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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界思辨、反思、转型与探索商业新时代的过程里，中国经济仍行走于下行通道，民间投资、制造业尚处于低迷状态。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与对策，将直接决定我们的一切努力的最终命运。
2016年，学界、企业界已不再探讨或反复确认中国经济下行期的到来，而是聚焦于中国经济怎么走、怎么办，如何在下行中继续前进。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速平缓下行，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一定会不断优化，最终来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之上。
问诊中国经济
吴敬琏：中国经济面对“三期叠加”困难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规划就提出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实现结构优化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但是负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
我们采取的方针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推进改革消除这些障碍，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方面堵塞漏洞、化解风险。
要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要停止风险的积累，不要再做回报过低甚至完成没有回报的投资。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式增长形成的死资产存量。
另一方面辅之以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建议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
应该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减税。为了要改善营商环境，政府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周其仁：三种力量促使高位下行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我们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权，债务就是一个杠杆。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问题就很大，困住了很多行业和地方。
问诊中国企业家
李稻葵：企业的三个机遇
第一，在结构调整中抓机会。比如金融服务，3亿中高收入阶层都在关心资产保值、增值、退休养老问题。
第二，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抓住机遇。比如我们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互联网，自动驾驶可能还有十年。
第三，拥抱国际化。我们未来的消费和生活，大量是来自于国际其他经济体提供的产品。而要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资产必须配置到全世界各地，同时也能对冲我们自己的风险。
厉以宁：市场是可以“制造”的
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我在河北沧州肃宁县考察，专做裘皮，主要卖给俄罗斯，但卢布没购买力了，生意很不好做。我给他们几句忠告：一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以前都属于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的，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二是“让服务更人性化”。卖服务而不是卖产品。三是“把品牌打到国外”，靠质量建立品牌。四是“把消费者留在国内”。举个例子，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怎么还会出国去买？
许小年：转型不等于转行
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宏观经济差不一定是坏事，它会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型和创新。但转型不等于转行，创新不等于非要用高科技。传统行业中存在大量创新机会，关键看如何运用新技术提高本行业和自身企业的效率。
服装行业是典型的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毫无疑问，但近来我们看到服装业中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比如一种需求端的创新：利用互联网签约设计师，从设计师的相互竞争中选出下季流行款式，再推到市场上。
企业要从交易型转变为创新型，企业家需要提高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敢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否则就永远是跟风。我不反对追求潮流，但是追求潮流是最容易做的事，一定是利润最薄的事。
在经济和企业的转型时期，我们需要的不是华丽新鲜的名词，不是高深玄奥的理论，而是要回归商业的本质，关注产品、关注技术、创造价值。
从商人精神到企业家精神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其实也是一个商人的时代。
“下海”“下深圳”“上洋货”“上淘宝”，商人们跨越地区的不均衡、渠道的不均衡、观念的不均衡，依靠各种形式的套利获取着丰厚的第一桶金。在那样的时代，产生的英雄人物诸如牟其中，罐头换飞机；诸如潘石屹，被任志强称为“天生的二道贩子”。
曾经，勇气是第一位的，此外还需要一点狡猾、眼光。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一个桔子在四川卖两毛，在北京卖两元，就看你是去还是不去。
然而，今时非同往日。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当口，无数商人陷入迷惘与无助。曾经存在的市场消失了，曾经有过的套利空间也被互联网撕得粉碎，商人逐利的信仰似乎不灵了。
但是，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时刻，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赢家。比如任正非执掌的华为，从后端市场进入前端消费市场，建立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又比如张士平执掌的魏桥、温氏家族执掌的温氏集团，利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在传统行业里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事实上，他们是商人，更是企业家。
商人与企业家没有褒贬之意，都是中性的词汇。但是其中的区别在于：商人是对机会的捕捉，企业家是对机会的创造；商人是套利，发现差价即可，企业家是盈利，必须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市场永远都欢迎商人，因为套利空间不会真正消失，只是而今越来越少，趋近饱和。在这样的时代里，更多的机会需要自己创造，我们需要的是企业家的厚积薄发而非商人的急功近利。我们将会发现，随波逐流似乎难以成功，勇气要更多地用在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的创新上，此外还需要一点知识、格局观。
把桔子从四川拉到北京或许仍能赚钱，但大家有无想过：第一，引进澳桔、蜜桔利润可以翻3倍；第二，直供高档酒店、会务市场利润可以翻5倍；第三，依托互联网技术研发定制礼品桔子利润可以翻到10倍。
第一种模式是别具匠心的企业家，第二种模式是积极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家，第三种模式是创造了新产业的企业家。他们在未来都能活得很好，未来也将是他们的时代。
