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青年在中国
　　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加藤嘉一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刘志军的高铁遗产》，当时正值刘志军案发，各方评论扎堆，无疑矛头都是指向刘志军这些年的贪腐、滥权以及秽闻，突然冒出来一篇长文换了一个比较少见的角度对这一事件加以探讨，而且作者还是个日本青年，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后来感觉他火了一把，参加了很多活动，一些大学也请他去做演讲，俨然一位“日本杰出青年”的代表、中日友好的桥梁，而他在中国出版的几种书中，《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和《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这两本也因为其鲜明的文化认知风格和外来者的视角，也在一段时间内跻身到了大众畅销书的行列。
　　可是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加藤嘉一事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一切都因为加藤嘉一一番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不当言论和不正确认识，极大了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也破坏了加藤好不容易在中国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更让其迅速丧失了他对中国事件评论、发声的“话语权”。很多人在网络上严厉声讨他的无知，随即，他的一些讲座和活动也被取消殆尽。从“伊豆的少年”到“失落的青年”，加藤嘉一在中国的“精神旅行”似乎有个轰轰烈烈的开始，但是却没能善始善终。
　　就在加藤嘉一饱受争议的同时，又有人又开始推崇另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评论，这个外国人就是在国内很多媒体上都开有专栏的韩国作家金宰贤。相比于加藤嘉一有时候的执拗和强硬，这位金先生显得比较低调和含蓄。
　　对比金宰贤与加藤嘉一的时文风格，作为一个和中国人一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人，金宰贤貌似很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在他的写作中我们常会见到这样的铺垫：“我不觉得自己很了解中国，我只讨论我了解范围内的中国，且我不说我不知道的中国。”“如果我不关心也不希望中国发展的话，我绝不会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所以说金宰贤可能是一个有点儒气的观察者，他的建议及批评，比较委婉，并不是那么直接和犀利，而我们的另一个邻居加藤，他则具有典型的日本人的风格，他们虽然表面谦和但是极有己见，有时候会固执而不留情面。而从目前中国广大网民对这两位“老外”及其写作的褒贬纷争来看，在中国目前的文化出版生态以及沸腾网络的民调之下，早早练就一身“绕指柔”的本领，对外国观察者在中国的发展似乎是大有裨益的，毕竟一个国家上亿网民的人声鼎沸，单一个海外寄居者，怎可硬碰硬？
　　
　　
　　谁怜海外人？
　　其实，说到外国人跋山涉水来到异国他乡，就让我想到一句有名的“唐诗”： “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这是公元九世纪，新罗人崔致远，也就是后来韩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汉文学开山鼻祖写下的一句感喟际遇的汉诗，它所表达的那种唯海外飘零之人才有所感受的复杂情愫，时至今日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12岁西渡来唐，在中国待了16载，留下了长达20卷的《桂苑笔耕集》，崔致远可以说是韩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来华留学生——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的眼光看待当时的社会现状，捕捉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他存在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故土与他国，行走其间，你能为彼此都做点什么？
　　话说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开放状态、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还远没有今天这般深厚，自然环境的阻隔、交通往来上的不便还能让每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都葆有一份新奇感，可再看现在，分分秒秒都有人离开故园，去往另一个国度，旅行、求学、公务、移民……空间转换，习以为常，就是在这交往越来越便利的浮躁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你还能为自己足迹停留的地方做点什么？
