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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税体制的改革都是重点。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2011年的GDP同比增长9.2%。
财政部长谢旭人在3月6日下午的记者会上指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0.8%，高于GDP的9.2%。
面对“财政收入增加过快与民众的质疑，谢旭人直呼中间有误会，财政部正在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不过政协委员李稻葵提醒，税收不是撒胡椒面，一定要建立一个长效的减税机制。政协委员李剑阁更是提议严肃《预算法》，深化财税改革。
财税超收竞赛成风
“目前的财税体制，自1993年形成。过去19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财政体制改革问题非常必要。”李稻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在公共财政体系改革的大背景下，减税刻不容缓。
李剑阁在提案中指出，2003年以来，中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增速10至20个百分点。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认为，现在财力过度集中于中央，2011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加上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2011年收入超过16万亿元，GDP为47.16万亿元，宏观税负比重高达33.9%，这与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及国民福利水平不对称。
“财政收入增速过快，将抑制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国富民穷，负面效应显而易见。”郑楚光认为。
郑楚光表示，现行的分税制导致中央各省把一部分税收权力收到中央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财税收到省里，地市收县乡，结果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加上转移支付制度中“存量不动”的原则性规定，加剧了地区间财力差异固化，最终是区域发展失衡。
针对财富不断向中央集中的过程，不少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认为，这是中央财政与民争利，因为在财政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李剑阁在提案中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55%下降到目前略高于40%的水平，对应的则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从49%下降到34%左右。
“尽管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算是9000亿元赤字，到年底不但没有赤字，反而产生了3000多亿元的财政盈余。”李稻葵表示。
李稻葵认为，地方政府往往钻《预算法》的空子进行多征税，按照《预算法》的规定，超出预算征收的部分，地方可以留在手里用，所以就出现了政府预算连年赤字，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占比连年下降的怪异局面。
李剑阁认为，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李剑阁指出，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
“现在税收划分复杂，比如企业所得税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导致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而大搞重复建设，结果各地结构趋同现象严重，阻碍着资产重组，制约着结构调整。”郑楚光表示。
郑楚光认为，现在出现各地方钻《预算法》空子现象，跟中国的税收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有关，至今没有法律性规定的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而不是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确定，其权威性和规范性较差，与法制原则极不吻合。
财政部长自有算盘
3月6日下午，面对与民争利之说，谢旭人直言有误会。
“这些年，应该说我国的财政收入总体上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大家关心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增长，是不是合理？”谢旭人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企业效益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还有就是把地方政府原来在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那些预算外资金，统一都纳入到了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来管理，所以这部分的收入相应也体现了增长态势。
针对财政收入增速明显快于GDP增速的现状，谢旭人认为这里面的分歧在于数字的运用问题。谢旭人说，目前中国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是以现价计算的，而GDP公布的数字9.2%是以不变价，即多年以前的价格相比较来计算的。
谢旭人说，如果是按照现价来计算的话，2011年中国GDP的绝对数是47.16万亿元，跟2010年相比增幅应该是17.4%，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相比也就差两三个百分点。“为什么每年财政收入会高于GDP的增长，就是因为价格因素，有些年价格因素影响比较多，有些年可能影响比较少。”谢旭人突然话锋一转，“话说回来，我们历史上也出现过财政收入增幅低于GDP增幅的情况，就是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
谢旭人说，中国财政收入由19个税种、非税收入构成，这些税收不都与GDP有对应关系进口环节税收的的税基为进口额不是按照GDP来征收的，进口增长越高、越快，导致税收会增长快，但是对GDP是一个往下拉的关系。
谢旭人认为，2011年财政收入增长当中，物价因素占了10个百分点左右。
“去年财政增长以后，我们把相当大一部分超收收入都转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今年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了2700亿元，保证财政性教育支出能够达到4%的目标，以及进一步提高各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谢旭人不认为财政是与民争利，相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收入增长以后，通过预算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以劳动报酬、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生产生活补贴等多种形式转移给了城乡居民个人，这些也是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李剑阁却认为，如果2012年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约束各级政府超收超支的冲动， 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整个经济会出现新的局面。
