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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许多学人感到迷惑不解。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持续时间近30年，人均收入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仍能保持了%的增长水平;再加上经济增长数据之间的矛盾，像1997年、1998年、2008年、2009年、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与工业电力消耗增长率极不匹配、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地方GDP总和要高出国家GDP好几万亿等矛盾，许多东、西方学者的模型和观点都难以解释。用三变量模型计算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能容易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可持续以及个别年分的数据矛盾。根据计算，2000-2009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4%，2010以来，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可是，1991-1998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负的14.7%，说明在1991-1998年，我国的货币供应是不充分的。虚拟经济能否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将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虚拟经济;经济增长;三变量模型;增长数据矛盾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8）03-0013-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高增长之迷可分解为两个间题，一是平均增长率特别高（10%）;二是稳定、持续性增长达20年（1991-2009年）之久。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有所衰退但仍能保持7%～8%的年增长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假说，即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其初始收入水平，初始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倾向低增长，而初始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倾向高增长。初略地看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服从收敛性假说的，但从具体数据来分析就出现了一些矛盾：个别年份经济增长率与电力消耗增长率很不匹配;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速;地方GDP的总和要大于全国GDP好几万亿人民币等。可见单从经济增长收敛性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增长率下降是不充分的。以上矛盾很难完全用数字造假、基数低、劳动力廉价、改革开放、出口拉动等因素去简单解释。本文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视角，并用三变量模型计算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而给出定量化的简单解释。
二、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度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经历了1991-1999年和2000-2009年两个中长周期，即便亚洲的金融风暴也未能撼动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因。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以后才开始逐年下降，2016年只有6.7%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有许多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是主流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如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肇始者不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而是中国落后地区的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农民;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正在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从过去的封闭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日益重要的新兴大国经济体。现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三高之迷。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之迷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实践的增长模型，如三变量模型[1-3]，见式（1）。
（n-1）x=-1n（1-r），（1）
其中，n代表经济周期（年），x代表年平均增率（%），r代表初始年的恩格尔系数。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和三变量模型计算的理论值之间会存在相对误差，如式（2）。
相对误差（%）={[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理论值]/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100%，（2）
可用式（2）的相对误差来说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式（3）。
虚拟经济对增长贡献率（%）=[1-理论值/实际平均增长率]×100%，（3）
实际平均增长率由经济周期内各年经济增长率加总平均后得到。当理论计算值小于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相对误差为正，说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正贡献。如果理论计算值高于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相对误差为负，说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负的贡献率，也就是拖累实体经济发展，通常在本币升值时会出现虚拟经济拖累实体经济发展的现象，如日元对美元升值等。利用虚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或负）高、低可以解释金融危机的发生或经济泡沫的破灭等经济现象[4-5]。
三、数据以及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估算
我国各年的城、乡居民的恩格系数、城镇化率来自国家统计局[6]，三变量模型中使用的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我国城市率加全平均所得的结果。1991-1999年，2000-2009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汇总平均就得到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1991-1999年、2000-2009年的两个中长增长周期的确定是根据中国经济学家刘树成的报告[7]。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间点可定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个中长周期，1991-1999年、2000-2009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粮食管理取消了统销统购政策而实行市场分配。中国1991-1999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6%，20002009年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1991年中國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3.8%，农村为56.8%，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26.37%。根据人口比例对恩格尔系数进行加全平均，所以总的恩格尔系数r=56.0%。按照三变量模型计算：1991-1999年（n-9），年平均经济增长率x=[-1n（1-r）]/（n-1）=10.3%o表明1991-1999年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高出三变量模型计算出的理论值，相对误差为：（10.6%～10.3%）/10.6%≈0.03=3%。说明1991-1999年中国虚拟经济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或1991-1999年周期经济增长中有少量（≈3%）经济泡沫。2000-2009年中国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而理论计算值为6.8%。经济周期为n=10，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系数分别为39.4%和49.1%，城市化率为36.22%，加全平均为46.0%，代人三变量模型有，x=-1n（1-0.46）/（10-1）≈6.8%，理论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10.3%要小许多，按照式（3）的计算，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理论值/实际值）×100%=[（1-6.8%）/10.3%]×100%=34.0%，说明2000-2009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4%。对于某个特殊年份来，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或者说经济增长泡沫更多。