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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陈独秀对传统文化激烈否定，毛泽东以文化革命为目标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邓小平在执政思维下以实用主义态度对传统文化改造利用，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对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习近平上任以来则对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这种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共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也印证了我国人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程度的提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 G1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5-0024-07
中国共产党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自成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植根于中华大地，还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两种特色交融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日益深入，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可以从历届中共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得到印证。
一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是中国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新文化运动以激烈反传统文化著称，它的价值取向反映了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激烈反对。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弊端大加鞭挞。他认为：“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1]284陈独秀深刻认识到儒学与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汉代以来，统治者标榜儒学，实际上是借此维护帝制统治。针对民国初期仍强劲存在的尊孔复礼的社会思潮，陈独秀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239，“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1]334。
对于宗教迷信以及含有虚无、放任思想的老庄哲学、佛教思想，陈独秀都明确反对。他所要彻底批判的包括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陈独秀甚至认为传统文化的承载和传播工具汉字也过时了，并主张废汉字、存汉语。他说：“中国文字，既难付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2]可见陈独秀激烈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在反对传统文化的同时，陈独秀有自己明确的文化取向，即民主与科学。正是基于他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科学进步等现代理念的追求，陈独秀认为非破除一切旧观念不可。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这里所提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强调只有通过这两者，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
当然，激烈反对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事实上，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甚至包括儒家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也有赞同的成分。他曾指出：“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已，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4]这反映出他对中华传统美德有认可的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法家、墨家等流派的学说，陈独秀也有肯定之辞。这说明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虽然持总体批判的态度，但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个人信仰、时代要求和宣传需要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二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毛泽东熟知古代典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其理论和实践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另一方面，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着改造旧社会旧文化的使命。
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说：“毛泽东的品质是不能撇开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来加以解释的。”[5]252毛泽东酷爱读书，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知识根底。他言谈之间多能引经据典，对传统文化知识运用自如。他的《实践论》《矛盾论》无不闪耀着从传统文化中获取的知识和智慧。毛泽东还很注重从中国历史传统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甚至援引历史故事支持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如毛泽东提出汉代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开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老传统等，都说明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直至晚年，在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里9万多的藏书中，就包括着《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典籍850册，2300卷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勾画、眉批、点评、心得体会等，可见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酷爱之深。
同时，毛泽东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新文化运动十分赞赏。他所领导的革命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彻底改造旧思想旧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奠定全新的基础。所以，毛泽东特别注重文化革命。他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6]39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6]397。他强调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中国社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人民“清思想”“清政治”，在文化建设上日益左倾。发展到最后，通过率先在文化领域进行大批判而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所谓的“文化革命”中，人们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表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结果是斯文扫地，珍贵字画、古籍文物惨遭荼毒，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毁灭性打击。虽然这并非毛泽东本人原意，但激烈否定传统文化这一历史事实，成为建国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治国理政特色中难以抹去的烙印。
当然，毛泽东本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很明确。他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共产党员要加强学习时指出，中共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287-288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6]398-399
可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349。在这方面，毛泽东与陈独秀有相通之处，其基本出发点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但毛泽东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反对割裂历史和文化传统，注意继承其优秀成分。这是一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三
邓小平总结了中共建国后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正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虽然要破四旧、激烈地反传统文化，但其暴露出来的弊端恰是封建文化的遗毒造成的。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基于此，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他指出，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7]334。邓小平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332，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出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7]335。可见，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具有清醒认识，并在实践中厉行批判。
当然，邓小平对于历史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大加赞扬。他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写下了历史上光辉的篇章。”[7]209这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出鼓舞国人的民族精神，开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邓小平理论中，到处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如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小康社会的理想、韬光养晦的策略，等等，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
总体而言，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毛泽东的一脉相承，都明确表示要批判继承。他强调：“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7]335
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恢复和肯定了毛泽东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他指出，我们继承文化成果，使之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今天需要，有助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不是颂古非今，崇洋媚外，更不是把它当古玩，藏之于密室，供人欣赏，而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因此，他认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是继承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立足点与根本目的。可见，邓小平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改革开放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更加注重实用性。这与毛泽东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改造旧文化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理想主义存在较大不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执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革命思维，试图以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状态，存在较多理想主义的成分，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则开始告别革命思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吸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如果说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更强调批判的话，邓小平则更注重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承。这反映了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发展。
四
江泽民继往开来，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自毛泽东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本态度，但更注重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8]这就是江泽民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即要注重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 1997年11月，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最为集中、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最能代表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江泽民指出：“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和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9]在这里，江泽民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在世界上以及当今中国的重要影响，肯定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他还将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概括为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和自强不息。这是从国家民族层面提炼出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他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失去了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10]145—146可见，江泽民对传承我国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
江泽民十分重视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江泽民于1991年4月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时指出：“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同时，还要讲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的传统美德。”[10]1161993年1月15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广泛开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10]1331997年1月，他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10]204这是江泽民所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党员干部要具有优秀的个人品德。江泽民经常引用传统文化中的名言警句来勉励党员干部。他认为：“这些古人的格言，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很受教育。对我们的同志要进行这个教育。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实践者，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10]200-201这反映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共领导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更加注重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11]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最好体现。他所号召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做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
五
胡锦涛作为第四代党的领导核心，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坚持与时俱进，在理论和实践上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且表示“要全面、充分、正确的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胡锦涛高度重视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他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12]胡锦涛强调，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等精神构成了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他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其中明确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在总结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它包含着爱国主义、爱民利民、诚实守信、勤俭力行等丰富的民族精神与道德内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而科学发展观则闪耀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辉。这些都是胡锦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
