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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坚，广东省作协会员，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多部，著有长篇小说《青瓷殇》（与人合著）、中篇小说集《月亮的香味》、散文集《城市底色》等100余万字，有作品被选刊转载。现居深圳。
南门头的灯光
许多外地人看景德镇，是千年瓷都、是座陶瓷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但在我看来，景德镇是一座有烟火气的城市。随便在街上走走，看擺瓷器摊的档主与顾客讨价还价的表情，再听听夹杂着镇上土语的“景普话”（有浓烈景德镇口音的普通话），以及充斥于耳的都昌话、鄱阳话、九江话、抚州话、南昌话……你会感到这个城市的亲切与包容，会得出“镇巴佬”朴实里透着精明、憨厚中带着狡黠的印象。当然，更多的还是心头感受到一种魅力，一种由烟火气带给这座古镇的、兼容并蓄的魅力。
我乃土生土长的“镇巴佬”，在这座小城生活了近三十年。论及热闹的去处，我以为当属南门头，那应该是镇上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许是过去的路名单一且随意，故在镇上的老人嘴里只能听到前街后街、上街下街之说，南门头这段就是所谓前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门头尚未改造，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街面上那温柔的灯火便星星点点地照亮起来。夜市的摊贩们开始摆摊了，两旁的店铺也在这时进入最佳状态。店主们都像是要去出席一场盛宴，把自已收拾得清清爽爽。哪怕是刚拌完嘴吵过架，也会敛起不快的表情，展开和悦的笑容迎接客人的到来。生意人嘛，从不会跟钱过不去，是是非非待打烊后再去理论。
由于人民电影院坐落其中，从迎瑞弄至当铺弄这一段便成为最闹、最猛的地段。记得当年上映一部日本影片《乡恋》，观影者之多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是不过分的。电影海报上女主人公祼露背脊的画面理所当然成了卖点，刚结束“文革”的镇上人哪里敢想，莫说露肉，就是有男女牵手镜头的电影过去都被视为“毒草”，而今可好，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去看日本人脱衣服。那些刚从影院出来的观众嘴边不停的“啧啧”声，会更让人不晓得故事的深浅。于是，周边几家瓷厂的青工们下班后，工作服都不换就奔向电影院，售票窗口前一下子便成了人海。人叠着人、人踩着人挤向那狭小的窗口。结伴去的后生小伙们凑齐了钱后，通常推选一位壮实的代表去购票。但见他脱去上衣（以防扯破），由另几名同伴将其举过人头，直接抛向售票窗。此法颇灵验，常是手到擒来。那些三五成群的女工们只有望洋兴叹了，若是碰上某个眼熟的男同事，也会忘了平日的矜持，一番花言巧语后，便怂恿这个连名字都叫不上的男同事勇敢一回。我亲眼看见有不甘示弱的女工自告奋勇地朝人堆里挤，豪迈之气如面向大铡刀的刘胡兰，不畏不惧。待她从人墙中出来，再看，已是衣衫不整，头发散乱。“好在老子力气大，差些被挤扁了！” 她拍着胸脯，嘟着嘴自言自语，涨红的脸除了汗渍，尽是兴奋。
电影院门口的小摊如同一处处景点，吸引过往行人。那些个卖瓜子、花生等零食的小摊多置于一辆板车上，竖起的竹竿上挂了盏马灯，玻璃罩里扑闪着诱人火苗。瓜子有五香和椒盐的两种，每小包一角钱。形似牛角状的瓜子包齐齐地码在篾盘前方，摊主通常是边卖边包。少有买半斤一斤的顾客，那把秤也就做了摆设，秤盘仅比药店称药的秤稍大点。若遇上买几角钱的顾客，摊主会很夸张地用秤盘铲起一些，秤杆翘得很高。这还不算，再用指尖抓上几粒：“崽俚吔， 姨娘给你凑些，记得下回还买我的哦！” 笑嘻嘻说罢，顺手撕张废书或旧报纸，三两下将瓜子包得有棱有角，送到顾客手里。有对操都昌口音的中年夫妻是卖茶叶蛋的，兼营酒糟冲蛋和糯米汤圆，两夫妻各管一个蜂窝煤炉子。男的头大颈粗，显得木讷，两只眼睛只盯着炉子上那锅热气腾腾的茶叶蛋。“大头壳啊，赶紧拿火钳来帮我换块煤！”“大头壳啊，把几只碗洗下，用清水多涮几下！”女的对老公吆三喝四，一副能干婆样，呲嘴露出的两颗镶了金的牙在夜里熠熠生辉。