有了虚拟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就能定量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 四、虚拟经济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保持20年两位数增长也感到不可思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安克尔（RichardAnker）教授[8]统计了150年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恩格系数变化，把恩格尔系数从高到低可分为10组。最低组恩格尔系数为14.8%，最高组的恩格尔系数为50.1%（表1）。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将世界银行数据给出的人均GDP范围填入表1的第三列，最高组在30600～116000美元之间，而最低在120～340美元之间。按照朱天的说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官方GDP和物价指数的数据都有造假的可能性，但居民的消费结构数据不太可能造假。这样，朱天就发明了利用恩格尔系数推算增长率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来推算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朱天根据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支出不包括烟草、酒类和在外用餐的费用）将1992年中国恩格尔系数（43%）排在表1中的第3，4组之间，人均GDP约1040美元，2012年恩格尔系数（25%）排在第7、8组之间，人均GDP约7400美元。说明从1992-201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6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朱的结论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是个经济学之谜，无法用数字造假、基数低、劳动力廉价、改革开放、出口拉动等因素来简单解释”。
三变量模型对中国1991-1999年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实体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可以达到10.3%，与实际增长10.6%基本一致，其高出0.3%是虚拟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个时间段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很低的，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时段中国的M2变化可以给出佐证。1991年中国的M2为1.9万亿元，1999年为12万亿元，当年GDP总额接近9万亿元，说明M2和GDP保持同步增长，且相差不大。2000年中国的M2不足13万亿人民币，可到2009年M2已经升到61万多亿元，而当年GDP总量为34万亿人民币，可见二者相差27万亿元，相差近一倍。对这一时段即中国第10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的新特点，经济学界应该给出更加准确的描述。按照三变量模型的计算，2000-2009年中国实体经济能够保持6.8%的平均增长率，而实际经济平均增长10.3%，高出3.5%，被称之为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贡献率为34%（3.5%/10.3%=0.34=34%）。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看法是“脱虚向实”，如果不能对虚拟经济在中国的当下发展给出定量化的估算又怎能令人信服？所以，发展出能够将虚拟经济从整个宏观经济分析中分离出来的计算模型是势在必行。
三变量模型的计算时间段为1991-2009年，时间差18年，与朱天选取的时间段为1992-2012年，时间差20年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三变量模型将时间段按照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1991-2000年和2000-2009年。按照经济增长趋同性的经验规则来说，2000年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比1991年下降了许多，且有质的变化，2000年后仍能保持了两位数10%以上的增长就不好解释了，如果考虑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1/3贡献的话就说得通了。可见利用恩格尔系数推算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方法和三变量模型的计算法有可比性。
五、虚拟经济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林毅夫在2012年说中国经济以8%的速度还可以增长20年。遗憾的是引来了学者们的热烈争论。为什么大家不相信？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多矛盾。如人口红利逐渐丧失、老龄化问题加重;工资收入提高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家财富流失严重、“中产社会”还远未形成、经济结构转型难等问题非常突出。现实结果也不支持林毅夫的说法。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都在8%以下，2015年只有6.9%，2016年只有6.7%。其实，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优势和劣势之分。优势可以转变为劣势，劣势也可以转变为优势。日本国家土地贫瘠、资源稀缺又是岛国且地域狭小，按理说经济发展会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把人力资源开发和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成为经济发达和制造业强国，像日本这样成功案例还有以色列、韩国等。各种“劣势”和“优势”都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并最终呈现出经济增长的某些显著特征，要将这些显著特征以量和质的形式表示出来，就需要有合适的增长模型。三变量模型在解释中国发展的典型特征方面具有优势。从三变量模型可以给出下列推论：
（一）经济增长率高低是由恩格尔系数决定，中国的绝大多数（80%以上）人口约12～13亿人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决定了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再加上虚拟经济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据清华大学李强[9]教授的研究，“中国中产阶层占样本比例只有19.12%，其中73%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度、边缘状态”。虽然，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8000多美元的中高收入阶段，但80%人口的人均收入远在平均线之下。经济增长了而80%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所以民众的消费结构改变就会变得缓慢，经济结构改变就会变得艰难。从三变量模型可以看出，中国实体经济能够保持高的增长率，这是由占我国人口80%的低收入人群决定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劳动者从事的是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矿工、产业工人、服务员、环卫工、农民等以及部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程师、教师、医生、普通职员等。劳动创造财富，可以说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是上述人员创造的。据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估算，中国的财富高达280万亿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多的，主要为不动产，通常以建筑物的形式存在，如房地产等。这些具体劳动都是普通劳动者完成。
（二）从事虚拟经济活动的人群在增加
居民越穷其恩格尔系数越高，恩格尔系数越高的人群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或具体劳动，处于生产第一线。劳动创造财富，对一个国家来说，从事具体劳动的人多，财富增长快，经济增长率就高。相反，居民越富裕其恩格尔系数越低，恩格尔系数越低的人群越脱离体力劳动或具体劳动，脱离生产第一线。具体劳动的少了，实体经济增长就慢了。相对于从事具体劳动的低收入人群来说，高收入者主要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他们的工作推动了一个国家的虚拟经济增长。完全脱离劳动来谈财富增长或经济增长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居民还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的恩格系数都在50%以上，所以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低，只要3%左右，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到新世纪头10年，国人从事炒股、炒汇、炒房、炒地皮、投资融资的人多了，出现了许多个人的收入远远超过其劳动成本的行业，如影视明星、球星等、他或她们的劳动也逐渐脱实向虚，所以，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大增加了，平均達到了34%。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最重要的基本活动，离开了人类活动就发展不起来了。 （三）2010-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可能趋势