总体而言，胡锦涛也继承了建国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观点，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在理论和实践中身体力行地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
习近平作为新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上任以来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党执政兴国、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习近平认为，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坚持了建国以来历任党的领导人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13]但是，习近平尤其强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使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13]2014年9月1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他讲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4]可见，习近平对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 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治国理政方面，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3]
在培育和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习近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5]他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6]
在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方面，习近平在于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7]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参观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18]
习近平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还体现在执政党建设、处理外事关系等各方面。他的这些精彩论述成为指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既反映了我国人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习近平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与党的历届领导人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统一，也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发展到新的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历程。从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到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再到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理性看待，随后党的历任领导人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最后到习近平对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这种转变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共成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社会革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革命理想激励了早期共产党人与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思想文化做毫不妥协的斗争。陈独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仍然希望通过文化革命的形式为理想社会提供思想文化基础。这是革命思维的延续，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型政党的具体表现。但以革命思维治国，以革命方式改造旧文化难免激进，尤其是在文化建设脱离现实社会基础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即是明证。在教训面前，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开始真正实现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作为执政党，追求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应有之义，要不断挖掘执政资源。具体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要注重文化的传承性，要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自邓小平以后历届党的领导人都强调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有力证明。
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取得成功的法宝。中共在长达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根据时代的变换、斗争形势的需要，总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从陈独秀到习近平之间，历任党的领导人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种与时俱进。它同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化，即由激进转向温和、由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陈独秀作为革命党的首任领袖，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相当激进的，毛泽东也试图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文化运动来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其执政风格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也要温和得多。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也贯彻了邓小平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并且越来越注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反映了中共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也说明了我国人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程度的提升。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开花结果，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中，两者经历了从相互排斥到逐渐融合的过程。早期共产党人以批判传统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为起点进行革命斗争。在他们心目中，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这种新思想并不相容。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结合中国实际，迈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对传统文化也强调要批判继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到处闪耀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优秀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融进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将优秀传统文化推至更高位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更紧密的结合。这种发展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推进，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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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启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1）.
[1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1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N].人民日报，2013-03-02（1）.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17]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1）.
[18]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N].人民日报，2014-09-10（1）.
责任编辑：孙 静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 G1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5-0024-07
中国共产党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自成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植根于中华大地，还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两种特色交融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日益深入，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可以从历届中共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得到印证。
一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是中国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新文化运动以激烈反传统文化著称，它的价值取向反映了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激烈反对。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弊端大加鞭挞。他认为：“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1]284陈独秀深刻认识到儒学与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汉代以来，统治者标榜儒学，实际上是借此维护帝制统治。针对民国初期仍强劲存在的尊孔复礼的社会思潮，陈独秀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239，“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1]334。
对于宗教迷信以及含有虚无、放任思想的老庄哲学、佛教思想，陈独秀都明确反对。他所要彻底批判的包括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陈独秀甚至认为传统文化的承载和传播工具汉字也过时了，并主张废汉字、存汉语。他说：“中国文字，既难付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2]可见陈独秀激烈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在反对传统文化的同时，陈独秀有自己明确的文化取向，即民主与科学。正是基于他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科学进步等现代理念的追求，陈独秀认为非破除一切旧观念不可。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这里所提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强调只有通过这两者，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
当然，激烈反对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事实上，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甚至包括儒家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也有赞同的成分。他曾指出：“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已，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4]这反映出他对中华传统美德有认可的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法家、墨家等流派的学说，陈独秀也有肯定之辞。这说明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虽然持总体批判的态度，但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个人信仰、时代要求和宣传需要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二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毛泽东熟知古代典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其理论和实践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另一方面，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着改造旧社会旧文化的使命。
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说：“毛泽东的品质是不能撇开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来加以解释的。”[5]252毛泽东酷爱读书，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知识根底。他言谈之间多能引经据典，对传统文化知识运用自如。他的《实践论》《矛盾论》无不闪耀着从传统文化中获取的知识和智慧。毛泽东还很注重从中国历史传统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甚至援引历史故事支持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如毛泽东提出汉代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开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老传统等，都说明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直至晚年，在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里9万多的藏书中，就包括着《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典籍850册，2300卷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勾画、眉批、点评、心得体会等，可见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酷爱之深。
同时，毛泽东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新文化运动十分赞赏。他所领导的革命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彻底改造旧思想旧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奠定全新的基础。所以，毛泽东特别注重文化革命。他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6]39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6]397。他强调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中国社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人民“清思想”“清政治”，在文化建设上日益左倾。发展到最后，通过率先在文化领域进行大批判而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所谓的“文化革命”中，人们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表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结果是斯文扫地，珍贵字画、古籍文物惨遭荼毒，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毁灭性打击。虽然这并非毛泽东本人原意，但激烈否定传统文化这一历史事实，成为建国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治国理政特色中难以抹去的烙印。
当然，毛泽东本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很明确。他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共产党员要加强学习时指出，中共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287-288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6]398-399
可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349。在这方面，毛泽东与陈独秀有相通之处，其基本出发点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但毛泽东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反对割裂历史和文化传统，注意继承其优秀成分。这是一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三
