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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西安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和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更远。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有教育程度和结识途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为性别、外出时间和结识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通婚距离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4-0063-07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通婚圈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主题，对通婚圈或通婚距离研究的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通婚距离对于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意义。在传统社会，族亲关系是主轴，姻亲关系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家庭关系的途径，但较族亲关系来講，其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姻亲关系在家庭关系网络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姻亲关系的强化使得通婚距离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影响作用比传统社会更为明显。通婚距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能够获得的家庭社会网络支持程度。第二，通婚距离对儿童照料和姻亲家庭的养老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目前学龄前儿童照料和养老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主导的情况下，通婚距离的扩大或内卷会直接影响到处于这两种生命周期家庭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劳动支持）。第三，通婚距离的扩大会带来婚姻迁移女性的家庭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我国的“从夫居”传统导致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由婚姻迁移带来的适应问题，在婚姻迁入地，女性面临着家庭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双重压力，容易造成家庭矛盾和婚姻迁移女性的孤独感，她们与娘家的联系也因距离和沟通成本变得困难。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外来人口群体，处于家乡和城市的双重边缘位置，通婚距离对他们的影响比起他们在农村的同伴和土生土长的城市同辈群体更大。鉴于“同类婚”是婚姻市场的主要特征，农民工的婚配对象一般都是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外来人口，如果二者是远距离联姻的话，他们就会处于族亲与姻亲支持的边缘，这种由族亲和姻亲形成的强关系网络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他们来说作用很小，相反，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在照料和赡养双方父母时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却有所增加。与男性农民工群体相比，通婚距离的变化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影响更大，她们既是婚姻迁移者同时又是劳动迁移者。鉴于通婚距离对农民工个体或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影响，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现有的关于通婚距离的有关成果来看，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研究。
与通婚距离有关的文献集中在“通婚圈”、“异地联姻”、“跨地区婚姻”和“婚姻迁移”等主题词的文章中。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通婚距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的通婚圈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施坚雅、杜赞奇和王铭铭的研究。施坚雅通过1949～1950年对四川农村的实地考察后认为，农民的关系网络存在于基层市场社区内，婚姻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杜赞奇则通过分析满铁调查资料（1940～1942年）认为婚姻圈与市场圈只是部分重合，联姻圈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联姻圈与文化网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王铭铭通过对福建的田野调查发现，传统社会通婚圈与祭祀圈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通婚距离也集中于较小范围。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科学的沉寂几乎也没有什么相应的研究成果。
二是改革开放后的通婚圈研究。学术界对通婚距离的再一次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后，这时的研究加入了社会学的视角，大都是将社会流动与通婚距离的变化联系起来，探讨社会结构转变背景下的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原因。关于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通婚距离缩小，如邱泽奇、丁浩对湖北农村的调查，得出了随着年龄的减小，近距离婚嫁者增多的结论。吴重庆通过对莆田孙村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持此观点的还有周丽娜等人和新山。关于通婚距离变化趋势的第二种观点是在社会流动背景下，通婚距离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代表性的有甘品元对卢屯的研究，他发现毛南族人的婚姻呈现先内卷后扩大的趋势。周皓和李丁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各省的通婚距离进行分析后认为，总体上各地的通婚距离都呈现扩大趋势。持此观点的还有周旗、王金玲、田先红等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改革开放后通婚距离呈现内卷与扩大并存在的情况，如韦美神对广西L屯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造成通婚距离变化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户籍的作用。陆益龙认为户籍隔离是形成城乡二元通婚圈的主要原因。第二，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一方面会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即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女性远嫁使得通婚圈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通婚圈的内卷，即经济条件好的地方，通婚距离却在缩小，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女性不愿外嫁，造成同村婚的增加。第三，外出务工。许多研究者都提到了外出务工对农村通婚距离的影响，并认为外出务工主要造成了通婚距离的扩大。
从目前已有的通婚距离研究成果来看，大都是以村庄为分析单位，研究村庄范围内的通婚距离变化，最多是将外出务工作为一个影响农村通婚距离的因素。这种研究的一个缺陷就是容易受到村庄特征（村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对不同村庄的研究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有学者利用普查数据分析了宏观层面（国家和省份层面）的通婚距离变化，这种研究可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解释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但它是针对所有人口的研究。为了了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通婚距离变化情况，本文从实地调查数据出发，将农民工置于城市这一空间，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对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进行研究，了解新老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及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因素的差异，并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补充。
