。头版就有人联想到是要闻版,要闻版登的就是要事,要事大事就有政治性,这么一推论,这大概就有什么政治行动的含义了。你说这事情多难办。这些事情就促使我们去考虑,如何来创造一种很好的气氛,既能严肃进行批评、讨论,又能保持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切磋琢磨的正常关系。后来有个报纸转载《文艺报》上关于创作自由和作家的社会责任的那篇评论,就放在三版上了。估计是有同志在想这些问题,精心设计,包括用什么版面,用什么标题,用什么语言,在什么时机发表,这都跟气氛有关。我们一定要清醒,要注意这类问题。你如果采取“密锣紧鼓”,就容易形成政治批判的气氛。所以出版问题上,我主张对禁止的东西要有明确的界限。不属于禁止的东西,按照传播层次的不同,影响范围的不同,人们对它需求的不同,分做若干不同的层次,有区别地、有选择地来安排它的数量、品种和发行范围,以利于整个文化学术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各方面都要来关怀、关心出版界的情况,出版界也要注意和各方面取得比较密切的联系。
我们中国的出版事业,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在近代,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很早就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促成了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出版了不少反映和介绍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著作;出版了反映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所受到的屈辱的书籍、刊物,激起了世界各国正直人士对我们民族解放的同情,对我们人民革命的同情。也鼓舞了好几代人来支持、参加为推翻旧的制度而进行的这场斗争。
解放以后,我们的出版事业又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如果说十年动乱期间,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问题正在逐步的解决,随着整个文化战线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的出版工作也在繁荣和发展。当然,历史造成的震动,还有一点儿余波未平。我们出版界应该和文艺、新闻、学术界一起,提倡严肃的、认真的,同时又是冷静清醒的科学探讨精神,用稳妥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
总体上讲,我们现在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思想战线比较敏感,工作不大好做,但是,我们现在再难,会比十年动乱刚结束时还难吗?不会的!现在中央从政治方针、政治方向上都很明确,有些重要问题对我们是叮咛再三。对我们现在的思想界包括出版界在内,中央在指导和估价上都是十分慎重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朗的,该肯定的就肯定,应批评的就批评。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允许说话,允许有不同看法。总的讲我们国家的气氛环境是非常有利的。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科学艺术的繁荣的。至于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某个时候出现一点不协调气氛,当然不好,但只是局部的,不要过分夸大了。
出版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它对亿万人民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是一项光荣的工作,一个重要的行业。中央领导同志总是嘱咐我们,对待精神领域的事情要非常认真,不要马虎。有的大作家不是说过,稿子写了要再三看,不要抛出不负责任的东西给读者。我们出版书籍当然更应该这样。请出版界的老同志以革命的传统,优秀的传统,来影响正在接替岗位的中青年同志,培养出一支政治方向上坚定的、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思想解放的、视野开阔的、知识广博的、技巧熟练的、作风上一丝不苟的这样一支出版队伍,使得我们的出版事业能够更加繁荣、更加发展。
有几位外国朋友问我,你们现在对外开放,担不担心精神文化上的渗透呀?我说你提出这个问题表示了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关心,很感谢。我们在工作中应当注意。但是担心嘛,我们并不太担心。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历史上并不是从来就封闭,而是经历过相当开放的时期,和世界各方进行过广泛的文化交流。所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的结果,都没有出现过丧失我们的民族特点,丢掉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的事。而交流的结果,最终都是把各国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吸收进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从总体上战略上讲,我不很担心,而是很有信心的。
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敦煌壁画,看了以敦煌壁画为基础创作出来的“丝路花雨”,非常赞赏。那里边就有许多是吸收了外国文化的东西,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很多东西都被我们吸收进来了。我们的文明,也曾经广泛地影响过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几大发明,特别是印刷出版,对西欧的文明产生过极大影响。现在是“出口转内销”,人家的印刷技术搞上去了,我们引进一些人家先进的机器设备,这也很正常的,相互交流嘛。人家吸收了我们的东西,再发展为他自己的有特色的东西,我们传播出我们的东西去,同时我们又吸收人家的好东西进来。这样做,总体上我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从经济建设上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经济要发展,科学技术要发展,离开了开放和引进不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文化要发展,离开了开放和引进行不行?有些人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说离开了开放和引进,思想文化要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机器设备的引进,就有文化,没有文化哪有机器呢?技术科学,是广义文化、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经济管理科学也有文化的内容。艺术、文学、哲学、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更有许多文化内容。如果不开放,不吸收外国文化的进步成分,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成分,关起门来搞我们的文化发展,就有许多困难。这一点不肯定下来,那就要出现说不清楚的大问题。我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不是起源于中国的东西。所以我不大主张用中、外、东、西的说法来区别取舍。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说法,但是过分了,就不太好。西化,有的叫全盘西化,当然不对。全盘西化,没这个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马克思主义如果按中、外来分,是外国思想;要讲东、西,他是起源于西方的。我们不但把它请了进来,而且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把它同我们民族的传统,社会的情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变成了有血有肉、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如果说,在学术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上,我们仍然需要吸收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就没有必要回避这个事实。
所以,重要的不在于中、外、东、西之分,重要的在于按照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按照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按照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来对待问题。一切有利于这个建设的东西,无论是古今中外的,都应该积极的加以吸取。不是照搬,不是依瓢画葫芦,更不是拜倒在“石榴裙下”,不要这样。但是,一定要敢于、善于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要优秀的,不要糟粕,这点很重要,花外汇去把人家垃圾桶里的东西拣回来,何必呢!有点浪费吧,起码对我们的“环境卫生”不利吧。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大家也要注意。
我这里就文化、出版工作讲了些话,对不对不敢讲,不对就请同志们批评。
(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朱厚泽部长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在会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时谈话的纪录稿,现在本刊摘要发表。标题是本刊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