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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丁云燕
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失守，近十万美菲联军成为日军俘虏。日军让战俘们从巴丹步行到奥唐奈集中营，这段100公里的死亡行军中有15000人死去。对于活下来的人而言，“奥唐奈”的名字就等同于死亡集中营。本文编译自美国二战老兵列斯特·坦尼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追述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奥唐奈集中营里的生活状况。
我们饥肠辘辘，步履蹒跚，忍受着疟疾和痢疾的折磨，行进到了一个古老废弃的菲律宾军事集中营。奥唐奈集中营是为纪念最早的一位西班牙登陆者而命名的。这所没有完工的集中营看起来十分破旧，支撑房屋的支架东倒西歪，看起来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支架上覆盖着些许榈树叶搭建成菲律宾当地常见的棚屋。
每个原本只能容纳十六个人的棚屋现在挤进了四十个人。这里的棚屋窗户紧闭，到处弥漫着腐朽的气味。棚屋内外杂草丛生，蛇虫鼠蚁充斥横行。只有那些围绕在集中营四周的是锈迹斑斑的带刺的金属网，才能让我们感觉到过去曾有人在这里生存过。
死神的硬币
日本士兵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狠狠地打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排着队在场地上齐步走和立正站着，如果做不好就要遭到虐打。然而这样的要求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俘虏来说都十分困难。
我的腿在刚到集中营的时候受伤了，走起来一瘸一拐，看守们就用枪柄打我。其中一个站岗的看守脱下军用腰带粗野地抽打我，腰带划过我的后背，越过屁股，我能感觉到身上的血液统统涌向了后背和大腿，然后腰带咔嚓一声直接抽在我的脸上。强烈地抽打和刺骨的疼痛让我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我几乎想要还手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做出愚蠢的事。我拭去脸上的血，用衣角按住伤口，希望在再次挨打之前能把血止住。日本人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找强壮的人的麻烦，他们只会欺负老弱病残。
随后，我们被押到一个开阔的行军场地。看守命令我们把身上、口袋和携带的背包里所有的财物都掏出来放到身前的地上。日本人在队列里走来走去，搜寻那些能够置我们于死地的蛛丝马迹，而只有他们才知道这些所谓的蛛丝马迹到底是什么。突然，我听到步枪开火的巨响。不久，所有的战俘都明白了，谁身上有日本的或印着日本标志的物品，谁就会立刻被干掉。因为日本人认为，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我们从战死的日本兵身上取走的。然而事实是，在巴丹半岛的临时营地时，有一次几个日本人来向我们要了些香烟，其中一个日本人给了一名俘虏些许钱和东西作为交换。不幸的是，日本人难得的慷慨给我们的伙伴惹来了杀身之祸：看守在这个俘虏身前发现了一枚日元硬币，不由分说地把他拖到一边施行了枪决。
日军战机在菲律宾地区曾扔下一些“投降书”。如果某个俘虏身上有这样的“投降书”，他也会被处死，理由是没有珍惜投降的机会。我们这些战俘不得不在被发现之前把它吃掉或者塞入肛门内。对我们来说，这比严刑拷打更让人害怕。
当我发现一张投降书从身上掉出来的时候，我顿时呆住了。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让这群虎视眈眈的看守发现呢？我深吸了几口气，偷偷把纸片塞进嘴里尽可能迅速地把它嚼碎，费尽力气才让这害人的东西彻底消失。
日本兵的训诫
接着，我们立正站在广场上接受日本指挥官竹田上尉的训诫，训诫的内容是战俘的言行规范（译者注：坦尼是第一批到达奥唐奈集中营的战俘，以后还有战俘陆续到达）。竹田上尉大约35岁，高5英尺8英寸，大约有160磅重。他站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们，向翻译打了个手势，在高台上手舞足蹈地咆哮起来。他说我们都是懦夫，任何一名日本军人在即将被敌人俘虏的情况下，一定会自杀的，而我们却没有。他骂我们连狗都不如，并激动地抱怨着一百多年来美国人一直都是日本人的敌人，美国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改变这种看法。他接着说道：“我们绝不可能跟猪一样的美国人成为朋友。”
