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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电影似乎是每个中国人都会有的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文化生活匮乏的乡村，每天收工之后，扛着自家的板凳，占座位，看电影，曾是生活中的大事。
1986年8月，河南洛阳偃师塔庄村。
太阳才刚沉下村小学西边的三层楼房，董祥奇就被人催了五六回。
“董老师，啥时候开始啊？”一个小脑袋从门缝里伸了进来。
董祥奇抬手看了下手表，又抬头望了眼窗户：“急啥？天还没黑透，再等会儿去！”等那小脑袋笑嘻嘻地从门缝消失，董祥奇夹了几口菜，和屋里的客人聊了几句，便起身出门去摆弄他的放映设备。
来到学校操场一看，好家伙，黑压压地已经坐满了人。那人群里有刚嫁过来的媳妇，有光着膀子的男子，还有牙都掉光的老头儿老太太，当然还有那最活跃的小毛孩儿，三五成群地在电影幕布下钻来钻去，来回打闹。
“电影开始啦！电影开始啦！”眼尖的小孩看到董祥奇来了，立刻高喊着向大家报信，那些前一分钟还凑成一团打闹的小孩，马上四散开去，找之前占好的位置，一些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家长也拉长了嗓门：“二蛋——”、“妞妞——”、“毛毛——”，“快回来——，电影开始啦！”找孩子的声音一时间此起彼伏，竟比之前还热闹。
家长的喊声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因为大家一起喊，反倒听不出谁是谁了。倒是“咚”、“咚”、“喂”、“喂”试音响的声音，偶尔夹杂几个“吱扭”“咣——”的刺耳爆音，让那些在四处闹腾的孩子，甚至呆在家里的成年人，像一齐接收到信号似的，纷纷往电影幕布前凑去。
这时，董祥奇拿着话筒说：“喂喂，电影马上开始，各位父老乡亲们各就各位，不要大声喧哗。”大家立马安静下来，默默等待一束光从某个地方射出，幕布顿时亮了，小孩伸直了脖子，看到的却是一块块的斑块，剥落的墙皮似的，斑块上还有一些文字，终于，幕布上人物出来了——
这时，电影才算真正地开始了。
曾经的风光岁月
董祥奇，六十岁上下，是河南洛阳偃师塔庄村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在乡村孩子的印象中，他相貌周正，眉毛浓黑，颇有一些威严的味道。
上世纪末，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董祥奇在工作之余为周边几个村放映电影，这段经历，成了乡村孩子们的深刻童年印象，而董祥奇自己，也留下了愉悦温馨的回忆。
董祥奇年轻时在邻村一所小学做后勤，一个月领六七块钱的工资，勉强糊口。但后来，因为老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每月光给母亲看病买药的钱就让整个家庭吃不消，董祥奇不得不考虑如何多挣钱来养活家人。
因为自己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文化人，新鲜事物容易上手，董祥奇就跑到县里影剧院，看别人怎么放电影。看了那么几回，董祥奇觉得学会了，就整了一套设备，回村里自己捣鼓。
一开始在本村放，谁家小伙娶媳妇，谁家媳妇生孩子，谁家为过世老人办周年祭，都请董祥奇放场电影。渐渐地董祥奇出了名，不久邻村也开始请他去放电影。年纪大的，认识他的，客客气气喊他一声“董老师”，年纪小的，不认识他的，就叫他“塔庄村放电影的”。
那时候放一场电影，一般能收十三四块，而最大的成本是租胶片，刨掉这个，一场能剩七八块，这是董祥奇放一场电影能挣的钱，差不多抵得上在学校一个月的工资。但这并没有让董家马上富起来。董祥奇买的整套放映设备要2700元，这在当时，对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董祥奇是横下了心四处借钱，才凑足经费的，后来很长时间内，全家人都在忙着还债。
“当然，日子是好过多了，但想靠放电影致富，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日子没以前那么紧巴，”董祥奇说，“那个时候放电影很受欢迎，谁家办事都要想办法放场电影，不然面子上会过不去。”
