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跑在他老去的路上
　　一
　　南方的风温温地撩着人的心绪，使人油然而生哼一支歌的冲动。歌声是有翅膀的，正如兴国山歌飞进了我的生活，使我迫不及待要去寻找一个唱了一辈子山歌的老人。
　　然而头一天，别人都劝我，还是不要去的好。因为王善良已经七十八岁，耳朵有些背，听不清话，普通话也说不好，一个外地人要和他交流甚是困难。但是我有我的执拗，徐盛久去世之后，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生的王善良，便是唯一一个在世的兴国山歌国家级传承人了。
　　在兴国县城郊，廉租房小区的天空显得开阔清朗，房屋边上的绿化树也精神抖擞地摇晃着枝叶。王善良挺着肚子，腰带扎得高高的，头略朝后仰，有些皱的黑西装敞开着，像一个煞有介事的老将军。他的老伴穿着大红的外衣，玫红的鞋子，喜气洋洋地站在他身旁。
　　我走过去的时候，这对老夫妻正站在一楼的空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节日降临于新的一天。因为事先约好，他们显然没有安排别的事情，单为等我的到來。或者，即便有事情也毫不犹豫地往后延了。
　　眼下，王善良握住我的手，哈哈哈地朗笑着，自顾自地讲着他认为必不可少的欢迎词。直觉告诉我，这是个经见过许多人和事的可爱老头儿。
　　廉租房只有一间，厨房、餐厅、卧室、卫生间，密密地拢在一个长方块里。成堆成堆的杂物将屋子塞得满满的，一张上下铺的床上歪坐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握着遥控器将电视开得震天响。声音进入物体，又覆盖物体，将仅剩的一点儿空间全都填满了。而他们，似乎并未觉出逼仄，只是如此欢天喜地地活着。
　　王善良的老家，在兴国县城岗乡大获村高岭下组。那里有山有水有田地，有猪有牛有鸡鸭，有听他唱山歌的无数生灵。他曾经怎样在广阔的天地里亮开喉咙啊，放牛的时候唱给老牛和绿莹莹的青草听，割柴火的时候唱给山岭和软绵绵的白云听，插秧的时候唱给秧苗和亮晃晃的水田听。
　　那时候唱山歌哪里需要专门的传承人呢？八九十岁的老爷爷会唱，刚过门的新媳妇会唱，才学会说话的两三岁小娃娃也会唱，村里的每个人都会唱。高兴了唱，难过了也唱;热闹时唱，寂寞时也唱。
　　山民们在田野山林的相互唱和，原是兴国山歌最初的状貌。兴国的山歌手，历来尊崇木客为祖师，渊源可往上远溯两千多年。
　　自古山歌始于劳动，而伐木者尤其善歌。他们的劳作之处密林幽深，各种或凶险或敦厚或畏怯的动物随处隐伏，他们需要在斧头铿锵声中亮开歌喉，让歌声像鸟儿一样飞越丛林，冲向蓝天。有时是自我的宽慰，解除疲乏和对危险的恐惧;有时是讲和的信号，提醒各路野生动物各走各道;有时是讯息的传递，与分散各处的同伴遥相呼应。
　　正如《诗经·小雅·伐木》所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传说这其中的“伐木丁丁”，便起源于伐木客的号子。
　　二
　　在兴国，我听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伐木客的故事。
　　相传秦末，秦皇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一群以六国遗民为主的伐木工为逃避采木的劳役，溯赣江而上，遁入兴国县上洛山，隐居下来。
　　赣南，自古便有“五岭之要冲”的显重地理位置，在逶迤的崇山峻岭间，水源丰沛，气候温暖，经年生长着繁茂多样的林木，也垂挂着不计其数的果物。赣南的物产之丰饶，为木客的到来提供了隐遁和生存的极佳条件。
