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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COP17）将在南非东部海滨城市德班举行，与会各国将讨论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措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此次大会将决定《京都协议书》第二承诺期是否延续，这将决定COP存亡及全球减排规则和新经济制度的建立。
即将过去的一年，国际政治的重心始终在战争、灾难和经济方面。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局势动荡，日本地震、美国飓风、泰国水灾以及日本核泄漏事件等频繁的自然灾害，持续蔓延发酵的欧债危机等等。这些应接不暇的问题使国际社会疲于应对，而气候变化似乎成为了国际政治当中的从属品。这也使世界舆论，对南非德班的关注度较两年前的哥本哈根有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气候变化在风起云涌的各类事件中已经无法勾起人们的兴趣。但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却又是如此的非同寻常，因为它关乎到《京都协议书》第二承诺期的命运，也就是关乎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
然而，从各方的消息来看，似乎大家对南非德班气候谈判的预期没有像当地的阳光那样温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如何迅速形成一份规范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以续签《京都议定书》，确保实现“本世纪末将气温升高控制在2℃”的全球目标成为当务之急。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和世界各国共识。然而，发达国家的责任缺失、迟疑消极，南北阵营的意见不一，使得哥本哈根黯然落幕，坎昆陷入迷局猜想。作为在此之前的最后一次气候谈判峰会，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承载着这一历史重任。在《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的时候，德班似乎成为了“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
《京都议定书》能否存续
虽然2011年战争和经济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气候变化的谈判一刻也没有停止。从公约谈判进程来讲，通过曼谷、波恩、巴拿马举行的三次正式会议，大家交流各种观点，争取在德班会议取得进一步成果。有人认为，各方对于德班会议总体预期是比较务实的，希望德班会议能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达成一个全面平衡的成果。
德班会议面临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规定了发达国家减排义务的《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续签第二承诺期，但少数发达国家最近提出不要第二承诺期，理由是“环境整体性”问题，即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议定书》等原因，《议定书》国家减排量对全球来说所占比例不高，这些国家要求所有经济体都参加减排。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提出的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的减排40%的目标相距甚远。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也缺乏保障机制，难以落实。这些都为南非德班蒙上了一层阴影。
要达成一份全新国际法律协议，就必须统一世界各国的政治意识，而这绝非易事。交织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同政治诉求和现实利益博弈成为阻扰达成一份全新国际法律协议的关键因素。
显然，气候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环境问题的范畴，正在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科学问题与政治话题被混淆与纠缠。欧盟、美国、“伞形集团”、“基础四国”、“七十七国集团”、小海岛国家以及最贫穷国家从不同的立场为控制全球气候变暖博弈不止。
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是形成针对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想要尽快统一各国政治共识，各国领导人必须从大局出发，拿出政治决断，照顾彼此关切。
即将赴德班参会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我们希望德班会议不要因为这个问题陷入僵局，影响最后的成果，所以中方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既坚持《议定书》有第二承诺期，又将没有参加《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囊括进来，希望这些国家做出有可比性的减排承诺。同时，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的行动也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表达出来，纳入最后的整体方案。
解振华说，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坚持了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在环境整体性上，既有《议定书》国家的减排，也有非《议定书》国家的减排，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这是一个建设性方案，由于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也是一个“公平”的方案。
这个方案得到了许多国家支持。解振华介绍说，“基础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准备和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一起提出这个方案。在刚刚为德班气候大会而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基础四国已经提出了这个方案，各方认为还是有建设性的。”
解振华也提到，在德班气候大会上肯定会存在一些困难，各方谈判之后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是建立在多边机制基础上的，“多边机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最好的方案”。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谈判处处长李高认为，从我们对于德班会议的期望来讲，中方还是希望德班会议能够在落实巴黎路线图、坎昆协议方面取得全面、公平的结果。我们给德班会议的定位是一个落实的会议、一个执行的会议，执行就是执行巴黎路线图的授权，落实就是坎昆达成一系列的共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说：“国际气候谈判已经21年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看，结合国内外主流意见，德班会议应该说还是比较悲观的，从目前形势来看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各方谈判观点和立场已经非常清楚，各方已经反复交流，不存在信息上和对对方立场的误判，现在最关键问题就是主要谈判方的政治意愿。当前国际形势恰恰不给力，不是提高和促进这种政治意愿的生成，相反现在是明显削弱了。”
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看来，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很难承诺较高的减排目标。“万一《京都议定书》被抛弃，将会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很难要求发达国家带头承诺较高的减排目标，二是再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很困难。”
甚至有学者提出3种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失败后的备选方案，以挽救可能出現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失控局面，在疑惧中寻找希望。
目前虽然德班会议日益临近，也出现一些新变化，有的缔约方在巴拿马会议提出一些新的条件，使得德班会议的谈判确定性又增加一些变数。但是从总体来讲各方对于德班会议的预期还是比较务实的，德班会议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的德班会议会无果而终。
气候基金能否成立