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是客观规律。20002009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10轮周期，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至今仍未见低。如果从2010-2030年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两个中长增长周期，即2010-2020、2021-2030年两个周期，三变量模型能够给出最单的说明。按照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加全平均为38.5%，2010-2020年，n=11，r=38.5%，代入三变量模型，（11-1）x=-1n（1-38.5%） ，那么实体经济增长率x≈0.049=4.9%。再加上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上一轮增长周期来看，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4%，而在新一轮周期中，中国的M2仍然保持较高的两位数增长率，与2000-2009年周期相比没有减弱，所以当下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仍能保持以前的水平。如果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30%，实体经济对增长的贡献率为70%，那么2010-202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9%/0.7=7.0%。从经济增长的现状来看，2010年经济增长10.3%，2011年9.2%，2012-2016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上下徘徊，呈现经济增长的"L形走向”[10]。如果2010-2020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要保持8%的水平，那么，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40%，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只要60%就能实现，4.9%/0.6≈8.1%。这样，虚拟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过高，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美国进入新世纪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的时候，继续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07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4-5]。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中国经济要脱虚向实，正是考虑中国M2和杠杆率太高，房地产泡沫有破灭危险。但是中国经济泡沫到底有多大？只有三变量给出了具体的定量化判断标准。
2021-2030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要看2021年的恩格尔系数，如果加全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35%，那么实体经济的平均增长方程為（10-1）x=-1n（1-35%），解得x≈0.048=4.8%，如果保持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率为33%，那么2021-2030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7%的平均增长率。可见，中国20（2010-2030）年跨度的平均经济增长保7%比保8%更现实。
六、中国的虚拟经济为什么能够对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贡献率？
虚拟经济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价格虚高，就是“成本与价格相比可以忽略不计”[11];二是反复交易，“经济总量并不完全是生产出来的，而是交易出来的”[12]。可以说，中国房地产业具备上述特征，是中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价格虚高自然就增加产出，交易频繁就会增加税收。虚拟经济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通过提高税收与产出的增长来实现的。虚拟经济可以显著增加建筑业的新增价值，也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新增价值，比如一手房交易可以增加建筑业对GDP的贡献，二手房交易又可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近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城市化飞速发展，商品房的价格轮番上涨，城市地王记录不断被刷新。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涨了5～10倍，北上广深房价涨了有20倍。中国的M2即超发的大量货币最终进入了房地产业，所以，中国M2虽然高速度增长，到2016年末已达到155万亿人民币，是2009年末的61万亿的2.6倍，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房地产业属于制造业，一旦房子的功能发生了扭曲，不仅是用来住的，炒房、炒地、投资、对抗通胀等，房子价格就会轮番上涨，使成本与房价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房地产业就同时具有虚拟经济的显著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泡沫，主要是房地产的价格增长所引起的。房地产业是国家超发货币的吸金石，也是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
中国GDP统计是按照生产法来进行的，即先核算各行业的年度增加值，然后汇总得到GDP，其公式如下[13]：
现价增加值率=（现价总产出-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现价总产值，（4）
现价增加值=现价总产出×现价增加值率，
（5）
土地价格、房价上升应交的（增值）税等自然增加，现价增值率就会升高，现价增加值就会相应提高。房子住上几年就要买卖，每次买卖都要交税，税率为交易价格的1%～3%不等，当然这是地方税。如果房子的价格提高许多，甚至增加好几倍，那么地方税就会显著增加，国家的增值税也会有所增加。所以，我国税收增长率都快于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14]。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GDP统计时，各种地方税，如交易税，因价格上升尤其二手房交易税就会显著增加，税收也大大增加，税收是通过交易来实现，所以交易能够制造出产出，这就使现价增值率提高超过全国的增值率，出现地方GDP总和大于全国GDP总值的现象。这些经济现象都可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解释。
七、中国增长数据：税收、GDP、电力消耗增长矛盾的虚拟经济解释
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通过价格虚高和反复交易来实现，每次交易都要交税，使国家或地方税收增加。税收增加就自然增加了现价增加值率，增加GDP o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买涨不买跌”。价格越高越有利可图，许多“所谓学区房”价格高昂，且交易频繁;股票价格上升时也会出现频繁交易现象。所以，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速，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税赋是世界上最高的，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高。尽管国家有关机构多次发声给出相反的解释，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给人以简单而刻板印象。如果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商品（房）价格虚高和反复交易就能对上述数据矛盾给予简单而清晰的解释。每年增加几千亿的投资对于有70～80万亿GDP体量的经济体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几千亿税收的增加对于只有7～8万亿税赋总量的影响就大了，能使税收多增长近10个百分点。单从数据来分析，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还是同步的，但与电力消耗增长率不匹配。这里选择最有争议和没有争议的几个年份的税收、GDP、电力消耗增长数据，见表2。 表2中最有争议的是1997年、1998年、2008年、2009年、2014年的GDP增长与工业用电增长之间的反差比较大，特别是2009年，增长数据矛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更多关注，国际能源署[15]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一季度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与石油需求下降、电力需求下降的事实不相吻合。从统计数字看，2009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1%，当季石油需求下降3.5%;中国工业生产在第一季度增加了5.1，但是用电量却下降3%。2009年全国用电量只增长了6%，工业用电增长4.2%。专家[16]称2009年我国实际工业增长率可能低于5%。1996年、1999年、2007年、2013年的电力消耗增长与GDP增长比较一致，没有什么争议。各年的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趋势比较一致，只是税收的年增长率远在GDP增长之上，2009年略低于GDP增长，2013年、2014年税收增长略高于GDP增速。如果以2007年的税收、GDP增速与工业用电增速作参考，三者之比近似为2：1：1，可2008年近似为2：1：0.4，2009年近似为1：1：0.45。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现价增加值率更多的来自税收增长，见式（4），而现价增加值又更多来自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见式（5）。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就和M2的增速联系起来了。2007年中国税收增长与电力需求增长之比为2：1，可2008年变为2：0.4了，说明2008年我国税收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不需要电力或用电很少的行业。虽然可以用第三产业增长较快来说明，但2007年中国的第三产业也在增长，一年之差不可能有非常大的进步。虽然2008年第三产业有较高的增长率，但其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2%，而第一产业的占比更低，约为10%。所以，税收增长更多来自虚拟经济，只有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解释中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和工业用电增量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接下来，2009年中国实施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当年税收增长9%低于GDP增长（9.2%），税收增长与电力需求增长比为2：0.9，接近2007年水平，说明4万亿投资更多进入了实体经济（第二產业为主）。