　　翻看兴国县志，同治县志重印本第五百一十二页清楚地记载了他们的踪迹：“上洛山，有木客。形似人，语亦似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自言秦时造阿房宫采木者，食木实得不死。能砍杉枋，与人交市，易人刀斧。交关者，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殡葬。尝有山人行，遇其葬日，出酒食啖人。山有石墨可书。”
　　直到今天，兴国县西南的永丰乡、隆坪乡一带，还有不少村民自称为“木客人家”。
　　无论如何，这一批伐木客最终留在了兴国，与更多中原南迁的客家人融为一体。他们将唱和回响于林间的山歌流传了下来，直到形成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一个独特分支——兴国山歌。
　　据说，兴国山歌的发端语起兴词“哎呀嘞——”就是伐木工人在劳动中或劳动后伸腰舒气的感叹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伐木客的歌声与中原客家的民谣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并与当地方言不断磨合，不断改造演化，最终在兴国山区这片沃土中扎下根来，开出一朵奇丽之花。
　　王善良是不是木客的后人，我们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和木客一样爱唱山歌。他唱了一辈子山歌，唱着唱着，就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山里娃唱成了职业山歌手;唱着唱着，又从山林村野中一路走来，唱到了城市和校园;唱着唱着，他恍然发觉，不知从何时开始，山歌成了越来越小众的技艺，直到变成需要人为保护和发展的非遗。
　　二○○九年，王善良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这意味着，他将不仅仅为表达个人的情绪，或作为谋生的手段去歌唱，而是带着传承的使命，为着一种单靠自然传递无法再兴盛于后世的艺术而歌唱，为着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河水不至于断流而歌唱。
　　三
　　现在，王善良是兴国山歌进校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在兴国县第四小学，他教了一年的山歌。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挎着小锣，迈着年老却依然昂扬的步子，风雨无阻地来到校园，对着一群稚童亮开他已不再清脆圆润的歌喉。
　　孩子们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老人，有嬉嬉发笑的，有自顾玩闹的，也有和他打趣捣乱的。他没有生气，也不会气馁。他一直记得儿时开口学唱第一句山歌的情形，那就像学说第一句话那样自然而然。山歌从来都是一种传染，一种吸引。山歌不是撬开人的口唱，而是等待人张开口唱。于是，他敲响了小锣，铿锵的调子越过黑压压的小脑袋，越过那间充满了自由和欢乐的教室。
　　我笑着问他：“孩子们学得好吗？”王善良抬起眼睛，几根特别长的眉毛得意地竖了起来：“学得可以，虽然不敢打包票，但学生们真心喜欢学。” 　　一年，会唱及爱唱山歌的孩子越来越多，山歌几乎已经成为他们课余问答的一种娱乐。然而孩子毕竟是调皮的，一下课，还没等他收拾好东西，人就跑光了。如果不是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他也许会在这里一直教下去。
　　因为身上牵系着太多和山歌相关的事务，王善良带着老伴，把家搬到了城里。没有房子，就申请了一间廉租房。开会、表演、比赛、带徒、教学，乃至接受采访，都是他需要应对的日常。
　　年轻人纷纷奔向城市，山村说空就空了下来。田间地头，河坝水圳，即兴对歌的大姑娘小伙子再也不会见到了。林间的小路渐渐湮没，砍柴伐木的人亦不见了影踪。曾经久久飘荡在蓝天下的山歌，终于从室外唱进了室内。