我印象最深的是南门头口上那几家夜宵摊子，主打的自然少不了炒碱水粑、炒排粉这些。有个名叫“南昌佬”的摊主，长得精精瘦瘦，也是老婆帮着打下手。他的摊位就摆在土产店门前的路灯下，煞有阵势。几张可折叠的小桌，几把红红绿绿的塑料凳常坐满食客。“南昌佬”善经营，有卤菜有小炒，诸如卤猪脚、卤猪耳、酱爆猪肠、炒田螺什么的，还有当季的时蔬，灯光让所有食物看上去都很诱人。关键是能喝上镇上鲜见的“南昌啤酒”，这也是他的卖点。“南昌开班车来的机师跟我哇几熟有几熟，要啤酒？发句声就足得，风快帮我拖过来，哇几新鲜就有几新鲜！”“南昌佬” 说这话时很是炫耀。此外，他装钱的竹篮里还有本油腻腻的小学生作业本，里面密密麻麻，歪歪斜斜，有符号，有数字，有汉字：“小小8块5”“大个3块”“张狗仔6块”……看来，可以赊账也是他留住常客的经营之道。
前些年，南门头动了大手术，旧城改造让它成为一条商业步行街，面目全非。每间店铺卖的都是时尚和流行，与仿古建筑格格不入。我难得几次经过那里，总会情不自禁想到从前，那个夜夜门前人头攒动的电影院，那些弥漫当地小吃独特香味的夜市摊贩，南门头由此唤起的、久远却平和、慵懒、安稳的记忆清晰如昨。啊，时也势也，“芳踪”难觅了！
伞匠
记忆中镇上早年有个伞厂，属二轻局下辖企业，在市图里附近;而门店则在中山路祥集上弄口，“十女商店”隔壁。我有个小学同学的母亲在伞厂作工，落雨天他上学撑的伞便是伞厂产品。桐油帆布伞面，粗头蛮脑，极不中看。即使这样，也令同学们羨慕不已。那年代，并非所有人都能撑雨伞、穿雨鞋（镇上称套鞋）上学，戴斗笠、披簑衣、打赤脚栉风沐雨赶学的寒门弟子大有人在。
伞厂门店卖的有竹柄油纸伞、木柄黑布伞，也有稍贵点的钢骨伞，镇上人称之为洋伞。至于今日大行其道的化纤塑料伞，以其时小镇伞厂的制作水平，还难以企及。小时候，我每路过这家伞店，都会驻足痴望一阵，发现店里永远有位操安徽黟县口音的白胡子老头，用透着乌亮色泽的竹椅临街而坐。他左手执黄铜制的水烟筒，腾出食指和中指夹根燃着的线香，右手将松黄的烟丝捻成一小撮放入烟斗，然后点上，惬意地“咕咚咕咚”吸几口，间或也会眯起笑眼与熟识的过往路人寒喧几句。 江南小镇的雨水天，淫雨霏霏，延绵不绝，雨伞对百姓而言，是极紧要的必需品。如此一来，修伞的手艺就很吃香。而镇上挨家串户的修伞匠，多从浙江那边来。“配锁、补锅、补洋瓷面盆、修洋伞啰……”吆喝基本一致，用的是浙江土话，但能听懂。远远吆喝一嗓子，中气十足，韵味悠长。从吆喝中不难看出，修伞不是主业。他们的行头比一般匠人少很多：一根扁担，前头一只木箱，后头一只篾筐，筐里除去一些杂物还有个炉子，补盆补锅时用来融锡水。他们白天穿行大街小巷，夜里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以收市的菜场为客店，肉砧为铺，酣然蜷宿，很吃得了苦。
我见过这么一位修伞匠，瘦高个，皮肤白皙，梳个分头。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说话慢条斯理，穿着整齐，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不似匠人像先生，颇获客户―街头闾巷家庭主妇好感。她们见到他，竟然不由自主地轻言细语，郑重其事将要修的伞交到他手上，再叮嘱一番。其实不外乎要他修时精心些，但在旁人看来，场景便很有些暧昧。
伞匠通常选一处不妨碍人通行的屋檐台阶放下担子，亮开嗓门连吆几声。而我们一帮小鬼头，竞相模仿，一边疯跑一边叫，也算无心插柳地帮他做了宣传。若到了饭点，伞匠便从篾筐里捧出那只尚存残烬的小炉子，加几块木炭，把小铁筒对准炉口接上风箱，拉几下，炉膛便冒起了火苗。又从木箱的布袋里抓几把米，置于烧得黑乎乎的搪瓷缸里，向旁边人家讨点水，开始煮饭。然后坐在折叠凳上，从木箱里取出些剪刀、针线、油布油纸、还有细小的伞骨伞柄等摊开。不多时，便有一些主妇们闻声而至，拿来破损的雨伞请他修理。但见他将伞握于手，先看外表，然后撑开顺势一转，动作极快、极熟练。看毕，伞匠即刻指出需修理处。而一旦谈妥价钱敲定生意，他并不急于修伞，而是旁若无人、变戏法样摸出一个竹菜筒，掀开盖，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搛出几坨裹着猪油的霉干菜，放在热腾腾的饭上，自顾自地吃起来，一脸满足。
