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从本质上是反商业的。在当前我国新一轮商帮热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依照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路，对商帮文化加以引导。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虽然中国古代的基调是重农抑商，但商业活动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帮文化。近几年，商帮文化更是热络起来，一方面，人们把古代商帮的典型人物，如顾宪成、胡雪岩、盛宣怀等，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各地大多存在一种或官方或民间的复兴商帮梦想，各地商帮杂志的大量创办及相关组织的纷纷成立，就是一个侧证。
　　但长期以来，民间和官方对中国商帮发展历史的保存、梳理和研究，很是薄弱，基本上都是割裂的、支离破碎的。财经作家王俞现，在对史料的大量占有和严谨考据的基础上，以通俗的语言写就《中国商帮600年》一书，为我们展现了1370年-1956年间中国不同商业帮派的沉浮起伏，努力揭示中国商业发展的沧桑变化；穿插涉及了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宦官史以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内容，并努力尝试将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帮的历史演变在全球背景下进行定格。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完《中国商帮600年》，我们能够、应该得到哪些借鉴呢？
　　在书中，作者总结了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一是经商氛围浓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二是名士为商人写碑记、墓志铭和立传；三是商人主动开始为政府和朝廷所用；四是全国性商会组织的成立。作者直抒胸臆：“中国商帮变迁史就是一部中国官商关系史”；“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这些思考结论，对今天依然是警世之言。
　　“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在工业领域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这是百年前的费正清之问。在古代，正因为中国商人群体从来没能获得过独立的政治地位，没有与政府对等的博弈能力，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官商勾结、腐败的传统官僚文化，公开、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另一方面铸就了我国商人保守的性格，商业始终没有很好地与工业联姻，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与发展。
　　其次，中国商帮存在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二是团结力量，制定和操纵市场价格，甚至以乡音为基础无所顾忌地联合坑蒙拐骗；三是避免内部的激烈竞争。中国商帮这些特点，在今天若不加扬弃地试图重新构建，则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商帮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特征，容易使企业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战略要求。而这，也正是龙应台在第七届世界华商高峰会上主张“商人无祖国，不坏”，获得高度认同的原因。
　　第三，商帮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罪人。商帮的兴起，都是与投机钻营结合在一起的，成也投机，败也投机，几乎没有商人真正信仰“小胜靠术，中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律条。商帮兴起之后，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更没有将近代中国带入工业革命，而是在吃喝嫖赌、卖盐引子、炒作地产、放高利贷中自闭僵化，走向沉沦。
　　为何商帮为我国特有，西方商业国家都没有商帮呢？不是因为西方血缘和宗法纽带不如我们强，而是因为商帮从本质上是反商业的。在当前我国新一轮商帮热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依照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路，对商帮文化加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