　　王善良就这样从乡村唱到了城市，他想着，自己这一辈子唱山歌的历程，不正和时代朝前行走的历程一个样吗？与其说他是跟随着山歌移动自己的家，不如说时代的潮流一程程将他送到了这样的现实里。
　　他兜兜转转与山歌结缘的一生，似乎每一步都含着宿命的必然。
　　四
　　時光回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王善良应该是一个技术不错的园艺师。
　　他上过初中，读过跃进班，又上了两年农业学校，在那个文盲众多的年月，王善良无疑算是个学有所成的知识青年。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王善良毕业，被分配到兴国县埠头草坪园艺场工作，担任助理技术员。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像一阵龙卷风，疾速地改变了生活的面貌。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袭击了城市，也袭击了乡村。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发展生产，多种粮食才是当务之急。那些为着美化环境躬耕于草木的园艺师，自然成了最无用的人。
　　一九六一年，一纸文件宣告了王善良园艺师职业生涯的结束。回家种田，是唯一的选择。“一刀切”，王善良用了三个字来形容那一场命运的转折。
　　时间是一往无前的大江，人只是裹挟其中的无数微小水花。一朵水花将流向何处，搁浅于何处，能由自己把握的部分实在不多。
　　幸而，王善良还有从小酷爱的山歌。他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去烧窑烧瓦，他跟去看新奇，窑瓦工人劳动的号子和歌声吸引着他。村里经常有人来跳觋，整夜整夜地唱山歌，他总是最积极围观的那一个。
　　山歌，是他认识世界最初的启蒙，也是他用以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不是诗人的王善良，不经意说出了诗一样的语言：“我们喜欢边走边唱，唱给自己听，唱给大自然听。”
　　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八岁时就被选到乡里唱山歌庆祝解放。在本村念私塾时，他跟着当地著名的山歌手余忠禄、谢文棱、刘承达等人，学唱了许多山歌。苏区时期开始，兴国山歌已经从乡民的自我娱乐转变为宣传的重要媒介。
　　宣传活动多，王善良登台唱山歌的机会便多。小小年纪，他就成了乡里有名的娃娃山歌手。他参加山歌擂台赛，也参加慰问演出，十五岁开始，就进入了歌师的行列。
　　直到现在，王善良仍时常将宣传二字挂在嘴边。他说：“我们做宣传的人，要谦虚谨慎，态度要好。”这话，他从前是说给他徒弟听的。
　　从园艺场返乡务农的王善良，并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而是在全县各地四处奔忙着唱山歌。没有编制的职业山歌手，在兴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活跃在村民小组，田间地头，唱《忆苦思甜》，唱《表彰好人好事》，唱《反对买卖婚姻》……或宣传政策，或批评落后懒散，或鼓励农民搞好生产。
　　在饥饿与贫困交加、娱乐方式极其匮乏的年代，山歌成为人们的重要精神支柱，陪伴人们度过劳苦的日子，为人们心里注入了一缕阳光。
　　山歌手也乐得以较为轻松的方式，挣得一份口粮。那时候，唱一天山歌能挣一块七毛五，而在生产队做工只有两到三毛钱。王善良是越唱越有甜头。他的家里人口多，夫妻二人育有五个子女，加上父母和奶奶，共十口人吃饭，能挣钱养家的就他一个人。“要不是我能唱歌，全家就得挨饿。”他说。