这位指挥官一边歇斯底里咆哮着，一边疯狂地挥舞着胳膊和拳头。他在高温的烘烤下变得有些恼怒，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着，他说我们很快就能意识到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友们是多么的幸运。天哪，他说的真是太对了。
我们被要求参加训练，训练的内容是在集中营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首先，无论在何处，只要看到日本军人，一定要弯腰敬礼；其次，我们跟日本军人对话的时候一定要说“是的，长官”。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提醒着我们，如果违反规定，任何一个日本军人都可以随时给予我们严厉地处罚甚至是处死；他还警告说日本军方不会按照日内瓦协议来对待战俘，而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处置我们。
这次训话是在下午三点左右结束的，时长约两个小时。这是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在整个训诫过程中，所有战俘不得不直挺挺地站在场地上，至少有十多人中暑晕倒。他们一直躺在地上直到训诫结束，才被允许抬进去接受治疗。
指挥官结束了他的“演讲”以后，士兵们把我们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收缴了几乎是所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手表、戒指、妻儿的照片等。幸运的是，我的宝贝劳拉的照片安全地被我藏在袜子里面。最后我们被允许在集中营里面四处走走，选择一个棚屋住下。
死亡木马
每个原本只能容纳16个人的棚屋现在挤进了40个人。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身患疾病，痢疾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最大的敌人。痢疾传染的速度很快，我们的居住条件又那么拥挤，以至于每个人好像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食品和水等生命必需品的严重缺乏使得很多战俘都患上了一种甚至多种疾病，如痢疾、疟疾、营养不良、肺炎、脚气等。
美国的战地卫生员将两间棚屋设置为病房，其中一个是普通的医务病房，另一个则是“零号病房”或“Z病房”（意思是人生的最后一站，为垂死的战俘准备的地方）。病房里每天都挤满了病入膏肓的战俘，普通病房里的多数病人最终都会被送到“Z病房”。送进“Z病房”的战俘们像活死人般挣扎在生死边缘，直到停止呼吸。
有些生病的战俘既没住进普通病房，也没有被送入“Z病房”，他们病得很严重，极度衰弱地昏倒在肮脏不堪的棚屋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像畜牲般的对待。然而“万人坑”——墓地往往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晚上，有些战俘会睡在壕沟边——那里就是厕所，这样在我们经常急需方便的时候，只要翻一下身就可以了。又脏又臭的壕沟是蚊虫的天堂，但是我们仍要继续睡在这儿，因为日本人拒绝给我们改善卫生条件，也不提供任何针对痢疾和疟疾的药物。
每天美国军人的死亡人数在50人以上，而比美国军人数量多4倍的菲律宾军人，每天的死亡数量只有不足150人。毫无疑问，和我们相比，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远在我们之上。死亡就像是不停运动着的旋转木马，我们骑在它身上一圈又一圈地转，不知道何时才能将其摆脱。周一的时候，有两个人埋葬了一个死者，而到了周末，曾经的掘墓人可能就成为被埋葬的对象了。几天后，所有人都被卷入到了一场“等待游戏”中，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被埋葬的人会是谁。整个集中营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我们在肉体上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更因恐惧死亡而精神崩溃——死神无处不在。
在埋葬尸体的时候，我们只能将墓穴挖到三英尺深，如果挖得再深一点就会有地下水渗进来。大多的死者都是赤身被下葬的，因为活着的人需要他们的衣服。很多时候我们在往死者身上倾倒泥土之前，却发现尸体已经浮在墓穴中。必须要一个人用竿子使劲按住尸体直到另一个人用土把尸体埋起来。如果死者身上的身份识别牌还在的话，我们总是试图把它放在坟墓前匆忙竖起的十字架上，希望有一天他们的亲属能够找到他们。接着，参加埋葬的所有人会为死者进行简单的祈祷，圣歌第二十三曲是葬礼中大家最喜欢吟唱的：“上帝是我的牧羊人；他让我卧在绿草悠悠的牧场……”葬礼过后，我们对视着沉思，他们会为我们祈祷吗？谁会成为下一个躺在坟墓里的人？如果在集中营继续呆下去，下一个被埋葬的可能就是我！
