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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
1949年8月，新疆和平解放。为了边疆的长治久安，1950年2月，毛主席命令驻守在新疆的20万解放军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当时，许多战士都还未成家，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将军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为解决男女比例的悬殊，王震向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写信，希望能在湖南招收志愿戍边的女兵。于是，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时间里，约有8000名湘女志愿参军进疆，其“使命”就是要嫁给屯垦戍边的解放军官兵。
1950年初，《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在湖南招聘女兵的启事。启事中说，新疆军区要招募一批女兵到新疆进工厂、学俄语、上学校、开拖拉机，条件是16岁到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此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掀起的“参军热”，更是激荡着无数年轻人的心。长沙及周边城市的在校女学生、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军。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段充满理想和憧憬的岁月，一批又一批的女孩子高唱着著名的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义无反顾地朝着理想飞奔而去。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的资料统计，在这8000名湘女中，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
1951年6月，第一批入疆的湖南少女们到达了新疆。没有房子，她们和官兵们朝地下挖掘出一个个深两米的地窝子，这就是她们的宿舍和后来的家。她们和男兵一起在这里开荒种地、修水库、打土坯、盖房子。没有水，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就互相抓“革命虫”；女兵们来月经没有卫生纸，血水顺着大腿往下流，她们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塞到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过度的劳累使一些女兵停了月经。但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工作的节奏。一位女兵说：“在那种激情燃烧的氛围里，任何人都会被感染，都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肖叶群：先结婚，后恋爱
肖叶群今年70岁，兵团退休教师，她是1951年入疆的湘女。当年，她怀着光荣与梦想，与姐姐一起报名参军。当时她还不满15岁，体重不足40公斤。入疆后，姐妹俩被分到了22兵团9军26师，肖叶群在师机关，姐姐到了文工队，当时26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入疆的第二年，肖叶群所在部队的师政委就给不到16岁的她介绍了对象——21岁的教导员王富民。肖叶群说：“一见面，他就说对我没意见，非常满意。我看他长得浓眉大眼，大高个，还不是我不喜欢的鹰钩鼻子，也比较满意。但相处不久后，王富民告诉我，其实他的真实年龄是25岁，比我大9岁。我听了后就不愿意了，哭哭啼啼，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象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政委又找我劝我，他说，男的比女的大10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品行也好，长得也精神，根据你的家庭情况，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包票!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1954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交谈的机会更少。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我们彼此没多少话好说。婚后，我连续为他生了3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保护了我，使我受的罪相对少一点。
2002年，肖叶群的丈夫患急性淋巴癌去世了。现在，肖叶群和儿子仍生活在石河子市。她的父母上世纪80年代从台湾移民美国后，希望她也移民美国，但肖叶群没有去，她说她的根已扎在了新疆。
戴庆媛：我们的婚姻更多的属于道德婚姻
戴庆媛，湖南长沙人，在垦区被誉为维吾尔族语言“活字典”。她是1952年从长沙参军的湖南女兵。
戴庆媛是一个木匠的女儿，小学毕业后就一心想当兵，连报几次名都因年龄太小没有通过。1952年，她穿了一双厚底鞋，身高才勉强够了1．50米，怀里揣着秤砣，体重才勉强达标。她参军后，高兴得不得了，一路上唱着歌来到了新疆。戴庆媛说：“到了乌鲁木齐，在八一广场，王震将军给女兵们讲话。王震将军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媛说：“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都不能单独接触和交往。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40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