　　一九七六年，公社成立山歌组，县文化馆专门组建了山歌手培训班。王善良也被招进了培训班，只不过，他是去当师傅的。
　　四十多年过去，他对自己亲手带过的徒弟，仍旧如数家珍：郭德京、谢观莲、张继贵、李正香……他们，后来都成了县里有名的山歌手。尤其是郭德京，王善良说起他来，特别动感情：“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岁，毛毛糙糙，什么都不懂，是我带着他一组，去村里唱山歌。唱歌，生活，做人，都是我教他。”现在，郭德京是省级传承人，踩着王善良的步履，走在和他师傅一样的人生路上。
　　日子像一条链子，一环扣着一环往长里拉。后辈们一个个地长大了，甚至也变老了。王善良在七十多年从幼稚到成熟、从精力旺盛到力不从心的歌唱生涯中，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老了。
　　五
　　一本手抄的歌本，摆在小餐桌上，封面上一只小狗天真地望着人看。厚厚的内页里，密密麻麻地抄写着山歌歌词。第一页，赫然是《砍柴歌》：“唱支山歌过横排，一头芦芨一头柴……”他哼着樵夫的调子，仿佛伐木歌起，山鸣谷应，仿佛木客的过往又一次在山歌中复活。
　　王善良总是随身带着它，时不时翻开来温习。纸页揉得很旧，有一部分已经脱页了。歌本，是两三年前置下的。在那以前，他的歌都装在肚子里，或者即兴编唱，根本不用抄记下来。他说：“人就不能老，老了就不行了，一是嗓子不行了，二是记忆能力不行了。”
　　慨叹间，王善良又自豪地说起文化和旅游部派人下来拍摄他唱山歌的事情。那时候，他一个人唱了六七天，没有一首重复的，愣是没有把肚子里装的山歌唱完。
　　谁能够阻截时间前行的方向呢？雪白的稀疏的头发，残损的焦黑的牙齿，哪一样不是在提醒着一个人他已经老去的事实。
　　王善良清了清嗓子，从包里掏出已经磨得锃亮的小锣，要为我现编现唱一段山歌。作为山歌演唱必备的乐器，这面小锣，他总是随身带着。他说，唱山歌，不打锣不文明。摸得滑溜溜的这面小锣，和兴国山歌一样，都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我屏气凝神，好奇他要唱什么。“叮叮当——”，小锣敲起，我看见他于瞬间扬起了眉毛，目光中流转出奕奕神采，似有一股精气神自身体里涌流而出。他从一声悠长的“哎呀嘞”起兴，开启了长达六分钟的说唱。
　　我静静地注视着他，试图将每一句歌词都捕捉下来。我发现，如果撇除个人的谦虚之词和对客人的欢迎与祝福语，他更多的是歌唱时间的流逝，歌唱一个人对于老去的无力和无奈：
　　“哎呀嘞，你看高山流水跌落窝，流来流去下大河。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同织布梭。当前标致的细妹子，不觉变成老太婆。几多精神的小伙子，不觉变老头子。”
　　他耐心地叙述着一个山歌手从二三十岁到七八十岁，每个阶段身体和心灵的变化，诉说着肉身的日渐沉重，物质和精神负担的日渐沉重，他如同调侃他人一样调侃着自己：“年纪到了七八十，想唱山歌背又驼。你看牙齿漏风声音哑，同志格，活像打一面烂铜锣。”如此风趣，又如此沧桑。
　　唱完最后一句，他离开凳子站起身，将手中的小锣“咣当当、咣当当”欢快地敲了许久，同时爆发出无比豪放的大笑。
　　笑着笑着，他的眼角竟漾出了泪光。像山间的落木，风一起，秋叶簌簌而下。
　　是山歌总归要唱出来
　　一
　　我们的谈话从一支山歌起头：“哎呀嘞，自从盘古开天地，日月如梭不留情……”总是如此，歌声将人带入时间的洋流，一程一程地回望着生命的春夏秋冬。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姚荣滔已年过花甲，身材微胖，脑门上泛着岁月加诸的亮光。穿过时间的门槛，多少沉睡的记忆被歌声唤醒，我追随着他眼睛里闪动的火花，重新看见山歌在一个人的童年写下的深刻谶言。
