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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内流斯·霍尔托夫(Cornelius Holtorf)，嵩典林奈大学(Linnaeus University)考古和遗产研究学科负责人，从事考古学、遗产和当代社会的交叉研究。
文化遗产通常指的是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集体身份，由于这些集体身份从该群体广泛认同的源头以及共享的历史之中汲取营养，因而常常具有排他性。如果有着不同的过去，融入这个群体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同样，不管你个人意愿如何，你都拥有该群体的过去。例如，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尽管我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及犹太人大屠杀之后，且近20年来未在德国居住，人们还是认为，我和上述事件是分不开的。和我同时代的人，他们每次想到我是德国人的时候，这样的集体身份就会在他们的心中被唤醒。群体共同的过去确定了该群体的排他性以及本质化的身份，照此逻辑推理下去，历史的丰碑体现着当下的差异，因此，文化遗产成了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产生冲突的助推剂，这就是历史的废墟何以真的让人失望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在当代社会，以政治意义而言，建基于共同的源头以及共享的历史之上、以文化遗产为表现形式的排他性身份再也难以为继了(Holtorf 2009)。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点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似乎已经得到理解。甚至在欧洲，由同类公民社区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人们再也不会认为，一个特定国家所有的居民都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尽管他们有着一样的国界和政府(Ashworth et al.,2007)。
2008年，每五名德国居民中几乎就有一名是外国人，出生在国外，或者其父母中至少有一名是外国人或原是外国人后来才加入德国籍。在德国，超过550万的孩子有着上述外来移民的家庭背景。同年在瑞典，有着更加严格意义上的移民背景的居民——即他们本人在国外出生，或者其父母都是在国外出生——所占的比例要少些。这些少数族裔的居民或公民数量众多，却因为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多数族裔的居民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历史，而和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无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大加庆贺的话，那就是在庆贺那些现存的、对社会凝聚力构成威胁的裂隙。
在欧洲，一个国家新近移民的文化遗产常常被边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来自前南斯拉夫的移民在丹麦弗雷德里克瓦克市(Fred-enksvaerk)的钢铁厂工作，然而，该市的文化遗产仅仅关注了丹麦的工业历史，在庆祝这个“丹麦最古老的工业城市”时，完全没有提及外来移民在近几十年来做出的巨大贡献(Buciek et al.，2006)。
因此，面对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化遗产这一挑战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平民社会通过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才能得以团结而不是分裂呢?在此，我将先讨论三个可能的答案，最后提出第四种解决之道。
策略1：重视每一个社区所享有的文化遗产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人都一直享有的文化遗产可能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指的是社区的最后一批成员到达后经年累月积淀下来、属于本地的文化遗产。这就使得大部分历史无法进入文化遗产这个领域，因此不能令人满意。更为严重的是，社区中每位新来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将文化遗产这座时钟重新进行设定。第二种文化遗产和第一种恰恰相反，它和人类起源相关，属于全球的人类。我们也许都能分享石器时代的那段历史，但这也使得大部分过去的历史无法成为文化遗产，而且，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广泛性，使其失去了鲜明的社区特征。普天之下人生而有其权，这样的文化遗产强调了自我决断的权利，比较具体，但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普世，因此并非为所有人共享。
策略2：让社区所有成员都能获得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
按照这一方法，平民社会的共同遗产是由一代一代人学习而得(比如：在学校)。那些希望以成人公民的身份成为社会一部分的人，依照要求将获得与该社会共同遗产相关的知识。20世纪时的法西斯国家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所有的居民都接受了新的历史意识形态的教育。丹麦的做法提供了当代的范例：只有那些通过公民测试(内容包括丹麦的历史和文化)的人，才被接纳成为丹麦的国民。这一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这些移民从其他社会带来的文化遗产，在文化上受到压制，政治上被边缘化。