所谓慢工出细活，修伞即如是。修伞匠一边和女主顾们扯些油盐柴米夫妻之道，发布些外面世界的奇闻逸事，一边麻利地缝织伞上的破洞或接上断裂的伞骨。稍年轻些的妇人家，对走南闯北的修伞匠言及的外部世界的新鲜事充满向往，眼里不时闪出异样光亮。她心里头或许也不平静：自家那个 “窑巴佬”“坯房佬”的瓷工丈夫，与眼前这个像先生的伞匠哪能比？人家走遍天下吔！几多见识？据好事者“权威发布”，镇上就有“走野”的妇人家跟上伞匠跑了。被甩的男人痛心疾首之余，创造出“防火防贼防伞匠”口号。
曾几何时，人事沧桑，镇上的伞匠越来越少了。因果不言自明。我时常想，一柄雨伞遮挡一方风雨一片天，如同一片祥云，让生活滋生出遐想与诗情。而伞匠，算得上编织这份浪漫的使者罢。
水酒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十八桥有一溜绵长的老屋，一块块窄长的门板，因年代久远颜色深沉。清早，你可以看到主人打着呵欠，懒模懒样地将门板卸下。于是，新的一天宣告开始。不多时，日头升起，狭窄的街市渐渐热闹起来。
十八桥有间水酒店，没有招牌，却门庭若市。偌大的酒缸就置于门口，用半块缸盖盖着，另一半则蒙块白纱布，打酒时掀开即是，很方便，看上去也干净，卫生。
客人都是冲着酒香来的;在逼仄的店堂里，他们或坐在条凳上，或蹲在门前石板上，就着花生米、兰花豆、卤香干，享受着本真的惬意人生。
水酒店的女老板，因为又矮又胖，大家都喊她冬瓜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能长得像她那么胖，真不太容易。她身上，似乎除了肉还是肉。远远看去，就是一堆肉在挪动。其实，她有个很好听的本名：水仙。“冬瓜婆”只是绰号。但叫绰号的人多了，她也乐呵呵地答应，一点不觉得难听。
冬瓜婆的老公是瓷厂里装坯（将成型的瓷坯置入匣钵，待后进窑烧炼）的，三十多岁就得了矽肺病，诊了不少钱，最后还是撒手归天了。从此，冬瓜婆拉扯一双儿女，日子过得艰难。她原本在瓷厂青花车间画坯，手艺不算出众，还说得过去。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根本维持不了一家三口开销。老是腆着脸领工会补助，吃救济，总不是办法。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思来想去，还不如自谋出路。她在娘家做姑娘时，便会学了酿水酒，从未失过手，酿出来的酒，人都说好喝。于是，她筹了200块钱，辞職，砸了自己的铁饭碗，在十八桥寻下这间门面，开起了水酒店。
水酒的酿造既简单也复杂，糯米加酒曲发酵后，适量兑水即可。但发酵时间的把握有诀窍，既不能太老，又不能太嫩。太老了发酸发苦，太嫩了酒味不浓。兑水也有讲究，生水熟水效果不同;生水远不如熟水。冬瓜婆酿水酒，都用烧开后摊冷的熟水，而且是专门请人从凤凰山挑来的山泉水。她的水酒酿成，呈乳白色，看上去养眼，闻起来清香，喝到嘴里绵甜且酒味浓劲足。天长日久，赢得了好口碑。
喝酒要下酒菜。与其它水酒店不同，冬瓜婆除了备有兰花豆、卤香干、花生米这些佐酒小菜，还兼卖香喷喷的卤猪头肉。但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这份口福。秋冬天，她则炖上一锅牛杂碎，掺些萝卜块，猛加辣椒、生姜、大蒜，配以五香、八角、桂皮，开锅后，满店弥漫令人垂涎的浓香。这些花样，让她除了水酒外增加了不少收入。
盛酒的碗分两种，大号碗，口面大且深。据说是中苏友好时代为俄国人生产的，蛮头蛮脑，可盛水酒一斤;小号的“蓝边碗”，碗沿画两道蓝边，看上去简约，但很实用，可盛酒半斤。大碗酒卖两角钱，小碗酒一角。
喝酒的客人相对流动，更有许多常客。对于这些熟客，冬瓜婆热情有加。时不时用酒提子给他们额外加些酒。每天上午这拨熟客，多是卖力气维生的后生，也有不少菜农，卖完两筐菜，到水酒店要碗酒，加碟花生米，喝酒兼歇气，捱上个把钟头，再红光满面一步三晃地挑着空担回家。下午喝酒的人，多是瓷厂的退休工人，常要喝到太阳落山才鸣金收兵。在水酒店这个市井新闻中心，他们说张三道李四，忆往谈今，甚至高谈阔论天下大事。更有一帮好斗好热闹的，还要划几拳，“两相好”“六六顺”“满堂红”…… 声若洪钟，震耳欲聋，引来路人过客注意。 冬瓜婆面对这番场面，嘴里虽嘟囔：“吵死人呐！”脸上却难掩笑意。但有赢输双方争执不休，几欲破脸，她二话不说，端起输家的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完了，嘴唇一抹，揶揄道：“这下总可以了吧！”然后，抓块猪头肉，飞快地切好装盘，浇点酱油麻油，洒上香葱端过来。“喏。这盘算我的。划拳就划拳，莫伤和气呦！”偶尔，碰上没酒品的人借酒装疯，冬瓜婆毫不畏惧，菜刀往案板上猛一拍，抖动一身肥肉，厉喝：“给老娘死远点！有的吃还不自在，装疯带贱也不看地方！喜欢疯，回家跟你老婆疯去！”把装疯的酒鬼吓出一身冷汗。