回家的希望
一天晚上，大家坐在壕沟外面，我的一个名叫鲍勃·马丁的伙伴指着天空说：“看，多么庄严的月亮！我想到过去在梅伍德上空看到的月亮也是这样的。真想知道在这样的夜晚我的家人在干什么想什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怀着这样的期待，家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家人是否知道我们正在慢慢地走向死亡？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家中接受月光的洗礼，再一次尽情享受着满月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辉。想着想着，我的心中再次充满希望，与逆境斗争的决心主导了我的生命。
很快，同伴的呻吟和哭喊声把我们拉回到现实。“说不定地狱都比这鬼地方美妙，”鲍勃咕哝着，“我们会一直待在这吗，坦尼？”
“我们不会死在这，鲍勃。”我向他保证，“主会保佑我们的。”短暂地思考之后，我接着说道：“我们必须活下去，要把这里恶劣的条件、以及我们在这所受到的非人的对待告诉朋友和家人们，那些自诩为军人的禽兽是如何对我们进行拷打和谋杀的。我们必须活着走出这里，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公告世人。”
鲍勃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死在丛林中，也不想在这苟且偷生。咱们得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可是，我们要怎么离开，又能在何时离开？即便能逃出集中营，毕竟我们和菲律宾人以及日本人是不同的种族，所以就像看守们认为的那样，无论我们怎么隐藏都无济于事。
幸运的是，日本人嫌麻烦并没有对奥唐奈集中营里的所有战俘进行清点和确认身份。逃走的念头在大家的心里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逃跑的可能
在这里，一天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排队打水喝。有时候我们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喝到水。一次我看到有人在排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晕倒在地，当医务人员赶过来时，他已经咽气了。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仅仅是为了排队等一口水喝。尽管每天都有许多人相继死去，但日本人仍拒绝为我们提供各种医疗救助和足够的水。
在进入集中营的第四天，我自愿加入一个送水小分队，专门负责从集中营后面一个的池塘里提水回来。尽管集中营里有一口泉水，但它仅仅能提供饮用。我们仍然需要池塘的水来做饭和进行简单地清洗。
在小分队离开集中营区去池塘提水的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看守员跟着，我知道只有在这个小分队工作才有机会逃跑。我从没想过要去哪里，也没有考虑过一个人身陷密林中是多么可怕。我不懂当地的语言，也不熟悉这里的地形，但是，我已经看够了严刑拷打，看够了死亡和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如果我继续待在奥唐奈集中营只有死路一条。
从几个军官口中，我们打听到日本人正计划为战俘建立一个编号体制，这个体制是这样实行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编号，在早上或晚上的点名中如果有人没有应答，看守们将会处死他编号上面的五个人和编号后面的五个人，最终我们不得不像看门狗一样互相监视着。如果我打算逃跑的话就得尽快行动了。
由于缺少食物、水和医疗照顾，我也患上了疟疾，引发的高烧使我每天的体温都达到102度，而痢疾使我的肠壁外翻。我在想，自己能活着走出集中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正要躺在厕所旁那个污浊不堪的地方睡觉，猛地感觉自己身上痢疾的症状似乎消失了，这仿佛是个预兆。我感觉到血液中那股重生的力量在蠢蠢欲动，这种感觉真的棒极了。我下定决心不能像其他伙伴那样凄凉离去，也不愿意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继续忍受着精神上那无止境的折磨，既然已经迈出了一步，我就不会再放弃，不允许自己再为死亡的种种预兆而惶惶不安，我告诉自己一定会成功。
我的伙伴