当时中国经济正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国内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已经过剩，经济刺激进一步加重产能过剩。尽管产能过剩，投资还是增加了GDP，GDP增长了但税收下降了，说明2009年有更多再建工程或生产的工业品有相当部分进入了库房。说明实体经济对税收的增长贡献率与2007年相比有显著下降。那么，2009年GDP增长与工业用电增长之比为1：0.45还是较大偏离了2007年近似1：1的关系。说明2009年对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作出较多贡献行业仍然是不需要用电的行业——虚拟经济。如果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近40%是虚拟经济增长所贡献，那么实体经济增长率只有5.5%，工业增长率会再低一些。如果从实体经济增长率来看，也可以得到相似结论。根据计算，2000-2009年周期，我国实体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6.8%，那么，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2009年是我国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重的一年，所以，2009年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率肯定要低于9.2%×66%=6.1%，工业增长率还要再低一些。所以，考虑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对2009年的9.2%的经济增长率与石油、电力需求下降之矛盾给出简单而合理解释的。
可见，2008年、2009年虚拟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2000-2009之间34%的平均水平，而其它年份又在平均水平之下。
如果以2013年税收、GDP增长和电力消耗增长为基准，2013年三者之比约为1：1：1，税收增长为略高于GDP增长。2014年三者之比约为1：1：0.5，说明2014年，对税收增长、GDP增长作出一半贡献的行业仍然是不需要电力消耗的行业——虚拟经济。根据计算，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仍然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虚拟经济的贡献不可忽略，平均贡献在30%以上。所以，2014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40%～50%是有可能的。
与虚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另两个数据是M2增速和房地产热度。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的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控“国五条”可看出，2013年中国的楼市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各种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开始实施，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此外，会议在明确既有政策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及时采取限购措施，以及建立稳定房价工作问责制等内容。可以说， 2013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偏底的，相比较，实体经济增长占有很高的比例。由于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居半壁江山。2014初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各地的商品房库存加大，税收收入下降，与房地产有关的上游企业像钢铁、水泥、煤炭等，还有许多建材行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再加上许多装簧工人、建材销售人员的失业或无事可做，这都加大了中国经济的危机感。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对“国五条”执行开始松动，2014年下半年，央行出台了所谓“930”房贷新政，“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时，可按照首套房贷政策执行;对于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的家庭，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等”。信贷政策的全面松绑，其幅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2009年政策还要宽松。刺激大量需求人市，尤其是改善型需求。新政出台后，全国各地楼市皆迎来成交高峰。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也再次爆发，仅北上广深一线城市2014年的卖地收入比2013年高出5000亿。从2000-2009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4%，2009年以来，中国的M2增长保持经济增长率的近乎二倍增速，可以说2009年以后，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仍在30%以上，也存在个别年份的高、低之分。如果说2013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10%或或更低些，7.66%的经济增长与7%的电力增长就很一致，如果2014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50%的话，那么实体经济增长率只有3.7%，与电力增长3.7%就基本一致了，没有矛盾。因为虚拟经济增长几乎不需要什么电力或其他能源、也不需要增加运力。 1997、1998年即使考虑了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难以解释其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耗增长之间较大差异，说明数据不真实。说明我国90年代末经济统计受到政治影响大，为了增长数字好看和国内外影响，在经济低靡时有人为抬高增长数据的可能。所以，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视察国家统计局时留下了“不出假数”的题词。按照已有的增长数据用三变量模型来计算，1991-1999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只有3%。但仔细观察其GDP增长率与电力增长率，可以看出，1999年中国的工业用电量增长达到6.6%，接近1996年的7%水平，远在1998年工业用电增长2.8%之上。可以说1999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所以1999年应该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开始，但由于统计数据1999年GDP增长率为7.6%低于1998年7.8%，故将1999年划人第九轮增长周期，而第十轮增长周期只好从2000年开始。所以统计数据的错误影响了经济增长周期的正确划分。
根据1997、1998年工业用电量的增长，1997年的GDP增长率调为6.0%，1998年调为4.0%，那么第九轮周期的时间段应为1991-1998年，共8年增长周期，实际平均增长率为10.2%。按照三变量模型的计算，n=8，r=56%，x=-1n（1-0.56）/（8-1）=11.7%。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1.7%/10.2%）×100%=-14.7%。说明1991-1998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负贡献，也可以说，1991-1998年中国的货币供应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这相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可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国际承诺，还是要付出经济损失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内出现了“市场疲软，内需不足”，其实是人民币升值引起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困难，只能以内销为主。国内老百姓感受到钱难挣，钱值钱了，国内民众购买力下降，所以出现了“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流行语[17]。
八、结论
虚拟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虚拟经济是创造价值还是分享价值仍存在许多争议，但虚拟经济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经济学问题。本文运用三变量模型将经济增长分为实体经济增长和虚拟经济增长两部分，计算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之间矛盾，例如个别年份出现的税收增长、GDP增长与电力消耗增长数据的不匹配。
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率和当下的较高增长率都离不开虚拟经济的贡献。随着中国M2、经济杠杆率的日益增加和GDP增长率的相对下降，经济发展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国家高层和一些经济学家既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又担心经济增长乏力。一方面严控房价和二手房交易（限价、限贷、限购、打击炒房等）;另一方面又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政策上的矛盾、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矛盾，其实是我们对虚拟经济在量上和质上把握不够的表现。从美国、泰国虚拟经济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率来看，当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40%或高于40%时才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4-5]，按照本文的估算，我国当下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为30%～35%，还是比较安全的。虚拟经济保持现在的增长水平，是能够避免金融风险发生的。