策略3：强调文化遗产的多元化
欧洲以及全球历史上发生了多次文化交流和扩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声称自己与遥远过去的人们有着独一无二的同胞关系和文化身份，此种说法很有问题。当代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要比任一社区的前世与今生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大得多。戴维·洛文绍(2000：22)言简意赅地指出：“所有的历史都是外来的，我祖父当时所在的那个美国世界，在我看来，在许多方面都要比当今世界中巴厘岛或孟加拉国的一所村庄更加遥不可及。”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那么历史或者文化遗产永远也不能将社区团结起来，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总是缤纷多彩的。这一洞见彻底粉碎了建基于文化遗产之上的集体霸权。但是，支持将多元化进行模糊处理、反对与过去的内在联系，任何类似的企图在某些社区就会发展成为霸权主义行为，因此具有破坏性。庆祝文化遗产上的多样性最终并不能将多种多样的社区整合起来。
关于文化遗产，以上三种策略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与特定社会的人紧密联系的观念：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全体成员自动分享、平等获得或者存在争议的。无论我们是否与我们的同代人共享一种文化遗产，它都确定着我们在某一特定社区里的身份，以及我们与我们的邻居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策略4：通过幽默和嘲讽一起来保持与文化遗产的距离
我建议通过割断文化遗产与某一特定社会身份之间稳固的联系来解决这个难题。如果文化遗产不再和一个社会中特定的人群紧密相联，它就可能具备团结的力量，有助于社会凝聚。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觉得文化遗产离他们同样遥远的时候，文化遗产才能促进某一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产生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对于那些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虚假的文化遗产，我们所有人与之的距离都一样遥远。例如，我们都能欣赏电影、小说或一些主题公园里描绘的那些虚构的文化遗产。一个被人刻意修改以使之不为人熟悉的文化遗产，由于它破坏了人们传统的理解，也许同样具有团结的力量。Duckomenta巡回展览(Duckomenta，2010)中展出的那些被嘲讽的文化遗产，可以将有着多种多样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拉到一起来，唯一的前提条件是，参观这一展览的人要熟悉唐老鸭。
另一种被嘲讽的文化遗产利用幽默和讽刺，克服了因为痛苦和悲伤的过去而产生的裂隙。当前的文化遗产常常绝对不能成为嘲讽的对象。对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过去加以嘲讽，可能会被共享文化遗 产的人看成是一种侮辱行为。然而，如果那些嘲讽者可以用哲学家理查德·洛迪(1989：xv)的话定义为“敢于直面他或她自己心中最为重要的信念和欲望之偶然性的那种人”，幽默和嘲讽也可以表达出一种与过去所保持的距离感。这样，共同的笑声就能提供一个机会，让人们战胜某一特定的、令人不安的过去带来的负担。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大西洋壁垒(Al-lantic Wall)的一部分，在丹麦的西海岸大约修建了八千座碉堡。对丹麦人和德国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遗产，因为这让人想起了德国曾经占领过丹麦，想起丹麦的抵抗运动以及和德国的合作，想起夺去了许多人性命的世界大战，对居住在丹麦西海岸附近地区的德国人以及丹麦人来说，这样的感受尤为深切。一座碉堡上的涂鸦，画的是1992年欧洲杯足球赛的决赛，当时丹麦队以2:0战胜了德国队。这幅画上并没有对那段痛苦的历史以及艰难的现状加以否认，但是，面对这个选址很好的嘲讽性涂鸦，丹麦人和德国人都会报以大笑，这样，不同社群之间内心深处的紧张关系通过体育和幽默，至少暂时得以解除。这幅涂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从碉堡前路过的人都理解这幅画指的是足球比赛，却体会到了其中的幽默。
20世纪90年代以前，如果在德国的公开场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大屠杀为取笑对象，就会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举动。尽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曾经拍过有关那场战争的喜剧电影，这段不太遥远的历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还是让德国人难以接受，所以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幽默的余地。但是，随着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1997年拍摄的有关大屠杀的喜剧电影《美丽人生》(La vitad bella)在全球大获成功，这一禁忌也同时开始慢慢消除。这部电影并没有否认或淡化确已发生的事件，只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讲述了故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减轻德国人回忆过去时的痛苦。