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还是现价计算也罢，面对李剑阁提出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下降15个百分点的事实，谢旭人最后不得不在记者会上说：“我顺便报告一下，今年1月到2月份中国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只有11%左右了，扣除一些非税收入，税收收入1月至2月份增长就是8%-9%了。”谢旭人给出的8%左右这个数据，与温家宝提出的GDP增速7.5%差距不大。
建立长效的减税机制
“建立财税增长与经济增长逐渐同步的新机制势在必行。”郑楚光认为，加大税种设计和税率改革的步伐，将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
郑楚光认为，现在中央财力要适当下移，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财税体制，实现国税税种地区差异化税率，通过政府税收杠杆调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的差别。郑楚光还提出为大量小微型企业建立长效的税收减免机制。
面对税收竞赛成风的现状，李剑阁认为，税收不是越多越好，政府财政开支的总规模应该与政府经济权力的法定边界相契合。李剑阁在提案中建议，应规定扣除CPI增长后税收的增收幅度，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在法律方面，要尽早修订并严肃执行《预算法》。
“财政体制改革从短期来看，一是财政支出在改善贫困方面要加强，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方面的加强。第二是设立一个经济转型的基金，拿出3000亿-5000亿元，给正在苦苦挣扎的出口型企业、转型性企业和小型企业一定期限的短期资助。”李稻葵认为，该基金可以替上述企业付部分的税、五险一金，通过这些方式给企业提供喘息之机，短期内能继续用工，若过两年调整，还找不到方向就淘汰，好的话就达到转型目的，操作性很强。
面对政协委员们纷纷提出的财税改革建议，谢旭人说，财政部在2012年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个人所得税减税尽管从2011年9月份开始，但是大头的实施工作以及减税发生在2012年。从1月1日开始，对小型微型企业进一步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而且扩大了范围。谢旭人还表示，要大力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以进一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税制的优化。
谢旭人还提出，2012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同时要促进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还要进一步扩大财政补助的规模，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部2012年将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当中调入2700亿元，重点是要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地区倾斜。谢旭人说， 2700亿元的调节支出比2011年的预算安排高了两个百分点左右。
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财政部在2012年会大力支持增加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向西部、中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政策倾斜。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2011年的GDP同比增长9.2%。
财政部长谢旭人在3月6日下午的记者会上指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0.8%，高于GDP的9.2%。
面对“财政收入增加过快与民众的质疑，谢旭人直呼中间有误会，财政部正在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不过政协委员李稻葵提醒，税收不是撒胡椒面，一定要建立一个长效的减税机制。政协委员李剑阁更是提议严肃《预算法》，深化财税改革。
财税超收竞赛成风
“目前的财税体制，自1993年形成。过去19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财政体制改革问题非常必要。”李稻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在公共财政体系改革的大背景下，减税刻不容缓。
李剑阁在提案中指出，2003年以来，中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增速10至20个百分点。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认为，现在财力过度集中于中央，2011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加上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2011年收入超过16万亿元，GDP为47.16万亿元，宏观税负比重高达33.9%，这与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及国民福利水平不对称。
“财政收入增速过快，将抑制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国富民穷，负面效应显而易见。”郑楚光认为。
郑楚光表示，现行的分税制导致中央各省把一部分税收权力收到中央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财税收到省里，地市收县乡，结果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加上转移支付制度中“存量不动”的原则性规定，加剧了地区间财力差异固化，最终是区域发展失衡。
针对财富不断向中央集中的过程，不少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认为，这是中央财政与民争利，因为在财政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李剑阁在提案中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55%下降到目前略高于40%的水平，对应的则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从49%下降到34%左右。
“尽管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算是9000亿元赤字，到年底不但没有赤字，反而产生了3000多亿元的财政盈余。”李稻葵表示。
李稻葵认为，地方政府往往钻《预算法》的空子进行多征税，按照《预算法》的规定，超出预算征收的部分，地方可以留在手里用，所以就出现了政府预算连年赤字，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占比连年下降的怪异局面。
李剑阁认为，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李剑阁指出，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