邓小平总结了中共建国后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正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虽然要破四旧、激烈地反传统文化，但其暴露出来的弊端恰是封建文化的遗毒造成的。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基于此，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他指出，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7]334。邓小平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332，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出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7]335。可见，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具有清醒认识，并在实践中厉行批判。
当然，邓小平对于历史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大加赞扬。他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写下了历史上光辉的篇章。”[7]209这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出鼓舞国人的民族精神，开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邓小平理论中，到处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如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小康社会的理想、韬光养晦的策略，等等，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
总体而言，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毛泽东的一脉相承，都明确表示要批判继承。他强调：“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7]335
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恢复和肯定了毛泽东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他指出，我们继承文化成果，使之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今天需要，有助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不是颂古非今，崇洋媚外，更不是把它当古玩，藏之于密室，供人欣赏，而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因此，他认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是继承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立足点与根本目的。可见，邓小平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改革开放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更加注重实用性。这与毛泽东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改造旧文化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理想主义存在较大不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执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革命思维，试图以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状态，存在较多理想主义的成分，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则开始告别革命思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吸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如果说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更强调批判的话，邓小平则更注重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承。这反映了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发展。
四
江泽民继往开来，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自毛泽东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本态度，但更注重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8]这就是江泽民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即要注重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 1997年11月，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最为集中、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最能代表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江泽民指出：“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和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9]在这里，江泽民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在世界上以及当今中国的重要影响，肯定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他还将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概括为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和自强不息。这是从国家民族层面提炼出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他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失去了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10]145—146可见，江泽民对传承我国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
江泽民十分重视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江泽民于1991年4月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时指出：“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同时，还要讲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的传统美德。”[10]1161993年1月15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广泛开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10]1331997年1月，他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10]204这是江泽民所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党员干部要具有优秀的个人品德。江泽民经常引用传统文化中的名言警句来勉励党员干部。他认为：“这些古人的格言，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很受教育。对我们的同志要进行这个教育。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实践者，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10]200-201这反映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共领导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更加注重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11]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最好体现。他所号召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做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
五
胡锦涛作为第四代党的领导核心，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坚持与时俱进，在理论和实践上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且表示“要全面、充分、正确的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胡锦涛高度重视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他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12]胡锦涛强调，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等精神构成了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他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其中明确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在总结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它包含着爱国主义、爱民利民、诚实守信、勤俭力行等丰富的民族精神与道德内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而科学发展观则闪耀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辉。这些都是胡锦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
总体而言，胡锦涛也继承了建国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观点，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在理论和实践中身体力行地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
习近平作为新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上任以来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党执政兴国、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习近平认为，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坚持了建国以来历任党的领导人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13]但是，习近平尤其强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使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13]2014年9月1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他讲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4]可见，习近平对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 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治国理政方面，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3]
在培育和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习近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5]他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6]
在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方面，习近平在于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7]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参观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18]
习近平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还体现在执政党建设、处理外事关系等各方面。他的这些精彩论述成为指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既反映了我国人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习近平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与党的历届领导人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统一，也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发展到新的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历程。从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到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再到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理性看待，随后党的历任领导人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最后到习近平对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这种转变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共成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社会革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革命理想激励了早期共产党人与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思想文化做毫不妥协的斗争。陈独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仍然希望通过文化革命的形式为理想社会提供思想文化基础。这是革命思维的延续，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型政党的具体表现。但以革命思维治国，以革命方式改造旧文化难免激进，尤其是在文化建设脱离现实社会基础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即是明证。在教训面前，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开始真正实现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作为执政党，追求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应有之义，要不断挖掘执政资源。具体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要注重文化的传承性，要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自邓小平以后历届党的领导人都强调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有力证明。
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取得成功的法宝。中共在长达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根据时代的变换、斗争形势的需要，总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从陈独秀到习近平之间，历任党的领导人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种与时俱进。它同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化，即由激进转向温和、由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陈独秀作为革命党的首任领袖，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相当激进的，毛泽东也试图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文化运动来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其执政风格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也要温和得多。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也贯彻了邓小平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并且越来越注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反映了中共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也说明了我国人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程度的提升。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开花结果，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中，两者经历了从相互排斥到逐渐融合的过程。早期共产党人以批判传统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为起点进行革命斗争。在他们心目中，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这种新思想并不相容。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结合中国实际，迈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对传统文化也强调要批判继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到处闪耀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优秀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融进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将优秀传统文化推至更高位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更紧密的结合。这种发展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推进，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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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N].人民日报，2013-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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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