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将主要完成四方面的谈判任务。其中包括了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指标；明确非公约发达国家在公约下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承诺，确定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行动；切实落实有关事业、资金、技术转让方面的安排；细化《坎昆协议》中有关“三合”和透明度的具体安排。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绿色气候基金能否如约成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绿色气候基金现在成立了过渡委员会，他们提出了绿色气候基金的设计方案报告，希望在德班会议上进行审议，能够尽快地把绿色气候基金建立起来，满足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这次气候变化谈判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快速启动资金，在2010年到2012年三年中每年发达国家要拿出100亿美元，一共是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在2012年之后，到2020年，最后要达到每年有一千亿美金的长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安排。
解振华表示，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关于快速启动资金，这次德班会议上会公布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资金的情况；关于长期资金，我们希望这个资金还是按照要求，是一种新的、额外的、充足的资金安排，首先它的来源可以是多元的，但主要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为主，其他的私营部门、市场机制筹措的资金只能作为补充。
张海滨认为：“从过去谈判进程来看，之所以取得进展，很重要原因是欧盟承担领导角色。在气候谈判的进程里面，欧盟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领袖的角色，对此欧盟也经常引以为豪。在哥本哈根会议，发达国家承诺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在坎昆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在德班会议我们希望快速启动资金的透明度要全面真实的展现出来。目前为止我们听到了非常矛盾的声音，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快速启动资金的支持，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从快速启动资金当中受益。我想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是非常严肃的政治承诺，如果不能很好的落实，对于各方的互信和进程的推动是很大的障碍。对于绿色气候基金来讲，希望从快速启动资金过渡到2020年每年一千亿美金的资金支持，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明确的措施，能够确保资金的到位，这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德班会议成果。”
现在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欧洲债务危机又开始持续蔓延，这也就出现了一种西方国家经济有困难现在讨论资金问题不是时候的观点。但还是有很多国家认为，即使这样也应在德班讨论长期的融资机制，因为经济困难是暂时的，机制是长期的。
解振华表示，无论国际社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始终会坚持我们既定的方针。首先是对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负责，另外就中国自己国内资源、能源、环境的要求来说，坚持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也完全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需要。
祝福德班
2011年11月22日，我国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白皮书说，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目标任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重点从11个方面推进。根据白皮书内容，这11个方面工作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其中包括组织编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1—2020）》；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和发展清洁能源；继续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包括编制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扎实推进低碳试点；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包括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增加碳汇；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继续加强能力建设；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等。这都表明了我国政府加快推进科学发展的决心。
面对最后的机会，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怀疑和担忧从侧面再次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而要真正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只能从源头上寻找答案。
新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密集地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欧盟、英国、联合国等气候变化负责人会见、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也匆忙地穿梭于各种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与不同国家代表协调立场。
李高表示，在德班会议期间我国会进一步围绕“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组织一系列的边会。包括邀请国内的企业政府研究机构，也包括邀请国际组织、外国政府的官员、外国的研究机构、NGO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中国角”将是大家全方位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和中国谈判立场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
新奥集团是第一次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到为什么参会，新奥集团品牌与公共关系部总经理李晓菲介绍说，作为践行清洁能源发展的企业，我们将配合中国代表团的立场，把我们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做的工作，包括“十二五”节能减排的想法和计划，能够在大会上和国际社会的朋友进行一次分享。
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协调员毕欣欣认为，NGO一直是活跃在气候谈判会场内外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对谈判进程的监督，通过跟各个谈判代表的沟通发挥自己作为第三方的作用。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这次在德班会议期间主要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外NGO交流方面，在德班期间会举办中欧NGO交流、中非NGO交流，就国际谈判形势、各个國家内部气候变化的政策以及NGO采取的行动等展开交流和对话，探讨一些未来合作的空间。
绿色和平气候变化项目主任李雁用一个研究结果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去年有一个研究显示，为了达到两摄氏度的减排目标，全球各国需要采取多少的减排行动：如果把所有政府已经承诺出来的目标加起来，就算是达到最高限，可能现在看起来好的情况也只能达到3度以上，这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强大的警醒。但是现在为止并没有看到这个警醒转化为太多的行动，所以在德班不管绿色和平还是其它NGO，我们会不断重复这个信息，不断去强调。
德班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意义不仅关系到全球气候变暖是否陷入失序困境，而且深远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虽然，目前对于其前景的预测，普遍以担忧和怀疑为主，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出了积极的因素。
