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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从户籍、档案、指标、编制的桎梏中，逐渐挣脱出来，这种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实际上正是个体人打破经济政治的层层禁制走向人格自由的过程。
1979年7月1日那一天，成凯文心情格外的好。他刚刚拿到了调回家乡某中学任教的通知，为此，他已经等待了整整11年。
1968年，当成凯文从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就曾经向学校提出了回到老家四川宜宾工作的请求，那里有他朝思暮想的未婚妻。但是，当他拿到派遣证的时候，他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他被分配到了川陕交界的汉源县一所中学教书，离老家足足一千多里。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成凯文一直向教育局申请，希望调回宜宾。但是，直到他结了婚，两个孩子相继出世，他的调动申请依然在领导们一次次的“讨论”中被束之高阁。每当校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要做革命的螺丝钉”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只能认命了。
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随即全国教育系统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中就包括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这一次，成凯文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一纸调令。然而很快他发现，夫妻分居的现状并没有彻底改变。因为妻子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没有城镇户口就办理不了工作调动。从小镇到村里，这段崎岖的山路始终还有二十多公里……
时隔多年以后，当成凯文回顾这段经历时却显得格外平静：“在那个一切服从组织的年代，像我们一样两地分居的夫妻何止百万。相比之下，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流动：人事制度的第一条裂缝
和成凯文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单位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还不懂得什么叫择业自由，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但是，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一大批科技人才匮乏的工程建设。
然而，改革开放之初复兴经济的需要，不仅改变了这个社会，也给许多个体的生活轨迹带来了改变。急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国政府，为了解决科技人才配置不当的问题，相继出台鼓励科技人才流动的政策，撕开了传统人事制度的第一条裂缝，也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人才流动大潮。
1983年3月，全国第一家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沈阳人才公司诞生，此后，全国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相继成立，市场配置人才的雏形悄然形成。
1984年，《人物》杂志面向北京市公开招聘2名编辑，时任百子湾仓库管理员的李京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同时报名参加考试的有9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正规大学毕业，还有许多北大、北师大、人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惟独李京华只是个夜大毕业生。
考试结束后两周，负责招聘的副主编约李京华见面，告诉她：因成绩优异，《人物》杂志决定录用她。但是，李京华还不敢欣喜若狂，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单位能放我么？”
果然，单位领导一口回绝了李京华的请求。李京华从仓库领导找到公司，从公司找到主管局里，到处碰壁，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当年9月30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首都体育馆发表讲话，其中有一节专门讲人才流动的问题。看到这段节目后的李京华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她找到北京市委想讨个说法，最后辗转到了人事局刚刚成立的人才交流中心。
人才交流中心细致地了解了具体情况，开始反反复复地做李京华公司领导的工作，一遍两遍三遍，正面不行走侧面。终于有一天，公司领导把李京华叫来，说：“叫那边看档案吧！”李京华心里的石头才最终落地。
时任北京人才交流中心主任的韩光耀对李京华的经历至今仍印象深刻：“如果没有她的坚持，没有人才中心的支持与帮助，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恐怕就这样被埋没了。那时候，调动工作就如同过五关斩六将，没有相当的决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每一个要求调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一段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
然而，就像堤坝撕开了裂缝，蓄积已久的洪水必将喷涌而出。1986年，人才流动出现异常高峰，许多人甚至不辞而别，成为没有档案的“黑户”。首钢一年内走了100多人，都没有办手续，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抢夺人才的恶性事件也频频发生，“有的学校一夜之间发现老师都没了，他们被神秘的大卡车全拉走了。”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台强硬措施，流动戛然而止。
兼职：夹缝中的“曲线救国”
和李京华不同，有许多科技人才选择了业余兼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有限的“择业自由”。
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直接影响就是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农民办企业，缺乏的就是技术和管理人才。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开放也使一些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出现了大批的三资企业，他们同样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懂得外语的人才。
