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去年的“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我也有幸参加了，并在瓜州与考察团一同进行了野外调查。今年，考察团走的这条路线，我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居延的调研。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我本人多次到过居延进行考察。还记得初到居延时，我心情十分激动，还写过一篇小文章——《小小居延海连着中南海》。因此，我特别关注这次考察，并对考察团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敬佩。各位同仁在叶舒宪教授的带领下长途跋涉几千公里，穿越大戈壁，考察马鬃山，因为我有过穿越戈壁的经历，所以我十分了解其中的艰辛。我非常佩服大家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精神。同时，各位学者对学问的敬畏之心和开拓性的研究方法也带给我很多启发。在这里，我想表达自己的两点看法。
　　第一，现在通行的丝绸之路概念是约定俗成的，就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中提出的：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后来，“丝绸之路”变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丝绸并不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交易对象，我们所讲的玉帛之路、黄金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等都可以包含在其中。有学者提出，丝绸之路仅从丝绸角度来讲，早就存在了。根据是巴泽雷克大墓中发现的丝绸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刻石发现的丝绸印痕和埃及女王身着的纱衣。因此，公元前五六百年时，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与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青金石之路一起，早就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存在了。
　　 从人类发展史来讲，如叶先生所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有几千年。中国从甲骨文算起，也就3000多年，这相对于长达几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来说实在太短暂了。更何况，文字也未必就能如实地记录历史的本来面貌。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二十四史未必靠得住。所以说，人类发展中的很长一段历史，需要我们用现在的新方法来研究它。旧石器时期，人们的生活相对简单。人们从非洲大陆到亚洲、美洲，完成了周游世界之旅。新石器时期，由于农业的产生，人类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并出现社会分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并存。农耕民族相对安定、保守，有归属感、安全感;游牧民族，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则相对奔放、灵活。例如印欧民族——塞人，从黑海沿岸跨过地中海、西班牙、葡萄牙到达北非，再经过里海到达中亚，一直接近中国新疆地区，其活动、迁徙范围非常辽阔，我们新疆地区的乌孙、月氏应该也是塞人的一支。在这种大规模的迁徙过程中，无论是玉石之路、青金石之路，还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其本质上都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之路，时间是非常久远的。现在，我们通过田野考察充实了各条道路的内涵。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我想谈一下叶舒宪教授从事的这种文学人类学的考察方法。这种方法特别值得大家关注，尤其是值得在座的各位同学学习。我是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馆长，简牍博物馆相对比较专，但从总体上讲，博物馆的功能就是对人类的过往遗迹、遗物进行搜集、研究、陈列、展示。除了文学人类学之外，现在历史学也正在向人类学靠拢。我们过去很多知识的传播及历史结构的建构都过于宏大，这使我们忽略了对细节的研究。王国维曾经讲到过二重证据法，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但实际上，二重证据远远不够，除了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外，我们要特别关注考古发现的研究和实地考察。我们现在可知的人类历史也就几千年，这与我们客观存在的历史长度相比还远远不够。我们总是讲沧海桑田，就以河西走廊为例，其地理地貌基本上应该与历史上的差别不大，当然，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就能更确信这种学术推论。所以说，通过田野考察，更能促进跨学科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