瓦尔特·莫尔斯(WalterMoers)z的步伐迈得比罗伯托·贝尼尼更大。1997年，他在德国的一本名为《泰坦尼克》(Titanic)的讽刺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阿道夫·希特勒归来的漫画，这些漫画于1998年集辑成书、以《阿道夫——我回来了!》为名出版。莫尔斯以那些广为人知、政治上极其错误的偏见为目标，直接拿希特勒、二战和纳粹思想取乐。面对二战以及种族灭绝大屠杀在德国产生的影响而开怀大笑，却又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极右翼政治的同情，我们这一代人还是第一次能够这样做。无论是二战的创伤还是大屠杀的悲剧，这些漫画都没有对之提出质疑，但是，对新一代德国人而言，这种嘲讽的感受让人觉得如释重负。如何翻越一座非常让人不安的国家记忆的大山(“千万不要提那场战争”)，如何通过幽默让集体记忆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这些漫画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冲突新闻报道的滑稽模仿。互联网上的讽刺性新闻网站“洋葱”(The Onion)于2008年报道如下：
耶路撒冷一几十年剧烈冲突，成千上万无辜者因此丧生。本周双方军队再次交火。此次的原因是巴以双方都声称对一块五英里长的土地拥有主权，因为双方的坟墓用地都极为缺乏。[……]“以色列一直是犹太人的死亡之地”，希伯来大学宗教学教授莫什·阿伯拉希姆说，“我父亲死在这里。父亲的父亲和母亲、父亲的两个叔叔都死在这里。如果让这块土地被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占领，那就是对我们伟大历史的侮辱。”阿伯拉希姆教授又说，“我死也不愿放弃上帝赐予的这块墓地。”[……]随着双方尸体的层高不断增加，执政的哈马斯成员周一发表了一项声明，暗示暴力冲突还将持续数年。“只要以色列人不断老去，在精力上不断衰退并最终衰亡，他们的国家永远也不会知道和平的含义，”上述声明中的部分文字这样写道，“以色列人要么立即停止死亡，要么就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吧。”
陷入僵局的政治形势给双方的作战人员以及平民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只有幽默和讽刺才能提供一种积极的视角。通过幽默和讽刺，让人们看到交战双方的某些理由是多么滑稽，人们真诚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能对此开怀大笑。
对文化遗产加以调侃，从而割裂文化遗产和当前某一特定社会身份之间固定的联系，就能够帮助人们战胜痛苦的过去，使处于分裂状态的社区重归于好。被调侃的文化遗产才是人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张健 译)
文化遗产通常指的是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集体身份，由于这些集体身份从该群体广泛认同的源头以及共享的历史之中汲取营养，因而常常具有排他性。如果有着不同的过去，融入这个群体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同样，不管你个人意愿如何，你都拥有该群体的过去。例如，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尽管我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及犹太人大屠杀之后，且近20年来未在德国居住，人们还是认为，我和上述事件是分不开的。和我同时代的人，他们每次想到我是德国人的时候，这样的集体身份就会在他们的心中被唤醒。群体共同的过去确定了该群体的排他性以及本质化的身份，照此逻辑推理下去，历史的丰碑体现着当下的差异，因此，文化遗产成了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产生冲突的助推剂，这就是历史的废墟何以真的让人失望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在当代社会，以政治意义而言，建基于共同的源头以及共享的历史之上、以文化遗产为表现形式的排他性身份再也难以为继了(Holtorf 2009)。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点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似乎已经得到理解。甚至在欧洲，由同类公民社区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人们再也不会认为，一个特定国家所有的居民都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尽管他们有着一样的国界和政府(Ashworth et al.,2007)。
2008年，每五名德国居民中几乎就有一名是外国人，出生在国外，或者其父母中至少有一名是外国人或原是外国人后来才加入德国籍。在德国，超过550万的孩子有着上述外来移民的家庭背景。同年在瑞典，有着更加严格意义上的移民背景的居民——即他们本人在国外出生，或者其父母都是在国外出生——所占的比例要少些。这些少数族裔的居民或公民数量众多，却因为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多数族裔的居民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历史，而和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无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大加庆贺的话，那就是在庆贺那些现存的、对社会凝聚力构成威胁的裂隙。