然而，当时，全国科技人员有800多万，几乎所有的人才都集中在国有企业，其中1/3处于闲置状态。
为了促进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倾斜政策，鼓励国有企业的科技人才利用休息时间到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兼职，为企业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这些每到星期日就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科技人员被称为“星期天工程师”。一时间，科技人员兼职成为一股热潮。
但是，缺乏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兼职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科技人员因兼职获刑的事情屡见不鲜。其中最典型的是1982年武汉的“韩庆生事件”
这一年春天，韩庆生于春寒料峭中在铁窗内等待着法律的审判。
一年多前，国营181厂工程师韩庆生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种污水净化器，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起死回生，得了600元人民币的报酬，孰料却被公安机关逮捕，罪名是“技术投机倒把”。
韩庆生的命运牵动着数百万科技人才的心。
1982年3月2日，韩庆生和律师杨霞第一次出庭辩护，参加旁听的就有300多人，大部分是与韩庆生类似的知识分子。当年8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宣判韩庆生无罪，但是，他的灾难远未结束。公诉人不服判决，向上级中院申诉。12月，中级法院改判韩庆生罪名成立，刑期300天。这样的判决，韩庆生自然无法接受。当日，韩庆生的家人去北京上访。
此时，北京《光明日报》专门为此开展了讨论，读者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进报社。一时间舆论鼎沸，案件引起了举国关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央领导人亲自过问案件进展，案件峰回路转。1983年2月3日晚上10点，武汉市市长带着判决书和退还的600元来到韩庆生家中道歉。1983年2月4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韩庆生无罪。
韩庆生案的平反，被权威部门称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前奏”。回忆那段岁月，韩庆生说：“得了600元钱坐了300天监狱，相当于两元钱坐一天牢。想想这事，我至今还很心酸。”
尽管韩庆生案以平反结束，兼职的合法性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85年，上海太平洋被单厂的助理工程师郑鸿坚因私自兼职被判刑。而与此同时，北京等地也相继发生因兼职而诉诸法律的事件。据北京市人才中心主任韩光耀回忆：“当时有不少技术人员背着企业外出兼职，其中难免出现利用工作时间或者原单位技术设备的情况，一旦被单位发现就可能以盗窃企业技术机密、职务侵占等罪名受到起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位首钢的工程师因为兼职被告上了法庭。”
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再度发文，强调“允许科技干部兼职”，围绕兼职合法性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兼职现象，虽然没有打破传统的人事制度，但它给予了科技人才“八小时之外”的工作自由，缓解了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人才短缺的难题，称得上典型的是“曲线救国”了。
“下海”：逃出来的自由
如果说科技人员的兼职还没有撼动传统人事制度的根基，那么，越来越多的国企职工辞职下海，不啻于对旧体制的一次釜底抽薪。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是人事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严重束缚，一方面是人们对更适合自己的工作的向往，双方斗争的结果就是“停薪留职”。
国家劳动部、国家经济委员会于1983年下发的《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规定，停薪留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年。停薪留职期间，不升级，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因病、残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可按退职办法处理。停薪留职人员在从事其他收入的工作时，原则上应按月向原单位缴纳劳动保险金，其数额不低于本人原工资的20％。停薪留职期间计算工龄。
“停薪留职”既不破坏原有的固定用工制度，又给国企职工选择其它职业提供了自由，一时间，人们纷纷“停薪留职”甚至辞职到乡镇企业或三资企业工作，有的干脆当起了“个体户”。此时，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离开原有的单位就意味着失去了“铁饭碗”，风险和机会同在，于是人们形象地比喻这种现象为“下海”。
山西榆次的杨先生现在已经是一名千万富翁，他在山西、北京都购置了房产，高级轿车就有5部。20年前，他决定从全国最大的纺织机械企业——山西省经纬纺织机械厂辞职的时候却很难下定决心。从部队转业十几年，他已经是厂里的保卫干部，工资虽然不高但日子还算过得去，退休后还有各种保障。但是，工厂里不紧不慢的工作节奏，工厂外越来越红火的个体经济，让他再也无法忍受。当时，有不少人申请“停薪留职”，一旦混不下去，还可以回来继续捧“铁饭碗”。脾气倔强的他没有给自己回头的机会，一封辞职信告别了自己的国企生涯。
辞职以后，杨先生从卖菜开始干起了个体户，每天起早贪黑，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三年过后，他就积攒下了二十几万的存款，小有资本的他开始贩卖自己熟悉的纺织机械零配件。后来国家政策放宽，准许私营企业经营整机业务，他立即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专门从事纺织机械的销售。
90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被迫下岗。当那些曾经的工友们纷纷面临再就业的困境，杨先生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南方：梦开始的地方
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活跃期，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东南沿海的三资企业和苏南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人才流动潮出现了。当时官方鼓励知识分子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可以辞职、兼职、停薪留职、创办和领办乡镇企业，同时也支持三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百万大军下广东，赴苏南，一时蔚为壮观。后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才大流动被称为“孔雀东南飞现象”。