关于乡里人的面子问题，董祥奇印象最深的一回，是某年镇上东谷村一李姓人家娶媳妇的场面：
李家提前几天就和董祥奇打好招呼，说是要整一场电影，结果到了那天，天公不作美，飘起了鹅毛大雪，那雪下得让人都快睁不开眼睛。董祥奇以为天气这么坏，电影大概放不成了，下学后就回了自己家吃饭，没想到李家人竟开了个拖拉机来，接他去放电影。大家戴着帽子，在雪中一坐，等着看电影。谁都不愿打伞，怕挡了视线。放着放着，突然断了电，大家一齐起哄，结果李家人借来了发电机，电影继续。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倔的一家子，”董祥奇笑了，“那天看家不少，看完电影，大家都成雪人啦！”
放电影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严寒的冬天，只要不刮大风不下大雨，董祥奇就得一个人骑自行车，载着几十斤的设备，在邻近几个村东奔西走。
有一次为了抄小路，董祥奇走河堤，不小心连人带车带设备一起滚到了坡底，吓得他脚底发凉，还好设备没坏。董祥奇只好一趟一趟地来回，从坡底把车和设备分批扛到坡上。装设备时又犯了难，自行车后座上挂着的两个筐特别沉，他把筐挂在哪边，车子就往哪边倒，折腾了老半天。
村里老停电，一停电大家就都很扫兴，董祥奇于是自己买了个发电机，把自行车也换成了三轮车，这样骑着就方便多了，但村里坡多路陡，一遇到上坡路，“胳膊上的青筋都能蹦老高”。
到了村口，坐在树杈上的小孩儿高喊：“放电影的来啦！放电影的来啦！”树下一群小孩便一溜烟儿跑去报信。过不了多久，办事人家就有人出来迎接。
往往到了这时，董祥奇觉得一路上的不顺当，也不是那么在意了。
乡亲的回忆
乡村孩子对董祥奇“既爱又恨”，在他们眼中，董是学校的老师，特别那些不爱做作业的孩子，平时都不大敢正眼看他；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各家各户操办红白事要放电影，那些小孩看见董老师的目光就变得格外热切。
“放电影的来了没？”“放电影的啥时来？”一遇到人家办事，一群孩子便在主人家里问个不停。遇上办喜事的，主人家欢天喜地地给孩子们发糖吃，遇上办白事的，把人家闹烦了，人家便挥挥手说：“去去去！村口等着去！一会儿就来！”孩子们便哄地一下散开，撒丫子比赛看谁先跑到村口。 小孩们到了村口，会上树的歪躺在树杈上，不会上树的找个坡地或砖头堆蹲着。有些家住村口的，带几个关系好的小伙伴站在平房顶上张望。有时等到晚饭时间还没见董祥奇来，就端了饭碗到村口边吃边等，有时正吃着看见放电影的来了，把碗往地上一放，跑着四处报信，最后连碗也忘了。
“最害怕的是刮风下雨天。”邻村的杨晓宁回忆。如果哪天该放电影，却赶上了刮风下雨而放不了了，孩子们便心生怨忿，埋怨老天爷。“只要不刮风下雨，哪怕天再赖，也要去看电影。”今年已经26岁，离开农村很多年的杨晓宁，仍十分怀念当年一起看电影的日子。
杨的印象中，只要听说哪个村要放电影，所有的邻居便约好一起出发，大家一起趟过一指厚雪的麦田，唱着歌向放电影的村进发。为了能占个好位置，有些人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如果没占到，大家便四处寻找有利地形，上房上树的都有。有时候因为路远，赶到时电影已经开始，哪怕是只漏过片头的一点点，心里都还是会有些小遗憾。看完电影，大家一起唱着歌回家，路上还时不时讨论电影中的情节。
住在另一个村的赵普，对某次看电影的经历记忆犹新：他正蹲在平房顶看电影，打了个哈欠，一不留神竟一个跟头从房顶栽了下去，而神奇的是他居然没受伤。自那以后，他看电影再也不往房顶上爬了。
那个时候，赵普恨不得天天放电影，因为一遇上村里放电影，老师就宣布不用上晚自习，他和小伙伴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捡木柴，有些还从家里拿几个红薯，晚上大家映着火光边烤火边吃红薯，至于电影到底演了些什么，他们倒不怎么关心。
看电影也促成了村里的几段姻缘。一位将过半百的贺大妈回忆，年轻时她和几个姐妹去邻村看电影，走在路上，一名男青年骑车经过，他骑过去了又回头看了一眼，接着朝前蹬了几下，又回头看了她一眼，之后便骑着车走远了。姐妹们都开玩笑说那男的看上她了，她又急又羞，直瞪开玩笑的人：“别瞎说！快走！再说赶不上看电影了！”但一个月之后，男青年便托人到她家说媒了。
一去不复返的岁月
董祥奇的电影放映岁月结束于2000年。