后来，戴庆媛在干部文化补习班做教员时认识了一个比她大8岁的西北野战军战斗模范。那时，部队里经常组织女兵展开讨论：老同志为谁打仗负的伤?老同志为什么没文化?老同志为什么没成家?通过这些活动，戴庆媛逐渐理解了部队官兵军旅生活的不易。最终，戴庆媛嫁给了那位战斗模范，婚后两人的家庭生活一直很和睦。现在，她的3个儿女一个是博士，另外两个也都是大学生。
戴庆媛说：“当时对我们这些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这种婚姻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湘籍女兵江莉华总结了一条规律：湘籍女兵年龄越大(入疆时最大的才19岁)结婚越早，结婚越早的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相貌漂亮而文化程度高的——因为漂亮，就越易被更高级的大龄军官看中，因为文化程度高，内心就越痛苦。当时，因为军官年龄普遍大过湘籍女兵十几岁，这和女兵们的理想相差甚远，她们理想的对象是年轻、有文化的。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犟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1952年，兵团总务处长刘锡宪向王震反映，这些有文化的湖南女兵不大适合介绍给老同志，他建议找一些农村的姑娘，最好是找丧偶妇女。于是，军区决定到山东去找，此后，大量山东女性被招入新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女兵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几年中，较早入疆的湘籍女兵相继结婚成家，丈夫们大多是部队的中层军官。
在这8000名湘女中，虽然大多数是经组织介绍结婚的，更多人是先结婚后恋爱，其中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湘女们入疆后，10年后才准许回乡探亲。1962年，湘女陶先运探亲回来时，从长沙一直哭到兰州。由于路途遥远，直至现在，有的湘女还没有回过家乡。现在，湘女们的丈夫大多已经过世，因为，当时这些丈夫们都比湘女年长10余岁，而且，他们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和50年代的超强体力的劳动，一些人在七、八十年代就去世了，这使很多湘女在中年以后就成了寡妇。其中一些在60年代响应号召退出工作回家成了看孩子的家庭妇女，在生活上更加依赖丈夫，一旦丈夫去世，她们的生活只有依赖子女，目前的医疗和日常生活都比较困难。
参军，进疆!这是湘籍女兵们的梦想，她们用50多年的岁月，演绎了为梦想生存的人生。她们本被设计为安抚军心的军嫂，但她们超越了原设计的期望，她们不仅贡献出了青春和爱情，同时也使荒原上第一代母亲成为了第一代教师、医生、农技师、拖拉机手，全面改变了当地的诸多生态，使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辉。也许今天，这种梦想对我们来说有些遥远，有些陌生，但我们相信，面对她们，没有人能不肃然起敬。
(据《黑龙江广播电视报》)
1949年8月，新疆和平解放。为了边疆的长治久安，1950年2月，毛主席命令驻守在新疆的20万解放军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当时，许多战士都还未成家，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将军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为解决男女比例的悬殊，王震向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写信，希望能在湖南招收志愿戍边的女兵。于是，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时间里，约有8000名湘女志愿参军进疆，其“使命”就是要嫁给屯垦戍边的解放军官兵。
1950年初，《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在湖南招聘女兵的启事。启事中说，新疆军区要招募一批女兵到新疆进工厂、学俄语、上学校、开拖拉机，条件是16岁到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此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掀起的“参军热”，更是激荡着无数年轻人的心。长沙及周边城市的在校女学生、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军。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段充满理想和憧憬的岁月，一批又一批的女孩子高唱着著名的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义无反顾地朝着理想飞奔而去。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的资料统计，在这8000名湘女中，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
1951年6月，第一批入疆的湖南少女们到达了新疆。没有房子，她们和官兵们朝地下挖掘出一个个深两米的地窝子，这就是她们的宿舍和后来的家。她们和男兵一起在这里开荒种地、修水库、打土坯、盖房子。没有水，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就互相抓“革命虫”；女兵们来月经没有卫生纸，血水顺着大腿往下流，她们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塞到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过度的劳累使一些女兵停了月经。但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工作的节奏。一位女兵说：“在那种激情燃烧的氛围里，任何人都会被感染，都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肖叶群：先结婚，后恋爱