冬去春来，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劳累，冬瓜婆虽然很充实，也不免落寞伤感。一双儿女渐渐长大，品学兼优，从学校领回的各种奖状糊满一面墙，而且特别孝顺。但愈是这样，愈让冬瓜婆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欠缺。那种难以言表的焦虑和希冀，在冬瓜婆心中氤氲弥漫，越来越浓。
又是一年春来到。春风拂面，水酒店里的空气都和澡堂子一样，暖暖和和。
正午时分，生意开始热闹起来。
冬瓜婆忙前忙后招呼客人，打酒端菜，不亦乐乎。陡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杵到她面前，令她心头猛地一紧，顿时血往脸上冲，发烧发烫。
杵在冬瓜婆面前的叫木根，是她以前车间里的同事，当年的生产标兵。他技术好，总是比别人多画几板坯，超额完成任务，还时常帮帮同事的忙。对那时尚未婚配的冬瓜婆，更格外好些。一来二去，彼此就都有了点意思。那年中秋节，木根请车间主任陪着，登上冬瓜婆家门。正要把话题往心思上引。冬瓜婆的娘听出话风，顺口就打断了话头。像镇上许多心思极快、八面玲珑的老太婆一样，冬瓜婆的娘心里纵一百个不同意，嘴上却不停地夸奖木根师傅如何能干、如何聪明、如何讨人欢喜……但送客出门，却连一句“吃了饭去”的虚客气都不出口，还硬逼木根把拎来的月饼、水果、白酒等“四色水礼”原封不动拎回去。这事，犹如做水酒，酒曲刚拌进糯米里，兜头一桶冷水浇下去—胎死腹中！
冬瓜婆的娘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木根左脚有点瘸，镇上称之为“拐子”;生活上多多少少有些不方便。她怕女儿日后受连累。不承想，女儿后来嫁给了那个矽肺病老公，更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唉，人算不如天算，都是命啊！
冬瓜婆给木根打了碗水酒，又把自己坐的方凳让给他坐，嘴里有一句没一句，若无其事地扯些闲篇。木根不胜酒力，一碗喝下，颈脖子都红了。冬瓜婆却又给他添一碗，其实是借酒捱时间，留他多坐下。
说来木根也是倒霉。那次提亲失败后，他就在乡下老家草草说了门亲。女的长得倒不难看，但头脑有问题，半傻不傻。去医院看过，说是脑膜炎后遗症。婚后不久的一天，木根下班回家，那女人却不知去向。他惊慌失措跑去派出所报了案，又请了好些同事四下里打锣寻。忙到半夜，人影子也没找到。几天后，派出所找木根去，说是西河滩上发现一具女尸，与他老婆的特征接近，要他去辨尸。结果当然坐实了。从此，木根就蔫了，提不起神，像变了个人。
那天，一直到水酒店打烊，冬瓜婆才把喝醉了的木根送—莫如说被她半劝半逼—回家。
这次见面后，木根三天两头往冬瓜婆的水酒店跑，却不喝酒，就帮着冬瓜婆打打下手，张罗张罗生意。一些熟客遂拿他们开玩笑，把什么《天仙配》《梁祝》《 西厢记》《柳毅传书》……等等老戏文全往他俩身上套。起初，他们还有些不好意思，久了也就无所谓了。客人称木根为“董郎”“张生”，木根也笑着含糊应答。会当其时，冬瓜婆居然还配合着哼几句黄梅调或绍兴戏，笑得大家前俯后仰，不免又多喝几碗水酒。
水酒店夏季生意最好。有了木根做帮手，冬瓜婆热天里就不那么累了。忙里偷闲，扯几尺“的确良”， 请裁缝帮木根做了身衣服。“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木根换上新衣装，还真有模有样。冬瓜婆又逼他剃头刮胡子，俨然把他当新郎官扮。
木根提议：水酒店要挂块牌子。他都想好了，叫“好又来”。冬瓜婆一个劲地说好，一副夫唱妇随作派。木根又提议店堂里贴张价格表，明码标价，明买明卖。生意做得硬气，客源就广。冬瓜婆一边应允，一边提醒：“你不要只提议，想到了就动手去做！”木根点头如捣蒜，望着冬瓜婆一个劲地傻笑。
自“好又来”的招牌挂出来，水酒店由原来一天卖一缸水酒，到一缸半，到两缸，生意愈来愈旺。乐得冬瓜婆胖脸上终日笑容可掬，開始规划今后的幸福生活。与木根商商量量，在茶叶坞开发区买了块地，盖起一幢三层楼房。新房竣工那天，行事一贯不喜张扬的冬瓜婆，摆了一桌酒，“烧香看和尚，一事两勾当”，邀来几位要好的老同事，热闹了一场，算是对外宣布：正式接纳木根。
那天，冬瓜婆和木根都喝醉了。