他回忆，从1999年开始，请他放电影的人越来越少，有时一个月也没一家请他。盘算了很久，董祥奇觉得，老片越来越不受欢迎，新片又太贵租不起，看的人越来越少，靠这个事情根本就赚不了钱。第二年，他终于决定，洗手不干，再也不放电影了。
“大家都习惯了在家里看电视，热了吹电扇，冷了烤火炉，谁还愿意在寥天地里遭罪？”董祥奇很无奈。十五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村庄整体的生活、娱乐和消费方式。
十五年前，露天电影在村里很流行，很热闹，也很有面子，放完一场不过瘾，继续放第二场；十五年后，大家足不出户呆在家里看电视看影碟，村里办红白事请放电影的习惯渐渐没有了。到后来，偶尔有人请董祥奇去放场电影，董自己也不想去了，因为“感觉像二楞子”，赶不上潮流了。
董祥奇一狠心，卖掉了发电机和音箱，幕布和放映机卖不出去，只好留着做个纪念。后来，村里搞活动，借走了幕布，一来二去幕布给借丢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放映机孤零零地锁在箱子里。
老式的放映机，搁在楼上杂货间，箱子上，落满了灰尘。
董祥奇5岁的小孙女好奇地围着问爷爷这是什么东西，董祥奇哈哈一笑：“这是爷爷当年吃饭的东西！”
小姑娘眨眨眼睛，似懂非懂地趴在放映机前研究起来怎么用这个东西吃饭。或许，这个等她长大了才能明白；或许，这个机器在她脑海里只是昙花一现。
董祥奇列过一个电影篇目的单子，放电影时供人挑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中比较受欢迎的电影，据董祥奇所说，有《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少林寺》、《六指琴魔》、《新龙门客栈》、《喜迎门》、《五郎八卦棍》、《迷途英雄》等。通俗地说，一般战争片、流行港片比较受欢迎。
当然还有更多的片子，只不过现在村里人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更不用说情节。只是，大家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的，和董祥奇电影放映岁月相关的，是美好乡村的流金岁月的逝去。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人物为化名。）
1986年8月，河南洛阳偃师塔庄村。
太阳才刚沉下村小学西边的三层楼房，董祥奇就被人催了五六回。
“董老师，啥时候开始啊？”一个小脑袋从门缝里伸了进来。
董祥奇抬手看了下手表，又抬头望了眼窗户：“急啥？天还没黑透，再等会儿去！”等那小脑袋笑嘻嘻地从门缝消失，董祥奇夹了几口菜，和屋里的客人聊了几句，便起身出门去摆弄他的放映设备。
来到学校操场一看，好家伙，黑压压地已经坐满了人。那人群里有刚嫁过来的媳妇，有光着膀子的男子，还有牙都掉光的老头儿老太太，当然还有那最活跃的小毛孩儿，三五成群地在电影幕布下钻来钻去，来回打闹。
“电影开始啦！电影开始啦！”眼尖的小孩看到董祥奇来了，立刻高喊着向大家报信，那些前一分钟还凑成一团打闹的小孩，马上四散开去，找之前占好的位置，一些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家长也拉长了嗓门：“二蛋——”、“妞妞——”、“毛毛——”，“快回来——，电影开始啦！”找孩子的声音一时间此起彼伏，竟比之前还热闹。
家长的喊声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因为大家一起喊，反倒听不出谁是谁了。倒是“咚”、“咚”、“喂”、“喂”试音响的声音，偶尔夹杂几个“吱扭”“咣——”的刺耳爆音，让那些在四处闹腾的孩子，甚至呆在家里的成年人，像一齐接收到信号似的，纷纷往电影幕布前凑去。
这时，董祥奇拿着话筒说：“喂喂，电影马上开始，各位父老乡亲们各就各位，不要大声喧哗。”大家立马安静下来，默默等待一束光从某个地方射出，幕布顿时亮了，小孩伸直了脖子，看到的却是一块块的斑块，剥落的墙皮似的，斑块上还有一些文字，终于，幕布上人物出来了——
这时，电影才算真正地开始了。
曾经的风光岁月
董祥奇，六十岁上下，是河南洛阳偃师塔庄村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在乡村孩子的印象中，他相貌周正，眉毛浓黑，颇有一些威严的味道。