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建立将虚拟经济从宏观经济分析中分离出来的数学模型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三分法，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本文是二分法，即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两部分;三分法依据的是产业分工，分类统计;二分法依据的是经济分工，理论计算。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对经济增长的货币因素的定量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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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经济;经济增长;三变量模型;增长数据矛盾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8）03-0013-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高增长之迷可分解为两个间题，一是平均增长率特别高（10%）;二是稳定、持续性增长达20年（1991-2009年）之久。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有所衰退但仍能保持7%～8%的年增长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假说，即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其初始收入水平，初始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倾向低增长，而初始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倾向高增长。初略地看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服从收敛性假说的，但从具体数据来分析就出现了一些矛盾：个别年份经济增长率与电力消耗增长率很不匹配;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速;地方GDP的总和要大于全国GDP好几万亿人民币等。可见单从经济增长收敛性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增长率下降是不充分的。以上矛盾很难完全用数字造假、基数低、劳动力廉价、改革开放、出口拉动等因素去简单解释。本文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视角，并用三变量模型计算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而给出定量化的简单解释。
二、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度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经历了1991-1999年和2000-2009年两个中长周期，即便亚洲的金融风暴也未能撼动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因。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以后才开始逐年下降，2016年只有6.7%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有许多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是主流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如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肇始者不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而是中国落后地区的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农民;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正在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从过去的封闭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日益重要的新兴大国经济体。现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三高之迷。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之迷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实践的增长模型，如三变量模型[1-3]，见式（1）。
（n-1）x=-1n（1-r），（1）
其中，n代表经济周期（年），x代表年平均增率（%），r代表初始年的恩格尔系数。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和三变量模型计算的理论值之间会存在相对误差，如式（2）。
相对误差（%）={[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理论值]/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100%，（2）
可用式（2）的相对误差来说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式（3）。
虚拟经济对增长贡献率（%）=[1-理论值/实际平均增长率]×100%，（3）
实际平均增长率由经济周期内各年经济增长率加总平均后得到。当理论计算值小于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相对误差为正，说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正贡献。如果理论计算值高于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相对误差为负，说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负的贡献率，也就是拖累实体经济发展，通常在本币升值时会出现虚拟经济拖累实体经济发展的现象，如日元对美元升值等。利用虚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或负）高、低可以解释金融危机的发生或经济泡沫的破灭等经济现象[4-5]。
三、数据以及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估算
我国各年的城、乡居民的恩格系数、城镇化率来自国家统计局[6]，三变量模型中使用的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我国城市率加全平均所得的结果。1991-1999年，2000-2009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汇总平均就得到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1991-1999年、2000-2009年的两个中长增长周期的确定是根据中国经济学家刘树成的报告[7]。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间点可定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个中长周期，1991-1999年、2000-2009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粮食管理取消了统销统购政策而实行市场分配。中国1991-1999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6%，20002009年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1991年中國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3.8%，农村为56.8%，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26.37%。根据人口比例对恩格尔系数进行加全平均，所以总的恩格尔系数r=56.0%。按照三变量模型计算：1991-1999年（n-9），年平均经济增长率x=[-1n（1-r）]/（n-1）=10.3%o表明1991-1999年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高出三变量模型计算出的理论值，相对误差为：（10.6%～10.3%）/10.6%≈0.03=3%。说明1991-1999年中国虚拟经济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或1991-1999年周期经济增长中有少量（≈3%）经济泡沫。2000-2009年中国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而理论计算值为6.8%。经济周期为n=10，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系数分别为39.4%和49.1%，城市化率为36.22%，加全平均为46.0%，代人三变量模型有，x=-1n（1-0.46）/（10-1）≈6.8%，理论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10.3%要小许多，按照式（3）的计算，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理论值/实际值）×100%=[（1-6.8%）/10.3%]×100%=34.0%，说明2000-2009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4%。对于某个特殊年份来，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或者说经济增长泡沫更多。有了虚拟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就能定量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 四、虚拟经济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保持20年两位数增长也感到不可思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安克尔（RichardAnker）教授[8]统计了150年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恩格系数变化，把恩格尔系数从高到低可分为10组。最低组恩格尔系数为14.8%，最高组的恩格尔系数为50.1%（表1）。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将世界银行数据给出的人均GDP范围填入表1的第三列，最高组在30600～116000美元之间，而最低在120～340美元之间。按照朱天的说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官方GDP和物价指数的数据都有造假的可能性，但居民的消费结构数据不太可能造假。这样，朱天就发明了利用恩格尔系数推算增长率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来推算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朱天根据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支出不包括烟草、酒类和在外用餐的费用）将1992年中国恩格尔系数（43%）排在表1中的第3，4组之间，人均GDP约1040美元，2012年恩格尔系数（25%）排在第7、8组之间，人均GDP约7400美元。说明从1992-201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6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朱的结论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是个经济学之谜，无法用数字造假、基数低、劳动力廉价、改革开放、出口拉动等因素来简单解释”。