“这次人才流动是全民性的，规模大、有组织。” 韩光耀回忆说，人才服务业务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涌现，为保证这些不具备管理档案权限企业能够用人，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诞生了挂靠档案的业务。
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率先开放，成为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丰厚的待遇、灵活的用人制度、无处不在的风险和机会，吸引了无数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也集聚了全国各地各个社会领域数以百万计的人才。
无数个梦想和传奇从这里开始了。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不久的史玉柱，抛下安徽省统计局的“铁饭碗”，南下深圳，立誓要做中国的IBM；赵新先，这名军医大学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和几名大学生，从南方医院脱离出来，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而李东生则在惠州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里，开始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并由此起步，开创了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广东顺德的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1978年，段永平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当了一名技术工程师，在当时，也算是拥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铁饭碗。但是，不甘心一辈子平平庸庸的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
1989年3月，心怀鸿鹄之志的段永平在“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动大潮中，破釜沉舟辞职南下广东，寻找实现实业家梦想的机会。他到了中山市，见到了当时只有36岁的怡华集团总经理陈健仁，被聘任为其属下的日华电子厂厂长。
经过三年的奋斗，段永平把这间亏损200万元的小厂变成了产值10亿元的大型企业。1995年9月，他到东莞成立了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使其成为中国无绳电话、VCD等行业中数一数二的品牌。
事实上，在“孔雀东南飞”的大潮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像段永平这样的成功者，但是，一个个类似于段永平一样的财富神话，加速了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热潮。
2003年11月，为庆祝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一辆武汉大学校友专列从深圳开出。车上全是1989年以后“孔雀东南飞”的学生。其中光是在金融机构、软件开发公司等新兴部门就职的，就有5000多人。
而与沿海地区的人才济济相反，中西部地区则是长达20余年的人才流失。为了保护本地人才，内地政府和企业也频频利用户籍、档案等手段限制人才流动，甚至质疑“人才市场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要求回到国家统一管理的旧人事制度中去。但是，面对沿海地区强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才放弃单位福利，扔掉人事档案，到沿海创业，传统人事制度的栅栏被彻底冲破了。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颁布，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是劳动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标志着“一切服从组织”的人事制度将被企业和单位双向选择的“劳动合同制”所取代。
SoHo一族：我的工作我做主
作为中国人才市场的见证人，全国人才交流协会副会长韩光耀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第四波人才流动大潮的发轫期。国企改制、产业结构调整、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是新一轮流动的成因。国际性的人才价格、理念，国际性的评价标准，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中国人才配置的既有格局，也将使人才流动出现新的形式。
可以成为这段话佐证的是，从90年代后期，互联网飞速发展，强大的即时通讯能力、廉价的通讯成本使远距离办公成为可能。一种新的工作方式——SoHo，在家办公——在年轻一代中悄然兴起。互联网打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使择业变得更加自由。
一年多以前，张涛炒掉了最后一个老板，回到自己家里。因为家住北京郊区，每天都有几个小时消耗在上下班的路上，他希望找一家既离家近又待遇丰厚的公司。连续几次面试的公司都不理想，张涛“被迫”改变思路——凭借几年来做摄影师的经验和人脉积累，他创办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经过一年多的打拼，从最开始的“连饭都吃不饱”到现在的“小有成就”。张涛已经适应了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SoHo，在家办公，做自己的老板。
如果说张涛是“逼上梁山”，那么200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刘宇馨则是个“主动落草”的“SoHo族”。当初，头顶英语、法律双学位和法律硕士学位的她并不着急找工作。“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兼职翻译，有了相对固定的客户和工作来源。综合各方面因素，我觉得最适合自己的就是自由职业者。”于是，她决定做一个“SoHo族”。
“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了电话和网络，坐在家中，也能联系世界。”虽然刘宇馨的客户基本上都在北京，而她却住在自己大连的家里，既可以完成北京的工作，又可以享受大连的惬意生活。
“工作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比较喜欢忙一天，休息两天。平均每天工作4小时，一个月工作20天，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了。工作之余，我的安排就是：会朋友＋交朋友＋美容院＋健身房＋影视娱乐（偶尔追星)，另外还喜欢看网络小说。”刘宇馨对自己的工作方式非常满意。
成凯文如今也非常满意。今年1月，成凯文的儿子成世川取得了澳大利亚某知名大学的聘书，旋即向清华大学提交了辞呈，全部手续仅用了几天时间。