　　那时候是夏天，在久晴未雨的兴国县兴莲乡莲塘村，热空气胀得像个就要爆破的气球。而全大队一年一度的文艺会演就要搬上圩场的舞台，村民们的憋闷和燥热似乎便有了一个欢乐的出口。你可以想象，一个六岁的男孩被推到台前，代表他所在的生产队去唱一支兴国山歌。他那么矮小，以至于离舞台远一点的人需要踮起脚尖才能看见他;他又那么天真，將大人教给他的歌词和动作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进行到底。
　　那是一支叫作《封山育林》的歌，他煞有介事地唱着：“哨子吹，滴滴叫，人山人海真热闹。挖的挖，挑的挑，改造江山劲头高……”没有话筒，也没有音乐伴奏，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演出服。但他的声音足够大，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台下，老公公、老阿婆、大婶子、小媳妇、壮后生、学生仔，每个人都在笑，笑弯了腰，笑疼了肚子，笑得分不清脸上淌的是泪水还是汗水。欢乐的浪潮从舞台近处一波一波地向外扩散，荡漾出一片肆意的海洋。
　　那时候是一九六一年，台上的男孩名叫姚荣滔。他还没有上过学，他不知道人们何以乐成那样，但捧着“优秀表演奖”的奖状时，他小小的心里是鼓胀着骄傲和自得的。那是兴国山歌为他的人生赢得的第一个荣耀，也是他小小的年龄里唯一掌握的一门艺术技能。如今，他用一句无比直白的话概括了那时候的心情：“得了表扬唱歌更有劲哇。”
　　是的，小时候的姚荣滔，像一株单纯的禾苗，无时无刻不被山歌浇灌，噌噌地拔节生长，胸腔里隐伏着歌唱的劲头。还在襁褓中，他的母亲便开始了山歌的喂哺。母亲喜欢一个人不事张扬地唱歌，一边做事一边唱，唱日头，唱月光，唱流水，唱青山，唱孤单和寂寞，唱辛苦和盼望。山歌向他诉说着大人的情绪，也传递着朴素的道理，还描绘着世界的模样。酷暑的天气，他跟着大人去种地，去砍柴，大人一边干活一边唱：“日头炙人冇凉风，看你热得几多工（工，客家方言，意为天）。”转天他一个人去放牛时，就朝着天空扯开嗓子了。
　　山歌，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发自生命本真的自然流露和倾吐。兴国位于罗霄山脉以东、武夷山脉以西的雩山山区，山歌的传唱已历一千多年。世世代代，年年岁岁，从中原出发，而后与山为邻的人唱着曲调简单、回环往复的山歌，将自己从客人唱成了主人。
　　有时候，山歌是劳动的号子，在田野山林间飘着，在压弯的扁担上颤着，在飞转的纺车上缠着。山歌，缓释着劳动者的负重和劳累。
　　有时候，山歌是生活的镜子，照见乡民在烟火日常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对情人的思念和怨恨，有为客人斟茶倒酒的礼数和周全，有对红白喜事的祝赞和祈吉禳灾。山歌，寄托着人们对爱，对美，对幸福永远的追求和渴望。
　　山歌于姚荣滔而言，是身体之于大地的节奏，是心灵面向天空的呼喊。
　　二
　　然而有一天，他却被一股粗鲁的蛮力扼住了歌唱的喉咙。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姚荣滔松开了手中的牛绳，在公路边的土坎上坐下来。牛在嚼食无处不在的青翠嫩草，而他的怀里则揣着一本厚厚的山歌本，他迫不及待要唱出它们，像迫不及待要拆开一袋美味的零食那样。于是，一首在兴国流传了几百年的经典情歌《绣褡裢》，从一个少年高亢的喉间送出，回响于莲塘村的天地间。
　　十二岁，初晓人事，爱情于他，是懵懂，是无知，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探寻。沉浸于一个人的欢乐中的少年没有发现，一个造反队员恰好从他制造的歌声涟漪中穿过。造反队员瞬间夺走了他珍爱的歌本，并为他扣上“唱黄色山歌”的帽子，还威胁他要告诉老师。在强势的大人面前，他除了面红耳赤、百口莫辩，除了任由“反对封资修”这样的口号在耳边炸响，再无他法。