二、农民工通婚距离的代际差异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项目“空间隔离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课题组于2012年7月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做的调查。调查对象为非西安市区农村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按照“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街头拦截和入户调查方法在西安市城六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共向外来务工人员发放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497份，有效率90.4%。 2.概念界定及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开始外出务工，这一时期的农民工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具有务农经历，许多人都是在婚后才外出，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务工初期生活的重心仍然在农村，城市只是他们赚钱的一个场所。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剧，外出务工从小规模现象变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农民工的构成主体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或仅在课余时间有过零星的务农经历。学者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这种差异进行了区分，将该群体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本研究中关于两代农民工的界定采用王春光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划分标准，将出生于20个世纪80年代及以后，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外出的进城打工者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代以前出生，大概在改革开放后即外出务工的农村户口外出打工者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2012年，依据这一划分标准，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在32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32岁及以下。在本次调查中的497个样本中，包括了已婚和未婚的农民工，因为通婚距离只对已婚者适用，因而对样本进行筛选，其中共有已婚者285人，以下的分析都是针对这285人进行的。
两代农民工的样本构成情况为第一代农民工163人，占样本总数的57.2%，新生代农民工122人，占样本总数的42.8%，其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2）通婚距离。通婚距离是指缔结婚姻的双方婚前所在家庭距离的远近。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婚距离界定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使用具体的公路里程来衡量，即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原来家庭相距多少公里，这种测量方法从理论上可以精确测量出两人的通婚距离，但在实际调查中却经常因为被调查者不清楚具体里程而无法获得精确数据，尤其是通婚距离较远时回答的准确性更低，另外，在现实中，存在着实际距离近但到达不方便和虽然距离较远，但通达性比较好的情况，因而以公路里程表示的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必然的交通上的意义。第二种用来衡量通婚距离的指标是行政区划，这种测量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易行，被调查者回答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误差，但测量比较模糊，无法真正反映出距离的远近，尤其是当被调查者处于两个行政区交界处时，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会放大通婚距离，这种测量方法还面临同样通婚等级但实际距离差异较大的情况，如同样是跨省婚姻，邻近省份与远距离省份的实际距离差异可能会很大。虽然存在缺陷，但这种以行政区作为通婚距离远近测量标准的方法在实际中还是比较常用。第三种方法是使用现有交通工具条件下的到达时间来衡量，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但实际中很少被使用。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即用行政区划作为通婚距离远近的衡量指标，由近而远将通婚距离依次分为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同市不同县、同省不同市、不同省六个等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近距离通婚中（同村、同乡、同县），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跨县以上的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跨县以上通婚的占34.79%（11.80%+14.29%+8.70%），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则达到53.94%。在跨市和跨省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但这种直观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存在不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由于通婚距离为定序变量，需要对其进行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Wileoxon秩和检验结果为z=-5.003，Prob>|z|=0.0000，因而拒绝原假设（Hn：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相同），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大于第一代农民工。
三、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下将建模型对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时，将因变量归为两类：将“同村”、“同乡不同村”和“同县不同乡”视为近距离通婚，赋值为0，将“同市不同县”、“同省不同市”和“不同省”视为远距离通婚，赋值为1。建立Logistic模型分别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分析导致农民工通婚距离代际差异的原因，详见表3。
模型1是所有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数据可以看出，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的有务农经历、外出时间和认识途径三个因素。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比起没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会下降50.2%（1-exp（-0.698）），务农经历会延长农民工在农村的停留时间，务农时间越长，则在家乡成婚的可能性越大；婚前外出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婚后外出农民工的2.77倍（exp（1.019）），这是因为外出务工会扩大农民工的交往圈，择偶时选择远距离对象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其通婚距离扩大；夫妻双方的认识途径对农民工通婚距离也有显著影响，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的3.38倍（在本文中，将亲戚介绍、父母介绍、媒人介绍这三种方式归为传统方式，而将朋友介绍、同事介绍、同学介绍、工作中认识、网上认识、旅途中认识等归为非传统方式）。
从第一代农民工模型（模型2）可以看出，在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中有教育程度和认识途径两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越高，远距离通婚的几率越大，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2.84倍；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2.30倍。