后来，十八桥因旧城改造拆迁，冬瓜婆舍不得放弃令她苦尽甜来的水酒店，就用拆迁补偿款在新居茶叶坞开发区的进路口，重开了一家。店名还叫“好又来”，生意还是那么好。人们都羡慕：冬瓜婆硬是福气坨坨咯好命！
（责任编辑：朱铁军）
南门头的灯光
许多外地人看景德镇，是千年瓷都、是座陶瓷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但在我看来，景德镇是一座有烟火气的城市。随便在街上走走，看擺瓷器摊的档主与顾客讨价还价的表情，再听听夹杂着镇上土语的“景普话”（有浓烈景德镇口音的普通话），以及充斥于耳的都昌话、鄱阳话、九江话、抚州话、南昌话……你会感到这个城市的亲切与包容，会得出“镇巴佬”朴实里透着精明、憨厚中带着狡黠的印象。当然，更多的还是心头感受到一种魅力，一种由烟火气带给这座古镇的、兼容并蓄的魅力。
我乃土生土长的“镇巴佬”，在这座小城生活了近三十年。论及热闹的去处，我以为当属南门头，那应该是镇上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许是过去的路名单一且随意，故在镇上的老人嘴里只能听到前街后街、上街下街之说，南门头这段就是所谓前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门头尚未改造，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街面上那温柔的灯火便星星点点地照亮起来。夜市的摊贩们开始摆摊了，两旁的店铺也在这时进入最佳状态。店主们都像是要去出席一场盛宴，把自已收拾得清清爽爽。哪怕是刚拌完嘴吵过架，也会敛起不快的表情，展开和悦的笑容迎接客人的到来。生意人嘛，从不会跟钱过不去，是是非非待打烊后再去理论。
由于人民电影院坐落其中，从迎瑞弄至当铺弄这一段便成为最闹、最猛的地段。记得当年上映一部日本影片《乡恋》，观影者之多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是不过分的。电影海报上女主人公祼露背脊的画面理所当然成了卖点，刚结束“文革”的镇上人哪里敢想，莫说露肉，就是有男女牵手镜头的电影过去都被视为“毒草”，而今可好，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去看日本人脱衣服。那些刚从影院出来的观众嘴边不停的“啧啧”声，会更让人不晓得故事的深浅。于是，周边几家瓷厂的青工们下班后，工作服都不换就奔向电影院，售票窗口前一下子便成了人海。人叠着人、人踩着人挤向那狭小的窗口。结伴去的后生小伙们凑齐了钱后，通常推选一位壮实的代表去购票。但见他脱去上衣（以防扯破），由另几名同伴将其举过人头，直接抛向售票窗。此法颇灵验，常是手到擒来。那些三五成群的女工们只有望洋兴叹了，若是碰上某个眼熟的男同事，也会忘了平日的矜持，一番花言巧语后，便怂恿这个连名字都叫不上的男同事勇敢一回。我亲眼看见有不甘示弱的女工自告奋勇地朝人堆里挤，豪迈之气如面向大铡刀的刘胡兰，不畏不惧。待她从人墙中出来，再看，已是衣衫不整，头发散乱。“好在老子力气大，差些被挤扁了！” 她拍着胸脯，嘟着嘴自言自语，涨红的脸除了汗渍，尽是兴奋。
电影院门口的小摊如同一处处景点，吸引过往行人。那些个卖瓜子、花生等零食的小摊多置于一辆板车上，竖起的竹竿上挂了盏马灯，玻璃罩里扑闪着诱人火苗。瓜子有五香和椒盐的两种，每小包一角钱。形似牛角状的瓜子包齐齐地码在篾盘前方，摊主通常是边卖边包。少有买半斤一斤的顾客，那把秤也就做了摆设，秤盘仅比药店称药的秤稍大点。若遇上买几角钱的顾客，摊主会很夸张地用秤盘铲起一些，秤杆翘得很高。这还不算，再用指尖抓上几粒：“崽俚吔， 姨娘给你凑些，记得下回还买我的哦！” 笑嘻嘻说罢，顺手撕张废书或旧报纸，三两下将瓜子包得有棱有角，送到顾客手里。有对操都昌口音的中年夫妻是卖茶叶蛋的，兼营酒糟冲蛋和糯米汤圆，两夫妻各管一个蜂窝煤炉子。男的头大颈粗，显得木讷，两只眼睛只盯着炉子上那锅热气腾腾的茶叶蛋。“大头壳啊，赶紧拿火钳来帮我换块煤！”“大头壳啊，把几只碗洗下，用清水多涮几下！”女的对老公吆三喝四，一副能干婆样，呲嘴露出的两颗镶了金的牙在夜里熠熠生辉。