三变量模型对中国1991-1999年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实体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可以达到10.3%，与实际增长10.6%基本一致，其高出0.3%是虚拟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个时间段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很低的，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时段中国的M2变化可以给出佐证。1991年中国的M2为1.9万亿元，1999年为12万亿元，当年GDP总额接近9万亿元，说明M2和GDP保持同步增长，且相差不大。2000年中国的M2不足13万亿人民币，可到2009年M2已经升到61万多亿元，而当年GDP总量为34万亿人民币，可见二者相差27万亿元，相差近一倍。对这一时段即中国第10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的新特点，经济学界应该给出更加准确的描述。按照三变量模型的计算，2000-2009年中国实体经济能够保持6.8%的平均增长率，而实际经济平均增长10.3%，高出3.5%，被称之为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贡献率为34%（3.5%/10.3%=0.34=34%）。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看法是“脱虚向实”，如果不能对虚拟经济在中国的当下发展给出定量化的估算又怎能令人信服？所以，发展出能够将虚拟经济从整个宏观经济分析中分离出来的计算模型是势在必行。
三变量模型的计算时间段为1991-2009年，时间差18年，与朱天选取的时间段为1992-2012年，时间差20年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三变量模型将时间段按照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1991-2000年和2000-2009年。按照经济增长趋同性的经验规则来说，2000年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比1991年下降了许多，且有质的变化，2000年后仍能保持了两位数10%以上的增长就不好解释了，如果考虑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1/3贡献的话就说得通了。可见利用恩格尔系数推算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方法和三变量模型的计算法有可比性。
五、虚拟经济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林毅夫在2012年说中国经济以8%的速度还可以增长20年。遗憾的是引来了学者们的热烈争论。为什么大家不相信？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多矛盾。如人口红利逐渐丧失、老龄化问题加重;工资收入提高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家财富流失严重、“中产社会”还远未形成、经济结构转型难等问题非常突出。现实结果也不支持林毅夫的说法。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都在8%以下，2015年只有6.9%，2016年只有6.7%。其实，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优势和劣势之分。优势可以转变为劣势，劣势也可以转变为优势。日本国家土地贫瘠、资源稀缺又是岛国且地域狭小，按理说经济发展会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把人力资源开发和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成为经济发达和制造业强国，像日本这样成功案例还有以色列、韩国等。各种“劣势”和“优势”都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并最终呈现出经济增长的某些显著特征，要将这些显著特征以量和质的形式表示出来，就需要有合适的增长模型。三变量模型在解释中国发展的典型特征方面具有优势。从三变量模型可以给出下列推论：
（一）经济增长率高低是由恩格尔系数决定，中国的绝大多数（80%以上）人口约12～13亿人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决定了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再加上虚拟经济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据清华大学李强[9]教授的研究，“中国中产阶层占样本比例只有19.12%，其中73%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度、边缘状态”。虽然，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8000多美元的中高收入阶段，但80%人口的人均收入远在平均线之下。经济增长了而80%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所以民众的消费结构改变就会变得缓慢，经济结构改变就会变得艰难。从三变量模型可以看出，中国实体经济能够保持高的增长率，这是由占我国人口80%的低收入人群决定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劳动者从事的是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矿工、产业工人、服务员、环卫工、农民等以及部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程师、教师、医生、普通职员等。劳动创造财富，可以说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是上述人员创造的。据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估算，中国的财富高达280万亿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多的，主要为不动产，通常以建筑物的形式存在，如房地产等。这些具体劳动都是普通劳动者完成。
（二）从事虚拟经济活动的人群在增加
居民越穷其恩格尔系数越高，恩格尔系数越高的人群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或具体劳动，处于生产第一线。劳动创造财富，对一个国家来说，从事具体劳动的人多，财富增长快，经济增长率就高。相反，居民越富裕其恩格尔系数越低，恩格尔系数越低的人群越脱离体力劳动或具体劳动，脱离生产第一线。具体劳动的少了，实体经济增长就慢了。相对于从事具体劳动的低收入人群来说，高收入者主要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他们的工作推动了一个国家的虚拟经济增长。完全脱离劳动来谈财富增长或经济增长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居民还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的恩格系数都在50%以上，所以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低，只要3%左右，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到新世纪头10年，国人从事炒股、炒汇、炒房、炒地皮、投资融资的人多了，出现了许多个人的收入远远超过其劳动成本的行业，如影视明星、球星等、他或她们的劳动也逐渐脱实向虚，所以，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大增加了，平均達到了34%。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最重要的基本活动，离开了人类活动就发展不起来了。 （三）2010-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可能趋势
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是客观规律。20002009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10轮周期，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至今仍未见低。如果从2010-2030年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两个中长增长周期，即2010-2020、2021-2030年两个周期，三变量模型能够给出最单的说明。按照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加全平均为38.5%，2010-2020年，n=11，r=38.5%，代入三变量模型，（11-1）x=-1n（1-38.5%） ，那么实体经济增长率x≈0.049=4.9%。再加上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上一轮增长周期来看，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4%，而在新一轮周期中，中国的M2仍然保持较高的两位数增长率，与2000-2009年周期相比没有减弱，所以当下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仍能保持以前的水平。如果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30%，实体经济对增长的贡献率为70%，那么2010-202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9%/0.7=7.0%。从经济增长的现状来看，2010年经济增长10.3%，2011年9.2%，2012-2016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上下徘徊，呈现经济增长的"L形走向”[10]。如果2010-2020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要保持8%的水平，那么，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40%，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只要60%就能实现，4.9%/0.6≈8.1%。这样，虚拟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过高，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美国进入新世纪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的时候，继续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07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4-5]。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中国经济要脱虚向实，正是考虑中国M2和杠杆率太高，房地产泡沫有破灭危险。但是中国经济泡沫到底有多大？只有三变量给出了具体的定量化判断标准。