刚到集中营的那几天十分混乱，我发现我的几个好朋友布朗、斯克依和卢·布林顿不见了。我搜寻了集中营的每一个角落，终于有个人告诉我他看到卢在病房里，但没有看见布朗和斯克依。
我飞快地走到病房，看到了坐在一角的卢，他心不在焉地抓着衣服，目光茫然，他的思绪似乎飞到了九霄云外。我意识到如果不把他带出病房，他就无法活下去了。在看守员进来的时候，那些憔悴的只剩下半条命的人们互相搀扶着站立起来向他们行军礼，而卢却像一个能够自己立正起来的空躯壳。
我忍着嗓子里肿块的剧痛，恳求道：“卢，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离开这个鬼地方。抓住任何机会，竭尽所能离开这里，至少外面还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无论你身体有多虚弱都得参加一个工作小组，大家都会帮你的，因为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接着，为了给我刚才严肃的话题增加一点幽默，我说：“卢，我有个信奉犹太教的祖父，他总是说，在犹太人的法律里，绝望是有罪的。我相信天主教、 新教和其它相信上帝的宗教也应该主张这样。所以，卢，你是不可以陷入绝望的。”
接着，我和卢出去吃了早饭。早饭是用一点米和很多水做成的一种热粥。卢说他不想吃，任何食物都难以下咽。我们正在说着话，他突然提出要用自己的食物和一个路过的家伙交换一根香烟。“卢，”我忍不住喊道，“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我用能想到的所有理由和借口恳求他，但都徒劳无功。接着我坚持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吃点东西吧，卢，否则我们就更不能离开这些恶棍了。如果你再不吃东西的话，我也不吃了，我们就一起沉沦下去，如果这是你希望的。”
他脸上闪过一抹微笑：“你赢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脏衣服哪去了？”他那乌黑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着感激，不只是因为我劝他吃东西，而且是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真正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关心。
我目睹了不少拒绝进食带来的悲伤的场面。许多人病得无法走路，虚弱得无法照顾自己，他们用自己的那份食物换取香烟。他们想要的只有多一点药物，多一些烟草的味道和气息。这种烟草非常容易使人上瘾，不少人因为它而死去。在刚来的几天里，他们用意志力与死亡搏斗，而现在却已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
早饭过后，看守没有点名，也没有给战俘们分配编号。我终于等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我又一次选择了提水小分队。我注意到卢站在边上，就把我的计划告知了他。“你能做到的，是吧？”我问道，“我们将到离公路一公里的河里提水，你能坚持到那里吧？”
“我不能。”他说，“你走吧，上帝会与你同在。我会照你说的做的，别担心，你已经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过段日子我会加入工作小分队，你走吧，去做你想做的事。”
那天在我们去提水的路上，同样只有一个看守跟着我们。在池塘和集中营我们将往返三趟，每一趟提两个盛五加仑水的容器。我确信这个小分队将成为我离开那个阴暗的地方活下去的通行证。
那天晚上，卢靠近我说：“列斯特，你不懂这里的语言，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一旦离开这儿，你根本不可能在陌生的丛林中活下来的。”我回答他：“你知道吗，卢，六万多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从南海礁开始行军，到这里只剩下不到一半了。一些人死去或被杀害了，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山里。我打算去寻找那些游击队并加入他们。”
卢知道再说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他脱下身上的腰带交给我，我看到在带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指南针。他在总部担任机车侦查的任务，随时都可能有危险，所以准备得很充分。他对我说：“拿着它，它能帮助你走出密林。”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还是你留着它吧，卢。我需要比指南针更重要的东西才能活下去。”我意识到，如果在密林中没有人给我带路的话，指南针也不会有多大用处的。