　　他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却只能屈从。这本山歌本是他从废品收购站找到的，收废品的人早就混熟了。他常常一个人去那里翻找钟爱的书籍，悄悄带回家读。
　　直到今天，姚荣滔仍对那个废品收购站在命运中投下的光亮心怀感激。靠着那些即将被时代丢弃和毁灭的书籍，他在恢复考试后成功地考取了师范院校，因此改变了命运。阴霾之下的忘我阅读，还为他后来从事山歌、影视创作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情歌是兴国山歌中最美好最丰饶的一支。当我们今天重新进入那些古老而动人的情歌中，仍不免要为之心荡神驰。褡裢，是兴国男女的定情之物，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用十二个月的时间，为她的心上人绣了一个褡裢，用十二段赋比兴，唱出对情人的思念、祝福、祈求和期盼。人世间，情是掐不断也熄不灭的火，有情的地方，就会有永恒的歌唱。 　　等和暖的春风从兴国吹过，那些脑海中记存的歌词再次复活，人们又打开封缄的喉咙，唱起了《绣褡裢》，唱起了更多质朴、深情的歌。今天的姚荣滔，人生履历中，已经为兴国山歌做了多年的田野调查。聊起山歌，他总是情不自禁地以唱代说：“打铁不怕火星烧，恋妹不怕杀人刀，杀了头来还有颈，杀了颈来还有腰，即使全身都粉碎，还有魂魄同妹聊。”
　　而这无比坚贞、无比决绝的爱情，曾经被稍做改动，成为苏区时期动员红军勇猛杀敌的号角：“打铁不怕火星烧，革命不怕杀人刀，杀了头来还有颈，杀了颈来还有腰，即使全身都粉碎，还有魂魄闹阴曹。”
　　三
　　像一棵树繁茂伸展的多样枝叶，前赴后继的歌者为兴国山歌赋予了无比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一年一年，山歌在时间的河里流淌，不断地激荡起新的浪花。不能绕过的，是那一段意义重大的特殊历史时期。
　　兴国，是闻名遐迩的将军县、烈士县、模范县。翻开历史的扉页，将时间往前倒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整个赣南被红光照耀。在兴国，没有刀剑之利、枪炮之猛的山歌，却成了推动红色革命最具威力的核武器。他们把大量的传统兴国山歌，改编成鼓舞士气的苏区红歌。而山歌结束语中曾经弹拨着恋人心弦的“心肝哥，心肝妹”，则变成了亲切感人的“同志哥”。兴国的妇女有的是智慧和热情，她们唱着山歌扩红，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千古佳话。然后，她们又唱着山歌，将自己的丈夫、兄弟和情人送到了“反围剿”的战场，送上了漫漫的长征路。八十多年过去，今天的人要怎样理解，一群生来爱唱情歌的人，却甘愿舍弃儿女情长，酿一坛生命的孤酒独自饮下。
　　而一首《苏区干部好作风》，更是直到今天仍在大江南北传唱。是的，这首歌我也学唱过。每当我行走在挂点扶贫村的小路上，准备去敲响某一户人家的大门时，喉腔中总有熟悉的旋律荡起：“哎呀同志哥，问寒问暖情意呀格浓。”这时候我总是禁不住想，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来，我能为他人带来什么？
　　历史捧出山歌的同时，山歌也铸就了历史。
　　在一張遗存自一九八七年的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当年著名的红军山歌手曾子贞。彼时她已不再年轻，着一件偏襟的旧衣衫，瘦削的身子，深陷着的眼窝和脸颊，却依然腰杆挺直，是山歌舞台上瞩目的焦点。她还在唱山歌，还在用一声拉长的“哎呀嘞”震颤着世人的耳朵和心灵。她的山歌，毛泽东、周恩来听过，邓小平、陈毅也听过。除了山歌，还有什么更能标榜她的一生呢？