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呼唤企业家精神，在各种模式的抉择中我们也将找到自己的归宿。
2016年，学界、企业界已不再探讨或反复确认中国经济下行期的到来，而是聚焦于中国经济怎么走、怎么办，如何在下行中继续前进。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速平缓下行，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一定会不断优化，最终来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之上。
问诊中国经济
吴敬琏：中国经济面对“三期叠加”困难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规划就提出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实现结构优化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但是负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
我们采取的方针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推进改革消除这些障碍，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方面堵塞漏洞、化解风险。
要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要停止风险的积累，不要再做回报过低甚至完成没有回报的投资。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式增长形成的死资产存量。
另一方面辅之以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建议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
应该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减税。为了要改善营商环境，政府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周其仁：三种力量促使高位下行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我们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权，债务就是一个杠杆。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问题就很大，困住了很多行业和地方。
问诊中国企业家
李稻葵：企业的三个机遇
第一，在结构调整中抓机会。比如金融服务，3亿中高收入阶层都在关心资产保值、增值、退休养老问题。
第二，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抓住机遇。比如我们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互联网，自动驾驶可能还有十年。
第三，拥抱国际化。我们未来的消费和生活，大量是来自于国际其他经济体提供的产品。而要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资产必须配置到全世界各地，同时也能对冲我们自己的风险。
厉以宁：市场是可以“制造”的
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我在河北沧州肃宁县考察，专做裘皮，主要卖给俄罗斯，但卢布没购买力了，生意很不好做。我给他们几句忠告：一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以前都属于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的，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二是“让服务更人性化”。卖服务而不是卖产品。三是“把品牌打到国外”，靠质量建立品牌。四是“把消费者留在国内”。举个例子，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怎么还会出国去买？
许小年：转型不等于转行
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宏观经济差不一定是坏事，它会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型和创新。但转型不等于转行，创新不等于非要用高科技。传统行业中存在大量创新机会，关键看如何运用新技术提高本行业和自身企业的效率。
服装行业是典型的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毫无疑问，但近来我们看到服装业中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比如一种需求端的创新：利用互联网签约设计师，从设计师的相互竞争中选出下季流行款式，再推到市场上。
企业要从交易型转变为创新型，企业家需要提高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敢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否则就永远是跟风。我不反对追求潮流，但是追求潮流是最容易做的事，一定是利润最薄的事。
在经济和企业的转型时期，我们需要的不是华丽新鲜的名词，不是高深玄奥的理论，而是要回归商业的本质，关注产品、关注技术、创造价值。
从商人精神到企业家精神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其实也是一个商人的时代。
“下海”“下深圳”“上洋货”“上淘宝”，商人们跨越地区的不均衡、渠道的不均衡、观念的不均衡，依靠各种形式的套利获取着丰厚的第一桶金。在那样的时代，产生的英雄人物诸如牟其中，罐头换飞机；诸如潘石屹，被任志强称为“天生的二道贩子”。
曾经，勇气是第一位的，此外还需要一点狡猾、眼光。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一个桔子在四川卖两毛，在北京卖两元，就看你是去还是不去。
然而，今时非同往日。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当口，无数商人陷入迷惘与无助。曾经存在的市场消失了，曾经有过的套利空间也被互联网撕得粉碎，商人逐利的信仰似乎不灵了。
但是，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时刻，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赢家。比如任正非执掌的华为，从后端市场进入前端消费市场，建立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又比如张士平执掌的魏桥、温氏家族执掌的温氏集团，利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在传统行业里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事实上，他们是商人，更是企业家。
商人与企业家没有褒贬之意，都是中性的词汇。但是其中的区别在于：商人是对机会的捕捉，企业家是对机会的创造；商人是套利，发现差价即可，企业家是盈利，必须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市场永远都欢迎商人，因为套利空间不会真正消失，只是而今越来越少，趋近饱和。在这样的时代里，更多的机会需要自己创造，我们需要的是企业家的厚积薄发而非商人的急功近利。我们将会发现，随波逐流似乎难以成功，勇气要更多地用在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的创新上，此外还需要一点知识、格局观。
把桔子从四川拉到北京或许仍能赚钱，但大家有无想过：第一，引进澳桔、蜜桔利润可以翻3倍；第二，直供高档酒店、会务市场利润可以翻5倍；第三，依托互联网技术研发定制礼品桔子利润可以翻到10倍。
第一种模式是别具匠心的企业家，第二种模式是积极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家，第三种模式是创造了新产业的企业家。他们在未来都能活得很好，未来也将是他们的时代。
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呼唤企业家精神，在各种模式的抉择中我们也将找到自己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