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失守，近十万美菲联军成为日军俘虏。日军让战俘们从巴丹步行到奥唐奈集中营，这段100公里的死亡行军中有15000人死去。对于活下来的人而言，“奥唐奈”的名字就等同于死亡集中营。本文编译自美国二战老兵列斯特·坦尼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追述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奥唐奈集中营里的生活状况。
我们饥肠辘辘，步履蹒跚，忍受着疟疾和痢疾的折磨，行进到了一个古老废弃的菲律宾军事集中营。奥唐奈集中营是为纪念最早的一位西班牙登陆者而命名的。这所没有完工的集中营看起来十分破旧，支撑房屋的支架东倒西歪，看起来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支架上覆盖着些许榈树叶搭建成菲律宾当地常见的棚屋。
每个原本只能容纳十六个人的棚屋现在挤进了四十个人。这里的棚屋窗户紧闭，到处弥漫着腐朽的气味。棚屋内外杂草丛生，蛇虫鼠蚁充斥横行。只有那些围绕在集中营四周的是锈迹斑斑的带刺的金属网，才能让我们感觉到过去曾有人在这里生存过。
死神的硬币
日本士兵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狠狠地打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排着队在场地上齐步走和立正站着，如果做不好就要遭到虐打。然而这样的要求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俘虏来说都十分困难。
我的腿在刚到集中营的时候受伤了，走起来一瘸一拐，看守们就用枪柄打我。其中一个站岗的看守脱下军用腰带粗野地抽打我，腰带划过我的后背，越过屁股，我能感觉到身上的血液统统涌向了后背和大腿，然后腰带咔嚓一声直接抽在我的脸上。强烈地抽打和刺骨的疼痛让我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我几乎想要还手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做出愚蠢的事。我拭去脸上的血，用衣角按住伤口，希望在再次挨打之前能把血止住。日本人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找强壮的人的麻烦，他们只会欺负老弱病残。
随后，我们被押到一个开阔的行军场地。看守命令我们把身上、口袋和携带的背包里所有的财物都掏出来放到身前的地上。日本人在队列里走来走去，搜寻那些能够置我们于死地的蛛丝马迹，而只有他们才知道这些所谓的蛛丝马迹到底是什么。突然，我听到步枪开火的巨响。不久，所有的战俘都明白了，谁身上有日本的或印着日本标志的物品，谁就会立刻被干掉。因为日本人认为，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我们从战死的日本兵身上取走的。然而事实是，在巴丹半岛的临时营地时，有一次几个日本人来向我们要了些香烟，其中一个日本人给了一名俘虏些许钱和东西作为交换。不幸的是，日本人难得的慷慨给我们的伙伴惹来了杀身之祸：看守在这个俘虏身前发现了一枚日元硬币，不由分说地把他拖到一边施行了枪决。
日军战机在菲律宾地区曾扔下一些“投降书”。如果某个俘虏身上有这样的“投降书”，他也会被处死，理由是没有珍惜投降的机会。我们这些战俘不得不在被发现之前把它吃掉或者塞入肛门内。对我们来说，这比严刑拷打更让人害怕。
当我发现一张投降书从身上掉出来的时候，我顿时呆住了。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让这群虎视眈眈的看守发现呢？我深吸了几口气，偷偷把纸片塞进嘴里尽可能迅速地把它嚼碎，费尽力气才让这害人的东西彻底消失。
日本兵的训诫
接着，我们立正站在广场上接受日本指挥官竹田上尉的训诫，训诫的内容是战俘的言行规范（译者注：坦尼是第一批到达奥唐奈集中营的战俘，以后还有战俘陆续到达）。竹田上尉大约35岁，高5英尺8英寸，大约有160磅重。他站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们，向翻译打了个手势，在高台上手舞足蹈地咆哮起来。他说我们都是懦夫，任何一名日本军人在即将被敌人俘虏的情况下，一定会自杀的，而我们却没有。他骂我们连狗都不如，并激动地抱怨着一百多年来美国人一直都是日本人的敌人，美国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改变这种看法。他接着说道：“我们绝不可能跟猪一样的美国人成为朋友。”
