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越来越接近平壤城，遇到空袭警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我心头也更加急迫和激动。平壤，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个名字几乎天天从电台听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摧毁不了她的意志和顽强，表现出一个战地首都的英雄气概。可是我们入朝奔赴前线时，未曾经过平壤。战火中的平壤，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街口女警
　　在几十架敌机例行轰炸之后，我们的车子开进了平壤城。与我此前的想象不同，这里虽然有不少被炸毁的废墟，但老百姓的生活似乎一切如常，店门开着，车来车往，行人从容。指挥交通的女警站在木箱搭就的指挥岗上，英姿飒爽、动作敏捷、姿势优美。
　　但是，一件小事却让我感到无处不在的战争气氛。我们的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按照女警的手势停下了，等候通过。虽然过往车辆不多，但那位女警仍然严肃认真地做着每一个手势。忽然，有一辆载着几名人民军校级军官的吉普车，从我们车边迅速开过，径直向前驰去。女警连连急促地吹哨，又做阻止手势，可那辆军车不予理会。女警立即端起枪，略瞄一下，像是对那车的车轮开了一枪。那吉普车停了下来。女警提着枪奔过去，向车上军官敬礼，然后又说了一些什么。车上下来几名军官，把车子推到了路边。那女警又举手行了军礼，这才回到岗台上，继续指挥。
　　对瞬间发生的这一幕，我们既感惊讶，又对女警的坚定果敢而又漂亮利落的行动交口称赞。规则就是规则，战时更应严格！
　　傍晚，我们电台入驻平壤机场执行任务。电台设在一个很深的防空掩体内，把天线架到洞外，以保证联络畅通。机场是敌机袭击重点，常常有成批敌机来炸。每当此时，周围的高炮和敌机俯冲的尖啸响成一片。
　　电台一开，电报来回不断。我们3人轮流上机。一次，在不值机时，我钻出掩体，好奇地眺望机场。一位头戴绒军帽的年轻志愿军战士走过来，亲热地与我说话。他说知道我们是执行任务的电台工作人员，并问我的年龄、籍贯。听说我是浙江诸暨人，他高兴地说他是浙江东阳人。在国外，同省就是小同乡了。他拉我去他的小防空掩体，告诉我他是机场值警战士，就住在这里。他拿出罐头，还有饼干，盛情地招待了我。他又拿出一张小照片，那是他穿着军大衣的留影。他在背面写上了“1952年11月21日，赠给佩瑾爱兄。张芝芳弟。”这张宝贵的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
　　谈起我们平壤街头所见，他说，朝鲜的女警和人民军的女兵很多，机场就有不少。她们一个个精神饱满，军装也很漂亮，在敌机轰炸时坚守岗位，十分沉着。言谈之间，他流露出对她们钦佩的神情。
　　我忽然觉得：看到这些女警，就像看到了战争中的平壤气概。
　　红玉一家
　　完成机场的联络任务后，我们转移到平壤郊外一个叫新龙里的村子。村子不大，但很分散，房舍之间隔着水田和小丘。译电组住村中间，我们电台则设在村边两户老乡家里。我和邓喜元住在一户较贫困的阿妈妮家。她男人上前线去了，身边只有女儿红玉和一个5岁的小儿子。田队长和4名摇机兵则住在一个大户人家，但那家只有阿拉爸吉和孙女青妮两人在家，院子前面耳房里，还住着一位人民军大尉：电台一开始也设在他们家，但两天后就搬到屋后大树下的一个防空洞里。