“现在税收划分复杂，比如企业所得税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导致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而大搞重复建设，结果各地结构趋同现象严重，阻碍着资产重组，制约着结构调整。”郑楚光表示。
郑楚光认为，现在出现各地方钻《预算法》空子现象，跟中国的税收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有关，至今没有法律性规定的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而不是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确定，其权威性和规范性较差，与法制原则极不吻合。
财政部长自有算盘
3月6日下午，面对与民争利之说，谢旭人直言有误会。
“这些年，应该说我国的财政收入总体上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大家关心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增长，是不是合理？”谢旭人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企业效益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还有就是把地方政府原来在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那些预算外资金，统一都纳入到了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来管理，所以这部分的收入相应也体现了增长态势。
针对财政收入增速明显快于GDP增速的现状，谢旭人认为这里面的分歧在于数字的运用问题。谢旭人说，目前中国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是以现价计算的，而GDP公布的数字9.2%是以不变价，即多年以前的价格相比较来计算的。
谢旭人说，如果是按照现价来计算的话，2011年中国GDP的绝对数是47.16万亿元，跟2010年相比增幅应该是17.4%，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相比也就差两三个百分点。“为什么每年财政收入会高于GDP的增长，就是因为价格因素，有些年价格因素影响比较多，有些年可能影响比较少。”谢旭人突然话锋一转，“话说回来，我们历史上也出现过财政收入增幅低于GDP增幅的情况，就是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
谢旭人说，中国财政收入由19个税种、非税收入构成，这些税收不都与GDP有对应关系进口环节税收的的税基为进口额不是按照GDP来征收的，进口增长越高、越快，导致税收会增长快，但是对GDP是一个往下拉的关系。
谢旭人认为，2011年财政收入增长当中，物价因素占了10个百分点左右。
“去年财政增长以后，我们把相当大一部分超收收入都转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今年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了2700亿元，保证财政性教育支出能够达到4%的目标，以及进一步提高各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谢旭人不认为财政是与民争利，相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收入增长以后，通过预算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以劳动报酬、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生产生活补贴等多种形式转移给了城乡居民个人，这些也是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李剑阁却认为，如果2012年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约束各级政府超收超支的冲动， 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整个经济会出现新的局面。
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还是现价计算也罢，面对李剑阁提出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下降15个百分点的事实，谢旭人最后不得不在记者会上说：“我顺便报告一下，今年1月到2月份中国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只有11%左右了，扣除一些非税收入，税收收入1月至2月份增长就是8%-9%了。”谢旭人给出的8%左右这个数据，与温家宝提出的GDP增速7.5%差距不大。
建立长效的减税机制
“建立财税增长与经济增长逐渐同步的新机制势在必行。”郑楚光认为，加大税种设计和税率改革的步伐，将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
郑楚光认为，现在中央财力要适当下移，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财税体制，实现国税税种地区差异化税率，通过政府税收杠杆调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的差别。郑楚光还提出为大量小微型企业建立长效的税收减免机制。
面对税收竞赛成风的现状，李剑阁认为，税收不是越多越好，政府财政开支的总规模应该与政府经济权力的法定边界相契合。李剑阁在提案中建议，应规定扣除CPI增长后税收的增收幅度，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在法律方面，要尽早修订并严肃执行《预算法》。
“财政体制改革从短期来看，一是财政支出在改善贫困方面要加强，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方面的加强。第二是设立一个经济转型的基金，拿出3000亿-5000亿元，给正在苦苦挣扎的出口型企业、转型性企业和小型企业一定期限的短期资助。”李稻葵认为，该基金可以替上述企业付部分的税、五险一金，通过这些方式给企业提供喘息之机，短期内能继续用工，若过两年调整，还找不到方向就淘汰，好的话就达到转型目的，操作性很强。
面对政协委员们纷纷提出的财税改革建议，谢旭人说，财政部在2012年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个人所得税减税尽管从2011年9月份开始，但是大头的实施工作以及减税发生在2012年。从1月1日开始，对小型微型企业进一步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而且扩大了范围。谢旭人还表示，要大力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以进一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税制的优化。
谢旭人还提出，2012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同时要促进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还要进一步扩大财政补助的规模，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部2012年将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当中调入2700亿元，重点是要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地区倾斜。谢旭人说， 2700亿元的调节支出比2011年的预算安排高了两个百分点左右。
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财政部在2012年会大力支持增加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向西部、中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