2021-2030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要看2021年的恩格尔系数，如果加全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35%，那么实体经济的平均增长方程為（10-1）x=-1n（1-35%），解得x≈0.048=4.8%，如果保持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率为33%，那么2021-2030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7%的平均增长率。可见，中国20（2010-2030）年跨度的平均经济增长保7%比保8%更现实。
六、中国的虚拟经济为什么能够对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贡献率？
虚拟经济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价格虚高，就是“成本与价格相比可以忽略不计”[11];二是反复交易，“经济总量并不完全是生产出来的，而是交易出来的”[12]。可以说，中国房地产业具备上述特征，是中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价格虚高自然就增加产出，交易频繁就会增加税收。虚拟经济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通过提高税收与产出的增长来实现的。虚拟经济可以显著增加建筑业的新增价值，也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新增价值，比如一手房交易可以增加建筑业对GDP的贡献，二手房交易又可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近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城市化飞速发展，商品房的价格轮番上涨，城市地王记录不断被刷新。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涨了5～10倍，北上广深房价涨了有20倍。中国的M2即超发的大量货币最终进入了房地产业，所以，中国M2虽然高速度增长，到2016年末已达到155万亿人民币，是2009年末的61万亿的2.6倍，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房地产业属于制造业，一旦房子的功能发生了扭曲，不仅是用来住的，炒房、炒地、投资、对抗通胀等，房子价格就会轮番上涨，使成本与房价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房地产业就同时具有虚拟经济的显著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泡沫，主要是房地产的价格增长所引起的。房地产业是国家超发货币的吸金石，也是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
中国GDP统计是按照生产法来进行的，即先核算各行业的年度增加值，然后汇总得到GDP，其公式如下[13]：
现价增加值率=（现价总产出-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现价总产值，（4）
现价增加值=现价总产出×现价增加值率，
（5）
土地价格、房价上升应交的（增值）税等自然增加，现价增值率就会升高，现价增加值就会相应提高。房子住上几年就要买卖，每次买卖都要交税，税率为交易价格的1%～3%不等，当然这是地方税。如果房子的价格提高许多，甚至增加好几倍，那么地方税就会显著增加，国家的增值税也会有所增加。所以，我国税收增长率都快于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14]。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GDP统计时，各种地方税，如交易税，因价格上升尤其二手房交易税就会显著增加，税收也大大增加，税收是通过交易来实现，所以交易能够制造出产出，这就使现价增值率提高超过全国的增值率，出现地方GDP总和大于全国GDP总值的现象。这些经济现象都可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解释。
七、中国增长数据：税收、GDP、电力消耗增长矛盾的虚拟经济解释
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通过价格虚高和反复交易来实现，每次交易都要交税，使国家或地方税收增加。税收增加就自然增加了现价增加值率，增加GDP o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买涨不买跌”。价格越高越有利可图，许多“所谓学区房”价格高昂，且交易频繁;股票价格上升时也会出现频繁交易现象。所以，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远高于GDP增速，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税赋是世界上最高的，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高。尽管国家有关机构多次发声给出相反的解释，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给人以简单而刻板印象。如果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商品（房）价格虚高和反复交易就能对上述数据矛盾给予简单而清晰的解释。每年增加几千亿的投资对于有70～80万亿GDP体量的经济体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几千亿税收的增加对于只有7～8万亿税赋总量的影响就大了，能使税收多增长近10个百分点。单从数据来分析，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还是同步的，但与电力消耗增长率不匹配。这里选择最有争议和没有争议的几个年份的税收、GDP、电力消耗增长数据，见表2。 表2中最有争议的是1997年、1998年、2008年、2009年、2014年的GDP增长与工业用电增长之间的反差比较大，特别是2009年，增长数据矛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更多关注，国际能源署[15]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一季度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与石油需求下降、电力需求下降的事实不相吻合。从统计数字看，2009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1%，当季石油需求下降3.5%;中国工业生产在第一季度增加了5.1，但是用电量却下降3%。2009年全国用电量只增长了6%，工业用电增长4.2%。专家[16]称2009年我国实际工业增长率可能低于5%。1996年、1999年、2007年、2013年的电力消耗增长与GDP增长比较一致，没有什么争议。各年的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趋势比较一致，只是税收的年增长率远在GDP增长之上，2009年略低于GDP增长，2013年、2014年税收增长略高于GDP增速。如果以2007年的税收、GDP增速与工业用电增速作参考，三者之比近似为2：1：1，可2008年近似为2：1：0.4，2009年近似为1：1：0.45。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现价增加值率更多的来自税收增长，见式（4），而现价增加值又更多来自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见式（5）。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就和M2的增速联系起来了。2007年中国税收增长与电力需求增长之比为2：1，可2008年变为2：0.4了，说明2008年我国税收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不需要电力或用电很少的行业。虽然可以用第三产业增长较快来说明，但2007年中国的第三产业也在增长，一年之差不可能有非常大的进步。虽然2008年第三产业有较高的增长率，但其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2%，而第一产业的占比更低，约为10%。所以，税收增长更多来自虚拟经济，只有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解释中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和工业用电增量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接下来，2009年中国实施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当年税收增长9%低于GDP增长（9.2%），税收增长与电力需求增长比为2：0.9，接近2007年水平，说明4万亿投资更多进入了实体经济（第二產业为主）。当时中国经济正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国内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已经过剩，经济刺激进一步加重产能过剩。尽管产能过剩，投资还是增加了GDP，GDP增长了但税收下降了，说明2009年有更多再建工程或生产的工业品有相当部分进入了库房。说明实体经济对税收的增长贡献率与2007年相比有显著下降。那么，2009年GDP增长与工业用电增长之比为1：0.45还是较大偏离了2007年近似1：1的关系。说明2009年对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作出较多贡献行业仍然是不需要用电的行业——虚拟经济。如果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近40%是虚拟经济增长所贡献，那么实体经济增长率只有5.5%，工业增长率会再低一些。如果从实体经济增长率来看，也可以得到相似结论。根据计算，2000-2009年周期，我国实体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6.8%，那么，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2009年是我国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重的一年，所以，2009年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率肯定要低于9.2%×66%=6.1%，工业增长率还要再低一些。所以，考虑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对2009年的9.2%的经济增长率与石油、电力需求下降之矛盾给出简单而合理解释的。