上世纪末，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董祥奇在工作之余为周边几个村放映电影，这段经历，成了乡村孩子们的深刻童年印象，而董祥奇自己，也留下了愉悦温馨的回忆。
董祥奇年轻时在邻村一所小学做后勤，一个月领六七块钱的工资，勉强糊口。但后来，因为老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每月光给母亲看病买药的钱就让整个家庭吃不消，董祥奇不得不考虑如何多挣钱来养活家人。
因为自己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文化人，新鲜事物容易上手，董祥奇就跑到县里影剧院，看别人怎么放电影。看了那么几回，董祥奇觉得学会了，就整了一套设备，回村里自己捣鼓。
一开始在本村放，谁家小伙娶媳妇，谁家媳妇生孩子，谁家为过世老人办周年祭，都请董祥奇放场电影。渐渐地董祥奇出了名，不久邻村也开始请他去放电影。年纪大的，认识他的，客客气气喊他一声“董老师”，年纪小的，不认识他的，就叫他“塔庄村放电影的”。
那时候放一场电影，一般能收十三四块，而最大的成本是租胶片，刨掉这个，一场能剩七八块，这是董祥奇放一场电影能挣的钱，差不多抵得上在学校一个月的工资。但这并没有让董家马上富起来。董祥奇买的整套放映设备要2700元，这在当时，对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董祥奇是横下了心四处借钱，才凑足经费的，后来很长时间内，全家人都在忙着还债。
“当然，日子是好过多了，但想靠放电影致富，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日子没以前那么紧巴，”董祥奇说，“那个时候放电影很受欢迎，谁家办事都要想办法放场电影，不然面子上会过不去。”
关于乡里人的面子问题，董祥奇印象最深的一回，是某年镇上东谷村一李姓人家娶媳妇的场面：
李家提前几天就和董祥奇打好招呼，说是要整一场电影，结果到了那天，天公不作美，飘起了鹅毛大雪，那雪下得让人都快睁不开眼睛。董祥奇以为天气这么坏，电影大概放不成了，下学后就回了自己家吃饭，没想到李家人竟开了个拖拉机来，接他去放电影。大家戴着帽子，在雪中一坐，等着看电影。谁都不愿打伞，怕挡了视线。放着放着，突然断了电，大家一齐起哄，结果李家人借来了发电机，电影继续。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倔的一家子，”董祥奇笑了，“那天看家不少，看完电影，大家都成雪人啦！”
放电影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严寒的冬天，只要不刮大风不下大雨，董祥奇就得一个人骑自行车，载着几十斤的设备，在邻近几个村东奔西走。
有一次为了抄小路，董祥奇走河堤，不小心连人带车带设备一起滚到了坡底，吓得他脚底发凉，还好设备没坏。董祥奇只好一趟一趟地来回，从坡底把车和设备分批扛到坡上。装设备时又犯了难，自行车后座上挂着的两个筐特别沉，他把筐挂在哪边，车子就往哪边倒，折腾了老半天。
村里老停电，一停电大家就都很扫兴，董祥奇于是自己买了个发电机，把自行车也换成了三轮车，这样骑着就方便多了，但村里坡多路陡，一遇到上坡路，“胳膊上的青筋都能蹦老高”。
到了村口，坐在树杈上的小孩儿高喊：“放电影的来啦！放电影的来啦！”树下一群小孩便一溜烟儿跑去报信。过不了多久，办事人家就有人出来迎接。
往往到了这时，董祥奇觉得一路上的不顺当，也不是那么在意了。
乡亲的回忆
乡村孩子对董祥奇“既爱又恨”，在他们眼中，董是学校的老师，特别那些不爱做作业的孩子，平时都不大敢正眼看他；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各家各户操办红白事要放电影，那些小孩看见董老师的目光就变得格外热切。
“放电影的来了没？”“放电影的啥时来？”一遇到人家办事，一群孩子便在主人家里问个不停。遇上办喜事的，主人家欢天喜地地给孩子们发糖吃，遇上办白事的，把人家闹烦了，人家便挥挥手说：“去去去！村口等着去！一会儿就来！”孩子们便哄地一下散开，撒丫子比赛看谁先跑到村口。 小孩们到了村口，会上树的歪躺在树杈上，不会上树的找个坡地或砖头堆蹲着。有些家住村口的，带几个关系好的小伙伴站在平房顶上张望。有时等到晚饭时间还没见董祥奇来，就端了饭碗到村口边吃边等，有时正吃着看见放电影的来了，把碗往地上一放，跑着四处报信，最后连碗也忘了。