新生代农民工模型（模型3）显示，对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有影响的因素为性别、外出打工时间（即婚前外出打工还是婚后外出打工）、认识途径。其中，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比女性低70.2%，对于男性来講，在存在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在城市婚姻市场中竞争的资本，来自贫困地区的男性务工者更有可能回乡娶亲，对女性来说，这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婚前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几率是婚后外出者的4.34倍，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新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7.89倍。 比较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可以发现，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首先，教育程度对第一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存在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则没有影响。从调查数据来看，在第一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大都是县内通婚，跨县通婚的比例仅为24.8%，高中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的比例为52.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与高中以下学历者相比，跨县通婚比例增加了27.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51.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70.8%，后者比前者增加19.2%，这说明在农村社会日渐开放、人们交往圈普遍扩大的情况下，通过求学扩展交往圈的效果已经被其他因素所消解。第一代农民工大都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求学于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整个农村社会相对还比较封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通过教育形成的学缘关系就成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拓展交往圈的渠道，教育程度越高，同学关系越广，对于个人来講，客观上就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可供选择的婚姻市场，因而教育程度高与教育程度低的人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在1990年代或2000年代求学，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已经卷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已经比较开放，农村人的交往也早就突破了地域和血缘关系的局限，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拓展交往空间的作用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么明显。其次，婚前外出还是婚后外出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影响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大都是在婚后才外出的，婚后外出者占第一代农民工的65.6%，许多即使外出时未婚的第一代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也都返乡结婚，返乡结婚者占外出时未婚人口的46.3%（这里将婚前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中县内通婚的视为返乡结婚）。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时大都是怀着进城赚钱的目的，城市对他们来講只是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还在农村，因而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多还是倾向与自己来自同一地方的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毕业后就进入城市工作，缺乏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过务农经历的仅有46.7%，而第一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79.6%。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之前的生活经历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差并不是很大，他们并不天然地认为自己的未来在农村，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将城市当成自己的未来归属，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12.5%（根据所有个案计算，样本N=497）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愿意回到农村，这种心理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配偶时不会过多地受地缘观念的影响，因而远距离通婚的比例大大增加。
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均有影响的因素是认识途径，但影响程度却存在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者的远距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者的2.30倍，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数字为7.89倍，这说明非传统认识方式对拓展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的作用更大。究其原因，可能与各种非传统方式所代表的内涵不同所致，虽然均为非传统方式，但非传统方式种类多样，尤其是一些新兴的非传统方式如网上、游玩聚会中结识等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常见，这些非传统方式往往更能突破地域和亲缘的限制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交往圈。另外，像同事介绍、朋友介绍等这些非传统方式在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那里意义也有所不同。从调查数据来看，在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方式中，亲友介绍或安排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中介、直接应聘以及学校组织获得工作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不同途径决定了两代农民工的业缘和友缘关系存在很大差异，老一代农民工大都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得工作，其业缘、友缘与地缘、血缘重合较多，相应的，通婚圈也大都集中于这些关系网络。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职业的过程中，正式网络（注：在本文中，将学校或政府组织、通过劳务市场或中介以及直接应聘称为正式网络途径。）——也就是弱关系起的作用更大，这种网络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超越地缘、血缘的关系网，客观上也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圈。
四、结论与小结
通过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进行比较并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总的情况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越来越远，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远远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其次，虽然通过求学或接受教育而形成的同学关系在农民工选择配偶时作用仍然非常重要，但在整个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这种方式在扩大婚配对象范围上的作用逐渐降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通过更多其他方式来拓展自己的交往圈，扩大通婚半径。再次，外出务工能够极大地拓宽农民工的通婚圈，这从外出务工前结婚的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小于外出务工后结婚者可以看出。最后，相对于传统的婚姻缔结方式，非传统方式对于扩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影响更大。
虽然有一些针对村庄个案的研究认为通婚距离并不必然呈现扩大化的情形，但将目光放到更大空间时，大都会得出通婚距离扩大的结论，尤其是对于外出时未婚的农民工来说，通婚距离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通婚距离的扩大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也可以防止传统农村因近距离通婚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对村庄事务的干预。但通婚距离的扩大也必然会带来传统婚配格局下所不曾面临的问题，如婚姻的稳定性、迁移后的家庭适应及社会适应、老人赡养和低龄儿童照料等，这些问题在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对通婚距离的研究不应止于通婚距离变迁，而要进一步将通婚距离与其所带来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这些都有待在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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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陆益龙，户籍隔离与二元通婚圈的形成[J]，开放时代，2011，（9）.