可见，2008年、2009年虚拟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2000-2009之间34%的平均水平，而其它年份又在平均水平之下。
如果以2013年税收、GDP增长和电力消耗增长为基准，2013年三者之比约为1：1：1，税收增长为略高于GDP增长。2014年三者之比约为1：1：0.5，说明2014年，对税收增长、GDP增长作出一半贡献的行业仍然是不需要电力消耗的行业——虚拟经济。根据计算，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仍然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虚拟经济的贡献不可忽略，平均贡献在30%以上。所以，2014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40%～50%是有可能的。
与虚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另两个数据是M2增速和房地产热度。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的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控“国五条”可看出，2013年中国的楼市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各种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开始实施，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此外，会议在明确既有政策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及时采取限购措施，以及建立稳定房价工作问责制等内容。可以说， 2013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偏底的，相比较，实体经济增长占有很高的比例。由于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居半壁江山。2014初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各地的商品房库存加大，税收收入下降，与房地产有关的上游企业像钢铁、水泥、煤炭等，还有许多建材行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再加上许多装簧工人、建材销售人员的失业或无事可做，这都加大了中国经济的危机感。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对“国五条”执行开始松动，2014年下半年，央行出台了所谓“930”房贷新政，“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时，可按照首套房贷政策执行;对于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的家庭，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等”。信贷政策的全面松绑，其幅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2009年政策还要宽松。刺激大量需求人市，尤其是改善型需求。新政出台后，全国各地楼市皆迎来成交高峰。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也再次爆发，仅北上广深一线城市2014年的卖地收入比2013年高出5000亿。从2000-2009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4%，2009年以来，中国的M2增长保持经济增长率的近乎二倍增速，可以说2009年以后，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仍在30%以上，也存在个别年份的高、低之分。如果说2013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10%或或更低些，7.66%的经济增长与7%的电力增长就很一致，如果2014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50%的话，那么实体经济增长率只有3.7%，与电力增长3.7%就基本一致了，没有矛盾。因为虚拟经济增长几乎不需要什么电力或其他能源、也不需要增加运力。 1997、1998年即使考虑了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难以解释其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耗增长之间较大差异，说明数据不真实。说明我国90年代末经济统计受到政治影响大，为了增长数字好看和国内外影响，在经济低靡时有人为抬高增长数据的可能。所以，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视察国家统计局时留下了“不出假数”的题词。按照已有的增长数据用三变量模型来计算，1991-1999年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只有3%。但仔细观察其GDP增长率与电力增长率，可以看出，1999年中国的工业用电量增长达到6.6%，接近1996年的7%水平，远在1998年工业用电增长2.8%之上。可以说1999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所以1999年应该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开始，但由于统计数据1999年GDP增长率为7.6%低于1998年7.8%，故将1999年划人第九轮增长周期，而第十轮增长周期只好从2000年开始。所以统计数据的错误影响了经济增长周期的正确划分。
根据1997、1998年工业用电量的增长，1997年的GDP增长率调为6.0%，1998年调为4.0%，那么第九轮周期的时间段应为1991-1998年，共8年增长周期，实际平均增长率为10.2%。按照三变量模型的计算，n=8，r=56%，x=-1n（1-0.56）/（8-1）=11.7%。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1.7%/10.2%）×100%=-14.7%。说明1991-1998年中国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有负贡献，也可以说，1991-1998年中国的货币供应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这相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可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国际承诺，还是要付出经济损失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内出现了“市场疲软，内需不足”，其实是人民币升值引起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困难，只能以内销为主。国内老百姓感受到钱难挣，钱值钱了，国内民众购买力下降，所以出现了“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流行语[17]。
八、结论
虚拟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虚拟经济是创造价值还是分享价值仍存在许多争议，但虚拟经济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经济学问题。本文运用三变量模型将经济增长分为实体经济增长和虚拟经济增长两部分，计算出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之间矛盾，例如个别年份出现的税收增长、GDP增长与电力消耗增长数据的不匹配。
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率和当下的较高增长率都离不开虚拟经济的贡献。随着中国M2、经济杠杆率的日益增加和GDP增长率的相对下降，经济发展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国家高层和一些经济学家既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又担心经济增长乏力。一方面严控房价和二手房交易（限价、限贷、限购、打击炒房等）;另一方面又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政策上的矛盾、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矛盾，其实是我们对虚拟经济在量上和质上把握不够的表现。从美国、泰国虚拟经济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率来看，当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40%或高于40%时才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4-5]，按照本文的估算，我国当下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为30%～35%，还是比较安全的。虚拟经济保持现在的增长水平，是能够避免金融风险发生的。
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建立将虚拟经济从宏观经济分析中分离出来的数学模型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采用的是三分法，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本文是二分法，即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两部分;三分法依据的是产业分工，分类统计;二分法依据的是经济分工，理论计算。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对经济增长的货币因素的定量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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