这位指挥官一边歇斯底里咆哮着，一边疯狂地挥舞着胳膊和拳头。他在高温的烘烤下变得有些恼怒，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着，他说我们很快就能意识到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友们是多么的幸运。天哪，他说的真是太对了。
我们被要求参加训练，训练的内容是在集中营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首先，无论在何处，只要看到日本军人，一定要弯腰敬礼；其次，我们跟日本军人对话的时候一定要说“是的，长官”。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提醒着我们，如果违反规定，任何一个日本军人都可以随时给予我们严厉地处罚甚至是处死；他还警告说日本军方不会按照日内瓦协议来对待战俘，而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处置我们。
这次训话是在下午三点左右结束的，时长约两个小时。这是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在整个训诫过程中，所有战俘不得不直挺挺地站在场地上，至少有十多人中暑晕倒。他们一直躺在地上直到训诫结束，才被允许抬进去接受治疗。
指挥官结束了他的“演讲”以后，士兵们把我们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收缴了几乎是所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手表、戒指、妻儿的照片等。幸运的是，我的宝贝劳拉的照片安全地被我藏在袜子里面。最后我们被允许在集中营里面四处走走，选择一个棚屋住下。
死亡木马
每个原本只能容纳16个人的棚屋现在挤进了40个人。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身患疾病，痢疾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最大的敌人。痢疾传染的速度很快，我们的居住条件又那么拥挤，以至于每个人好像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食品和水等生命必需品的严重缺乏使得很多战俘都患上了一种甚至多种疾病，如痢疾、疟疾、营养不良、肺炎、脚气等。
美国的战地卫生员将两间棚屋设置为病房，其中一个是普通的医务病房，另一个则是“零号病房”或“Z病房”（意思是人生的最后一站，为垂死的战俘准备的地方）。病房里每天都挤满了病入膏肓的战俘，普通病房里的多数病人最终都会被送到“Z病房”。送进“Z病房”的战俘们像活死人般挣扎在生死边缘，直到停止呼吸。
有些生病的战俘既没住进普通病房，也没有被送入“Z病房”，他们病得很严重，极度衰弱地昏倒在肮脏不堪的棚屋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像畜牲般的对待。然而“万人坑”——墓地往往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晚上，有些战俘会睡在壕沟边——那里就是厕所，这样在我们经常急需方便的时候，只要翻一下身就可以了。又脏又臭的壕沟是蚊虫的天堂，但是我们仍要继续睡在这儿，因为日本人拒绝给我们改善卫生条件，也不提供任何针对痢疾和疟疾的药物。
每天美国军人的死亡人数在50人以上，而比美国军人数量多4倍的菲律宾军人，每天的死亡数量只有不足150人。毫无疑问，和我们相比，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远在我们之上。死亡就像是不停运动着的旋转木马，我们骑在它身上一圈又一圈地转，不知道何时才能将其摆脱。周一的时候，有两个人埋葬了一个死者，而到了周末，曾经的掘墓人可能就成为被埋葬的对象了。几天后，所有人都被卷入到了一场“等待游戏”中，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被埋葬的人会是谁。整个集中营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我们在肉体上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更因恐惧死亡而精神崩溃——死神无处不在。
在埋葬尸体的时候，我们只能将墓穴挖到三英尺深，如果挖得再深一点就会有地下水渗进来。大多的死者都是赤身被下葬的，因为活着的人需要他们的衣服。很多时候我们在往死者身上倾倒泥土之前，却发现尸体已经浮在墓穴中。必须要一个人用竿子使劲按住尸体直到另一个人用土把尸体埋起来。如果死者身上的身份识别牌还在的话，我们总是试图把它放在坟墓前匆忙竖起的十字架上，希望有一天他们的亲属能够找到他们。接着，参加埋葬的所有人会为死者进行简单的祈祷，圣歌第二十三曲是葬礼中大家最喜欢吟唱的：“上帝是我的牧羊人；他让我卧在绿草悠悠的牧场……”葬礼过后，我们对视着沉思，他们会为我们祈祷吗？谁会成为下一个躺在坟墓里的人？如果在集中营继续呆下去，下一个被埋葬的可能就是我！