[责任编辑 冯乐]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通婚距离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4-0063-07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通婚圈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主题，对通婚圈或通婚距离研究的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通婚距离对于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意义。在传统社会，族亲关系是主轴，姻亲关系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家庭关系的途径，但较族亲关系来講，其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姻亲关系在家庭关系网络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姻亲关系的强化使得通婚距离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影响作用比传统社会更为明显。通婚距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能够获得的家庭社会网络支持程度。第二，通婚距离对儿童照料和姻亲家庭的养老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目前学龄前儿童照料和养老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主导的情况下，通婚距离的扩大或内卷会直接影响到处于这两种生命周期家庭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劳动支持）。第三，通婚距离的扩大会带来婚姻迁移女性的家庭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我国的“从夫居”传统导致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由婚姻迁移带来的适应问题，在婚姻迁入地，女性面临着家庭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双重压力，容易造成家庭矛盾和婚姻迁移女性的孤独感，她们与娘家的联系也因距离和沟通成本变得困难。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外来人口群体，处于家乡和城市的双重边缘位置，通婚距离对他们的影响比起他们在农村的同伴和土生土长的城市同辈群体更大。鉴于“同类婚”是婚姻市场的主要特征，农民工的婚配对象一般都是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外来人口，如果二者是远距离联姻的话，他们就会处于族亲与姻亲支持的边缘，这种由族亲和姻亲形成的强关系网络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他们来说作用很小，相反，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在照料和赡养双方父母时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却有所增加。与男性农民工群体相比，通婚距离的变化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影响更大，她们既是婚姻迁移者同时又是劳动迁移者。鉴于通婚距离对农民工个体或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影响，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现有的关于通婚距离的有关成果来看，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研究。
与通婚距离有关的文献集中在“通婚圈”、“异地联姻”、“跨地区婚姻”和“婚姻迁移”等主题词的文章中。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通婚距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的通婚圈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施坚雅、杜赞奇和王铭铭的研究。施坚雅通过1949～1950年对四川农村的实地考察后认为，农民的关系网络存在于基层市场社区内，婚姻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杜赞奇则通过分析满铁调查资料（1940～1942年）认为婚姻圈与市场圈只是部分重合，联姻圈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联姻圈与文化网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王铭铭通过对福建的田野调查发现，传统社会通婚圈与祭祀圈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通婚距离也集中于较小范围。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科学的沉寂几乎也没有什么相应的研究成果。
二是改革开放后的通婚圈研究。学术界对通婚距离的再一次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后，这时的研究加入了社会学的视角，大都是将社会流动与通婚距离的变化联系起来，探讨社会结构转变背景下的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原因。关于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通婚距离缩小，如邱泽奇、丁浩对湖北农村的调查，得出了随着年龄的减小，近距离婚嫁者增多的结论。吴重庆通过对莆田孙村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持此观点的还有周丽娜等人和新山。关于通婚距离变化趋势的第二种观点是在社会流动背景下，通婚距离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代表性的有甘品元对卢屯的研究，他发现毛南族人的婚姻呈现先内卷后扩大的趋势。周皓和李丁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各省的通婚距离进行分析后认为，总体上各地的通婚距离都呈现扩大趋势。持此观点的还有周旗、王金玲、田先红等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改革开放后通婚距离呈现内卷与扩大并存在的情况，如韦美神对广西L屯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造成通婚距离变化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户籍的作用。陆益龙认为户籍隔离是形成城乡二元通婚圈的主要原因。第二，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一方面会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即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女性远嫁使得通婚圈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通婚圈的内卷，即经济条件好的地方，通婚距离却在缩小，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女性不愿外嫁，造成同村婚的增加。第三，外出务工。许多研究者都提到了外出务工对农村通婚距离的影响，并认为外出务工主要造成了通婚距离的扩大。
从目前已有的通婚距离研究成果来看，大都是以村庄为分析单位，研究村庄范围内的通婚距离变化，最多是将外出务工作为一个影响农村通婚距离的因素。这种研究的一个缺陷就是容易受到村庄特征（村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对不同村庄的研究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有学者利用普查数据分析了宏观层面（国家和省份层面）的通婚距离变化，这种研究可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解释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但它是针对所有人口的研究。为了了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通婚距离变化情况，本文从实地调查数据出发，将农民工置于城市这一空间，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对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进行研究，了解新老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及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因素的差异，并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补充。