28年前，成凯文还是一颗任人支配的“螺丝钉”；28年后，他的儿子成世川已经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全球就业。横在父子之间的就是中国人一步一步争取择业自由的艰难历程。
1979年7月1日那一天，成凯文心情格外的好。他刚刚拿到了调回家乡某中学任教的通知，为此，他已经等待了整整11年。
1968年，当成凯文从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就曾经向学校提出了回到老家四川宜宾工作的请求，那里有他朝思暮想的未婚妻。但是，当他拿到派遣证的时候，他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他被分配到了川陕交界的汉源县一所中学教书，离老家足足一千多里。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成凯文一直向教育局申请，希望调回宜宾。但是，直到他结了婚，两个孩子相继出世，他的调动申请依然在领导们一次次的“讨论”中被束之高阁。每当校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要做革命的螺丝钉”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只能认命了。
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随即全国教育系统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中就包括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这一次，成凯文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一纸调令。然而很快他发现，夫妻分居的现状并没有彻底改变。因为妻子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没有城镇户口就办理不了工作调动。从小镇到村里，这段崎岖的山路始终还有二十多公里……
时隔多年以后，当成凯文回顾这段经历时却显得格外平静：“在那个一切服从组织的年代，像我们一样两地分居的夫妻何止百万。相比之下，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流动：人事制度的第一条裂缝
和成凯文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单位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还不懂得什么叫择业自由，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但是，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一大批科技人才匮乏的工程建设。
然而，改革开放之初复兴经济的需要，不仅改变了这个社会，也给许多个体的生活轨迹带来了改变。急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国政府，为了解决科技人才配置不当的问题，相继出台鼓励科技人才流动的政策，撕开了传统人事制度的第一条裂缝，也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人才流动大潮。
1983年3月，全国第一家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沈阳人才公司诞生，此后，全国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相继成立，市场配置人才的雏形悄然形成。
1984年，《人物》杂志面向北京市公开招聘2名编辑，时任百子湾仓库管理员的李京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同时报名参加考试的有9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正规大学毕业，还有许多北大、北师大、人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惟独李京华只是个夜大毕业生。
考试结束后两周，负责招聘的副主编约李京华见面，告诉她：因成绩优异，《人物》杂志决定录用她。但是，李京华还不敢欣喜若狂，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单位能放我么？”
果然，单位领导一口回绝了李京华的请求。李京华从仓库领导找到公司，从公司找到主管局里，到处碰壁，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当年9月30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首都体育馆发表讲话，其中有一节专门讲人才流动的问题。看到这段节目后的李京华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她找到北京市委想讨个说法，最后辗转到了人事局刚刚成立的人才交流中心。
人才交流中心细致地了解了具体情况，开始反反复复地做李京华公司领导的工作，一遍两遍三遍，正面不行走侧面。终于有一天，公司领导把李京华叫来，说：“叫那边看档案吧！”李京华心里的石头才最终落地。
时任北京人才交流中心主任的韩光耀对李京华的经历至今仍印象深刻：“如果没有她的坚持，没有人才中心的支持与帮助，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恐怕就这样被埋没了。那时候，调动工作就如同过五关斩六将，没有相当的决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每一个要求调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一段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
然而，就像堤坝撕开了裂缝，蓄积已久的洪水必将喷涌而出。1986年，人才流动出现异常高峰，许多人甚至不辞而别，成为没有档案的“黑户”。首钢一年内走了100多人，都没有办手续，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抢夺人才的恶性事件也频频发生，“有的学校一夜之间发现老师都没了，他们被神秘的大卡车全拉走了。”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台强硬措施，流动戛然而止。
兼职：夹缝中的“曲线救国”
和李京华不同，有许多科技人才选择了业余兼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有限的“择业自由”。
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直接影响就是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农民办企业，缺乏的就是技术和管理人才。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开放也使一些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出现了大批的三资企业，他们同样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懂得外语的人才。
然而，当时，全国科技人员有800多万，几乎所有的人才都集中在国有企业，其中1/3处于闲置状态。