回家的希望
一天晚上，大家坐在壕沟外面，我的一个名叫鲍勃·马丁的伙伴指着天空说：“看，多么庄严的月亮！我想到过去在梅伍德上空看到的月亮也是这样的。真想知道在这样的夜晚我的家人在干什么想什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怀着这样的期待，家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家人是否知道我们正在慢慢地走向死亡？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家中接受月光的洗礼，再一次尽情享受着满月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辉。想着想着，我的心中再次充满希望，与逆境斗争的决心主导了我的生命。
很快，同伴的呻吟和哭喊声把我们拉回到现实。“说不定地狱都比这鬼地方美妙，”鲍勃咕哝着，“我们会一直待在这吗，坦尼？”
“我们不会死在这，鲍勃。”我向他保证，“主会保佑我们的。”短暂地思考之后，我接着说道：“我们必须活下去，要把这里恶劣的条件、以及我们在这所受到的非人的对待告诉朋友和家人们，那些自诩为军人的禽兽是如何对我们进行拷打和谋杀的。我们必须活着走出这里，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公告世人。”
鲍勃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死在丛林中，也不想在这苟且偷生。咱们得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可是，我们要怎么离开，又能在何时离开？即便能逃出集中营，毕竟我们和菲律宾人以及日本人是不同的种族，所以就像看守们认为的那样，无论我们怎么隐藏都无济于事。
幸运的是，日本人嫌麻烦并没有对奥唐奈集中营里的所有战俘进行清点和确认身份。逃走的念头在大家的心里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逃跑的可能
在这里，一天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排队打水喝。有时候我们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喝到水。一次我看到有人在排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晕倒在地，当医务人员赶过来时，他已经咽气了。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仅仅是为了排队等一口水喝。尽管每天都有许多人相继死去，但日本人仍拒绝为我们提供各种医疗救助和足够的水。
在进入集中营的第四天，我自愿加入一个送水小分队，专门负责从集中营后面一个的池塘里提水回来。尽管集中营里有一口泉水，但它仅仅能提供饮用。我们仍然需要池塘的水来做饭和进行简单地清洗。
在小分队离开集中营区去池塘提水的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看守员跟着，我知道只有在这个小分队工作才有机会逃跑。我从没想过要去哪里，也没有考虑过一个人身陷密林中是多么可怕。我不懂当地的语言，也不熟悉这里的地形，但是，我已经看够了严刑拷打，看够了死亡和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如果我继续待在奥唐奈集中营只有死路一条。
从几个军官口中，我们打听到日本人正计划为战俘建立一个编号体制，这个体制是这样实行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编号，在早上或晚上的点名中如果有人没有应答，看守们将会处死他编号上面的五个人和编号后面的五个人，最终我们不得不像看门狗一样互相监视着。如果我打算逃跑的话就得尽快行动了。
由于缺少食物、水和医疗照顾，我也患上了疟疾，引发的高烧使我每天的体温都达到102度，而痢疾使我的肠壁外翻。我在想，自己能活着走出集中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正要躺在厕所旁那个污浊不堪的地方睡觉，猛地感觉自己身上痢疾的症状似乎消失了，这仿佛是个预兆。我感觉到血液中那股重生的力量在蠢蠢欲动，这种感觉真的棒极了。我下定决心不能像其他伙伴那样凄凉离去，也不愿意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继续忍受着精神上那无止境的折磨，既然已经迈出了一步，我就不会再放弃，不允许自己再为死亡的种种预兆而惶惶不安，我告诉自己一定会成功。
我的伙伴
刚到集中营的那几天十分混乱，我发现我的几个好朋友布朗、斯克依和卢·布林顿不见了。我搜寻了集中营的每一个角落，终于有个人告诉我他看到卢在病房里，但没有看见布朗和斯克依。