在欧洲，一个国家新近移民的文化遗产常常被边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来自前南斯拉夫的移民在丹麦弗雷德里克瓦克市(Fred-enksvaerk)的钢铁厂工作，然而，该市的文化遗产仅仅关注了丹麦的工业历史，在庆祝这个“丹麦最古老的工业城市”时，完全没有提及外来移民在近几十年来做出的巨大贡献(Buciek et al.，2006)。
因此，面对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化遗产这一挑战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平民社会通过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才能得以团结而不是分裂呢?在此，我将先讨论三个可能的答案，最后提出第四种解决之道。
策略1：重视每一个社区所享有的文化遗产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人都一直享有的文化遗产可能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指的是社区的最后一批成员到达后经年累月积淀下来、属于本地的文化遗产。这就使得大部分历史无法进入文化遗产这个领域，因此不能令人满意。更为严重的是，社区中每位新来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将文化遗产这座时钟重新进行设定。第二种文化遗产和第一种恰恰相反，它和人类起源相关，属于全球的人类。我们也许都能分享石器时代的那段历史，但这也使得大部分过去的历史无法成为文化遗产，而且，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广泛性，使其失去了鲜明的社区特征。普天之下人生而有其权，这样的文化遗产强调了自我决断的权利，比较具体，但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普世，因此并非为所有人共享。
策略2：让社区所有成员都能获得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
按照这一方法，平民社会的共同遗产是由一代一代人学习而得(比如：在学校)。那些希望以成人公民的身份成为社会一部分的人，依照要求将获得与该社会共同遗产相关的知识。20世纪时的法西斯国家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所有的居民都接受了新的历史意识形态的教育。丹麦的做法提供了当代的范例：只有那些通过公民测试(内容包括丹麦的历史和文化)的人，才被接纳成为丹麦的国民。这一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这些移民从其他社会带来的文化遗产，在文化上受到压制，政治上被边缘化。
策略3：强调文化遗产的多元化
欧洲以及全球历史上发生了多次文化交流和扩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声称自己与遥远过去的人们有着独一无二的同胞关系和文化身份，此种说法很有问题。当代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要比任一社区的前世与今生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大得多。戴维·洛文绍(2000：22)言简意赅地指出：“所有的历史都是外来的，我祖父当时所在的那个美国世界，在我看来，在许多方面都要比当今世界中巴厘岛或孟加拉国的一所村庄更加遥不可及。”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那么历史或者文化遗产永远也不能将社区团结起来，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总是缤纷多彩的。这一洞见彻底粉碎了建基于文化遗产之上的集体霸权。但是，支持将多元化进行模糊处理、反对与过去的内在联系，任何类似的企图在某些社区就会发展成为霸权主义行为，因此具有破坏性。庆祝文化遗产上的多样性最终并不能将多种多样的社区整合起来。
关于文化遗产，以上三种策略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与特定社会的人紧密联系的观念：一个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全体成员自动分享、平等获得或者存在争议的。无论我们是否与我们的同代人共享一种文化遗产，它都确定着我们在某一特定社区里的身份，以及我们与我们的邻居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策略4：通过幽默和嘲讽一起来保持与文化遗产的距离
我建议通过割断文化遗产与某一特定社会身份之间稳固的联系来解决这个难题。如果文化遗产不再和一个社会中特定的人群紧密相联，它就可能具备团结的力量，有助于社会凝聚。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觉得文化遗产离他们同样遥远的时候，文化遗产才能促进某一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产生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对于那些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虚假的文化遗产，我们所有人与之的距离都一样遥远。例如，我们都能欣赏电影、小说或一些主题公园里描绘的那些虚构的文化遗产。一个被人刻意修改以使之不为人熟悉的文化遗产，由于它破坏了人们传统的理解，也许同样具有团结的力量。Duckomenta巡回展览(Duckomenta，2010)中展出的那些被嘲讽的文化遗产，可以将有着多种多样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拉到一起来，唯一的前提条件是，参观这一展览的人要熟悉唐老鸭。