　　那人民军大尉姓金，是负伤治疗刚出院的。有一位姓康的穿军装的女护士常来看他，还帮着做针线活。红玉告诉我们，他俩可能在谈恋爱。摇机员兼通信员小唐听了，便鼓动我去问：朝鲜话“恋爱”怎么讲？康同志一听就笑了：“小东木，你比我弟弟还小呢，就想谈恋爱吗？”反而把我弄得不好意思。她又说：“小东木，你这么瘦，有什么不舒服，请来找我。”这么一来，我和他俩成了好朋友。金大尉有时叫我去吃苹果，有时候晚上带我去小树丛抓麻雀。用手电一照，那麻雀就不动了，有时就掉到地上，很容易捉住。回来，他就叫康同志烧给我吃，那味道很香。
　　红玉一家住得很挤，我和邓喜元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小间里。一天夜里，雪下得很大，我值机回到屋里，穿着棉军衣，盖着被子半躺着休息。隔壁，红玉姐弟一边在一个铁皮炭火盆旁取暖，一边唱着歌，我听得出，那是《游击队员之歌》。阿妈妮在一只汽油灯旁，缝补我的一件衬衣的破领子。那灯油是她们从敌机扔下的副油箱里取来的，很不安全，但也只能这样用着。果然，姐弟俩正唱着，忽然发出一声惊慌的尖叫，小弟弟还惊哭着跑到雪地里。我跳起来过去一看，只见屋里烟雾弥漫，油灯倒在炕席上，席子着了火。红玉母女扑了几下火，被浓烟呛得也跑到雪地里。我用被子扑了几下火，也被浓烟呛得受不了，情急之下，一下端起着火的油灯，连同火盆一起抛到雪地里。田队长和小唐闻声赶来，奋力把火扑灭了。幸好只有被子和席子烧坏了，别无损失。小唐在一旁骂：“美国鬼子作恶，连副油箱也会害人！”
　　大尉心意
　　火灭了，我顿感到双掌剧痛，原来是我刚才在端火盆时，双掌被火烫的铁皮灼伤了。我把双掌贴在雪堆上感到略为好受些，红玉姐弟俩却一定要站在雪地里陪着我。金大尉和康同志也来了，康同志看看我被灼得焦黄的手掌，和金大尉商量了一会儿，便对田队长说，她要送我去她所在的人民军医院。田队长便派小唐一起陪我们去。
　　那是个很小的战地医院。一位女军医见我掌上已布满了火泡，便用一把手术剪刀，将火泡三下两下全剪破了，又涂上药。我痛得叫起来，拼命忍住眼泪。康同志在一旁安慰说：“不要紧，不要紧，会好的，会好的！”那口气，真像个大姐姐。她还说，临来前，金大尉特别嘱咐她，“要照护好志愿军小东木”。
　　第二天，金大尉和田队长一起来看我。我双手缠着纱布，已无法收发电报。田队长说上级指示，已经派车来，要把我送到就近的志愿军兵站医院住院治疗，争取尽快好起来。就这样，我在志愿军兵站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星期，手伤基本上好了。
　　田队长把我接回新龙里后，金大尉和康同志也来看我。见我双掌皮肤鲜红，康同志笑着说：“我说了嘛，会好起来的！”金大尉拍拍我的肩：“小东木，平壤地下剧场今晚有演出，我请你去看歌舞！”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朝鲜人民军的歌舞演出。剧院在很深的地下，舞台很小，是两辆大卡车车身对拼起来的。那晚上的演出，除了唱歌、跳舞外，还有一出歌剧。舞台上的灯光经常突然熄灭，他们就点上蜡烛继续演出。大尉指指头顶上，小声告诉我：“敌机正在轰炸呢！”那次演出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回到流动台，我马上又投入到紧张繁忙的联络丁作中。有一天，我下机休息，去看望金大尉，可是只见到康同志。她说：“小东木，我正在等你。金大尉要我转交这个给你。”说着她拿出了一副毛线手套。我说：“这不是你给金大尉织的吗？”康同志说：“大尉说，你的手负过伤，要好好保护，这个就转送给你。”我连忙问：“金大尉呢？”“他回前线去了！”康同志说，“每天看敌机炸平壤，他就说要回前线去。今天一早，他便坐车走了！”
　　我接过康同志手里的毛线手套，感受到那手套暖暖的，那是康同志织的，是金大尉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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