我印象最深的是南门头口上那几家夜宵摊子，主打的自然少不了炒碱水粑、炒排粉这些。有个名叫“南昌佬”的摊主，长得精精瘦瘦，也是老婆帮着打下手。他的摊位就摆在土产店门前的路灯下，煞有阵势。几张可折叠的小桌，几把红红绿绿的塑料凳常坐满食客。“南昌佬”善经营，有卤菜有小炒，诸如卤猪脚、卤猪耳、酱爆猪肠、炒田螺什么的，还有当季的时蔬，灯光让所有食物看上去都很诱人。关键是能喝上镇上鲜见的“南昌啤酒”，这也是他的卖点。“南昌开班车来的机师跟我哇几熟有几熟，要啤酒？发句声就足得，风快帮我拖过来，哇几新鲜就有几新鲜！”“南昌佬” 说这话时很是炫耀。此外，他装钱的竹篮里还有本油腻腻的小学生作业本，里面密密麻麻，歪歪斜斜，有符号，有数字，有汉字：“小小8块5”“大个3块”“张狗仔6块”……看来，可以赊账也是他留住常客的经营之道。
前些年，南门头动了大手术，旧城改造让它成为一条商业步行街，面目全非。每间店铺卖的都是时尚和流行，与仿古建筑格格不入。我难得几次经过那里，总会情不自禁想到从前，那个夜夜门前人头攒动的电影院，那些弥漫当地小吃独特香味的夜市摊贩，南门头由此唤起的、久远却平和、慵懒、安稳的记忆清晰如昨。啊，时也势也，“芳踪”难觅了！
伞匠
记忆中镇上早年有个伞厂，属二轻局下辖企业，在市图里附近;而门店则在中山路祥集上弄口，“十女商店”隔壁。我有个小学同学的母亲在伞厂作工，落雨天他上学撑的伞便是伞厂产品。桐油帆布伞面，粗头蛮脑，极不中看。即使这样，也令同学们羨慕不已。那年代，并非所有人都能撑雨伞、穿雨鞋（镇上称套鞋）上学，戴斗笠、披簑衣、打赤脚栉风沐雨赶学的寒门弟子大有人在。
伞厂门店卖的有竹柄油纸伞、木柄黑布伞，也有稍贵点的钢骨伞，镇上人称之为洋伞。至于今日大行其道的化纤塑料伞，以其时小镇伞厂的制作水平，还难以企及。小时候，我每路过这家伞店，都会驻足痴望一阵，发现店里永远有位操安徽黟县口音的白胡子老头，用透着乌亮色泽的竹椅临街而坐。他左手执黄铜制的水烟筒，腾出食指和中指夹根燃着的线香，右手将松黄的烟丝捻成一小撮放入烟斗，然后点上，惬意地“咕咚咕咚”吸几口，间或也会眯起笑眼与熟识的过往路人寒喧几句。 江南小镇的雨水天，淫雨霏霏，延绵不绝，雨伞对百姓而言，是极紧要的必需品。如此一来，修伞的手艺就很吃香。而镇上挨家串户的修伞匠，多从浙江那边来。“配锁、补锅、补洋瓷面盆、修洋伞啰……”吆喝基本一致，用的是浙江土话，但能听懂。远远吆喝一嗓子，中气十足，韵味悠长。从吆喝中不难看出，修伞不是主业。他们的行头比一般匠人少很多：一根扁担，前头一只木箱，后头一只篾筐，筐里除去一些杂物还有个炉子，补盆补锅时用来融锡水。他们白天穿行大街小巷，夜里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以收市的菜场为客店，肉砧为铺，酣然蜷宿，很吃得了苦。
我见过这么一位修伞匠，瘦高个，皮肤白皙，梳个分头。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说话慢条斯理，穿着整齐，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不似匠人像先生，颇获客户―街头闾巷家庭主妇好感。她们见到他，竟然不由自主地轻言细语，郑重其事将要修的伞交到他手上，再叮嘱一番。其实不外乎要他修时精心些，但在旁人看来，场景便很有些暧昧。
伞匠通常选一处不妨碍人通行的屋檐台阶放下担子，亮开嗓门连吆几声。而我们一帮小鬼头，竞相模仿，一边疯跑一边叫，也算无心插柳地帮他做了宣传。若到了饭点，伞匠便从篾筐里捧出那只尚存残烬的小炉子，加几块木炭，把小铁筒对准炉口接上风箱，拉几下，炉膛便冒起了火苗。又从木箱的布袋里抓几把米，置于烧得黑乎乎的搪瓷缸里，向旁边人家讨点水，开始煮饭。然后坐在折叠凳上，从木箱里取出些剪刀、针线、油布油纸、还有细小的伞骨伞柄等摊开。不多时，便有一些主妇们闻声而至，拿来破损的雨伞请他修理。但见他将伞握于手，先看外表，然后撑开顺势一转，动作极快、极熟练。看毕，伞匠即刻指出需修理处。而一旦谈妥价钱敲定生意，他并不急于修伞，而是旁若无人、变戏法样摸出一个竹菜筒，掀开盖，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搛出几坨裹着猪油的霉干菜，放在热腾腾的饭上，自顾自地吃起来，一脸满足。
所谓慢工出细活，修伞即如是。修伞匠一边和女主顾们扯些油盐柴米夫妻之道，发布些外面世界的奇闻逸事，一边麻利地缝织伞上的破洞或接上断裂的伞骨。稍年轻些的妇人家，对走南闯北的修伞匠言及的外部世界的新鲜事充满向往，眼里不时闪出异样光亮。她心里头或许也不平静：自家那个 “窑巴佬”“坯房佬”的瓷工丈夫，与眼前这个像先生的伞匠哪能比？人家走遍天下吔！几多见识？据好事者“权威发布”，镇上就有“走野”的妇人家跟上伞匠跑了。被甩的男人痛心疾首之余，创造出“防火防贼防伞匠”口号。