　　恋爱的时候，她会唱：“韭菜开花一条心，七年想哥到至今。新打剪刀难开口，六月如火难前身。”扩红的时候，她唱的是：“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天下豺狼不打尽，世上穷人难翻身。”歌词于她，不过是柔软的面团，随手便可捏成不同的形状。她的生平和命运，自有史书记载，而我只是想将她看作一个普通的用生命歌唱的女人，并愿意天下的女人，都不再以天下为己任。
　　四
　　屋外的高音喇叭刺耳地穿街而过，屋内的姚荣滔，仍不紧不慢地为我捋出一条兴国山歌的传承线轴。
　　关于兴国山歌的起源有好几个版本，最盛行的，无外乎秦时的伐木客始创说和唐末的罗隐秀才造歌说。无论何种版本，人们总需要从口耳相传或诗词文本中找到佐证。比如一首传唱多年的山歌：“会唱山歌歌驳歌，会织绫罗梭对梭;罗隐秀才造歌本，一句妹来一句哥。”比如宋代大学士苏东坡吟咏过的诗句：“山中木客解吟诗。”比如兴国县志中关于唐朝“太上隐者”唱山歌的记载。
　　风过留痕，雁过留声。依凭口耳，总难以将世事刻录周全。而用文字和纸笔行记录之职的人，则弥补了这样的缺陷。事实上，罗隐秀才更像是一个将散落在民间的山歌进行记录、整理和发扬光大者。时间过去了很多年，许多曾经盛行的民间艺术或民风民俗都像轻薄的羽毛，从高空中飘落，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兴国山歌却在潋江河边顽强地扎下根来，无论何种时代，何种风向，总能找到合适的土壤和养分，茁壮生长。这其中，除了改编简易，适合政策宣传外，还离不开孜孜不倦的传承者与记录人。
　　罗隐秀才创下歌本的一千年以后，姚荣滔走在了和他相似的道路上。
　　一九九三年，姚荣滔调任兴国县宣传部副部长。兴国的宣传，总离不开山歌。闹革命的时候，山歌唱出对旧社会的怨恨。改革开放以后，山歌唱出对新生活的热爱。鼓动春耕生产、宣传计划生育、倡导文明新风，无不入歌。像春风吹绿了草芽，一批职业山歌手和歌词创作人员也应运而生。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歌手邱荣春进入了姚荣滔的工作和生活。一生与山歌相伴，老人习惯了即兴创作，熟悉的词汇装在他心上，不停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与变化。他唱“盘古开天地”，也唱“日月不留情”。唱完后一首，也许就忘了前一首。
　　童年唱歌的情景重现，少年时被夺去和毁坏的歌本像一个捂了多年的隐疾，又一次撕开了心上的刺痛。就是从那时候起，姚荣滔开始了有意识的山歌记录和创作之旅。虽然未行拜师之礼，但他是将邱荣春当成师傅来看待的，他向他请教山歌中的门道和讲究，也留意着他在即兴歌唱时的押韵和喻义。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方言俚语，那些强有力的脉动和韵律，像一股淙淙的山泉，滋润着他想象的稻田。
　　因着对山歌的执着，两年后，姚荣滔成了文化局的局长。他索性成立了一个山歌创作室，捧着手抄本，提着功能简易的录音机，去乡野，去田间，去听民间的山歌手们唱歌，然后，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在他之前，也许除了落第秀才罗隐，还没有一个人专门研究整理过兴国山歌。
　　那些记录下来的山歌，后来都被记了谱，又被编成了书——《兴国山歌》《苏区兴国山歌》《兴国山歌进校园》……一个失去歌本的孩子，从此拥有了署着自己名字的山歌本。在山歌的广阔天地里，他终于可以像生着翅膀的大鸟，做自由自在的逍遥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吗，还是一个男孩心中那团山歌的火把始终没有熄灭，终至于要熊熊燃烧，点亮黑夜的星辰？
　　二○○六年五月二十日，一个当下爱侣们普遍用来表达爱情的日子，姚荣滔等来了比爱情更激动人心的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兴国山歌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下拨的二十五万元经费，文化局分文未动，全部留给了文化馆，用于山歌传承事业。