二、农民工通婚距离的代际差异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项目“空间隔离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课题组于2012年7月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做的调查。调查对象为非西安市区农村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按照“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街头拦截和入户调查方法在西安市城六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共向外来务工人员发放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497份，有效率90.4%。 2.概念界定及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开始外出务工，这一时期的农民工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具有务农经历，许多人都是在婚后才外出，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务工初期生活的重心仍然在农村，城市只是他们赚钱的一个场所。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剧，外出务工从小规模现象变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农民工的构成主体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或仅在课余时间有过零星的务农经历。学者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这种差异进行了区分，将该群体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本研究中关于两代农民工的界定采用王春光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划分标准，将出生于20个世纪80年代及以后，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外出的进城打工者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代以前出生，大概在改革开放后即外出务工的农村户口外出打工者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2012年，依据这一划分标准，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在32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32岁及以下。在本次调查中的497个样本中，包括了已婚和未婚的农民工，因为通婚距离只对已婚者适用，因而对样本进行筛选，其中共有已婚者285人，以下的分析都是针对这285人进行的。
两代农民工的样本构成情况为第一代农民工163人，占样本总数的57.2%，新生代农民工122人，占样本总数的42.8%，其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2）通婚距离。通婚距离是指缔结婚姻的双方婚前所在家庭距离的远近。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婚距离界定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使用具体的公路里程来衡量，即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原来家庭相距多少公里，这种测量方法从理论上可以精确测量出两人的通婚距离，但在实际调查中却经常因为被调查者不清楚具体里程而无法获得精确数据，尤其是通婚距离较远时回答的准确性更低，另外，在现实中，存在着实际距离近但到达不方便和虽然距离较远，但通达性比较好的情况，因而以公路里程表示的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必然的交通上的意义。第二种用来衡量通婚距离的指标是行政区划，这种测量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易行，被调查者回答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误差，但测量比较模糊，无法真正反映出距离的远近，尤其是当被调查者处于两个行政区交界处时，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会放大通婚距离，这种测量方法还面临同样通婚等级但实际距离差异较大的情况，如同样是跨省婚姻，邻近省份与远距离省份的实际距离差异可能会很大。虽然存在缺陷，但这种以行政区作为通婚距离远近测量标准的方法在实际中还是比较常用。第三种方法是使用现有交通工具条件下的到达时间来衡量，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但实际中很少被使用。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即用行政区划作为通婚距离远近的衡量指标，由近而远将通婚距离依次分为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同市不同县、同省不同市、不同省六个等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近距离通婚中（同村、同乡、同县），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跨县以上的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跨县以上通婚的占34.79%（11.80%+14.29%+8.70%），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则达到53.94%。在跨市和跨省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但这种直观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存在不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由于通婚距离为定序变量，需要对其进行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Wileoxon秩和检验结果为z=-5.003，Prob>|z|=0.0000，因而拒绝原假设（Hn：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相同），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大于第一代农民工。
三、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下将建模型对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时，将因变量归为两类：将“同村”、“同乡不同村”和“同县不同乡”视为近距离通婚，赋值为0，将“同市不同县”、“同省不同市”和“不同省”视为远距离通婚，赋值为1。建立Logistic模型分别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分析导致农民工通婚距离代际差异的原因，详见表3。
模型1是所有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数据可以看出，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的有务农经历、外出时间和认识途径三个因素。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比起没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会下降50.2%（1-exp（-0.698）），务农经历会延长农民工在农村的停留时间，务农时间越长，则在家乡成婚的可能性越大；婚前外出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婚后外出农民工的2.77倍（exp（1.019）），这是因为外出务工会扩大农民工的交往圈，择偶时选择远距离对象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其通婚距离扩大；夫妻双方的认识途径对农民工通婚距离也有显著影响，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的3.38倍（在本文中，将亲戚介绍、父母介绍、媒人介绍这三种方式归为传统方式，而将朋友介绍、同事介绍、同学介绍、工作中认识、网上认识、旅途中认识等归为非传统方式）。
从第一代农民工模型（模型2）可以看出，在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中有教育程度和认识途径两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越高，远距离通婚的几率越大，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2.84倍；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2.30倍。