“最害怕的是刮风下雨天。”邻村的杨晓宁回忆。如果哪天该放电影，却赶上了刮风下雨而放不了了，孩子们便心生怨忿，埋怨老天爷。“只要不刮风下雨，哪怕天再赖，也要去看电影。”今年已经26岁，离开农村很多年的杨晓宁，仍十分怀念当年一起看电影的日子。
杨的印象中，只要听说哪个村要放电影，所有的邻居便约好一起出发，大家一起趟过一指厚雪的麦田，唱着歌向放电影的村进发。为了能占个好位置，有些人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如果没占到，大家便四处寻找有利地形，上房上树的都有。有时候因为路远，赶到时电影已经开始，哪怕是只漏过片头的一点点，心里都还是会有些小遗憾。看完电影，大家一起唱着歌回家，路上还时不时讨论电影中的情节。
住在另一个村的赵普，对某次看电影的经历记忆犹新：他正蹲在平房顶看电影，打了个哈欠，一不留神竟一个跟头从房顶栽了下去，而神奇的是他居然没受伤。自那以后，他看电影再也不往房顶上爬了。
那个时候，赵普恨不得天天放电影，因为一遇上村里放电影，老师就宣布不用上晚自习，他和小伙伴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捡木柴，有些还从家里拿几个红薯，晚上大家映着火光边烤火边吃红薯，至于电影到底演了些什么，他们倒不怎么关心。
看电影也促成了村里的几段姻缘。一位将过半百的贺大妈回忆，年轻时她和几个姐妹去邻村看电影，走在路上，一名男青年骑车经过，他骑过去了又回头看了一眼，接着朝前蹬了几下，又回头看了她一眼，之后便骑着车走远了。姐妹们都开玩笑说那男的看上她了，她又急又羞，直瞪开玩笑的人：“别瞎说！快走！再说赶不上看电影了！”但一个月之后，男青年便托人到她家说媒了。
一去不复返的岁月
董祥奇的电影放映岁月结束于2000年。
他回忆，从1999年开始，请他放电影的人越来越少，有时一个月也没一家请他。盘算了很久，董祥奇觉得，老片越来越不受欢迎，新片又太贵租不起，看的人越来越少，靠这个事情根本就赚不了钱。第二年，他终于决定，洗手不干，再也不放电影了。
“大家都习惯了在家里看电视，热了吹电扇，冷了烤火炉，谁还愿意在寥天地里遭罪？”董祥奇很无奈。十五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村庄整体的生活、娱乐和消费方式。
十五年前，露天电影在村里很流行，很热闹，也很有面子，放完一场不过瘾，继续放第二场；十五年后，大家足不出户呆在家里看电视看影碟，村里办红白事请放电影的习惯渐渐没有了。到后来，偶尔有人请董祥奇去放场电影，董自己也不想去了，因为“感觉像二楞子”，赶不上潮流了。
董祥奇一狠心，卖掉了发电机和音箱，幕布和放映机卖不出去，只好留着做个纪念。后来，村里搞活动，借走了幕布，一来二去幕布给借丢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放映机孤零零地锁在箱子里。
老式的放映机，搁在楼上杂货间，箱子上，落满了灰尘。
董祥奇5岁的小孙女好奇地围着问爷爷这是什么东西，董祥奇哈哈一笑：“这是爷爷当年吃饭的东西！”
小姑娘眨眨眼睛，似懂非懂地趴在放映机前研究起来怎么用这个东西吃饭。或许，这个等她长大了才能明白；或许，这个机器在她脑海里只是昙花一现。
董祥奇列过一个电影篇目的单子，放电影时供人挑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中比较受欢迎的电影，据董祥奇所说，有《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少林寺》、《六指琴魔》、《新龙门客栈》、《喜迎门》、《五郎八卦棍》、《迷途英雄》等。通俗地说，一般战争片、流行港片比较受欢迎。
当然还有更多的片子，只不过现在村里人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更不用说情节。只是，大家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的，和董祥奇电影放映岁月相关的，是美好乡村的流金岁月的逝去。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