　　五
　　十多年了，文化馆馆长肖远明和姚荣滔一起，怀抱着同样的感情，致力于山歌的系统整理和传承保护，并见证下姚荣滔多年的热血交付。
　　老山歌手谢文棱患了白内障，家庭困难，儿女各奔西东，姚荣滔把他从乡下接出来，自掏腰包给他治好了。治疗费，是他当时工资的四五倍。发票交到手里时，他二话不说撕了个粉碎。“根本没想过报销，也没处报。”他说。一辈子习惯了在山歌中运用赋比兴的谢文棱说：“现在，地上的一只小蚂蚁我都看得清楚了。过年，我要抓一只大公鸡送给你。”遗憾的是，还没等到过年，谢文棱不慎跌了一跤，去世了。
　　每一个老山歌手，都是活着的非遗。但是岁月不饶人，他们一个接一个溘然长逝，姚荣滔只能暗自神伤，只能将更多的温暖递交到活着的山歌手心中。比如听他们诉说心里的话，比如想办法解决在职歌手的职称问题，比如组织山歌小分队，比如为好的山歌手写出适合他们的表演脚本……
　　兴国山歌剧团最困难的时候，连剧本的创作经费都付不起。身为文化局局长的姚荣滔揽下了所有的山歌剧本创作任务，写歌词，写小戏，也写小品，一写就是十几年，没有拿过一分钱稿费。有时候他去外地出差，晚上就在宾馆写，写完了传真给剧团。那些作品排演后，被选送参加全省的表演赛，去获奖，去登上艺术的大雅之堂。早在一九九五年，由他创作脚本的兴国山歌电视专题片，便在中央四套播出，还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对外宣传银奖。
　　第六届兴国山歌艺术节是姚荣滔张罗的，因为经费不足，往年都是本县自娱自乐。姚荣滔咬咬牙，从省文化厅拨款的文化三下乡经费里拿出二十万，请来了赣粤闽桂四省山歌手同台竞技。策划和剧本创作由他自己担任，舞美由肖远明负责，都是免费的。区区二十万，硬是撑起了一场精彩大气的擂台赛。艺术节历时两天，引来人流如织，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但是，他却险些让自己陷入了挪用资金的泥淖。幸而财务审计清清楚楚，省文化厅给予了理解和支持，才让他得以全身而退。
　　退休，是职业生涯的结束。但对于姚荣滔，却是山歌传承的接续和延伸。二○一五年，一张省级非遗传承人的证书终于稳稳地落到他头上。因为，在职人员不能被评为非遗传承人。也即意味着，一个没有传承人名分的人，其实已经履行了半生的传承之职。
　　时光移易，兴国山歌早已进入了良性传承的轨道。三十多个徒弟聚拢在姚荣滔的左右，学唱山歌。一些单位和院校慕名而来，邀请他去授课。他的课件，有许多种版本，校园的，干部的，山歌手的。关于兴国山歌，会讲课的专业教授未必能唱，能唱歌的山歌手未必能讲。唯独他，将兴国山歌的发展历史条分缕析地装在肚子里，也将成百上千首传统山歌装在肚子里，还能将“哎呀嘞”的无数种唱法、背景和意义说得晓畅而通透。
　　他讲着讲着就即兴地唱起来，唱着唱着就用山歌的魂魄勾住了人。像一个农夫，撒一把山歌的种子，便有春风化雨，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我央求他，再唱一支《绣褡裢》吧。他将身子往后靠去，用纹路深刻的手扶住了椅子，开始打着拍子，唱起来：“哎呀嘞，一绣褡裢簇簇新，花针落地妹姓寻（秦）（客家方言，寻与秦同音，有双关之意）……”歌声在空气中流动，歌声连接起久远的时间，歌声执着地覆盖住屋外刺耳的广告声。
　　我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幻出五十多年前坐在田坎上的那个少年。天地阔大，世事汹涌，而他旁若无人，整个的身心整个的世界，唯余山歌，唯余那一声一声推向人间的情感波濤。
　　唯余云朵在天空中自在地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