为了促进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倾斜政策，鼓励国有企业的科技人才利用休息时间到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兼职，为企业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这些每到星期日就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科技人员被称为“星期天工程师”。一时间，科技人员兼职成为一股热潮。
但是，缺乏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兼职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科技人员因兼职获刑的事情屡见不鲜。其中最典型的是1982年武汉的“韩庆生事件”
这一年春天，韩庆生于春寒料峭中在铁窗内等待着法律的审判。
一年多前，国营181厂工程师韩庆生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种污水净化器，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起死回生，得了600元人民币的报酬，孰料却被公安机关逮捕，罪名是“技术投机倒把”。
韩庆生的命运牵动着数百万科技人才的心。
1982年3月2日，韩庆生和律师杨霞第一次出庭辩护，参加旁听的就有300多人，大部分是与韩庆生类似的知识分子。当年8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宣判韩庆生无罪，但是，他的灾难远未结束。公诉人不服判决，向上级中院申诉。12月，中级法院改判韩庆生罪名成立，刑期300天。这样的判决，韩庆生自然无法接受。当日，韩庆生的家人去北京上访。
此时，北京《光明日报》专门为此开展了讨论，读者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进报社。一时间舆论鼎沸，案件引起了举国关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央领导人亲自过问案件进展，案件峰回路转。1983年2月3日晚上10点，武汉市市长带着判决书和退还的600元来到韩庆生家中道歉。1983年2月4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韩庆生无罪。
韩庆生案的平反，被权威部门称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前奏”。回忆那段岁月，韩庆生说：“得了600元钱坐了300天监狱，相当于两元钱坐一天牢。想想这事，我至今还很心酸。”
尽管韩庆生案以平反结束，兼职的合法性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85年，上海太平洋被单厂的助理工程师郑鸿坚因私自兼职被判刑。而与此同时，北京等地也相继发生因兼职而诉诸法律的事件。据北京市人才中心主任韩光耀回忆：“当时有不少技术人员背着企业外出兼职，其中难免出现利用工作时间或者原单位技术设备的情况，一旦被单位发现就可能以盗窃企业技术机密、职务侵占等罪名受到起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位首钢的工程师因为兼职被告上了法庭。”
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再度发文，强调“允许科技干部兼职”，围绕兼职合法性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兼职现象，虽然没有打破传统的人事制度，但它给予了科技人才“八小时之外”的工作自由，缓解了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人才短缺的难题，称得上典型的是“曲线救国”了。
“下海”：逃出来的自由
如果说科技人员的兼职还没有撼动传统人事制度的根基，那么，越来越多的国企职工辞职下海，不啻于对旧体制的一次釜底抽薪。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是人事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严重束缚，一方面是人们对更适合自己的工作的向往，双方斗争的结果就是“停薪留职”。
国家劳动部、国家经济委员会于1983年下发的《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规定，停薪留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年。停薪留职期间，不升级，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因病、残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可按退职办法处理。停薪留职人员在从事其他收入的工作时，原则上应按月向原单位缴纳劳动保险金，其数额不低于本人原工资的20％。停薪留职期间计算工龄。
“停薪留职”既不破坏原有的固定用工制度，又给国企职工选择其它职业提供了自由，一时间，人们纷纷“停薪留职”甚至辞职到乡镇企业或三资企业工作，有的干脆当起了“个体户”。此时，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离开原有的单位就意味着失去了“铁饭碗”，风险和机会同在，于是人们形象地比喻这种现象为“下海”。
山西榆次的杨先生现在已经是一名千万富翁，他在山西、北京都购置了房产，高级轿车就有5部。20年前，他决定从全国最大的纺织机械企业——山西省经纬纺织机械厂辞职的时候却很难下定决心。从部队转业十几年，他已经是厂里的保卫干部，工资虽然不高但日子还算过得去，退休后还有各种保障。但是，工厂里不紧不慢的工作节奏，工厂外越来越红火的个体经济，让他再也无法忍受。当时，有不少人申请“停薪留职”，一旦混不下去，还可以回来继续捧“铁饭碗”。脾气倔强的他没有给自己回头的机会，一封辞职信告别了自己的国企生涯。
辞职以后，杨先生从卖菜开始干起了个体户，每天起早贪黑，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三年过后，他就积攒下了二十几万的存款，小有资本的他开始贩卖自己熟悉的纺织机械零配件。后来国家政策放宽，准许私营企业经营整机业务，他立即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专门从事纺织机械的销售。
90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被迫下岗。当那些曾经的工友们纷纷面临再就业的困境，杨先生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南方：梦开始的地方
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活跃期，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东南沿海的三资企业和苏南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人才流动潮出现了。当时官方鼓励知识分子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可以辞职、兼职、停薪留职、创办和领办乡镇企业，同时也支持三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百万大军下广东，赴苏南，一时蔚为壮观。后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才大流动被称为“孔雀东南飞现象”。
“这次人才流动是全民性的，规模大、有组织。” 韩光耀回忆说，人才服务业务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涌现，为保证这些不具备管理档案权限企业能够用人，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诞生了挂靠档案的业务。