我们坚信即使德班会议无果而终，但气候谈判这件事不会就此停止。祝福德班。祝福世界！
即将过去的一年，国际政治的重心始终在战争、灾难和经济方面。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局势动荡，日本地震、美国飓风、泰国水灾以及日本核泄漏事件等频繁的自然灾害，持续蔓延发酵的欧债危机等等。这些应接不暇的问题使国际社会疲于应对，而气候变化似乎成为了国际政治当中的从属品。这也使世界舆论，对南非德班的关注度较两年前的哥本哈根有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气候变化在风起云涌的各类事件中已经无法勾起人们的兴趣。但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却又是如此的非同寻常，因为它关乎到《京都协议书》第二承诺期的命运，也就是关乎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
然而，从各方的消息来看，似乎大家对南非德班气候谈判的预期没有像当地的阳光那样温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如何迅速形成一份规范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以续签《京都议定书》，确保实现“本世纪末将气温升高控制在2℃”的全球目标成为当务之急。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和世界各国共识。然而，发达国家的责任缺失、迟疑消极，南北阵营的意见不一，使得哥本哈根黯然落幕，坎昆陷入迷局猜想。作为在此之前的最后一次气候谈判峰会，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承载着这一历史重任。在《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的时候，德班似乎成为了“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
《京都议定书》能否存续
虽然2011年战争和经济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气候变化的谈判一刻也没有停止。从公约谈判进程来讲，通过曼谷、波恩、巴拿马举行的三次正式会议，大家交流各种观点，争取在德班会议取得进一步成果。有人认为，各方对于德班会议总体预期是比较务实的，希望德班会议能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达成一个全面平衡的成果。
德班会议面临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规定了发达国家减排义务的《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续签第二承诺期，但少数发达国家最近提出不要第二承诺期，理由是“环境整体性”问题，即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议定书》等原因，《议定书》国家减排量对全球来说所占比例不高，这些国家要求所有经济体都参加减排。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提出的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的减排40%的目标相距甚远。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也缺乏保障机制，难以落实。这些都为南非德班蒙上了一层阴影。
要达成一份全新国际法律协议，就必须统一世界各国的政治意识，而这绝非易事。交织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同政治诉求和现实利益博弈成为阻扰达成一份全新国际法律协议的关键因素。
显然，气候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环境问题的范畴，正在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科学问题与政治话题被混淆与纠缠。欧盟、美国、“伞形集团”、“基础四国”、“七十七国集团”、小海岛国家以及最贫穷国家从不同的立场为控制全球气候变暖博弈不止。
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是形成针对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想要尽快统一各国政治共识，各国领导人必须从大局出发，拿出政治决断，照顾彼此关切。
即将赴德班参会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我们希望德班会议不要因为这个问题陷入僵局，影响最后的成果，所以中方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既坚持《议定书》有第二承诺期，又将没有参加《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囊括进来，希望这些国家做出有可比性的减排承诺。同时，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的行动也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表达出来，纳入最后的整体方案。
解振华说，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坚持了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在环境整体性上，既有《议定书》国家的减排，也有非《议定书》国家的减排，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这是一个建设性方案，由于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也是一个“公平”的方案。
这个方案得到了许多国家支持。解振华介绍说，“基础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准备和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一起提出这个方案。在刚刚为德班气候大会而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基础四国已经提出了这个方案，各方认为还是有建设性的。”
解振华也提到，在德班气候大会上肯定会存在一些困难，各方谈判之后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是建立在多边机制基础上的，“多边机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最好的方案”。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谈判处处长李高认为，从我们对于德班会议的期望来讲，中方还是希望德班会议能够在落实巴黎路线图、坎昆协议方面取得全面、公平的结果。我们给德班会议的定位是一个落实的会议、一个执行的会议，执行就是执行巴黎路线图的授权，落实就是坎昆达成一系列的共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说：“国际气候谈判已经21年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看，结合国内外主流意见，德班会议应该说还是比较悲观的，从目前形势来看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各方谈判观点和立场已经非常清楚，各方已经反复交流，不存在信息上和对对方立场的误判，现在最关键问题就是主要谈判方的政治意愿。当前国际形势恰恰不给力，不是提高和促进这种政治意愿的生成，相反现在是明显削弱了。”
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看来，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很难承诺较高的减排目标。“万一《京都议定书》被抛弃，将会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很难要求发达国家带头承诺较高的减排目标，二是再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很困难。”
甚至有学者提出3种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失败后的备选方案，以挽救可能出現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失控局面，在疑惧中寻找希望。
目前虽然德班会议日益临近，也出现一些新变化，有的缔约方在巴拿马会议提出一些新的条件，使得德班会议的谈判确定性又增加一些变数。但是从总体来讲各方对于德班会议的预期还是比较务实的，德班会议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的德班会议会无果而终。
气候基金能否成立