另一种被嘲讽的文化遗产利用幽默和讽刺，克服了因为痛苦和悲伤的过去而产生的裂隙。当前的文化遗产常常绝对不能成为嘲讽的对象。对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过去加以嘲讽，可能会被共享文化遗 产的人看成是一种侮辱行为。然而，如果那些嘲讽者可以用哲学家理查德·洛迪(1989：xv)的话定义为“敢于直面他或她自己心中最为重要的信念和欲望之偶然性的那种人”，幽默和嘲讽也可以表达出一种与过去所保持的距离感。这样，共同的笑声就能提供一个机会，让人们战胜某一特定的、令人不安的过去带来的负担。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大西洋壁垒(Al-lantic Wall)的一部分，在丹麦的西海岸大约修建了八千座碉堡。对丹麦人和德国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遗产，因为这让人想起了德国曾经占领过丹麦，想起丹麦的抵抗运动以及和德国的合作，想起夺去了许多人性命的世界大战，对居住在丹麦西海岸附近地区的德国人以及丹麦人来说，这样的感受尤为深切。一座碉堡上的涂鸦，画的是1992年欧洲杯足球赛的决赛，当时丹麦队以2:0战胜了德国队。这幅画上并没有对那段痛苦的历史以及艰难的现状加以否认，但是，面对这个选址很好的嘲讽性涂鸦，丹麦人和德国人都会报以大笑，这样，不同社群之间内心深处的紧张关系通过体育和幽默，至少暂时得以解除。这幅涂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从碉堡前路过的人都理解这幅画指的是足球比赛，却体会到了其中的幽默。
20世纪90年代以前，如果在德国的公开场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大屠杀为取笑对象，就会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举动。尽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曾经拍过有关那场战争的喜剧电影，这段不太遥远的历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还是让德国人难以接受，所以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幽默的余地。但是，随着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1997年拍摄的有关大屠杀的喜剧电影《美丽人生》(La vitad bella)在全球大获成功，这一禁忌也同时开始慢慢消除。这部电影并没有否认或淡化确已发生的事件，只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讲述了故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减轻德国人回忆过去时的痛苦。
瓦尔特·莫尔斯(WalterMoers)z的步伐迈得比罗伯托·贝尼尼更大。1997年，他在德国的一本名为《泰坦尼克》(Titanic)的讽刺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阿道夫·希特勒归来的漫画，这些漫画于1998年集辑成书、以《阿道夫——我回来了!》为名出版。莫尔斯以那些广为人知、政治上极其错误的偏见为目标，直接拿希特勒、二战和纳粹思想取乐。面对二战以及种族灭绝大屠杀在德国产生的影响而开怀大笑，却又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极右翼政治的同情，我们这一代人还是第一次能够这样做。无论是二战的创伤还是大屠杀的悲剧，这些漫画都没有对之提出质疑，但是，对新一代德国人而言，这种嘲讽的感受让人觉得如释重负。如何翻越一座非常让人不安的国家记忆的大山(“千万不要提那场战争”)，如何通过幽默让集体记忆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这些漫画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冲突新闻报道的滑稽模仿。互联网上的讽刺性新闻网站“洋葱”(The Onion)于2008年报道如下：
耶路撒冷一几十年剧烈冲突，成千上万无辜者因此丧生。本周双方军队再次交火。此次的原因是巴以双方都声称对一块五英里长的土地拥有主权，因为双方的坟墓用地都极为缺乏。[……]“以色列一直是犹太人的死亡之地”，希伯来大学宗教学教授莫什·阿伯拉希姆说，“我父亲死在这里。父亲的父亲和母亲、父亲的两个叔叔都死在这里。如果让这块土地被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占领，那就是对我们伟大历史的侮辱。”阿伯拉希姆教授又说，“我死也不愿放弃上帝赐予的这块墓地。”[……]随着双方尸体的层高不断增加，执政的哈马斯成员周一发表了一项声明，暗示暴力冲突还将持续数年。“只要以色列人不断老去，在精力上不断衰退并最终衰亡，他们的国家永远也不会知道和平的含义，”上述声明中的部分文字这样写道，“以色列人要么立即停止死亡，要么就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吧。”
陷入僵局的政治形势给双方的作战人员以及平民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只有幽默和讽刺才能提供一种积极的视角。通过幽默和讽刺，让人们看到交战双方的某些理由是多么滑稽，人们真诚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能对此开怀大笑。
对文化遗产加以调侃，从而割裂文化遗产和当前某一特定社会身份之间固定的联系，就能够帮助人们战胜痛苦的过去，使处于分裂状态的社区重归于好。被调侃的文化遗产才是人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张健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