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率先开放，成为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丰厚的待遇、灵活的用人制度、无处不在的风险和机会，吸引了无数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也集聚了全国各地各个社会领域数以百万计的人才。
无数个梦想和传奇从这里开始了。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不久的史玉柱，抛下安徽省统计局的“铁饭碗”，南下深圳，立誓要做中国的IBM；赵新先，这名军医大学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和几名大学生，从南方医院脱离出来，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而李东生则在惠州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里，开始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并由此起步，开创了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广东顺德的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1978年，段永平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当了一名技术工程师，在当时，也算是拥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铁饭碗。但是，不甘心一辈子平平庸庸的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
1989年3月，心怀鸿鹄之志的段永平在“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动大潮中，破釜沉舟辞职南下广东，寻找实现实业家梦想的机会。他到了中山市，见到了当时只有36岁的怡华集团总经理陈健仁，被聘任为其属下的日华电子厂厂长。
经过三年的奋斗，段永平把这间亏损200万元的小厂变成了产值10亿元的大型企业。1995年9月，他到东莞成立了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使其成为中国无绳电话、VCD等行业中数一数二的品牌。
事实上，在“孔雀东南飞”的大潮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像段永平这样的成功者，但是，一个个类似于段永平一样的财富神话，加速了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热潮。
2003年11月，为庆祝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一辆武汉大学校友专列从深圳开出。车上全是1989年以后“孔雀东南飞”的学生。其中光是在金融机构、软件开发公司等新兴部门就职的，就有5000多人。
而与沿海地区的人才济济相反，中西部地区则是长达20余年的人才流失。为了保护本地人才，内地政府和企业也频频利用户籍、档案等手段限制人才流动，甚至质疑“人才市场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要求回到国家统一管理的旧人事制度中去。但是，面对沿海地区强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才放弃单位福利，扔掉人事档案，到沿海创业，传统人事制度的栅栏被彻底冲破了。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颁布，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是劳动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标志着“一切服从组织”的人事制度将被企业和单位双向选择的“劳动合同制”所取代。
SoHo一族：我的工作我做主
作为中国人才市场的见证人，全国人才交流协会副会长韩光耀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第四波人才流动大潮的发轫期。国企改制、产业结构调整、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是新一轮流动的成因。国际性的人才价格、理念，国际性的评价标准，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中国人才配置的既有格局，也将使人才流动出现新的形式。
可以成为这段话佐证的是，从90年代后期，互联网飞速发展，强大的即时通讯能力、廉价的通讯成本使远距离办公成为可能。一种新的工作方式——SoHo，在家办公——在年轻一代中悄然兴起。互联网打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使择业变得更加自由。
一年多以前，张涛炒掉了最后一个老板，回到自己家里。因为家住北京郊区，每天都有几个小时消耗在上下班的路上，他希望找一家既离家近又待遇丰厚的公司。连续几次面试的公司都不理想，张涛“被迫”改变思路——凭借几年来做摄影师的经验和人脉积累，他创办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经过一年多的打拼，从最开始的“连饭都吃不饱”到现在的“小有成就”。张涛已经适应了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SoHo，在家办公，做自己的老板。
如果说张涛是“逼上梁山”，那么200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刘宇馨则是个“主动落草”的“SoHo族”。当初，头顶英语、法律双学位和法律硕士学位的她并不着急找工作。“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兼职翻译，有了相对固定的客户和工作来源。综合各方面因素，我觉得最适合自己的就是自由职业者。”于是，她决定做一个“SoHo族”。
“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了电话和网络，坐在家中，也能联系世界。”虽然刘宇馨的客户基本上都在北京，而她却住在自己大连的家里，既可以完成北京的工作，又可以享受大连的惬意生活。
“工作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比较喜欢忙一天，休息两天。平均每天工作4小时，一个月工作20天，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了。工作之余，我的安排就是：会朋友＋交朋友＋美容院＋健身房＋影视娱乐（偶尔追星)，另外还喜欢看网络小说。”刘宇馨对自己的工作方式非常满意。
成凯文如今也非常满意。今年1月，成凯文的儿子成世川取得了澳大利亚某知名大学的聘书，旋即向清华大学提交了辞呈，全部手续仅用了几天时间。
28年前，成凯文还是一颗任人支配的“螺丝钉”；28年后，他的儿子成世川已经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全球就业。横在父子之间的就是中国人一步一步争取择业自由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