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将主要完成四方面的谈判任务。其中包括了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指标；明确非公约发达国家在公约下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承诺，确定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行动；切实落实有关事业、资金、技术转让方面的安排；细化《坎昆协议》中有关“三合”和透明度的具体安排。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绿色气候基金能否如约成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绿色气候基金现在成立了过渡委员会，他们提出了绿色气候基金的设计方案报告，希望在德班会议上进行审议，能够尽快地把绿色气候基金建立起来，满足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这次气候变化谈判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快速启动资金，在2010年到2012年三年中每年发达国家要拿出100亿美元，一共是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在2012年之后，到2020年，最后要达到每年有一千亿美金的长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安排。
解振华表示，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关于快速启动资金，这次德班会议上会公布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资金的情况；关于长期资金，我们希望这个资金还是按照要求，是一种新的、额外的、充足的资金安排，首先它的来源可以是多元的，但主要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为主，其他的私营部门、市场机制筹措的资金只能作为补充。
张海滨认为：“从过去谈判进程来看，之所以取得进展，很重要原因是欧盟承担领导角色。在气候谈判的进程里面，欧盟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领袖的角色，对此欧盟也经常引以为豪。在哥本哈根会议，发达国家承诺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在坎昆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在德班会议我们希望快速启动资金的透明度要全面真实的展现出来。目前为止我们听到了非常矛盾的声音，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快速启动资金的支持，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从快速启动资金当中受益。我想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是非常严肃的政治承诺，如果不能很好的落实，对于各方的互信和进程的推动是很大的障碍。对于绿色气候基金来讲，希望从快速启动资金过渡到2020年每年一千亿美金的资金支持，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明确的措施，能够确保资金的到位，这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德班会议成果。”
现在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欧洲债务危机又开始持续蔓延，这也就出现了一种西方国家经济有困难现在讨论资金问题不是时候的观点。但还是有很多国家认为，即使这样也应在德班讨论长期的融资机制，因为经济困难是暂时的，机制是长期的。
解振华表示，无论国际社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始终会坚持我们既定的方针。首先是对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负责，另外就中国自己国内资源、能源、环境的要求来说，坚持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也完全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需要。
祝福德班
2011年11月22日，我国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白皮书说，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目标任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重点从11个方面推进。根据白皮书内容，这11个方面工作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其中包括组织编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1—2020）》；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和发展清洁能源；继续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包括编制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扎实推进低碳试点；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包括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增加碳汇；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继续加强能力建设；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等。这都表明了我国政府加快推进科学发展的决心。
面对最后的机会，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怀疑和担忧从侧面再次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而要真正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只能从源头上寻找答案。
新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密集地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欧盟、英国、联合国等气候变化负责人会见、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也匆忙地穿梭于各种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与不同国家代表协调立场。
李高表示，在德班会议期间我国会进一步围绕“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组织一系列的边会。包括邀请国内的企业政府研究机构，也包括邀请国际组织、外国政府的官员、外国的研究机构、NGO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中国角”将是大家全方位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和中国谈判立场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
新奥集团是第一次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到为什么参会，新奥集团品牌与公共关系部总经理李晓菲介绍说，作为践行清洁能源发展的企业，我们将配合中国代表团的立场，把我们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做的工作，包括“十二五”节能减排的想法和计划，能够在大会上和国际社会的朋友进行一次分享。
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协调员毕欣欣认为，NGO一直是活跃在气候谈判会场内外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对谈判进程的监督，通过跟各个谈判代表的沟通发挥自己作为第三方的作用。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这次在德班会议期间主要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外NGO交流方面，在德班期间会举办中欧NGO交流、中非NGO交流，就国际谈判形势、各个國家内部气候变化的政策以及NGO采取的行动等展开交流和对话，探讨一些未来合作的空间。
绿色和平气候变化项目主任李雁用一个研究结果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去年有一个研究显示，为了达到两摄氏度的减排目标，全球各国需要采取多少的减排行动：如果把所有政府已经承诺出来的目标加起来，就算是达到最高限，可能现在看起来好的情况也只能达到3度以上，这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强大的警醒。但是现在为止并没有看到这个警醒转化为太多的行动，所以在德班不管绿色和平还是其它NGO，我们会不断重复这个信息，不断去强调。
德班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意义不仅关系到全球气候变暖是否陷入失序困境，而且深远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虽然，目前对于其前景的预测，普遍以担忧和怀疑为主，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出了积极的因素。
我们坚信即使德班会议无果而终，但气候谈判这件事不会就此停止。祝福德班。祝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