曾几何时，人事沧桑，镇上的伞匠越来越少了。因果不言自明。我时常想，一柄雨伞遮挡一方风雨一片天，如同一片祥云，让生活滋生出遐想与诗情。而伞匠，算得上编织这份浪漫的使者罢。
水酒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十八桥有一溜绵长的老屋，一块块窄长的门板，因年代久远颜色深沉。清早，你可以看到主人打着呵欠，懒模懒样地将门板卸下。于是，新的一天宣告开始。不多时，日头升起，狭窄的街市渐渐热闹起来。
十八桥有间水酒店，没有招牌，却门庭若市。偌大的酒缸就置于门口，用半块缸盖盖着，另一半则蒙块白纱布，打酒时掀开即是，很方便，看上去也干净，卫生。
客人都是冲着酒香来的;在逼仄的店堂里，他们或坐在条凳上，或蹲在门前石板上，就着花生米、兰花豆、卤香干，享受着本真的惬意人生。
水酒店的女老板，因为又矮又胖，大家都喊她冬瓜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能长得像她那么胖，真不太容易。她身上，似乎除了肉还是肉。远远看去，就是一堆肉在挪动。其实，她有个很好听的本名：水仙。“冬瓜婆”只是绰号。但叫绰号的人多了，她也乐呵呵地答应，一点不觉得难听。
冬瓜婆的老公是瓷厂里装坯（将成型的瓷坯置入匣钵，待后进窑烧炼）的，三十多岁就得了矽肺病，诊了不少钱，最后还是撒手归天了。从此，冬瓜婆拉扯一双儿女，日子过得艰难。她原本在瓷厂青花车间画坯，手艺不算出众，还说得过去。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根本维持不了一家三口开销。老是腆着脸领工会补助，吃救济，总不是办法。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思来想去，还不如自谋出路。她在娘家做姑娘时，便会学了酿水酒，从未失过手，酿出来的酒，人都说好喝。于是，她筹了200块钱，辞職，砸了自己的铁饭碗，在十八桥寻下这间门面，开起了水酒店。
水酒的酿造既简单也复杂，糯米加酒曲发酵后，适量兑水即可。但发酵时间的把握有诀窍，既不能太老，又不能太嫩。太老了发酸发苦，太嫩了酒味不浓。兑水也有讲究，生水熟水效果不同;生水远不如熟水。冬瓜婆酿水酒，都用烧开后摊冷的熟水，而且是专门请人从凤凰山挑来的山泉水。她的水酒酿成，呈乳白色，看上去养眼，闻起来清香，喝到嘴里绵甜且酒味浓劲足。天长日久，赢得了好口碑。
喝酒要下酒菜。与其它水酒店不同，冬瓜婆除了备有兰花豆、卤香干、花生米这些佐酒小菜，还兼卖香喷喷的卤猪头肉。但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这份口福。秋冬天，她则炖上一锅牛杂碎，掺些萝卜块，猛加辣椒、生姜、大蒜，配以五香、八角、桂皮，开锅后，满店弥漫令人垂涎的浓香。这些花样，让她除了水酒外增加了不少收入。
盛酒的碗分两种，大号碗，口面大且深。据说是中苏友好时代为俄国人生产的，蛮头蛮脑，可盛水酒一斤;小号的“蓝边碗”，碗沿画两道蓝边，看上去简约，但很实用，可盛酒半斤。大碗酒卖两角钱，小碗酒一角。
喝酒的客人相对流动，更有许多常客。对于这些熟客，冬瓜婆热情有加。时不时用酒提子给他们额外加些酒。每天上午这拨熟客，多是卖力气维生的后生，也有不少菜农，卖完两筐菜，到水酒店要碗酒，加碟花生米，喝酒兼歇气，捱上个把钟头，再红光满面一步三晃地挑着空担回家。下午喝酒的人，多是瓷厂的退休工人，常要喝到太阳落山才鸣金收兵。在水酒店这个市井新闻中心，他们说张三道李四，忆往谈今，甚至高谈阔论天下大事。更有一帮好斗好热闹的，还要划几拳，“两相好”“六六顺”“满堂红”…… 声若洪钟，震耳欲聋，引来路人过客注意。 冬瓜婆面对这番场面，嘴里虽嘟囔：“吵死人呐！”脸上却难掩笑意。但有赢输双方争执不休，几欲破脸，她二话不说，端起输家的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完了，嘴唇一抹，揶揄道：“这下总可以了吧！”然后，抓块猪头肉，飞快地切好装盘，浇点酱油麻油，洒上香葱端过来。“喏。这盘算我的。划拳就划拳，莫伤和气呦！”偶尔，碰上没酒品的人借酒装疯，冬瓜婆毫不畏惧，菜刀往案板上猛一拍，抖动一身肥肉，厉喝：“给老娘死远点！有的吃还不自在，装疯带贱也不看地方！喜欢疯，回家跟你老婆疯去！”把装疯的酒鬼吓出一身冷汗。