　　以历史上的名人来看，游历大山名川的人多，流连市井、关乎人文的较少；游记散文题诗作画的多，苦口婆心建言献策的少。能与异国他乡的城市捆绑在一起纪念的，海明威与巴黎算一个，海明威在年轻时期在巴黎居住了五年，在那里他写出了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上个世纪20年代初，同样也是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斯泰因夫人曾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但这些都是关乎海明威个人的，即使后来他在自己的个人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专门追忆了巴黎往事，但是那种情结都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类似加藤嘉一、金宰贤这样的文化旅居者不同。如果非得要找到相似的人物，清末民初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先生倒是有前师之仪。清朝末年，伍廷芳曾奉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他在美国待了八年，还用英文写出了《美国视察记》，今译为《美国人的气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这种现实版“生活在别处”的思想硕果，不同于侨居海外的作家在海外写自己的故国，也不同于一般的游客写一写自己的行程和观感，伍廷芳是真正地用其细致入微的观察，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美国以及美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他评述当时美国的一些普遍的文化及社会现象，讲出内心对美国女性的真实看法——当然这些都是基于他本身中国人的气质而做出的判断。他的这本《美国的气质》就和在美国出版的那些普通的大众的英文读物一样，流通于美国的图书市场，对其感兴趣的美国人可以自己选择看或不看，无疑也是当时美国的一个外来者对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份真实的、带有异域文化见解的记录。这一类作者，他们在他国不仅要学会生存、生活，还能对他国的社会和文化有自己的观察和见解，批评与称颂，怎么说都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
　　回归到现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迎来了众多的外来者，而从整个时代来看，传统与现代的剧烈碰撞甚至断裂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外来信息与本土生态天然而成的比较让两方面的人和事都不淡定了起来。你有你的立场、他有他的坚守，你有你的情感软肋，他有他的理性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太多值得书写的东西，却仍有更多不愿被提及甚至被遗忘的东西。
　　异视野的细胞活检术
　　我们看加藤嘉一也好、金宰贤也好，他们写的批评类的文章，我能觉察到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写作，虽然他们使用着流利的中文，但是他谈及的每个细微的问题都能让人感觉出他并不是一个本土的中国作家，这种差别就好似一个个细胞长在你自己身上，你一直觉得它们是最普普通通的、健健康康的、血肉相连的，你永远不会去认真地想：这些细胞会不会是毒瘤？
　　就像韩国人金宰贤，他其实并非借用了什么医学检测仪器，他的韩国式思维就帮助他进行了细胞活检术，无疑他是熟谙中国古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他的优势在于他了解韩国并离开了韩国，走近中国又防御中国。他的境遇帮助他实现了两个层面上的“旁观”，对于韩国，他是距离上的“旁观”，因为暂时的离开，给了他回味的空间；而对于中国，他则是血缘上的“旁观”，也因此，这“旁观”才带有冷峻的色调。看他的专栏上，他说中国的“衣食住行”，有宏观上的房价、交通、医疗、教育，拷问制度建设进程，也有微观上的“海底捞”现象、慢网速、盗版碟、“限外令”等等，推敲转型期的阵痛。
　　金宰贤和他的前辈崔致远一样，他们都在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社会转型最剧烈、思想文化最兼容并蓄的历史阶段来到了中国，光阴流转，时空交换，留学生的身份给予他们的原本只是一次与异国他乡相识的机会，但他们极负责的思考以及充满感情的停留终让其“有名”。
　　而加藤嘉一则是很会自我宣传的，他善用自身“外来者”的身份优势，将他在日本的成长经历进行了包装，以此拥有了先声夺人的架势，随后则是展开了如鱼得水的社会观察和评说，吸引了大量的粉丝，直到其广受抨击的言论事发。随着加藤嘉一的离开，金宰贤的“异军突起”，我相信中国人也会随着这些起起伏伏而变得能对外来者的“闯入”淡然起来、理性起来，这些纷纷扰扰的选择过程，也会促使中国民族逐渐成熟。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上经过的城市的时候，忽必烈汗不一定完全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但是鞑靼皇帝听取这个威尼斯青年的报告，的确比听别些使者或考察员的报告更专心而且更有兴趣。”马可·波罗的经世留名无疑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异乡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因为这标志着一种可能、一种作为以及一点点用先天优势开拓市场的文化机遇。
　　同时，作为本土文化的守望者来说，我们不接受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看不见的或是带着盲点的，我们也知道感情的亲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认知，既然我们希望看见这一切，我们就需要听到更多的“威尼斯青年”来讲中国的故事，讲我们的故事，而且我们还要学习并认识他们，让他们持续下去，给他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