肖叶群今年70岁，兵团退休教师，她是1951年入疆的湘女。当年，她怀着光荣与梦想，与姐姐一起报名参军。当时她还不满15岁，体重不足40公斤。入疆后，姐妹俩被分到了22兵团9军26师，肖叶群在师机关，姐姐到了文工队，当时26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入疆的第二年，肖叶群所在部队的师政委就给不到16岁的她介绍了对象——21岁的教导员王富民。肖叶群说：“一见面，他就说对我没意见，非常满意。我看他长得浓眉大眼，大高个，还不是我不喜欢的鹰钩鼻子，也比较满意。但相处不久后，王富民告诉我，其实他的真实年龄是25岁，比我大9岁。我听了后就不愿意了，哭哭啼啼，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象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政委又找我劝我，他说，男的比女的大10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品行也好，长得也精神，根据你的家庭情况，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包票!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1954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交谈的机会更少。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我们彼此没多少话好说。婚后，我连续为他生了3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保护了我，使我受的罪相对少一点。
2002年，肖叶群的丈夫患急性淋巴癌去世了。现在，肖叶群和儿子仍生活在石河子市。她的父母上世纪80年代从台湾移民美国后，希望她也移民美国，但肖叶群没有去，她说她的根已扎在了新疆。
戴庆媛：我们的婚姻更多的属于道德婚姻
戴庆媛，湖南长沙人，在垦区被誉为维吾尔族语言“活字典”。她是1952年从长沙参军的湖南女兵。
戴庆媛是一个木匠的女儿，小学毕业后就一心想当兵，连报几次名都因年龄太小没有通过。1952年，她穿了一双厚底鞋，身高才勉强够了1．50米，怀里揣着秤砣，体重才勉强达标。她参军后，高兴得不得了，一路上唱着歌来到了新疆。戴庆媛说：“到了乌鲁木齐，在八一广场，王震将军给女兵们讲话。王震将军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媛说：“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都不能单独接触和交往。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40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
后来，戴庆媛在干部文化补习班做教员时认识了一个比她大8岁的西北野战军战斗模范。那时，部队里经常组织女兵展开讨论：老同志为谁打仗负的伤?老同志为什么没文化?老同志为什么没成家?通过这些活动，戴庆媛逐渐理解了部队官兵军旅生活的不易。最终，戴庆媛嫁给了那位战斗模范，婚后两人的家庭生活一直很和睦。现在，她的3个儿女一个是博士，另外两个也都是大学生。
戴庆媛说：“当时对我们这些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这种婚姻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湘籍女兵江莉华总结了一条规律：湘籍女兵年龄越大(入疆时最大的才19岁)结婚越早，结婚越早的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相貌漂亮而文化程度高的——因为漂亮，就越易被更高级的大龄军官看中，因为文化程度高，内心就越痛苦。当时，因为军官年龄普遍大过湘籍女兵十几岁，这和女兵们的理想相差甚远，她们理想的对象是年轻、有文化的。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犟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1952年，兵团总务处长刘锡宪向王震反映，这些有文化的湖南女兵不大适合介绍给老同志，他建议找一些农村的姑娘，最好是找丧偶妇女。于是，军区决定到山东去找，此后，大量山东女性被招入新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女兵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几年中，较早入疆的湘籍女兵相继结婚成家，丈夫们大多是部队的中层军官。
在这8000名湘女中，虽然大多数是经组织介绍结婚的，更多人是先结婚后恋爱，其中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湘女们入疆后，10年后才准许回乡探亲。1962年，湘女陶先运探亲回来时，从长沙一直哭到兰州。由于路途遥远，直至现在，有的湘女还没有回过家乡。现在，湘女们的丈夫大多已经过世，因为，当时这些丈夫们都比湘女年长10余岁，而且，他们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和50年代的超强体力的劳动，一些人在七、八十年代就去世了，这使很多湘女在中年以后就成了寡妇。其中一些在60年代响应号召退出工作回家成了看孩子的家庭妇女，在生活上更加依赖丈夫，一旦丈夫去世，她们的生活只有依赖子女，目前的医疗和日常生活都比较困难。
参军，进疆!这是湘籍女兵们的梦想，她们用50多年的岁月，演绎了为梦想生存的人生。她们本被设计为安抚军心的军嫂，但她们超越了原设计的期望，她们不仅贡献出了青春和爱情，同时也使荒原上第一代母亲成为了第一代教师、医生、农技师、拖拉机手，全面改变了当地的诸多生态，使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辉。也许今天，这种梦想对我们来说有些遥远，有些陌生，但我们相信，面对她们，没有人能不肃然起敬。
(据《黑龙江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