冬去春来，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劳累，冬瓜婆虽然很充实，也不免落寞伤感。一双儿女渐渐长大，品学兼优，从学校领回的各种奖状糊满一面墙，而且特别孝顺。但愈是这样，愈让冬瓜婆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欠缺。那种难以言表的焦虑和希冀，在冬瓜婆心中氤氲弥漫，越来越浓。
又是一年春来到。春风拂面，水酒店里的空气都和澡堂子一样，暖暖和和。
正午时分，生意开始热闹起来。
冬瓜婆忙前忙后招呼客人，打酒端菜，不亦乐乎。陡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杵到她面前，令她心头猛地一紧，顿时血往脸上冲，发烧发烫。
杵在冬瓜婆面前的叫木根，是她以前车间里的同事，当年的生产标兵。他技术好，总是比别人多画几板坯，超额完成任务，还时常帮帮同事的忙。对那时尚未婚配的冬瓜婆，更格外好些。一来二去，彼此就都有了点意思。那年中秋节，木根请车间主任陪着，登上冬瓜婆家门。正要把话题往心思上引。冬瓜婆的娘听出话风，顺口就打断了话头。像镇上许多心思极快、八面玲珑的老太婆一样，冬瓜婆的娘心里纵一百个不同意，嘴上却不停地夸奖木根师傅如何能干、如何聪明、如何讨人欢喜……但送客出门，却连一句“吃了饭去”的虚客气都不出口，还硬逼木根把拎来的月饼、水果、白酒等“四色水礼”原封不动拎回去。这事，犹如做水酒，酒曲刚拌进糯米里，兜头一桶冷水浇下去—胎死腹中！
冬瓜婆的娘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木根左脚有点瘸，镇上称之为“拐子”;生活上多多少少有些不方便。她怕女儿日后受连累。不承想，女儿后来嫁给了那个矽肺病老公，更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唉，人算不如天算，都是命啊！
冬瓜婆给木根打了碗水酒，又把自己坐的方凳让给他坐，嘴里有一句没一句，若无其事地扯些闲篇。木根不胜酒力，一碗喝下，颈脖子都红了。冬瓜婆却又给他添一碗，其实是借酒捱时间，留他多坐下。
说来木根也是倒霉。那次提亲失败后，他就在乡下老家草草说了门亲。女的长得倒不难看，但头脑有问题，半傻不傻。去医院看过，说是脑膜炎后遗症。婚后不久的一天，木根下班回家，那女人却不知去向。他惊慌失措跑去派出所报了案，又请了好些同事四下里打锣寻。忙到半夜，人影子也没找到。几天后，派出所找木根去，说是西河滩上发现一具女尸，与他老婆的特征接近，要他去辨尸。结果当然坐实了。从此，木根就蔫了，提不起神，像变了个人。
那天，一直到水酒店打烊，冬瓜婆才把喝醉了的木根送—莫如说被她半劝半逼—回家。
这次见面后，木根三天两头往冬瓜婆的水酒店跑，却不喝酒，就帮着冬瓜婆打打下手，张罗张罗生意。一些熟客遂拿他们开玩笑，把什么《天仙配》《梁祝》《 西厢记》《柳毅传书》……等等老戏文全往他俩身上套。起初，他们还有些不好意思，久了也就无所谓了。客人称木根为“董郎”“张生”，木根也笑着含糊应答。会当其时，冬瓜婆居然还配合着哼几句黄梅调或绍兴戏，笑得大家前俯后仰，不免又多喝几碗水酒。
水酒店夏季生意最好。有了木根做帮手，冬瓜婆热天里就不那么累了。忙里偷闲，扯几尺“的确良”， 请裁缝帮木根做了身衣服。“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木根换上新衣装，还真有模有样。冬瓜婆又逼他剃头刮胡子，俨然把他当新郎官扮。
木根提议：水酒店要挂块牌子。他都想好了，叫“好又来”。冬瓜婆一个劲地说好，一副夫唱妇随作派。木根又提议店堂里贴张价格表，明码标价，明买明卖。生意做得硬气，客源就广。冬瓜婆一边应允，一边提醒：“你不要只提议，想到了就动手去做！”木根点头如捣蒜，望着冬瓜婆一个劲地傻笑。
自“好又来”的招牌挂出来，水酒店由原来一天卖一缸水酒，到一缸半，到两缸，生意愈来愈旺。乐得冬瓜婆胖脸上终日笑容可掬，開始规划今后的幸福生活。与木根商商量量，在茶叶坞开发区买了块地，盖起一幢三层楼房。新房竣工那天，行事一贯不喜张扬的冬瓜婆，摆了一桌酒，“烧香看和尚，一事两勾当”，邀来几位要好的老同事，热闹了一场，算是对外宣布：正式接纳木根。
那天，冬瓜婆和木根都喝醉了。
后来，十八桥因旧城改造拆迁，冬瓜婆舍不得放弃令她苦尽甜来的水酒店，就用拆迁补偿款在新居茶叶坞开发区的进路口，重开了一家。店名还叫“好又来”，生意还是那么好。人们都羡慕：冬瓜婆硬是福气坨坨咯好命！
（责任编辑：朱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