新生代农民工模型（模型3）显示，对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有影响的因素为性别、外出打工时间（即婚前外出打工还是婚后外出打工）、认识途径。其中，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比女性低70.2%，对于男性来講，在存在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在城市婚姻市场中竞争的资本，来自贫困地区的男性务工者更有可能回乡娶亲，对女性来说，这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婚前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几率是婚后外出者的4.34倍，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新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7.89倍。 比较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可以发现，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首先，教育程度对第一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存在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则没有影响。从调查数据来看，在第一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大都是县内通婚，跨县通婚的比例仅为24.8%，高中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的比例为52.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与高中以下学历者相比，跨县通婚比例增加了27.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51.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70.8%，后者比前者增加19.2%，这说明在农村社会日渐开放、人们交往圈普遍扩大的情况下，通过求学扩展交往圈的效果已经被其他因素所消解。第一代农民工大都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求学于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整个农村社会相对还比较封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通过教育形成的学缘关系就成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拓展交往圈的渠道，教育程度越高，同学关系越广，对于个人来講，客观上就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可供选择的婚姻市场，因而教育程度高与教育程度低的人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在1990年代或2000年代求学，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已经卷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已经比较开放，农村人的交往也早就突破了地域和血缘关系的局限，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拓展交往空间的作用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么明显。其次，婚前外出还是婚后外出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影响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大都是在婚后才外出的，婚后外出者占第一代农民工的65.6%，许多即使外出时未婚的第一代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也都返乡结婚，返乡结婚者占外出时未婚人口的46.3%（这里将婚前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中县内通婚的视为返乡结婚）。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时大都是怀着进城赚钱的目的，城市对他们来講只是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还在农村，因而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多还是倾向与自己来自同一地方的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毕业后就进入城市工作，缺乏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过务农经历的仅有46.7%，而第一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79.6%。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之前的生活经历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差并不是很大，他们并不天然地认为自己的未来在农村，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将城市当成自己的未来归属，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12.5%（根据所有个案计算，样本N=497）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愿意回到农村，这种心理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配偶时不会过多地受地缘观念的影响，因而远距离通婚的比例大大增加。
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均有影响的因素是认识途径，但影响程度却存在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者的远距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者的2.30倍，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数字为7.89倍，这说明非传统认识方式对拓展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的作用更大。究其原因，可能与各种非传统方式所代表的内涵不同所致，虽然均为非传统方式，但非传统方式种类多样，尤其是一些新兴的非传统方式如网上、游玩聚会中结识等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常见，这些非传统方式往往更能突破地域和亲缘的限制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交往圈。另外，像同事介绍、朋友介绍等这些非传统方式在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那里意义也有所不同。从调查数据来看，在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方式中，亲友介绍或安排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中介、直接应聘以及学校组织获得工作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不同途径决定了两代农民工的业缘和友缘关系存在很大差异，老一代农民工大都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得工作，其业缘、友缘与地缘、血缘重合较多，相应的，通婚圈也大都集中于这些关系网络。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职业的过程中，正式网络（注：在本文中，将学校或政府组织、通过劳务市场或中介以及直接应聘称为正式网络途径。）——也就是弱关系起的作用更大，这种网络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超越地缘、血缘的关系网，客观上也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圈。
四、结论与小结
通过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进行比较并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总的情况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越来越远，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远远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其次，虽然通过求学或接受教育而形成的同学关系在农民工选择配偶时作用仍然非常重要，但在整个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这种方式在扩大婚配对象范围上的作用逐渐降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通过更多其他方式来拓展自己的交往圈，扩大通婚半径。再次，外出务工能够极大地拓宽农民工的通婚圈，这从外出务工前结婚的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小于外出务工后结婚者可以看出。最后，相对于传统的婚姻缔结方式，非传统方式对于扩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影响更大。
虽然有一些针对村庄个案的研究认为通婚距离并不必然呈现扩大化的情形，但将目光放到更大空间时，大都会得出通婚距离扩大的结论，尤其是对于外出时未婚的农民工来说，通婚距离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通婚距离的扩大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也可以防止传统农村因近距离通婚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对村庄事务的干预。但通婚距离的扩大也必然会带来传统婚配格局下所不曾面临的问题，如婚姻的稳定性、迁移后的家庭适应及社会适应、老人赡养和低龄儿童照料等，这些问题在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对通婚距离的研究不应止于通婚距离变迁，而要进一步将通婚距离与其所带来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这些都有待在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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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