我飞快地走到病房，看到了坐在一角的卢，他心不在焉地抓着衣服，目光茫然，他的思绪似乎飞到了九霄云外。我意识到如果不把他带出病房，他就无法活下去了。在看守员进来的时候，那些憔悴的只剩下半条命的人们互相搀扶着站立起来向他们行军礼，而卢却像一个能够自己立正起来的空躯壳。
我忍着嗓子里肿块的剧痛，恳求道：“卢，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离开这个鬼地方。抓住任何机会，竭尽所能离开这里，至少外面还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无论你身体有多虚弱都得参加一个工作小组，大家都会帮你的，因为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接着，为了给我刚才严肃的话题增加一点幽默，我说：“卢，我有个信奉犹太教的祖父，他总是说，在犹太人的法律里，绝望是有罪的。我相信天主教、 新教和其它相信上帝的宗教也应该主张这样。所以，卢，你是不可以陷入绝望的。”
接着，我和卢出去吃了早饭。早饭是用一点米和很多水做成的一种热粥。卢说他不想吃，任何食物都难以下咽。我们正在说着话，他突然提出要用自己的食物和一个路过的家伙交换一根香烟。“卢，”我忍不住喊道，“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我用能想到的所有理由和借口恳求他，但都徒劳无功。接着我坚持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吃点东西吧，卢，否则我们就更不能离开这些恶棍了。如果你再不吃东西的话，我也不吃了，我们就一起沉沦下去，如果这是你希望的。”
他脸上闪过一抹微笑：“你赢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脏衣服哪去了？”他那乌黑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着感激，不只是因为我劝他吃东西，而且是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真正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关心。
我目睹了不少拒绝进食带来的悲伤的场面。许多人病得无法走路，虚弱得无法照顾自己，他们用自己的那份食物换取香烟。他们想要的只有多一点药物，多一些烟草的味道和气息。这种烟草非常容易使人上瘾，不少人因为它而死去。在刚来的几天里，他们用意志力与死亡搏斗，而现在却已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
早饭过后，看守没有点名，也没有给战俘们分配编号。我终于等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我又一次选择了提水小分队。我注意到卢站在边上，就把我的计划告知了他。“你能做到的，是吧？”我问道，“我们将到离公路一公里的河里提水，你能坚持到那里吧？”
“我不能。”他说，“你走吧，上帝会与你同在。我会照你说的做的，别担心，你已经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过段日子我会加入工作小分队，你走吧，去做你想做的事。”
那天在我们去提水的路上，同样只有一个看守跟着我们。在池塘和集中营我们将往返三趟，每一趟提两个盛五加仑水的容器。我确信这个小分队将成为我离开那个阴暗的地方活下去的通行证。
那天晚上，卢靠近我说：“列斯特，你不懂这里的语言，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一旦离开这儿，你根本不可能在陌生的丛林中活下来的。”我回答他：“你知道吗，卢，六万多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从南海礁开始行军，到这里只剩下不到一半了。一些人死去或被杀害了，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山里。我打算去寻找那些游击队并加入他们。”
卢知道再说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他脱下身上的腰带交给我，我看到在带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指南针。他在总部担任机车侦查的任务，随时都可能有危险，所以准备得很充分。他对我说：“拿着它，它能帮助你走出密林。”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还是你留着它吧，卢。我需要比指南针更重要的东西才能活下去。”我意识到，如果在密林中没有人给我带路的话，指南针也不会有多大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