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班主任找你谈话，多半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长大后，领导找你谈话，有时意味着你职务将要变动；那么，政府部门找下级机关或相关单位谈话，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不，最近这样的谈话有点多，它们被称为“约谈”。7月2日起，教育部陆续约谈75所高校的负责人，督导党风廉政建设。7月10日，国家工商总局约谈阿里巴巴、京东等10家电商，要求其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则于7月11日、15日分别约谈了7家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方。
　　约谈是走在大棒前面的胡萝卜
　　“约谈”这一词语，用在政治领域有特定的含义，它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
　　2003年，“约谈”作为一种政府行为，首先在税务领域大量出现——各地税务局率先推行税务检查约谈制度。此后，约谈作为一种非刚性的行政措施，陆续出现被各政府部门所用。目前已有税务、工商、环保、社保、监察、消防、发改委、国资委、食药监、质监等10余个政府部门尝试过推行行政约谈制度。而约谈对象已从最初的企业逐步拓展到包括企业、政府、行业组织等。
　　上级政府部门约谈下级政府机构，可以选择下级对应的业务主管部门，也可以直接找下级政府行政首长。如果约谈者和被约谈者的行政级别有差距，或者不方便直接约，也会出现约谈者委托下级部门开展约谈的案例。如2011年时山西大同被查出违法用地过多，当时国家土地总督察就委托国家土地督察局北京局在京约谈了当时的大同市长耿彦波。据《人民日报》报道，耿彦波汇报情况后，“做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
　　主管部门约谈企业的原因大多为了维护经济秩序，这被视为宏观调控措施之外的微观管制。2011年5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召集雅培、多美滋、惠氏、雀巢、美赞臣、澳优生产商开会，了解乳品进口、数量、价格、生产等情况。当时市场上传出奶粉将要涨价的消息，引发民众关注。
　　不过，“约谈”本身并没有很大的约束力，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约谈，要发挥真正行政调控功能，还要辅以其他措施。如当时散布涨价信息的联合利华被罚款200万元，被约谈的康师傅同时被警告不能乱涨价。结果是，联合利华表示尊重中国国情，平静地接受了处罚；康师傅也承诺不涨价。在这里，约谈可被视为走在大棒前面的胡萝卜。
　　约谈内容上自反腐下至国足
　　近年来，中央领导也采用约谈下属的方式，了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体察民情。2013年4月，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刘建华就遭遇了一次最高级别的约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请她到中南海“亲自约谈”，王岐山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你就说说财政部本身落实八项规定的情况，还存在哪些问题。”当天，王岐山还约谈了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
　　“约谈的是纪检组组长，绷紧的却是我们全机关的‘弦’。”这种来自最高峰的约谈自然让被约谈者不敢怠慢。目前，约谈也成为了中纪委发挥检查监督职能的一项常态化工作方法，王岐山、赵洪祝等中纪委领导在2013年就约谈了53位派驻中直机关和各部委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
　　如今，因为约谈的功能不断扩大，对象不断拓展，约谈的覆盖面也逐渐泛化。甚至在2009年，连国足运动员也被约谈过。当时国足在与黎巴嫩队比赛结束后，国务院调研组随机抽取了8位队员，专车接走，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访谈。公开报道称，国务院专门找球员约谈，是为了解他们对“中国足球现状”的看法。
　　从2009年开始，“集体约谈会”这一表述成为了约谈新的发展方向。不过，除了把以前的“召开会议”改成“召开集体约谈会”以外，从会议报道来看，根本看不出“集体约谈会”和以前“会议”有什么区别。